一、注意事项

1．本题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2．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时，才可以开始答题。

3．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填涂准考证号。

4．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5．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1．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感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幸福感与经济发达与否或人均生产总值的高低似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尚无统一、客观的评价标准，也没有规范并可量化的统计方法的情况下，关于幸福感调查的结果引起人们的争议也是可以预见的。其实，所谓“幸福感”实际上是一种通过相互比较而得出的主观感受，因而，对这类幸福感或幸福指数的地区排名大可不必过分看重，反而应该更加注重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所作的努力及取得的实际成效。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大幅度增加各级财政的民生投入可以说是市民幸福感不断增强的坚实基础。幸福感还与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城乡发展、生活便利与否等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2011年，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发布对全国发展水平不一的24个城市4800名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影响中国居民幸福感的19个因素之中，前五名依次为家庭和谐、健康、子女教育、生活安全和医疗服务。网民认为，这一调查结果反映出，政府应当为居民创造良好的社会保障条

件。也有网民提到，许多关于幸福的研究表明，在影响个人幸福的最重要变量中，前三项分别是就业、婚姻和教育。

2．不少网民认为，幸福感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安宁的治安、优美的环境、富足的生活，还包括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权利的行使。人民网“两会”前夕转引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观点认为，政府除了满足公民的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之外，还要满足民众自由、平等的政治诉求。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权益，人们才会有充分的生活幸福感。

将幸福感置于城市的语境下分析，在中国尤其具有特殊意义。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肖勤福说：“31年来，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不仅工业化、市场化离不开它，而且信息化和全球化首先也以它为基础。”

“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将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变迁，即人口结构将由原来的农业人口占主导地位发展到城市居民占50%以上，中国进入市民人口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意味着管好城市，就是管好了一大半人的幸福。但是，30多年来的造城运动，一个“快”字挑战了幸福，一个“大”字挑战了幸福。

3．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之所以从乡村来到城市，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

2009年底，中国建制市已经达到668个，比1978年增加了475个，城市化率达到46. 6%，中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里程，最近5年，城市化速度更是快中之快。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忧虑城市的贪大：“我们发展最迅速的是‘城市’而不是‘城市化’，这样导致的城市宽马路、大广场，人文景观也被破坏，只剩下一些死的景点，与人的发展脱节。”

贯彻“以人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载力、解释力和表现力的一个词；城市化要以人为本，人类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自私享受。这样就不会有盲目的过于快速的城市化，不会有贪图政绩的城市化，也没有自私的城市化。

一些网民转发题为《现代幸福观不可或缺的新元素》的文章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牵涉到现有利益格局，如政企关系、劳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动和调整。这项艰巨复杂的社会工程，无疑需要通过顺畅的公众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来为社会减压和“摆平”各种矛盾冲突。这种表达和协调的机制越健全，社会发生震荡或不稳定的几率就越低，公众的幸福感也就越强。

还有一篇题为《民众的幸福并不只关乎收入》的文章说，幸福并不只是物质上的满足，还得让公众感受到社会的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数企业的职工根据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利润获得相应的报酬，即便彼此之间有些差距，也是能接受的。如果有的企业职工仅仅靠企业的垄断地位，就坐享其成甚至获得更高的工资和奖金，那就严重影响到了前者的幸福感。

4. 2010年12月27日，201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揭晓，杭州蝉联最具幸福感城市，同时还获得了最高荣誉奖——民生贡献特别大奖。包括杭州在内的成都、长沙等10个城市以及江阴、宜兴、长沙县等10个县级城市被评选为201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无论发达城市还是发展中城市，只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和人本化的城市管理，就能够给市民带来幸福。2010年的主题为“创造幸福、享受尊严”，评价指标涉及人情味、交通状况、医疗条件等20多个方面。改善民生，增进市民的幸福感，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市发展的终极目的就在提升市民幸福感。幸福感是一个城市民生改善的活指标。

照理说，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的幸福感应该越来越强烈，因为人们可能享受到的优质资源越来越多。但事实并非如此，两者的天平很不容易平衡，有时候城市发展了，人们幸福感可能反而降低。关于城市幸福感的讨论已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话题。在这些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有人给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起了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尽管杭州入围了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榜单，但这些特大城市所表现出来的病症，值得未雨绸缪，早思良策。

5．社会的发展，最终落脚点在于民生的改善。现在不少执政官员更倾向于把发展的标准体现在市民的幸福感上，这才是百姓真正喜闻乐见的。中国发展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这意味着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最终评价就在于人民的“幸福感”。

作为普通民众，我们关心的是事关我们切身利益的民生信息。房价涨、菜价涨、油价涨，物价之涨节节攀升，物价顿时成了百姓的心头之痛；而房价，也成了压在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虽然国家出台了限购令等诸多调控措施，但成效仍然比较缓慢。如何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或许不一定是只降低物价就能满足，而是提高工资收入，让百姓有能力去应对不断上涨的物价，有尊严买得起也吃得起。国家在过去几年中，也相继提升了最低工资标准，但仍不能应对飞速上涨的物价。

“我爸是李刚”、“我爸是局长”……方方面面都有“大头”罩着的败坏社会风气现象。我们现在面临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各种问题都有腐败的影子，因此，只有“杀霸气、讲公平、凭识才”才能让百姓真正过上“幸福”生活。

对市民幸福感的持久关注，说明发展的视角从单纯追求经济功能，转向同时注重城市的生活功能。城市具备一定的经济功能，人们才有幸福可言，丧失了经济功能的城市，幸福只能是空穴来风。然而过于追求城市的经济功能，忽视了城市的生活功能，人们的幸福感则会受到伤害。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城市的GDP等各项数据上去了，但是人们并没有从这些增长的数据中实现幸福感的提升，使得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准失去了应有的保障。

6．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建议释放出淡化GDP指标的信号，也使得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这一概念的引入引起广泛关注。关于“幸福指数”、“民生指数”的讨论和报道，在学界与媒体界渐热。

此前的几个五年计划均对速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对GDP增长速度的要求，让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但是，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却产生了。GDP呈两位数的发展，但是我们的人均收入始终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人民收入不随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是民生问题之中很要害的环节。对居民收入增长的“不同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在接受采访时指出，2000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为65.5 %，接近2/3；而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为57. 5%，下降了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一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再辅之以不时出现的通货膨胀，购买力严重下降，居民收入实际为“负增长”。

在各地GDP增长的同时，人民的幸福感却越来越低，企业家的安全感越来越脆弱，不少精英人群移居海外。人民幸福感的减少，看似是一个现象，其实恰恰说明了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

在一些问题。

7．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此种检验，首当其冲的就是“不能仅仅看GDP数据的增长”，在考核上不能唯GDP马首是瞻。“如果我们喝着污染的水，吸入着污染的空气，吃的是污染的食品，这种GDP的增长对各级领导的政绩无疑是一种讽刺，没有任何意义。”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在城市，43.6 %的中低收入者买不起房，居无定所；占中国70%人口的农民，其收入增长越来越困难，农业发展的制约条件越来越多；各个地方出现的GDP增长，能否经得起这些群体的检验？”而为了发展GDP，不少地方出现了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在资源开采上，采了肥的，弃了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