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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的作文考试不同，是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在答题纸指定位置。
4.答题时请认准题号，避免答错位置影响考试成绩。
5.作答时必须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纸有效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给定材料
材料1:
“真的太美了！能把它送给我吗？”
“天哪，这是用剪刀剪出来的吗？太神奇了！，
这样的赞美，几乎不用打草稿，每一个看到高清红剪纸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发出这
样的惊叹！
人群中的高清红与普通的中年妇女并无二致，只要给她一张纸，一把剪刀，她仿佛
顷刻间就拥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
“我是为剪纸而生的。”因为有了剪纸，高清红的人生道路从此不同。
广灵剪纸作为中国民间剪纸三大流派之一，以彩色剪纸为特色，每件作品经二十余道工序成形，是集绘画、色彩、镂雕于一体的手工艺术品，被誉为“中华民间艺术一绝”。2009年广灵剪纸作为中国剪纸的部分申报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广灵剪纸传到高清红这里，已经是第六代了。也许是广灵的青山绿水赋予了她灵巧的，心思，也许是祖祖辈辈的匠心造就了她杰出的基因，4岁起高清红跟着外祖母和母亲学剪窗花，年纪轻轻就已经能独立完成设计巧妙、构思独特的剪纸作品了。
和身边很多同龄人一样，高中毕业后高清红走上了工作岗位。然而1996年她所在的县水泥厂因企业效益滑坡，她只得被迫下岗。回到家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听说上世纪80年代广灵剪纸的主要创作生产基地广灵工艺美木厂倒闭了，她心底埋藏多年的那个儿时的“剪纸梦”突然萌动了，于是，追随梦想的召唤，青红剪纸艺术有限公司应运而生。作为广灵民间剪纸艺术的带头人，高清红开始带领广灵剪纸走上民间文化产业化的道路。
从“一年一枯荣、岁岁上窗棂”的窗花做起，青红公司规模越做越大，层次越做越高，单色的变成了多彩的，民间的变成了民族的。由高清红创新的“剪纸加减法”让构图跃然纸上，出图力透纸背，把传统的广灵剪纸艺术推到了创作新阶段，在众多形式的剪纸中独成一家。据了解，广灵剪纸中难度最大的多层剪纸，高清红目前已经可以剪到八层，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而在民间，她的多幅作品的市场价值已达数万元。不再是传统福禄寿禧和飞禽走兽，高清红的剪纸瞄准了更广的文化经典：历时半年完工的长达数米的《清明上河图》以精湛的刀工艺术将北宋时期的繁荣市井刻画得惟肖；色彩明艳的《醉迷红楼十二金钗》让曹雪芹笔下的十二位古典美人生动传神。2013年，当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收到高清红为其创作的剪纸肖像礼品时赞不绝口，连连说：“太神奇了，比我本人还漂亮。”
青红剪纸愈剪愈美，作品也愈传愈远。如今的广灵青红剪纸公司被山西省大同市指定为“民间手工艺术专业公司”和旅游产品定点生产公司，在全国各地开设了10余个展厅和办事处，而青红剪纸不仅走进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也随着中国的文化开放走向了国际舞台，每年实现产能1500万元，出口创汇100万美无。产品走出了国门，高清红的心却在广灵。“中国剪纸是中国民间文化的一部分，但发展道路却很艰难，多年来难登大雅之堂。为了保护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我们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带领全县上万农民从事剪纸产业，还专门建立了广灵县剪纸产业文化园，用市场的力量唤醒传统文化。”高清红告诉记者，前不久，她们与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和联合国青年技术培训组织共同创办了“国际青年就业技能培训基地”，组织培训剪纸人才1万多人；同时还成立了剪纸民间艺术协会，与多个国际组织合作，力图将中国民间艺术推向国际市场。2013年7月，高清红带着剪纸
作品《清明上河图》全卷走入联合国，受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莉娜·博科娃的高度赞赏。
“事实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能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的，但是这条路并不好走，规模也比较小，市场认可度仍有待提升。”高清红呼吁社会更多地关注民间文化，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创造更多的对接平台，只有这样，传统文化才能真正走向市场、发扬光大。
材料2:
大批赴美志愿者汉语教师在美国校园和社区内担当着文化使者的角色。来自四川的高中教师小琼就是其中之一。为期一年的赴美教学经历给她、她的美国学生乃至美国“街坊邻居”都留下珍贵记忆。
小琼在俄克拉荷马州一座小城执教，借住在一对老夫妇家中。小城只有一家沃尔玛超市。用男主人加里的话说，“全镇人几乎互相都认识”。这个四川姑娘每次出门都会被当地人认出来，很多人都会友善地同她打招呼。
文化交流归根结底是人的交流、感情的交融。小琼说，自己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不幸失去双亲，很长时间难以从悲伤中走出来，但这对美国老夫妇的悉心照顾、小镇居民的热情让她真切感受到人间真情。
和其他汉语教师一样，小琼也配备了介绍中国文化的“资源包”，内容从神话故事、历史名人到古典名著不一而足。不过，茌和孩子们的接触中，她本身就是当地人了解中国的一个“资源包”。“你们也有手机吗？”“家中有电视吗？”一个个问题背后是美国孩子对中国的不了解。当然，在打开“资源包”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引发价值观碰撞。“美国老师不加班、中国老师爱加班”“中国人爱储蓄”，甚至小琼想起万里之外家人时充盈的泪水，都让孩子们乃至大人们真切地感知着“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碰撞后带来的是了解和欣赏。
“我们觉得她是最好的‘中国制造’。”加里对记者幽默道，“如果你们国家要派出中国文化大使，选我们的琼准没错。”
当记者在世界各地问起：“提起中国文化，您会想到什么？”在赤道边春城内罗毕，中非关系专业在读研究生瑟库拉这样告诉记者：“孔子，我会想到他。我上过不少有关中国外交、非中关系的课，每次遇到理解不了的思想时，我们就开玩笑说r这是孔子的思想’。每次辩论课上找论据时,我们最后总会找到‘孔子曰……’。西方也有很多先贤，但中国先贤似乎我只了解孔子。”
在内罗毕CBD地区一家大排档餐厅，28岁的顾客贝利对记者说：“我通过在内罗毕工作的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我觉得要想让肯尼亚人了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是生活在本地的中国人的态度，希望中国人能同当地人多交流。中国政府也应在非洲多办一些展览，比如饮食展览、传统服饰展览，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更多中国文化。”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最深刻的体悟是：在融合流动的地球村里，每个人都是一国最生动的“文化名片”，你传达什么，对方就感受什么。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看似工程浩大，却始于足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政府需要做的还很多，而民间交流、业界合作也亟待进化升级。
材料3:
随着网络和电视制造业的发展，全球电视剧市场已经进入了“大航海时代”，随意按动鼠标就能看到世界另一端同样在看的剧集。观众可以坐在家中尽享项级剧集的极致体验，“追剧”俨然成为都市白领的一种生活方式。
而作为2014最为火爆的美剧代表，《纸牌屋》-经推出便极度受宠，引起全民热议，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纸牌屋》的忠实粉丝。有观众看完《纸牌屋》后表示对于美国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权力与爱情更有了新的认识，甚至翻出以往讲述美国政治历史的书籍、影片观看，参与到这部剧的讨论。
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总出口额是143亿美元（2011年），畅销100多个国家。2012年在法国播出美剧多达数十部，其中30多部单集观众超过百万，《超感神探》还一举成为当年的电视剧收视冠军。在德国，美剧基本处于垄断地位，占据约90%以上的播出份额。韩国2011年也从美国引进了122部电视剧。
“美剧《纸牌屋》这类全球剧的热播趋势有目共睹，它们真正开创了电视剧‘24小时全球联播’的奇迹。”英国某传媒的中华区首席执行官梁先生如此评价。专家认为，电视文化产品的价值日益凸显，中国应从中借鉴经验，提升电视剧制作水平，同时加强文化产品对外输出能力。
《纸牌屋》的热播并不影响《来自星星的你》赚取过亿眼球。由于两部电视剧对受。众有明显的划分，出现了同期上映卸“平分天下”的局面。《来自星星的你》在韩国播出时，网络最高收视率达68.9%。
美剧、韩剧在全球热播并非偶然。“以受众为导向，创新电视居制作．播出模式，直接对接市场，接受评判。全新的制作模式给了电视剧全新的生命。”S大学新闻传播学唐教授认为，与中国电视剧传统意义上的播出模式不同，美剧大都按“季”播出，通常一星期只播一集，边拍边播。由于美国电视剧播放平台不多，每年能在季播期黄金时间段播出的不到2000集，因此竞争异常激烈。近年来韩剧也采取边拍边播的模式，《来自星星的你》每周播出两集，每次网上更新剧集都会引发下载热。
这种开放的模式可以使制作方充分感受到观众对剧集的关注程度，根据每周更新的收视率和观众的反映，及时调整创作方向。美剧《越狱》第一季播放时，收视量曾高达1800万人次；而《生活大爆炸》主人公谢尔顿的性格就是根据观众的反馈几经改变才定型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热播剧大多高水准、大投入，保证质量精良。季播和周播的模式本身就拉高了电视剧制作成本。而对制作团队、剧本、导演、演员、道具等精益求精的追求，使得热播剧拍摄成本很高。
对比艾美奖得主《广告狂人》《斯巴达克斯》等美剧每集200万美元左右的制作费用，《纸牌屋》近400万美元的单集平均成本大大超过了一般制作标准。2011年美剧《史前新纪元》，重金打造的首集拍摄费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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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国家经济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要求日益增强，这对政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能否将地方经济搞上去，成为各级政府考虑工作的重点。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于是，各地政府往往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争取地方经济的发展。中部某市位于山区，山多地少，交通闭塞，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况。随着一些发达地区房地产开发的发展，在开发区种植大树成为美化环境招揽客户的一个重要手段。于是该市山区的古树名木成为许多房地产开发商追逐的商品。一方揣着重金前来买树;另一方除了这天赠的财富别无其他可以换钱的东西。两方面一拍即合。参天的古树被连根挖出，运往大城市。而该市很快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的效益，领导有了功绩，山民们的腰包也鼓了起来。但有一位长年研究该地森林植被的专家对此却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他说：“这些古树已经在这生长了千百年，本身具有不可替代、难以再生的价值不说，它们对该地的环境、水、土更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卖树换钱确解决了眼前的一些小利益，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却是短视的，无异于竭泽而渔，追求经济发展当然无可厚非，是当今发展的必然趋势，但首先要对自身的条件有清醒的、长远的认识。这里的森林其实就是不可多得的财富，应该保护好这份财富，利用好这份财富求得发展，不根据这天然的资源在保护中求发展，不想法子为子孙后代留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将来哭都来不及!”
材料二
青藏铁路的开通，是中国的一件意义非凡的大事，对于国家的发展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会在各方面产生极重大深远的影响。刘于普通人来说，西藏意味着美好无比的大自然，意味着诗情画意，能到西藏走一走，是无数热爱大自然、热爱文化的人们的一个梦。但是，随着交通的便利，西藏旅游将迅速升温，会有无数的人慕名而至，西藏本地也会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方面的挑战。
不久前，有关方面组织一些在西藏生活、工作多年，对西藏有深刻认识的专家对此问题进行讨论，火家集思广益，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专家说，对于西藏文化，最根本的就是保护，应该在尊重、保护历史的摹础上来谈发展。他说：“我打一个比方，原来在我心目中的大昭寺的感觉是曲径通幽，两边全是藏族建筑，很悠然、神秘地看见桑烟袅袅.金顶闪光。人慢慢地走进去，从身体到心里，有一个欣赏感受的过程。现在广场修了后就没有这种感觉了，一览无余，彻底曝光，全裸了!我觉得以后要注意这个问题，尽可能多保留些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
另一位摄影家对此有同感，他说：“现在我到了拉萨的感觉，跟北京没什么区别。我在阿里古格遗址的顶上，都能听到清晰的手机电话。那个古格遗址是我最早拍摄过的获奖作品，非常原始、荒蛮、荡气回肠，野鸽子飞在佛塔边，那是我的成名之作啊!这次去，又在原地拍了一张片子，结果是电线杆子、楼房都在旁边，那么原始壮观给人震撼的景观荡然无存了。这种感觉包括我到了珠峰，珠峰完全成了旅游胜地，跟一个闹市一样，马车队来回接来接去，到处是帐篷。我们不能拒绝现代文明，不能拒绝西藏的发展，但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恰当的保护措施，让原始的东西还保持原始状态?所以青藏铁路开通后，我在摄影圈里就写到了这种担忧。千万不要铁路通了后，就人山人海地奔到西藏去!”
一位作家说：“一条钢铁巨龙趴在世界屋背，一片脆弱而神秘的土地向世界敞开了大门，美丽圣洁的生命从此不设防……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是黄河、长江、澜沧江(湄公河)、怒江、印度河以及雅鲁藏布江等亚洲大河的发源地。高原上生物资源丰富，拥有包括藏羚羊、野耗牛、岩羊、雪豹、棕熊、孟加拉虎、黑颈鹤等多种珍贵野生动植物。但是，由于高达4000米以上的海拔，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极为脆弱，一旦遭到破坏，将极难恢复。如何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结合，是亟待大家共同关注的紧要问题。铁路的修筑无疑会提高广大藏族同胞的生活条件，给青藏高原带来生机和活力。但机遇和危机并存，由于进藏交通成本的下降，必然导致大量游客的进入，这片脆弱的土地能否承受如此压力?从我们一个文人、作家的角度，当然希望永远保留那片牧歌式的诗.般的生活。将它留在那片高原上，但实际上人类是要进步的，那片高地上的人还是希望过上文明的生活。但是，文明和文化，并不是矛盾的。文明总是要把文化带到更高的层次。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们如何把这个代价和沉痛减轻到最小，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就是科学。”
材料三
项氏民居属于元末明初的古家族，曾一度让项家村人左右为难，古建筑年久失修，大部分倒塌，文化环境破坏严重，难以列入县级保护文物之列。但建筑本身年代久远，且有干栏式建筑特征，具备较高的价值，拆了可惜，不拆又没钱保护，还影响村庄建设。如今，项氏居民已整体搬迁至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游县城郊的龙游居民苑，项家村人的难题得到了解决。
据调查，龙游各地保存下来的明、清、民国初期各种民用建筑有300多座，包括府地、民居、宗祠、戏台等，大部分和项氏居民一样，成了当地人建设新农村所要面临的一大难题。为有效地保护一批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建筑，在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局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指导下，龙游选择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古建筑，依据单体建筑原真性原则，最大限度地使用原材料、形状和风格，拆至鸡鸣山，开辟龙游居民苑，实行古建筑拆建异地保护。
目前全县已经投入资金2200多万元，拆迁复建古建筑24座，另有戴氏民居和傅家大院正在施工中。
“龙游泳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老百姓建新房的愿望又非常强烈，很多散落民间的文物，需要我们去保护，所以我们的任务很重。”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董国平表示：该县将分期分批予以保护，下一步计划投资400多万元，迁建保护黄家溪头民居和青塘坞民居。
材料四
去年“五一”期间，在江南，游景点，看名胜.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人流滚滚，拥挤异常，说是“煮饺子、下澡堂”，并不为过。在上海豫园，进出都要搏力;在苏州狮子林，众多的太湖石垒成的假山石林，七上八下、钻来钻去的人们.远看好像一些猴子;在水乡周庄，桥上街头，沈厅张厅，来往都逼仄而行。美景和名胜，被旅游者暴挤得不堪重负，游人也啧有烦言。花钱买罪受，哪里是在欣赏美景，分明是在折腾人、折腾风景。旅游黄金周，每在一地，都少不了如此议论，而于今为盛。
这还算好些，然而，最近又有文艺类的节目.选点在名胜和景观好的旅游点，美其名为搞大型实景戏，把“赚钱与艺术”、旅游与文化相结合。让本不堪重负的美景，更为难受其重。前有漓江，今有丽汀，搞所谓的“印象”式的文艺，在景点上搭台垒架，动辄数百万上千万的资金，引起了有识之士的不满。不可想象，在优美的自然风景点，数百人的演出场地，高高的演出台，不说是占用景点的绿地，就是这么多的人马，在这个空间的活动，也会践踏绿地，损伤植被的。也许已意识到这点，有报道说，在演出开排时，导演就三令五申向全组要求，不给环境制造污染，并提出“实景演出的特点是环保，不能有光污染、声污染，不能改变当地的自然风貌”的“死命令”。演出通过了环保局的全部检测：所有江面上的道具都是漂浮的，所有船不用发动机，不用燃油。所有灯光、音响的布线都要用独特的材料或绕道，变成隐蔽式或隐藏式。“不破坏古城”足第一前提。
能否做到，这是个不低的要求，令人牛疑。就算现在有高科技撑腰，有纳米技术，有环保型的道具，还有人的聪明，可是，演出总得有声音吧，在空旷大野里，高声喧哗难道不会造成污染。布线走管，难道不挖土折枝。也许，这些是以“不破坏古城为第一前提”，但是不能因此就可以把绿地和植被，这些有生命的大自然不当回事。这种因拍摄影视，把自然风光破坏的事，不久前就曾发牛过。
重要的是，现在文艺制作动辄向自然借景，实在是个可笑的行为。人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每到一个名胜景点，总有人在那里划出一块地，支起拍摄机器，占用公众的旅游地，让游人反感。更有甚者，现在直接把戏搬到了大自然中，实景戏成了时尚。这让人想起一些不伦不类的行为艺术。而所谓的“赚钱与艺术结合”，是让名胜古迹、优美的原生态自然.不能承受艺术之重。难道没有美景，没有自然，就没有灵感，就不可以大制作，吸引不了观众?
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特别是那些不能再生的自然文化，是件大事。领导者有责，艺术家也有义务。让艺术满足旅游之需，把名胜景点涂抹上莫名其妙的行为艺术色彩，是以牺牲美景和自然为代价的。艺术的美是有功利的。在人类文化遗产面前，在风光名胜面前，艺术家应当敬畏，更应当珍重和守护。
材料五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呈坎镇呈坎村，已有1800多年历史，是目前徽派古建筑遗存最多的村落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起，黄山市一大批古村落相继掀起了旅游开发热潮。呈坎和皖南大部分山村一样，人均耕地非常少，到上世纪末，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过2000元。经济不发达，也给占民居保护带来了重重困难。因此.发展乡村旅游使村民致富并促进古村保护就成为当地的必然选择。
2001年5月，呈坎镇镇政府开始在呈坎村开发“乡村游”，成立“呈坎旅游公司”。他们意识到，呈坎最吸引人的就是它的古貌。因此他们不急于建什么拆什么，而是先从整治环境人手，拂掉“灰尘”，“擦亮”呈坎。为此，镇村干部挨户上门做丁作，谈卫生整治的必要性，谈发展旅游的必要性，最终，村民们都被感动了，乱建在公共场地的牛栏猪圈顺利地被拆除，大街小巷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旅游业的发展，使呈坎人更意识到祖辈留下的这个古村落的巨大价值。在当前建设新农村的历史任务面前，呈坎村采取了几项措施，既保护古村落，又促进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民生活。一是筹资140多万元，帮助古民居里的农户改水改厕，清理穿村而过的小河，将电线、电话线、有线电视线缆等全部铺设在地下。二是在古村落外重新
国家经济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要求日益增强，这对政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能否将地方经济搞上去，成为各级政府考虑工作的重点。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于是，各地政府往往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争取地方经济的发展。中部某市位于山区，山多地少，交通闭塞，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况。随着一些发达地区房地产开发的发展，在开发区种植大树成为美化环境招揽客户的一个重要手段。于是该市山区的古树名木成为许多房地产开发商追逐的商品。一方揣着重金前来买树;另一方除了这天赠的财富别无其他可以换钱的东西。两方面一拍即合。参天的古树被连根挖出，运往大城市。而该市很快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的效益，领导有了功绩，山民们的腰包也鼓了起来。但有一位长年研究该地森林植被的专家对此却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他说：“这些古树已经在这生长了千百年，本身具有不可替代、难以再生的价值不说，它们对该地的环境、水、土更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卖树换钱确解决了眼前的一些小利益，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却是短视的，无异于竭泽而渔，追求经济发展当然无可厚非，是当今发展的必然趋势，但首先要对自身的条件有清醒的、长远的认识。这里的森林其实就是不可多得的财富，应该保护好这份财富，利用好这份财富求得发展，不根据这天然的资源在保护中求发展，不想法子为子孙后代留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将来哭都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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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铁路的开通，是中国的一件意义非凡的大事，对于国家的发展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会在各方面产生极重大深远的影响。刘于普通人来说，西藏意味着美好无比的大自然，意味着诗情画意，能到西藏走一走，是无数热爱大自然、热爱文化的人们的一个梦。但是，随着交通的便利，西藏旅游将迅速升温，会有无数的人慕名而至，西藏本地也会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方面的挑战。
不久前，有关方面组织一些在西藏生活、工作多年，对西藏有深刻认识的专家对此问题进行讨论，火家集思广益，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专家说，对于西藏文化，最根本的就是保护，应该在尊重、保护历史的摹础上来谈发展。他说：“我打一个比方，原来在我心目中的大昭寺的感觉是曲径通幽，两边全是藏族建筑，很悠然、神秘地看见桑烟袅袅.金顶闪光。人慢慢地走进去，从身体到心里，有一个欣赏感受的过程。现在广场修了后就没有这种感觉了，一览无余，彻底曝光，全裸了!我觉得以后要注意这个问题，尽可能多保留些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
另一位摄影家对此有同感，他说：“现在我到了拉萨的感觉，跟北京没什么区别。我在阿里古格遗址的顶上，都能听到清晰的手机电话。那个古格遗址是我最早拍摄过的获奖作品，非常原始、荒蛮、荡气回肠，野鸽子飞在佛塔边，那是我的成名之作啊!这次去，又在原地拍了一张片子，结果是电线杆子、楼房都在旁边，那么原始壮观给人震撼的景观荡然无存了。这种感觉包括我到了珠峰，珠峰完全成了旅游胜地，跟一个闹市一样，马车队来回接来接去，到处是帐篷。我们不能拒绝现代文明，不能拒绝西藏的发展，但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恰当的保护措施，让原始的东西还保持原始状态?所以青藏铁路开通后，我在摄影圈里就写到了这种担忧。千万不要铁路通了后，就人山人海地奔到西藏去!”
一位作家说：“一条钢铁巨龙趴在世界屋背，一片脆弱而神秘的土地向世界敞开了大门，美丽圣洁的生命从此不设防……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是黄河、长江、澜沧江(湄公河)、怒江、印度河以及雅鲁藏布江等亚洲大河的发源地。高原上生物资源丰富，拥有包括藏羚羊、野耗牛、岩羊、雪豹、棕熊、孟加拉虎、黑颈鹤等多种珍贵野生动植物。但是，由于高达4000米以上的海拔，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极为脆弱，一旦遭到破坏，将极难恢复。如何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结合，是亟待大家共同关注的紧要问题。铁路的修筑无疑会提高广大藏族同胞的生活条件，给青藏高原带来生机和活力。但机遇和危机并存，由于进藏交通成本的下降，必然导致大量游客的进入，这片脆弱的土地能否承受如此压力?从我们一个文人、作家的角度，当然希望永远保留那片牧歌式的诗.般的生活。将它留在那片高原上，但实际上人类是要进步的，那片高地上的人还是希望过上文明的生活。但是，文明和文化，并不是矛盾的。文明总是要把文化带到更高的层次。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们如何把这个代价和沉痛减轻到最小，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就是科学。”
材料三
项氏民居属于元末明初的古家族，曾一度让项家村人左右为难，古建筑年久失修，大部分倒塌，文化环境破坏严重，难以列入县级保护文物之列。但建筑本身年代久远，且有干栏式建筑特征，具备较高的价值，拆了可惜，不拆又没钱保护，还影响村庄建设。如今，项氏居民已整体搬迁至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游县城郊的龙游居民苑，项家村人的难题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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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泳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老百姓建新房的愿望又非常强烈，很多散落民间的文物，需要我们去保护，所以我们的任务很重。”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董国平表示：该县将分期分批予以保护，下一步计划投资400多万元，迁建保护黄家溪头民居和青塘坞民居。
材料四
去年“五一”期间，在江南，游景点，看名胜.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人流滚滚，拥挤异常，说是“煮饺子、下澡堂”，并不为过。在上海豫园，进出都要搏力;在苏州狮子林，众多的太湖石垒成的假山石林，七上八下、钻来钻去的人们.远看好像一些猴子;在水乡周庄，桥上街头，沈厅张厅，来往都逼仄而行。美景和名胜，被旅游者暴挤得不堪重负，游人也啧有烦言。花钱买罪受，哪里是在欣赏美景，分明是在折腾人、折腾风景。旅游黄金周，每在一地，都少不了如此议论，而于今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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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特别是那些不能再生的自然文化，是件大事。领导者有责，艺术家也有义务。让艺术满足旅游之需，把名胜景点涂抹上莫名其妙的行为艺术色彩，是以牺牲美景和自然为代价的。艺术的美是有功利的。在人类文化遗产面前，在风光名胜面前，艺术家应当敬畏，更应当珍重和守护。
材料五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呈坎镇呈坎村，已有1800多年历史，是目前徽派古建筑遗存最多的村落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起，黄山市一大批古村落相继掀起了旅游开发热潮。呈坎和皖南大部分山村一样，人均耕地非常少，到上世纪末，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过2000元。经济不发达，也给占民居保护带来了重重困难。因此.发展乡村旅游使村民致富并促进古村保护就成为当地的必然选择。
2001年5月，呈坎镇镇政府开始在呈坎村开发“乡村游”，成立“呈坎旅游公司”。他们意识到，呈坎最吸引人的就是它的古貌。因此他们不急于建什么拆什么，而是先从整治环境人手，拂掉“灰尘”，“擦亮”呈坎。为此，镇村干部挨户上门做丁作，谈卫生整治的必要性，谈发展旅游的必要性，最终，村民们都被感动了，乱建在公共场地的牛栏猪圈顺利地被拆除，大街小巷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旅游业的发展，使呈坎人更意识到祖辈留下的这个古村落的巨大价值。在当前建设新农村的历史任务面前，呈坎村采取了几项措施，既保护古村落，又促进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民生活。一是筹资140多万元，帮助古民居里的农户改水改厕，清理穿村而过的小河，将电线、电话线、有线电视线缆等全部铺设在地下。二是在古村落外重新
1.2008年夏天，上海一篇满分的高考作文《他们》引起了广泛的热议，专家称这是上海近年来高考中难得一见的佳作。
在城市的尽头，没有繁华的街市，闪亮的霓虹；在城市的尽头，只有破旧的棚户区，有饱经生活风霜的生命；在城市的尽头，有他们这样一群人。
让我怎样称呼他们？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农民子弟？亦或是农民工二代？不，我不想用这些冰冷的名字称呼他们，我多想叫着他们带着泥土气息的乳名，拉着他们的小手，走近他们的生活……
他们从小生长在故乡的青山绿水中，纯洁的灵魂在田野里抽穗拔节。在山野的风中，他们奔跑着，憧憬着。风从田野中吹过，吹进了城市，为了生计，为了未来，他们跟从父母来到了城市，在城市的尽头扎下了根。于是习惯了青山绿水的双眸第一次触碰到了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他们不知道怎样穿过六车道的马路，小小的手指怎么也数不清写字楼的层数。繁华的现代文明不曾给他们带来任何快乐，这一次，却在心上烙下了深深的痕迹。
他们背起书包，小心翼翼地融入城市的生活。可是却在“城市人”异样的眼光中，第一次明白了户口与暂住证的区别。他们都是父母心头的宝啊！却过早地承担了不属于这个年龄的负担。
放学回家，他们做好简单的晚饭，父母还在工地或菜场上劳作；午夜醒来，泪眼中城里的星空没有家乡的明亮；悄悄许愿，希望明天他们的打工子弟小学不会因交不出电费而被查封……
然而，在他们日益长高的身体上，我看到了他们的成长。记得一位记者问一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学成后是否会回到家乡时，小姑娘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一定回去！那一刻，我差点落下泪来，为他们的成长。
记得那年春晚他们稚气的宣言：“我们的学校很小，但我们的成绩不差”“我们不和城里的孩子比爸爸”“北京的2008，也是我们的2008！”他们逐渐成熟，告别昨天的羞怯，开始迎接新的一天。
虽然，他们还在为不多的学费而苦恼；虽然，学校还是交不上水电费；虽然，还有好多体制还不够完善……虽然有好多个“虽然”，但是，只有一个“但是”就足够了，已经有好多视线转向他们，他们正在茁壮地成长。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照亮了城市的尽头，照亮了他们的生活。
他们，终将会成为我们。
2.11岁的湖北小姑娘兰兰几年前跟着打工的父母，在沿海某城市打工子弟学校读书。因为交不起借读费，再加上公办学校学位满了，兰兰一直无法得到较高质量的教育。无奈之下，今年春天父母又让她回到老家上学。兰兰又从流动人口子女变成了留守儿童，过起了跟父母“分居”的日子。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数据统计表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总数已达到2.1亿人。数以千万计的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相关数据显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是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堪称和平时期人类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随之凸显。一方面，农民工子女受户籍制度限制，难以享受到和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相关政策还没有充分落实，仍存在很多障碍，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把子女留在农村，形成了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群体。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难题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3.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流动人口出现“家庭化”趋势。据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数据显示，2007年北京市总人口数量已经突破1700万，其中流动人口超过510万，约占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另据北京市教委统计，截至2006年暑假前，全市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共计36万余人。
在这个大背景下，一批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靠着低廉的收费、简单的入学手续、地处农民工聚集地等优势，打工子弟学校日益增多。然而，校舍、交通、食品卫生等安全隐患，使其成为有关部门取缔的对象。
对于城市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国家已经确立了“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原则，但目前仍然有相当数量的流动儿童因各种原因难以进入公办学校，而是选择到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在经历多次“取缔风暴”之后，打工子弟学校的数量依然呈攀升趋势。
打工子弟学校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市场的需求”。日前，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针对北京6所打工子弟学校的100名学生和68名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有76％的被调查学生表示“喜欢打工子弟学校”，受调查的家庭中有79.7％是夫妻双方在外地打工，67.2％因家中无人照顾和43.3％担心孩子得不到良好教育的父母，选择把孩子带到城市接受教育。
几乎所有受访家长都希望“把孩子送到公办学校就读”，但问起如果打工子弟学校被取消，父母将如何安置孩子时，超过50％的人表示会将孩子送回老家上学。为何家长放弃送孩子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呢？为什么不选公办学校？
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调查发现，有67.7％的人因“公办学校不招收外地进京人员子女”和“孩子在公办学校受歧视”而被迫选择放弃送孩子到公办学校就读。
“这个答案似乎与国家政策不一致，却是真实情况。”“打工妹之家”干事焦方凤长期负责流动儿童教育项目，据她了解，公立学校限于校舍面积、教师数量等问题，首先要保证本地学生能够享受到教育资源，于是设立了一系列“门槛”控制外来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数量，如“入学资格考试”中语文、数学要达到90分以上，家长要出具“五证”——户口本、暂住证、务工证明、居住证明、户籍所在地无监护人的证明，以及成为潜规则的“赞助费”……很多家庭无法负担这些社会成本，送孩子进入公立学校就读便成为一种奢望。
4.据广州市教育局统计，共有四十多万外来工子女在广州市各类中小学接受义务教育。国家政策支持鼓励城市将外来工子女逐步吸纳进公办学校，但是目前政策落实还不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推进。根据广州市相关规定，目前外来工子女在广州农村入学免借读费，在广州城市入读义务教育需缴纳500元／月的借读费。广州市教育局最新统计，截至2007年年底，共有43.025万外来工子女在广州市各类中小学接受小学和初中教育，其中近30万分布在各类民办学校，只有约1／3在公办学校就读。如果将这30万学生“消化”掉，至少还需要新建几百所公办学校，学校用地、师资等都成问题，决定了这是一项需要逐步推进的工程。
5.目前我国城市流动儿童少年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接受教育：一部分在公办中小学借读是流动儿童少年就学的主要形式。流入地学校参照当地政府拨款作为收费标准，吸收流动儿童少年自发借读。学校安排儿童少年插班学习或单独编班。全国大约有70％的流动儿童少年在流入地的公办中小学借读，他们和城市里的孩子们一样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如杭州市区流动儿童少年有66％在公办学校插班就读。但即使这些流动儿童能在城里的公办学校上学，他们也只能属于借读生，所接受的来自学校和教师的关心与本地孩子仍然有所区别。
另有一部分流动儿童少年在民办、私立学校就学。在南方一些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流动人口多以经商为职业，有些人一旦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他们希望子女能够在符合国家办学标准的民办或私立学校就学，所以这些地区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私立学校发展得较快。
还有一部分流动儿童少年就读于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由于在城市正规学校借读需要缴纳昂贵的教育费用，所以大部分流动儿童就读于这类学校。这些学校数量多，发展快，就读这些学校主要原因是其收费低廉，上海有三十多万流动儿童少年在由外来人员举办的五百多所简易学校中学习。
城市流动人口子女与同龄城市儿童相比，受教育的权利是不平等的。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公民享受其他文化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一个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无法上学，他就丧失了受教育权；如果缺乏教育的物质保障或法律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也可能落空。这两个基本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流动人口子女也是我国的公民，也应享有和当地人一样无条件受教育的权利。因此教育平等权利问题成为当前我国教育领域内存在的焦点问题，特别是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权利的不平等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教育领域的正义和公正，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全社会都应对他们的教育问题给予高度的关心和重视。实施全民教育，推进教育权利平等，是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
教育平等权是种种平等权的一种，它的价值根基是人格尊严，反对任何在教育方面的歧视性对待，这首先就包括教育内容方面的平等；其次是机会均等；再次是享受国家提供的平等的教育设施。长期以来，教育投入比例失衡，高等教育的投入高于中等教育；城市人口虽大大少于农村，城市教育投入却高于农村，教育资源也较丰富。
6.随着流动人口的出现，许多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学校也大规模地出现。从学校内部管理的情况来看，流动人口子女学校中有一定规模的学校已有一定的管理规范化趋势。市场竞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生家长的要求是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加强师资管理、教学管理的动力，并有可能促进其管理进一步规范化。但是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发展中仍然存在着一些情况：学校的师资来源是流出地的教师，教师工作量大，任务重，待遇偏低，因此教师队伍的稳定性较差，为流动人口子女所提供的义务教育水平往往不高。有些学校甚至不具备办学资质，有些教师文化程度低，无教师资格证书。如有个小学教师本人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而让他教小学一年级。如此情况难以保证流动人口子女教学质量。这些学校大部分条件相当简陋，教室采光、通风不好，有些甚至是仓库、公房等。教室面积、课桌椅等不合要求，厕所、饮用水、饮食卫生存在隐患，不少学校操场、体育设施都缺乏，影响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教材采用
在城市的尽头，没有繁华的街市，闪亮的霓虹；在城市的尽头，只有破旧的棚户区，有饱经生活风霜的生命；在城市的尽头，有他们这样一群人。
让我怎样称呼他们？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农民子弟？亦或是农民工二代？不，我不想用这些冰冷的名字称呼他们，我多想叫着他们带着泥土气息的乳名，拉着他们的小手，走近他们的生活……
他们从小生长在故乡的青山绿水中，纯洁的灵魂在田野里抽穗拔节。在山野的风中，他们奔跑着，憧憬着。风从田野中吹过，吹进了城市，为了生计，为了未来，他们跟从父母来到了城市，在城市的尽头扎下了根。于是习惯了青山绿水的双眸第一次触碰到了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他们不知道怎样穿过六车道的马路，小小的手指怎么也数不清写字楼的层数。繁华的现代文明不曾给他们带来任何快乐，这一次，却在心上烙下了深深的痕迹。
他们背起书包，小心翼翼地融入城市的生活。可是却在“城市人”异样的眼光中，第一次明白了户口与暂住证的区别。他们都是父母心头的宝啊！却过早地承担了不属于这个年龄的负担。
放学回家，他们做好简单的晚饭，父母还在工地或菜场上劳作；午夜醒来，泪眼中城里的星空没有家乡的明亮；悄悄许愿，希望明天他们的打工子弟小学不会因交不出电费而被查封……
然而，在他们日益长高的身体上，我看到了他们的成长。记得一位记者问一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学成后是否会回到家乡时，小姑娘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一定回去！那一刻，我差点落下泪来，为他们的成长。
记得那年春晚他们稚气的宣言：“我们的学校很小，但我们的成绩不差”“我们不和城里的孩子比爸爸”“北京的2008，也是我们的2008！”他们逐渐成熟，告别昨天的羞怯，开始迎接新的一天。
虽然，他们还在为不多的学费而苦恼；虽然，学校还是交不上水电费；虽然，还有好多体制还不够完善……虽然有好多个“虽然”，但是，只有一个“但是”就足够了，已经有好多视线转向他们，他们正在茁壮地成长。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照亮了城市的尽头，照亮了他们的生活。
他们，终将会成为我们。
2.11岁的湖北小姑娘兰兰几年前跟着打工的父母，在沿海某城市打工子弟学校读书。因为交不起借读费，再加上公办学校学位满了，兰兰一直无法得到较高质量的教育。无奈之下，今年春天父母又让她回到老家上学。兰兰又从流动人口子女变成了留守儿童，过起了跟父母“分居”的日子。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数据统计表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总数已达到2.1亿人。数以千万计的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相关数据显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是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堪称和平时期人类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随之凸显。一方面，农民工子女受户籍制度限制，难以享受到和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相关政策还没有充分落实，仍存在很多障碍，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把子女留在农村，形成了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群体。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难题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3.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流动人口出现“家庭化”趋势。据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数据显示，2007年北京市总人口数量已经突破1700万，其中流动人口超过510万，约占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另据北京市教委统计，截至2006年暑假前，全市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共计36万余人。
在这个大背景下，一批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靠着低廉的收费、简单的入学手续、地处农民工聚集地等优势，打工子弟学校日益增多。然而，校舍、交通、食品卫生等安全隐患，使其成为有关部门取缔的对象。
对于城市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国家已经确立了“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原则，但目前仍然有相当数量的流动儿童因各种原因难以进入公办学校，而是选择到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在经历多次“取缔风暴”之后，打工子弟学校的数量依然呈攀升趋势。
打工子弟学校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市场的需求”。日前，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针对北京6所打工子弟学校的100名学生和68名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有76％的被调查学生表示“喜欢打工子弟学校”，受调查的家庭中有79.7％是夫妻双方在外地打工，67.2％因家中无人照顾和43.3％担心孩子得不到良好教育的父母，选择把孩子带到城市接受教育。
几乎所有受访家长都希望“把孩子送到公办学校就读”，但问起如果打工子弟学校被取消，父母将如何安置孩子时，超过50％的人表示会将孩子送回老家上学。为何家长放弃送孩子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呢？为什么不选公办学校？
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调查发现，有67.7％的人因“公办学校不招收外地进京人员子女”和“孩子在公办学校受歧视”而被迫选择放弃送孩子到公办学校就读。
“这个答案似乎与国家政策不一致，却是真实情况。”“打工妹之家”干事焦方凤长期负责流动儿童教育项目，据她了解，公立学校限于校舍面积、教师数量等问题，首先要保证本地学生能够享受到教育资源，于是设立了一系列“门槛”控制外来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数量，如“入学资格考试”中语文、数学要达到90分以上，家长要出具“五证”——户口本、暂住证、务工证明、居住证明、户籍所在地无监护人的证明，以及成为潜规则的“赞助费”……很多家庭无法负担这些社会成本，送孩子进入公立学校就读便成为一种奢望。
4.据广州市教育局统计，共有四十多万外来工子女在广州市各类中小学接受义务教育。国家政策支持鼓励城市将外来工子女逐步吸纳进公办学校，但是目前政策落实还不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推进。根据广州市相关规定，目前外来工子女在广州农村入学免借读费，在广州城市入读义务教育需缴纳500元／月的借读费。广州市教育局最新统计，截至2007年年底，共有43.025万外来工子女在广州市各类中小学接受小学和初中教育，其中近30万分布在各类民办学校，只有约1／3在公办学校就读。如果将这30万学生“消化”掉，至少还需要新建几百所公办学校，学校用地、师资等都成问题，决定了这是一项需要逐步推进的工程。
5.目前我国城市流动儿童少年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接受教育：一部分在公办中小学借读是流动儿童少年就学的主要形式。流入地学校参照当地政府拨款作为收费标准，吸收流动儿童少年自发借读。学校安排儿童少年插班学习或单独编班。全国大约有70％的流动儿童少年在流入地的公办中小学借读，他们和城市里的孩子们一样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如杭州市区流动儿童少年有66％在公办学校插班就读。但即使这些流动儿童能在城里的公办学校上学，他们也只能属于借读生，所接受的来自学校和教师的关心与本地孩子仍然有所区别。
另有一部分流动儿童少年在民办、私立学校就学。在南方一些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流动人口多以经商为职业，有些人一旦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他们希望子女能够在符合国家办学标准的民办或私立学校就学，所以这些地区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私立学校发展得较快。
还有一部分流动儿童少年就读于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由于在城市正规学校借读需要缴纳昂贵的教育费用，所以大部分流动儿童就读于这类学校。这些学校数量多，发展快，就读这些学校主要原因是其收费低廉，上海有三十多万流动儿童少年在由外来人员举办的五百多所简易学校中学习。
城市流动人口子女与同龄城市儿童相比，受教育的权利是不平等的。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公民享受其他文化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一个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无法上学，他就丧失了受教育权；如果缺乏教育的物质保障或法律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也可能落空。这两个基本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流动人口子女也是我国的公民，也应享有和当地人一样无条件受教育的权利。因此教育平等权利问题成为当前我国教育领域内存在的焦点问题，特别是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权利的不平等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教育领域的正义和公正，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全社会都应对他们的教育问题给予高度的关心和重视。实施全民教育，推进教育权利平等，是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
教育平等权是种种平等权的一种，它的价值根基是人格尊严，反对任何在教育方面的歧视性对待，这首先就包括教育内容方面的平等；其次是机会均等；再次是享受国家提供的平等的教育设施。长期以来，教育投入比例失衡，高等教育的投入高于中等教育；城市人口虽大大少于农村，城市教育投入却高于农村，教育资源也较丰富。
6.随着流动人口的出现，许多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学校也大规模地出现。从学校内部管理的情况来看，流动人口子女学校中有一定规模的学校已有一定的管理规范化趋势。市场竞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生家长的要求是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加强师资管理、教学管理的动力，并有可能促进其管理进一步规范化。但是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发展中仍然存在着一些情况：学校的师资来源是流出地的教师，教师工作量大，任务重，待遇偏低，因此教师队伍的稳定性较差，为流动人口子女所提供的义务教育水平往往不高。有些学校甚至不具备办学资质，有些教师文化程度低，无教师资格证书。如有个小学教师本人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而让他教小学一年级。如此情况难以保证流动人口子女教学质量。这些学校大部分条件相当简陋，教室采光、通风不好，有些甚至是仓库、公房等。教室面积、课桌椅等不合要求，厕所、饮用水、饮食卫生存在隐患，不少学校操场、体育设施都缺乏，影响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教材采用
给定资料
1.根据联合国的人口数据预测，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年均增长16.55%,到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达28%左右。在这30年里，中国开始全面步人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超过30%,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长期实行严厉的人口出生控制政策，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使我国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为6.8%，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同，但是，到201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是8.3%，而世界平均水平为7.5%。
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这些发达国家进人老龄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000美元以上。2009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6859美元，日本为38559美元，英国为43785美元。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比较尚有明显差距，我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刚超过1000美元的时候，就开始步人老龄化社会，2009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315美元。而且和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上百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
中国人正越来越长寿，高龄老人占老人的比例越来越大。2009年，中国人的平均期望寿命已达73.05岁，在医疗等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人均期望寿命更高。比如，上海人2007年的平均期望寿命就已经达到了81.08岁，其中男性78.87岁，女性83.29岁。在上海，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100岁的“老寿星”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周围。截至2009年，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有1899万人，今后每年以100万人的速度增加。据预测，到2025年，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数将达2500万人,超过澳大利亚现有的总人口。
老年人通常希望能同儿女一起生活，但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子女离开父母到外地谋生甚至到国外打拼。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独居的“空巢”老人越来越多。目前，城乡“空巢家庭”已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
2.我国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企业实行的是统账结合、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由政府包揽，农民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又是一种新的制度，制度分割现象严重。截至2009年，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2.36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8.15%；截至2009年5月初，只有1633万名农村老年居民按月领取了养老金，广大农民基本依靠自我保障。另外，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资金被用来支付当期养老金，在运行过程中必然形成规模巨大的收支缺口，给未来养老金的支付埋下隐患。截至2009年底，我国养老金结余有1.25万亿元，“空账”已经达到1.3万亿元。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至今已有30多年，传统家庭结构形式已经发生变化，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家长已集体步入老年期，中国正全面迎来“4-2-1家庭”时代，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和抚养一个孩子的家庭格局日益成为主流。而且，由于人均寿命不断延长，“6-4-2-1”、“8-4-2-1”家庭也逐步增多。调査显示，80后独生子女有74.1%的人表示生活工作压力大，照顾父母力不从心；68.4%的人表示须承担多位老人的养老负担；50.1%的人表示生活在两地，无法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42%的人表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在不同的城市无法互通，如果父母在异地生病看病报账就不方便；37.7%的人表示养老院等社会养老机构无法让其放心。
老年人是疾病高发人群。据卫生部调查，老年人发病率比青壮年要高3-4倍，住院率高2倍。小刘说：“父母年纪大了，生个大病怎么办？以前还有兄弟姐妹轮流照顾，现在就夫妻俩人，还要工作挣钱。我觉得国家应该完善养老制度，医疗保险能够异地流转，要不然看个病还要回老家的定点医院，老人怎么禁得起折腾？”一个29岁的独生女在某网站发出帖子，诉说其陷人了这样的困境：公公痛风住院，丈夫的爷爷糖尿病住院，丈夫的奶奶又不慎摔伤了腰，自己和身为独子的丈夫忙于上班，两岁多的儿子需要一个人照顾。虽然找了保姆、护工分别照顾孩子和老人，夫妻俩早已忙得焦头烂额。这位网民践慨道：“有时候真希望能长出三头六臂。”帖子发出不到一天时间，就引来一大群双独（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在她的博客上留言，倾诉照顾“四老一小”的压力和苦恼。
张大妈有三子一女，有两个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还有两个在外地忙事业。孩子们各自忙碌,不能经常回家。张大妈掰着指头计算着孩子们下一次回家的时间，“在美国的孩子几年回来一趟，最近的一次是去年10月回来了一趟。离我最近的孩子两个月回来一趟。”所以，虽然已是七旬老太，张大妈在家里绝对是“顶梁柱”，除了要照顾多病的老伴，102岁的老母亲也需要她的重点“保护”和悉心照料。生活的难处往往体现在很多细节上，比如，最近，她的老伴生病，“老伴被我送去打针了，住院的话，我没时间照顾他，花钱也多，所以这次我让医生给他开了10天的药，就近找了一家医院，每天送他去打针，打完了我再接他回来。”张大妈还说,“十几年来，自己就这样支撑着一个老年之家，好多时候还真觉得累！”
目前，我国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照料的老年人数量为1500万人，预计2020年将达到25OO万人。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的养老床位、养老机构和养老服务都不到位，不能很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因此，有的社会学者极为担忧中国的养老制度，认为迅速老龄化对家庭、企业、医院、社会造成了极大负担，中国一时出现了“养老真空”的现象。
3.百善孝为先。自古以来,人们把父母抚育子女，子女孝敬父母,看成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孔子说：“孝，德之本也。”社会要求子女尊敬、关爱父母，为父母养老送终，而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孝文化却出现了弱化的趋势，有些年轻人尊老敬老的意识淡薄，不少老人晚年生活凄凉。
杨奶奶年近90岁，膝下5个子女。年纪越大，杨奶奶越希望子女常伴身边，然而却往往难以如愿。不久前,杨奶奶以身体多病、没有生活来源为由，起诉要求子女们给付赡养费、分担医药费用，并轮流到家中来照顾她。开庭时，年迈的杨奶奶亲自到庭。法庭上杨奶奶看见几个来参加诉讼的子女，忍不住伤心地说了一句：“今儿在法庭上，我倒是见着你们几个了。”这句话让审理此案的法官感觉到了老人内心的孤独。经法官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在调解文书中，除了赡养费、医疗费外，“精神赡养”也被明示：由五个子女依次轮流到原告家中陪护原告。
马福建因多年来一直践行着自己心中的“孝道”，把关爱带给了无数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老人,被评选为2011年“中国十大孝子”。1997年，马福建看到社会上“尊老不足，爱幼有余”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农村不愿赡养老人的情况经常出现，就拿出1万元钱在自己的家乡武康镇太平村设立了一个“孝敬父母奖”奖励基金，奖励孝敬父母的家庭。“孝敬父母奖”设立后，村民们增强了孝敬长辈的意识，家庭生活更加和谐美满，村民纷纷争当孝敬父母的模范，村风也为之改善。村领导说：“这个奖设了后，因家庭矛盾需要村干部出面解决的事大为减少。老人都夸自己的孩子孝顺，老马这奖很灵！”村民们说：“看着人家用心良苦，费钱劳力地来办这样一件好事,我们就是想吵也吵不起来了。”几年来,该村已先后评出12对孝敬长辈的好夫妇，不仅树立了敬老爱老的榜样，而且充分发挥了榜样的积极引导作用。现在马福建的“孝敬父母奖”已经由村级奖升级成为全县的一个民间奖项。在该奖项的引导下，该县由民间设立奖励新风的奖项已经发展到17个，社会风气得到明显改善。
马福建还出资创建了一所民办老年乐园。近十年来，有500多名老人先后人住，常住的就有150多位。对待老人，他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陪100多名老人度过人生最后时光。
4.在英国，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机构占养老机构总数的60%左右，还有大量的私营企业从事着社区的日间养老照料服务。此外,社会上还有大量的志愿者参与养老照料服务。志愿服务有许多种形式，如互助型养老、储蓄型养老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机构最初都是从保障孤寡、残疾老人的养老开始发展的。经过多年的实践，虽然社会力量在养老服务中已经成为主要力量,但是政府对于困难老人的保障功能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目前,英国、美国等都建有大量福利院，专供低收入、孤老等生活困难的老人养老。英国的政府保障性护理院占护理院总数的17%。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对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实行分级管理。根据身体健康状态、生活自理程度及社会交往能力，老年人可分为自理型、半自理型和完全不能自理型三级；从半自理到完全不能自理再分级，如日德分成六级。不同级别的老年人人住不同类型的养老机构，不同的养老机构提供不同的服务，如对不能自理者主要提供康复护理服务，对自理者提供基本的日常照料服务等。
西方发达国家对养老服务的内容和标准都作了明确规定，并由政府监督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如美国的康复设施鉴定委员会和全美日间照料协会就于1999年联合颁布了日间照料服务标准。对丧失了自理能力或达到一定年龄的老人，在人住养老机构时政府要给予补贴，如瑞典90岁以上的老年痴呆者进入养老机构,政府承担全部费用。
5.居家养老是中国最传统、最普遍的养老模式。在老人中，有老伴作陪或者生活能自理的，采取居家养老的模式也过得不错，如果孤身一人，则老来寂寞就成了最大问题。66岁的李大妈，她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定期给赡养费，吃穿不愁，但“心里老是空空的”，因为跟孩子很少交流，有时她忍不住打个电话给孩子，可说不了几句话孩子就说忙，要挂电话。有关数据显示
1.根据联合国的人口数据预测，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年均增长16.55%,到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达28%左右。在这30年里，中国开始全面步人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超过30%,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长期实行严厉的人口出生控制政策，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使我国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为6.8%，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同，但是，到201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是8.3%，而世界平均水平为7.5%。
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这些发达国家进人老龄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000美元以上。2009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6859美元，日本为38559美元，英国为43785美元。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比较尚有明显差距，我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刚超过1000美元的时候，就开始步人老龄化社会，2009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315美元。而且和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上百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
中国人正越来越长寿，高龄老人占老人的比例越来越大。2009年，中国人的平均期望寿命已达73.05岁，在医疗等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人均期望寿命更高。比如，上海人2007年的平均期望寿命就已经达到了81.08岁，其中男性78.87岁，女性83.29岁。在上海，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100岁的“老寿星”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周围。截至2009年，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有1899万人，今后每年以100万人的速度增加。据预测，到2025年，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数将达2500万人,超过澳大利亚现有的总人口。
老年人通常希望能同儿女一起生活，但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子女离开父母到外地谋生甚至到国外打拼。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独居的“空巢”老人越来越多。目前，城乡“空巢家庭”已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
2.我国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企业实行的是统账结合、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由政府包揽，农民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又是一种新的制度，制度分割现象严重。截至2009年，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2.36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8.15%；截至2009年5月初，只有1633万名农村老年居民按月领取了养老金，广大农民基本依靠自我保障。另外，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资金被用来支付当期养老金，在运行过程中必然形成规模巨大的收支缺口，给未来养老金的支付埋下隐患。截至2009年底，我国养老金结余有1.25万亿元，“空账”已经达到1.3万亿元。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至今已有30多年，传统家庭结构形式已经发生变化，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家长已集体步入老年期，中国正全面迎来“4-2-1家庭”时代，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和抚养一个孩子的家庭格局日益成为主流。而且，由于人均寿命不断延长，“6-4-2-1”、“8-4-2-1”家庭也逐步增多。调査显示，80后独生子女有74.1%的人表示生活工作压力大，照顾父母力不从心；68.4%的人表示须承担多位老人的养老负担；50.1%的人表示生活在两地，无法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42%的人表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在不同的城市无法互通，如果父母在异地生病看病报账就不方便；37.7%的人表示养老院等社会养老机构无法让其放心。
老年人是疾病高发人群。据卫生部调查，老年人发病率比青壮年要高3-4倍，住院率高2倍。小刘说：“父母年纪大了，生个大病怎么办？以前还有兄弟姐妹轮流照顾，现在就夫妻俩人，还要工作挣钱。我觉得国家应该完善养老制度，医疗保险能够异地流转，要不然看个病还要回老家的定点医院，老人怎么禁得起折腾？”一个29岁的独生女在某网站发出帖子，诉说其陷人了这样的困境：公公痛风住院，丈夫的爷爷糖尿病住院，丈夫的奶奶又不慎摔伤了腰，自己和身为独子的丈夫忙于上班，两岁多的儿子需要一个人照顾。虽然找了保姆、护工分别照顾孩子和老人，夫妻俩早已忙得焦头烂额。这位网民践慨道：“有时候真希望能长出三头六臂。”帖子发出不到一天时间，就引来一大群双独（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在她的博客上留言，倾诉照顾“四老一小”的压力和苦恼。
张大妈有三子一女，有两个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还有两个在外地忙事业。孩子们各自忙碌,不能经常回家。张大妈掰着指头计算着孩子们下一次回家的时间，“在美国的孩子几年回来一趟，最近的一次是去年10月回来了一趟。离我最近的孩子两个月回来一趟。”所以，虽然已是七旬老太，张大妈在家里绝对是“顶梁柱”，除了要照顾多病的老伴，102岁的老母亲也需要她的重点“保护”和悉心照料。生活的难处往往体现在很多细节上，比如，最近，她的老伴生病，“老伴被我送去打针了，住院的话，我没时间照顾他，花钱也多，所以这次我让医生给他开了10天的药，就近找了一家医院，每天送他去打针，打完了我再接他回来。”张大妈还说,“十几年来，自己就这样支撑着一个老年之家，好多时候还真觉得累！”
目前，我国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照料的老年人数量为1500万人，预计2020年将达到25OO万人。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的养老床位、养老机构和养老服务都不到位，不能很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因此，有的社会学者极为担忧中国的养老制度，认为迅速老龄化对家庭、企业、医院、社会造成了极大负担，中国一时出现了“养老真空”的现象。
3.百善孝为先。自古以来,人们把父母抚育子女，子女孝敬父母,看成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孔子说：“孝，德之本也。”社会要求子女尊敬、关爱父母，为父母养老送终，而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孝文化却出现了弱化的趋势，有些年轻人尊老敬老的意识淡薄，不少老人晚年生活凄凉。
杨奶奶年近90岁，膝下5个子女。年纪越大，杨奶奶越希望子女常伴身边，然而却往往难以如愿。不久前,杨奶奶以身体多病、没有生活来源为由，起诉要求子女们给付赡养费、分担医药费用，并轮流到家中来照顾她。开庭时，年迈的杨奶奶亲自到庭。法庭上杨奶奶看见几个来参加诉讼的子女，忍不住伤心地说了一句：“今儿在法庭上，我倒是见着你们几个了。”这句话让审理此案的法官感觉到了老人内心的孤独。经法官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在调解文书中，除了赡养费、医疗费外，“精神赡养”也被明示：由五个子女依次轮流到原告家中陪护原告。
马福建因多年来一直践行着自己心中的“孝道”，把关爱带给了无数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老人,被评选为2011年“中国十大孝子”。1997年，马福建看到社会上“尊老不足，爱幼有余”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农村不愿赡养老人的情况经常出现，就拿出1万元钱在自己的家乡武康镇太平村设立了一个“孝敬父母奖”奖励基金，奖励孝敬父母的家庭。“孝敬父母奖”设立后，村民们增强了孝敬长辈的意识，家庭生活更加和谐美满，村民纷纷争当孝敬父母的模范，村风也为之改善。村领导说：“这个奖设了后，因家庭矛盾需要村干部出面解决的事大为减少。老人都夸自己的孩子孝顺，老马这奖很灵！”村民们说：“看着人家用心良苦，费钱劳力地来办这样一件好事,我们就是想吵也吵不起来了。”几年来,该村已先后评出12对孝敬长辈的好夫妇，不仅树立了敬老爱老的榜样，而且充分发挥了榜样的积极引导作用。现在马福建的“孝敬父母奖”已经由村级奖升级成为全县的一个民间奖项。在该奖项的引导下，该县由民间设立奖励新风的奖项已经发展到17个，社会风气得到明显改善。
马福建还出资创建了一所民办老年乐园。近十年来，有500多名老人先后人住，常住的就有150多位。对待老人，他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陪100多名老人度过人生最后时光。
4.在英国，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机构占养老机构总数的60%左右，还有大量的私营企业从事着社区的日间养老照料服务。此外,社会上还有大量的志愿者参与养老照料服务。志愿服务有许多种形式，如互助型养老、储蓄型养老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机构最初都是从保障孤寡、残疾老人的养老开始发展的。经过多年的实践，虽然社会力量在养老服务中已经成为主要力量,但是政府对于困难老人的保障功能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目前,英国、美国等都建有大量福利院，专供低收入、孤老等生活困难的老人养老。英国的政府保障性护理院占护理院总数的17%。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对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实行分级管理。根据身体健康状态、生活自理程度及社会交往能力，老年人可分为自理型、半自理型和完全不能自理型三级；从半自理到完全不能自理再分级，如日德分成六级。不同级别的老年人人住不同类型的养老机构，不同的养老机构提供不同的服务，如对不能自理者主要提供康复护理服务，对自理者提供基本的日常照料服务等。
西方发达国家对养老服务的内容和标准都作了明确规定，并由政府监督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如美国的康复设施鉴定委员会和全美日间照料协会就于1999年联合颁布了日间照料服务标准。对丧失了自理能力或达到一定年龄的老人，在人住养老机构时政府要给予补贴，如瑞典90岁以上的老年痴呆者进入养老机构,政府承担全部费用。
5.居家养老是中国最传统、最普遍的养老模式。在老人中，有老伴作陪或者生活能自理的，采取居家养老的模式也过得不错，如果孤身一人，则老来寂寞就成了最大问题。66岁的李大妈，她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定期给赡养费，吃穿不愁，但“心里老是空空的”，因为跟孩子很少交流，有时她忍不住打个电话给孩子，可说不了几句话孩子就说忙，要挂电话。有关数据显示
1.2009年，一群来自深圳的普通工人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周刊一出版，中国工人的灿烂笑容，瞬间给处于经济低迷的世界带来希望。他们坚毅的目光，质朴的外表，倔强的神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为“中国制造”贴上光亮的标签。中国工人一直以勤劳、坚韧的姿态出现在历史各个时期。建国之初，“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昂扬的旋律曾伴随共和国的成长，点亮了一个时代。无论是石油开采，还是钢铁制造，各个行业都闪耀着工人的光彩，“工人老大哥”成为令人艳羡的称呼。工人成了国家和工厂主人，这极大地激发了工作的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大庆的“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老英雄孟泰“为鞍钢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的创业精神，激励着工人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生产奇迹，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工人的内心骄傲是那么强烈，归属感油然而生。
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条件发生转变，生产方式进行了变更。在一段历史时期，农民工成为中国独有的劳动用工方式，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低成本支持着工业化发展。改革开放早期，农民工是一批将外出务工作为副业的农村人口，出外出务工而带来的财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但这种情况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发生了变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他们成了新时代的“新工人”。
2.“她们太没有责任心了，上班的时候还玩手机，聊天，哪像我们呀。”陈青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婉芸说，李婉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青和“90后”李婉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这个工业区的高峰时期，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这里的湖南人陈青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以这里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婉芸是新一批的落脚者，她说她也认同陈青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选择多多啊，年轻人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绝大部分人的志向并不在那些单调枯燥的生产线上，不愿干了就走呗。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为她所在城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这个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正在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越来越现实的挑战。
来自湖北荆州，现在在这个工业区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的一名李姓男员工说：“我们四周是高高的围墙，还有铁丝网，戒备森严，好像监狱一样，连上厕所都限定时间，平均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已经在广州打工7年的小王，今年25岁，也在这家厂里上班，他的话语里藏着许多无奈：“你看我们的厂房，条件好着呢。可是，一进车间，所有人就失去了名字。工人密密麻麻地坐着，工作的时候根本没空说上一句话，得死命盯着手里的活，稍微一放松，零件从你眼前滑过，钱就从你眼前溜走了，因为我们都是计件工资。最近我总是想起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有时我会想，我们是不是和电影中的夏尔洛很像？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我们!”但是，这家厂的厂长助理王先生却说：“现在的年轻工人，已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并不满足于做工挣钱。他们大多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对自由、个人尊重越来越重视，如果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马上就会跳槽。企业如果不能有一批长期忠诚的骨干，企业壮大和职工发展都很难谈得上。”
一项调查显示，当下国内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有人评价道：“中国的工人获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认同，却没有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同。”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工人，现在基本成了流水线操作者的代名词，是不需要多高技术的作业者。劳动力，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梦想和追求，有着家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要安身立命，他们也要有尊严，甚至还要——抬头仰望星空。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是必然的事情。相比较于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显然，这句话同样契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工人，需要时代的认同，需要社会的尊重，还需要有发自内心的骄傲。
3.盛昌是一家制鞋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耐克在深圳的主要代工厂，规模最大时达10万人之多。如今它偏居一隅，隐藏在一段年久失修的小路最深处，周围只有几处零散的小作坊。“盛昌曾是横岗地区知名的企业，除了耐克，盛昌也为其他跨国公司代工。”该厂安全生产负贵人沈先生介绍，“现在只能接到一些小品牌的零散订单，这在以前根本不会接。现在用工成本很高，熟练工的工资涨得更快。对我们来说，加薪是找死，不加薪是等死。现在耐克将代工企业逐步外迁，我们现在真是有心无力了。”就连盛昌对面卖奶茶的大娘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她说“这两年生意太难做了，一杯奶茶只卖到1块钱，在深圳这样的高消费城市，已经无法再便宜了，可是现在就是这1块钱的奶茶都不好卖了。”这样一家效益曾经很好的代工企业，现在雇员仅剩三四千人，正可谓“盛极而衰”。
全国何止成千上万个盛昌？“中国制造”曾经疯狂席卷全球，阿富汗人骑的自行车，越南人骑的摩托车，巴基斯坦小店里摆放的文具用品，美国人看的电视机和穿的衣服，欧洲人用的家电和玩具，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中国一度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这些企业靠的仅是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链。随着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一度曾把为世界品牌代工视为骄傲的工厂，现在不得不面临疲于维持状态，甚至走上破产的命运。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境，靠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起来的国家经济发展，如同竭泽而渔。
A市是长三角经济圈中一个重要的新兴工商城市，以制造业为主体，经济发达。近年，A市的制造业一样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制约因素，过去以代工制造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A市探索在产品发展设计、研发和营销向两头延伸的同时，实施中间分离，在现代制造业中拓展现代服务业，既助推现代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也实现了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在A市，很多企业剥离主副业，实施二三产拓展分离。比如从玩具制造企业中，拓展分离出了玩具商贸有限公司，由其专门从事市场推广、品牌塑造和商品销售。剥离后，产品研发、品牌塑造、销售可以走上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实现做强做大的目标。通过转型升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提升了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渐塑造起自己的品牌，不再依附于代工模式，最终实现外资和民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翼齐飞的局面。
发展经济就像开汽车一样，在直道上可以快一点，但如果要转90度或更大角度的弯，就必须要把速度降下来。不论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之中，还是因为本身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制造业都亟待转型升级，在转型期，会出现像盛昌一样“盛极而衰”的企业，也会涌现出像A市这样的成功经验。
4.某大学的陈博士认为，劳动力短缺对于未来中国发展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短缺的劳动力市场会使我们开始关注劳动力资源对于中国崛起梦想的重要性。只有当为这种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支付更高的报酬时，我们才会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而技术创新也会随之绽放。他说，如今有的人在谈论中国屈崛起之际，总爱用那些以廉价劳动力堆积出来的GDP和羽翼渐丰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他们的例证，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他介绍到，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杰里夫*萨克斯教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源诅咒”现象：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比如，拥有丰富资源的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正经历着较低增长或者还在痛苦的经济增长中挣扎；而相反的是，韩国、新加坡和瑞士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经济却表现出异常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现在来看，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俄罗斯也已陷入“石油诅咒”的陷阱之中。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顺取逆守的资本家在获得原始资本积累之后，非但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向社会支付再生产所需要的市场价格，反而利用与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大勾结，向工人支付低于再生产所需的低工资，以更低的价格继续获得大片优良的自然资源。陈博士说：“我并不担心处于发展轨道的中国会像俄罗斯那样陷入‘石油诅咒’陷阱，但是非常担忧会陷入‘人口诅咒’的陷阱。”目前中国制造业如若不应对得当，极有可能沦为建立在沙子上的王国，难以经受真正的风雨洗礼。
5.当虚拟经济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金融市场的海洋里，实体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里，发达国家从高速增长一下子跌入茫茫沼泽地。经此一劫，发达国家认识到：脱离制造业的虚拟经济“虚火”，是酿成危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主因。卢*兰奇是美国通用电气家电业务的设计主管，他说：“过去我们曾认为我们负责设计然后控制销售就万事大吉，现在我们发现这是个错误，一旦你把生产转移出去，就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而这种变化是一点点显现的：当你第一次把烤面包机和热水器转移到海外生产时，你还知道如何制作这些产品，因为昨天、上个月或者上个季度你还在生产它们；但是当产品更新换代、技术不断进步后，为降低成本而不断更换代工厂的时候，设计产品的人与生产产品的人之间的差距就像太平洋一样宽广。”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开始认识到，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生活的外包浪潮是个严重的错误。
现在，回归实业几乎成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共同的战略选择。美国从2009年到2012年，先后推出了《美目制造业振兴法案》“购买美国货”“五年
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条件发生转变，生产方式进行了变更。在一段历史时期，农民工成为中国独有的劳动用工方式，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低成本支持着工业化发展。改革开放早期，农民工是一批将外出务工作为副业的农村人口，出外出务工而带来的财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但这种情况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发生了变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他们成了新时代的“新工人”。
2.“她们太没有责任心了，上班的时候还玩手机，聊天，哪像我们呀。”陈青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婉芸说，李婉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青和“90后”李婉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这个工业区的高峰时期，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这里的湖南人陈青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以这里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婉芸是新一批的落脚者，她说她也认同陈青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选择多多啊，年轻人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绝大部分人的志向并不在那些单调枯燥的生产线上，不愿干了就走呗。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为她所在城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这个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正在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越来越现实的挑战。
来自湖北荆州，现在在这个工业区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的一名李姓男员工说：“我们四周是高高的围墙，还有铁丝网，戒备森严，好像监狱一样，连上厕所都限定时间，平均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已经在广州打工7年的小王，今年25岁，也在这家厂里上班，他的话语里藏着许多无奈：“你看我们的厂房，条件好着呢。可是，一进车间，所有人就失去了名字。工人密密麻麻地坐着，工作的时候根本没空说上一句话，得死命盯着手里的活，稍微一放松，零件从你眼前滑过，钱就从你眼前溜走了，因为我们都是计件工资。最近我总是想起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有时我会想，我们是不是和电影中的夏尔洛很像？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我们!”但是，这家厂的厂长助理王先生却说：“现在的年轻工人，已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并不满足于做工挣钱。他们大多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对自由、个人尊重越来越重视，如果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马上就会跳槽。企业如果不能有一批长期忠诚的骨干，企业壮大和职工发展都很难谈得上。”
一项调查显示，当下国内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有人评价道：“中国的工人获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认同，却没有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同。”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工人，现在基本成了流水线操作者的代名词，是不需要多高技术的作业者。劳动力，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梦想和追求，有着家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要安身立命，他们也要有尊严，甚至还要——抬头仰望星空。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是必然的事情。相比较于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显然，这句话同样契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工人，需要时代的认同，需要社会的尊重，还需要有发自内心的骄傲。
3.盛昌是一家制鞋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耐克在深圳的主要代工厂，规模最大时达10万人之多。如今它偏居一隅，隐藏在一段年久失修的小路最深处，周围只有几处零散的小作坊。“盛昌曾是横岗地区知名的企业，除了耐克，盛昌也为其他跨国公司代工。”该厂安全生产负贵人沈先生介绍，“现在只能接到一些小品牌的零散订单，这在以前根本不会接。现在用工成本很高，熟练工的工资涨得更快。对我们来说，加薪是找死，不加薪是等死。现在耐克将代工企业逐步外迁，我们现在真是有心无力了。”就连盛昌对面卖奶茶的大娘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她说“这两年生意太难做了，一杯奶茶只卖到1块钱，在深圳这样的高消费城市，已经无法再便宜了，可是现在就是这1块钱的奶茶都不好卖了。”这样一家效益曾经很好的代工企业，现在雇员仅剩三四千人，正可谓“盛极而衰”。
全国何止成千上万个盛昌？“中国制造”曾经疯狂席卷全球，阿富汗人骑的自行车，越南人骑的摩托车，巴基斯坦小店里摆放的文具用品，美国人看的电视机和穿的衣服，欧洲人用的家电和玩具，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中国一度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这些企业靠的仅是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链。随着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一度曾把为世界品牌代工视为骄傲的工厂，现在不得不面临疲于维持状态，甚至走上破产的命运。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境，靠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起来的国家经济发展，如同竭泽而渔。
A市是长三角经济圈中一个重要的新兴工商城市，以制造业为主体，经济发达。近年，A市的制造业一样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制约因素，过去以代工制造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A市探索在产品发展设计、研发和营销向两头延伸的同时，实施中间分离，在现代制造业中拓展现代服务业，既助推现代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也实现了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在A市，很多企业剥离主副业，实施二三产拓展分离。比如从玩具制造企业中，拓展分离出了玩具商贸有限公司，由其专门从事市场推广、品牌塑造和商品销售。剥离后，产品研发、品牌塑造、销售可以走上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实现做强做大的目标。通过转型升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提升了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渐塑造起自己的品牌，不再依附于代工模式，最终实现外资和民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翼齐飞的局面。
发展经济就像开汽车一样，在直道上可以快一点，但如果要转90度或更大角度的弯，就必须要把速度降下来。不论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之中，还是因为本身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制造业都亟待转型升级，在转型期，会出现像盛昌一样“盛极而衰”的企业，也会涌现出像A市这样的成功经验。
4.某大学的陈博士认为，劳动力短缺对于未来中国发展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短缺的劳动力市场会使我们开始关注劳动力资源对于中国崛起梦想的重要性。只有当为这种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支付更高的报酬时，我们才会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而技术创新也会随之绽放。他说，如今有的人在谈论中国屈崛起之际，总爱用那些以廉价劳动力堆积出来的GDP和羽翼渐丰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他们的例证，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他介绍到，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杰里夫*萨克斯教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源诅咒”现象：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比如，拥有丰富资源的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正经历着较低增长或者还在痛苦的经济增长中挣扎；而相反的是，韩国、新加坡和瑞士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经济却表现出异常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现在来看，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俄罗斯也已陷入“石油诅咒”的陷阱之中。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顺取逆守的资本家在获得原始资本积累之后，非但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向社会支付再生产所需要的市场价格，反而利用与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大勾结，向工人支付低于再生产所需的低工资，以更低的价格继续获得大片优良的自然资源。陈博士说：“我并不担心处于发展轨道的中国会像俄罗斯那样陷入‘石油诅咒’陷阱，但是非常担忧会陷入‘人口诅咒’的陷阱。”目前中国制造业如若不应对得当，极有可能沦为建立在沙子上的王国，难以经受真正的风雨洗礼。
5.当虚拟经济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金融市场的海洋里，实体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里，发达国家从高速增长一下子跌入茫茫沼泽地。经此一劫，发达国家认识到：脱离制造业的虚拟经济“虚火”，是酿成危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主因。卢*兰奇是美国通用电气家电业务的设计主管，他说：“过去我们曾认为我们负责设计然后控制销售就万事大吉，现在我们发现这是个错误，一旦你把生产转移出去，就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而这种变化是一点点显现的：当你第一次把烤面包机和热水器转移到海外生产时，你还知道如何制作这些产品，因为昨天、上个月或者上个季度你还在生产它们；但是当产品更新换代、技术不断进步后，为降低成本而不断更换代工厂的时候，设计产品的人与生产产品的人之间的差距就像太平洋一样宽广。”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开始认识到，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生活的外包浪潮是个严重的错误。
现在，回归实业几乎成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共同的战略选择。美国从2009年到2012年，先后推出了《美目制造业振兴法案》“购买美国货”“五年
1.2009年，一群来自深圳的普通工人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周刊一出版，中国工人的灿烂笑容，瞬间给处于经济低迷的世界带来希望。他们坚毅的目光，质朴的外表，倔强的神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为“中国制造”贴上光亮的标签。中国工人一直以勤劳、坚韧的姿态出现在历史各个时期。建国之初，“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昂扬的旋律曾伴随共和国的成长，点亮了一个时代。无论是石油开采，还是钢铁制造，各个行业都闪耀着工人的光彩，“工人老大哥”成为令人艳羡的称呼。工人成了国家和工厂主人，这极大地激发了工作的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大庆的“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老英雄孟泰“为鞍钢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的创业精神，激励着工人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生产奇迹，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工人的内心骄傲是那么强烈，归属感油然而生。
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条件发生转变，生产方式进行了变更。在一段历史时期，农民工成为中国独有的劳动用工方式，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低成本支持着工业化发展。改革开放早期，农民工是一批将外出务工作为副业的农村人口，出外出务工而带来的财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但这种情况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发生了变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他们成了新时代的“新工人”。
2.“她们太没有责任心了，上班的时候还玩手机，聊天，哪像我们呀。”陈青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婉芸说，李婉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青和“90后”李婉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这个工业区的高峰时期，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这里的湖南人陈青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以这里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婉芸是新一批的落脚者，她说她也认同陈青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选择多多啊，年轻人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绝大部分人的志向并不在那些单调枯燥的生产线上，不愿干了就走呗。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为她所在城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这个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正在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越来越现实的挑战。
来自湖北荆州，现在在这个工业区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的一名李姓男员工说：“我们四周是高高的围墙，还有铁丝网，戒备森严，好像监狱一样，连上厕所都限定时间，平均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已经在广州打工7年的小王，今年25岁，也在这家厂里上班，他的话语里藏着许多无奈：“你看我们的厂房，条件好着呢。可是，一进车间，所有人就失去了名字。工人密密麻麻地坐着，工作的时候根本没空说上一句话，得死命盯着手里的活，稍微一放松，零件从你眼前滑过，钱就从你眼前溜走了，因为我们都是计件工资。最近我总是想起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有时我会想，我们是不是和电影中的夏尔洛很像？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我们!”但是，这家厂的厂长助理王先生却说：“现在的年轻工人，已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并不满足于做工挣钱。他们大多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对自由、个人尊重越来越重视，如果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马上就会跳槽。企业如果不能有一批长期忠诚的骨干，企业壮大和职工发展都很难谈得上。”
一项调查显示，当下国内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有人评价道：“中国的工人获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认同，却没有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同。”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工人，现在基本成了流水线操作者的代名词，是不需要多高技术的作业者。劳动力，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梦想和追求，有着家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要安身立命，他们也要有尊严，甚至还要——抬头仰望星空。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是必然的事情。相比较于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显然，这句话同样契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工人，需要时代的认同，需要社会的尊重，还需要有发自内心的骄傲。
3.盛昌是一家制鞋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耐克在深圳的主要代工厂，规模最大时达10万人之多。如今它偏居一隅，隐藏在一段年久失修的小路最深处，周围只有几处零散的小作坊。“盛昌曾是横岗地区知名的企业，除了耐克，盛昌也为其他跨国公司代工。”该厂安全生产负贵人沈先生介绍，“现在只能接到一些小品牌的零散订单，这在以前根本不会接。现在用工成本很高，熟练工的工资涨得更快。对我们来说，加薪是找死，不加薪是等死。现在耐克将代工企业逐步外迁，我们现在真是有心无力了。”就连盛昌对面卖奶茶的大娘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她说“这两年生意太难做了，一杯奶茶只卖到1块钱，在深圳这样的高消费城市，已经无法再便宜了，可是现在就是这1块钱的奶茶都不好卖了。”这样一家效益曾经很好的代工企业，现在雇员仅剩三四千人，正可谓“盛极而衰”。
全国何止成千上万个盛昌？“中国制造”曾经疯狂席卷全球，阿富汗人骑的自行车，越南人骑的摩托车，巴基斯坦小店里摆放的文具用品，美国人看的电视机和穿的衣服，欧洲人用的家电和玩具，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中国一度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这些企业靠的仅是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链。随着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一度曾把为世界品牌代工视为骄傲的工厂，现在不得不面临疲于维持状态，甚至走上破产的命运。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境，靠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起来的国家经济发展，如同竭泽而渔。
A市是长三角经济圈中一个重要的新兴工商城市，以制造业为主体，经济发达。近年，A市的制造业一样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制约因素，过去以代工制造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A市探索在产品发展设计、研发和营销向两头延伸的同时，实施中间分离，在现代制造业中拓展现代服务业，既助推现代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也实现了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在A市，很多企业剥离主副业，实施二三产拓展分离。比如从玩具制造企业中，拓展分离出了玩具商贸有限公司，由其专门从事市场推广、品牌塑造和商品销售。剥离后，产品研发、品牌塑造、销售可以走上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实现做强做大的目标。通过转型升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提升了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渐塑造起自己的品牌，不再依附于代工模式，最终实现外资和民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翼齐飞的局面。
发展经济就像开汽车一样，在直道上可以快一点，但如果要转90度或更大角度的弯，就必须要把速度降下来。不论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之中，还是因为本身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制造业都亟待转型升级，在转型期，会出现像盛昌一样“盛极而衰”的企业，也会涌现出像A市这样的成功经验。
4.某大学的陈博士认为，劳动力短缺对于未来中国发展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短缺的劳动力市场会使我们开始关注劳动力资源对于中国崛起梦想的重要性。只有当为这种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支付更高的报酬时，我们才会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而技术创新也会随之绽放。他说，如今有的人在谈论中国屈崛起之际，总爱用那些以廉价劳动力堆积出来的GDP和羽翼渐丰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他们的例证，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他介绍到，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杰里夫*萨克斯教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源诅咒”现象：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比如，拥有丰富资源的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正经历着较低增长或者还在痛苦的经济增长中挣扎；而相反的是，韩国、新加坡和瑞士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经济却表现出异常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现在来看，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俄罗斯也已陷入“石油诅咒”的陷阱之中。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顺取逆守的资本家在获得原始资本积累之后，非但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向社会支付再生产所需要的市场价格，反而利用与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大勾结，向工人支付低于再生产所需的低工资，以更低的价格继续获得大片优良的自然资源。陈博士说：“我并不担心处于发展轨道的中国会像俄罗斯那样陷入‘石油诅咒’陷阱，但是非常担忧会陷入‘人口诅咒’的陷阱。”目前中国制造业如若不应对得当，极有可能沦为建立在沙子上的王国，难以经受真正的风雨洗礼。
5.当虚拟经济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金融市场的海洋里，实体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里，发达国家从高速增长一下子跌入茫茫沼泽地。经此一劫，发达国家认识到：脱离制造业的虚拟经济“虚火”，是酿成危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主因。卢*兰奇是美国通用电气家电业务的设计主管，他说：“过去我们曾认为我们负责设计然后控制销售就万事大吉，现在我们发现这是个错误，一旦你把生产转移出去，就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而这种变化是一点点显现的：当你第一次把烤面包机和热水器转移到海外生产时，你还知道如何制作这些产品，因为昨天、上个月或者上个季度你还在生产它们；但是当产品更新换代、技术不断进步后，为降低成本而不断更换代工厂的时候，设计产品的人与生产产品的人之间的差距就像太平洋一样宽广。”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开始认识到，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生活的外包浪潮是个严重的错误。
现在，回归实业几乎成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共同的战略选择。美国从2009年到2012年，先后推出了《美目制造业振兴法案》“购买美国货”“五年
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条件发生转变，生产方式进行了变更。在一段历史时期，农民工成为中国独有的劳动用工方式，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低成本支持着工业化发展。改革开放早期，农民工是一批将外出务工作为副业的农村人口，出外出务工而带来的财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但这种情况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发生了变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他们成了新时代的“新工人”。
2.“她们太没有责任心了，上班的时候还玩手机，聊天，哪像我们呀。”陈青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婉芸说，李婉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青和“90后”李婉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这个工业区的高峰时期，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这里的湖南人陈青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以这里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婉芸是新一批的落脚者，她说她也认同陈青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选择多多啊，年轻人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绝大部分人的志向并不在那些单调枯燥的生产线上，不愿干了就走呗。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为她所在城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这个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正在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越来越现实的挑战。
来自湖北荆州，现在在这个工业区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的一名李姓男员工说：“我们四周是高高的围墙，还有铁丝网，戒备森严，好像监狱一样，连上厕所都限定时间，平均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已经在广州打工7年的小王，今年25岁，也在这家厂里上班，他的话语里藏着许多无奈：“你看我们的厂房，条件好着呢。可是，一进车间，所有人就失去了名字。工人密密麻麻地坐着，工作的时候根本没空说上一句话，得死命盯着手里的活，稍微一放松，零件从你眼前滑过，钱就从你眼前溜走了，因为我们都是计件工资。最近我总是想起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有时我会想，我们是不是和电影中的夏尔洛很像？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我们!”但是，这家厂的厂长助理王先生却说：“现在的年轻工人，已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并不满足于做工挣钱。他们大多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对自由、个人尊重越来越重视，如果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马上就会跳槽。企业如果不能有一批长期忠诚的骨干，企业壮大和职工发展都很难谈得上。”
一项调查显示，当下国内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有人评价道：“中国的工人获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认同，却没有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同。”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工人，现在基本成了流水线操作者的代名词，是不需要多高技术的作业者。劳动力，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梦想和追求，有着家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要安身立命，他们也要有尊严，甚至还要——抬头仰望星空。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是必然的事情。相比较于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显然，这句话同样契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工人，需要时代的认同，需要社会的尊重，还需要有发自内心的骄傲。
3.盛昌是一家制鞋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耐克在深圳的主要代工厂，规模最大时达10万人之多。如今它偏居一隅，隐藏在一段年久失修的小路最深处，周围只有几处零散的小作坊。“盛昌曾是横岗地区知名的企业，除了耐克，盛昌也为其他跨国公司代工。”该厂安全生产负贵人沈先生介绍，“现在只能接到一些小品牌的零散订单，这在以前根本不会接。现在用工成本很高，熟练工的工资涨得更快。对我们来说，加薪是找死，不加薪是等死。现在耐克将代工企业逐步外迁，我们现在真是有心无力了。”就连盛昌对面卖奶茶的大娘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她说“这两年生意太难做了，一杯奶茶只卖到1块钱，在深圳这样的高消费城市，已经无法再便宜了，可是现在就是这1块钱的奶茶都不好卖了。”这样一家效益曾经很好的代工企业，现在雇员仅剩三四千人，正可谓“盛极而衰”。
全国何止成千上万个盛昌？“中国制造”曾经疯狂席卷全球，阿富汗人骑的自行车，越南人骑的摩托车，巴基斯坦小店里摆放的文具用品，美国人看的电视机和穿的衣服，欧洲人用的家电和玩具，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中国一度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这些企业靠的仅是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链。随着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一度曾把为世界品牌代工视为骄傲的工厂，现在不得不面临疲于维持状态，甚至走上破产的命运。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境，靠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起来的国家经济发展，如同竭泽而渔。
A市是长三角经济圈中一个重要的新兴工商城市，以制造业为主体，经济发达。近年，A市的制造业一样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制约因素，过去以代工制造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A市探索在产品发展设计、研发和营销向两头延伸的同时，实施中间分离，在现代制造业中拓展现代服务业，既助推现代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也实现了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在A市，很多企业剥离主副业，实施二三产拓展分离。比如从玩具制造企业中，拓展分离出了玩具商贸有限公司，由其专门从事市场推广、品牌塑造和商品销售。剥离后，产品研发、品牌塑造、销售可以走上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实现做强做大的目标。通过转型升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提升了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渐塑造起自己的品牌，不再依附于代工模式，最终实现外资和民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翼齐飞的局面。
发展经济就像开汽车一样，在直道上可以快一点，但如果要转90度或更大角度的弯，就必须要把速度降下来。不论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之中，还是因为本身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制造业都亟待转型升级，在转型期，会出现像盛昌一样“盛极而衰”的企业，也会涌现出像A市这样的成功经验。
4.某大学的陈博士认为，劳动力短缺对于未来中国发展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短缺的劳动力市场会使我们开始关注劳动力资源对于中国崛起梦想的重要性。只有当为这种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支付更高的报酬时，我们才会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而技术创新也会随之绽放。他说，如今有的人在谈论中国屈崛起之际，总爱用那些以廉价劳动力堆积出来的GDP和羽翼渐丰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他们的例证，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他介绍到，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杰里夫*萨克斯教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源诅咒”现象：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比如，拥有丰富资源的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正经历着较低增长或者还在痛苦的经济增长中挣扎；而相反的是，韩国、新加坡和瑞士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经济却表现出异常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现在来看，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俄罗斯也已陷入“石油诅咒”的陷阱之中。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顺取逆守的资本家在获得原始资本积累之后，非但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向社会支付再生产所需要的市场价格，反而利用与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大勾结，向工人支付低于再生产所需的低工资，以更低的价格继续获得大片优良的自然资源。陈博士说：“我并不担心处于发展轨道的中国会像俄罗斯那样陷入‘石油诅咒’陷阱，但是非常担忧会陷入‘人口诅咒’的陷阱。”目前中国制造业如若不应对得当，极有可能沦为建立在沙子上的王国，难以经受真正的风雨洗礼。
5.当虚拟经济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金融市场的海洋里，实体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里，发达国家从高速增长一下子跌入茫茫沼泽地。经此一劫，发达国家认识到：脱离制造业的虚拟经济“虚火”，是酿成危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主因。卢*兰奇是美国通用电气家电业务的设计主管，他说：“过去我们曾认为我们负责设计然后控制销售就万事大吉，现在我们发现这是个错误，一旦你把生产转移出去，就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而这种变化是一点点显现的：当你第一次把烤面包机和热水器转移到海外生产时，你还知道如何制作这些产品，因为昨天、上个月或者上个季度你还在生产它们；但是当产品更新换代、技术不断进步后，为降低成本而不断更换代工厂的时候，设计产品的人与生产产品的人之间的差距就像太平洋一样宽广。”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开始认识到，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生活的外包浪潮是个严重的错误。
现在，回归实业几乎成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共同的战略选择。美国从2009年到2012年，先后推出了《美目制造业振兴法案》“购买美国货”“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