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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联合国的人口数据预测,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年均增长16.55%,到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达28%左右。在这30年里,中国开始全面步人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超过30%,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长期实行严厉的人口出生控制政策,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使我国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为6.8%,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同,但是,到201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是8.3%,而世界平均水平为7.5%。
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这些发达国家进人老龄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000美元以上。2009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6859美元,日本为38559美元,英国为43785美元。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比较尚有明显差距,我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刚超过1000美元的时候,就开始步人老龄化社会,2009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315美元。而且和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上百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
中国人正越来越长寿,高龄老人占老人的比例越来越大。2009年,中国人的平均期望寿命已达73.05岁,在医疗等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人均期望寿命更高。比如,上海人2007年的平均期望寿命就已经达到了81.08岁,其中男性78.87岁,女性83.29岁。在上海,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100岁的“老寿星”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周围。截至2009年,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有1899万人,今后每年以100万人的速度增加。据预测,到2025年,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数将达2500万人,超过澳大利亚现有的总人口。
老年人通常希望能同儿女一起生活,但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子女离开父母到外地谋生甚至到国外打拼。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独居的“空巢”老人越来越多。目前,城乡“空巢家庭”已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
2.我国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企业实行的是统账结合、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由政府包揽,农民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又是一种新的制度,制度分割现象严重。截至2009年,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2.36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8.15%;截至2009年5月初,只有1633万名农村老年居民按月领取了养老金,广大农民基本依靠自我保障。另外,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资金被用来支付当期养老金,在运行过程中必然形成规模巨大的收支缺口,给未来养老金的支付埋下隐患。截至2009年底,我国养老金结余有1.25万亿元,“空账”已经达到1.3万亿元。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至今已有30多年,传统家庭结构形式已经发生变化,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家长已集体步入老年期,中国正全面迎来“4-2-1家庭”时代,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和抚养一个孩子的家庭格局日益成为主流。而且,由于人均寿命不断延长,“6-4-2-1”、“8-4-2-1”家庭也逐步增多。调査显示,80后独生子女有74.1%的人表示生活工作压力大,照顾父母力不从心;68.4%的人表示须承担多位老人的养老负担;50.1%的人表示生活在两地,无法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42%的人表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在不同的城市无法互通,如果父母在异地生病看病报账就不方便;37.7%的人表示养老院等社会养老机构无法让其放心。
老年人是疾病高发人群。据卫生部调查,老年人发病率比青壮年要高3-4倍,住院率高2倍。小刘说:“父母年纪大了,生个大病怎么办?以前还有兄弟姐妹轮流照顾,现在就夫妻俩人,还要工作挣钱。我觉得国家应该完善养老制度,医疗保险能够异地流转,要不然看个病还要回老家的定点医院,老人怎么禁得起折腾?”一个29岁的独生女在某网站发出帖子,诉说其陷人了这样的困境:公公痛风住院,丈夫的爷爷糖尿病住院,丈夫的奶奶又不慎摔伤了腰,自己和身为独子的丈夫忙于上班,两岁多的儿子需要一个人照顾。虽然找了保姆、护工分别照顾孩子和老人,夫妻俩早已忙得焦头烂额。这位网民践慨道:“有时候真希望能长出三头六臂。”帖子发出不到一天时间,就引来一大群双独(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在她的博客上留言,倾诉照顾“四老一小”的压力和苦恼。
张大妈有三子一女,有两个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还有两个在外地忙事业。孩子们各自忙碌,不能经常回家。张大妈掰着指头计算着孩子们下一次回家的时间,“在美国的孩子几年回来一趟,最近的一次是去年10月回来了一趟。离我最近的孩子两个月回来一趟。”所以,虽然已是七旬老太,张大妈在家里绝对是“顶梁柱”,除了要照顾多病的老伴,102岁的老母亲也需要她的重点“保护”和悉心照料。生活的难处往往体现在很多细节上,比如,最近,她的老伴生病,“老伴被我送去打针了,住院的话,我没时间照顾他,花钱也多,所以这次我让医生给他开了10天的药,就近找了一家医院,每天送他去打针,打完了我再接他回来。”张大妈还说,“十几年来,自己就这样支撑着一个老年之家,好多时候还真觉得累!”
目前,我国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照料的老年人数量为1500万人,预计2020年将达到25OO万人。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的养老床位、养老机构和养老服务都不到位,不能很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因此,有的社会学者极为担忧中国的养老制度,认为迅速老龄化对家庭、企业、医院、社会造成了极大负担,中国一时出现了“养老真空”的现象。
3.百善孝为先。自古以来,人们把父母抚育子女,子女孝敬父母,看成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孔子说:“孝,德之本也。”社会要求子女尊敬、关爱父母,为父母养老送终,而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孝文化却出现了弱化的趋势,有些年轻人尊老敬老的意识淡薄,不少老人晚年生活凄凉。
杨奶奶年近90岁,膝下5个子女。年纪越大,杨奶奶越希望子女常伴身边,然而却往往难以如愿。不久前,杨奶奶以身体多病、没有生活来源为由,起诉要求子女们给付赡养费、分担医药费用,并轮流到家中来照顾她。开庭时,年迈的杨奶奶亲自到庭。法庭上杨奶奶看见几个来参加诉讼的子女,忍不住伤心地说了一句:“今儿在法庭上,我倒是见着你们几个了。”这句话让审理此案的法官感觉到了老人内心的孤独。经法官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在调解文书中,除了赡养费、医疗费外,“精神赡养”也被明示:由五个子女依次轮流到原告家中陪护原告。
马福建因多年来一直践行着自己心中的“孝道”,把关爱带给了无数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老人,被评选为2011年“中国十大孝子”。1997年,马福建看到社会上“尊老不足,爱幼有余”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农村不愿赡养老人的情况经常出现,就拿出1万元钱在自己的家乡武康镇太平村设立了一个“孝敬父母奖”奖励基金,奖励孝敬父母的家庭。“孝敬父母奖”设立后,村民们增强了孝敬长辈的意识,家庭生活更加和谐美满,村民纷纷争当孝敬父母的模范,村风也为之改善。村领导说:“这个奖设了后,因家庭矛盾需要村干部出面解决的事大为减少。老人都夸自己的孩子孝顺,老马这奖很灵!”村民们说:“看着人家用心良苦,费钱劳力地来办这样一件好事,我们就是想吵也吵不起来了。”几年来,该村已先后评出12对孝敬长辈的好夫妇,不仅树立了敬老爱老的榜样,而且充分发挥了榜样的积极引导作用。现在马福建的“孝敬父母奖”已经由村级奖升级成为全县的一个民间奖项。在该奖项的引导下,该县由民间设立奖励新风的奖项已经发展到17个,社会风气得到明显改善。
马福建还出资创建了一所民办老年乐园。近十年来,有500多名老人先后人住,常住的就有150多位。对待老人,他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陪100多名老人度过人生最后时光。
4.在英国,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机构占养老机构总数的60%左右,还有大量的私营企业从事着社区的日间养老照料服务。此外,社会上还有大量的志愿者参与养老照料服务。志愿服务有许多种形式,如互助型养老、储蓄型养老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机构最初都是从保障孤寡、残疾老人的养老开始发展的。经过多年的实践,虽然社会力量在养老服务中已经成为主要力量,但是政府对于困难老人的保障功能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目前,英国、美国等都建有大量福利院,专供低收入、孤老等生活困难的老人养老。英国的政府保障性护理院占护理院总数的17%。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对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实行分级管理。根据身体健康状态、生活自理程度及社会交往能力,老年人可分为自理型、半自理型和完全不能自理型三级;从半自理到完全不能自理再分级,如日德分成六级。不同级别的老年人人住不同类型的养老机构,不同的养老机构提供不同的服务,如对不能自理者主要提供康复护理服务,对自理者提供基本的日常照料服务等。
西方发达国家对养老服务的内容和标准都作了明确规定,并由政府监督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如美国的康复设施鉴定委员会和全美日间照料协会就于1999年联合颁布了日间照料服务标准。对丧失了自理能力或达到一定年龄的老人,在人住养老机构时政府要给予补贴,如瑞典90岁以上的老年痴呆者进入养老机构,政府承担全部费用。
5.居家养老是中国最传统、最普遍的养老模式。在老人中,有老伴作陪或者生活能自理的,采取居家养老的模式也过得不错,如果孤身一人,则老来寂寞就成了最大问题。66岁的李大妈,她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定期给赡养费,吃穿不愁,但“心里老是空空的”,因为跟孩子很少交流,有时她忍不住打个电话给孩子,可说不了几句话孩子就说忙,要挂电话。有关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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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一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正在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深化,并向世界其他国这蔓延,从虚拟经济渐渐波及实体经济,过程发展之快、数量之大、影响之巨,是人们始料不及的。为抵御金融危机,美国、欧洲和世界的许多其他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北京闭幕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发表了关于国际金融形势的声明,承诺为保持金融体系稳定采取必要及时的措施。2008年7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首要任务:10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则从一系列具体措施上表明了宏观政进一步转变。
资料二
  2008年受全球金融风暴影响,东莞市“合俊玩具厂”和“俊领玩具厂”两家大型企业倒闭,导致7000多名工人失业。随后,珠三角、长三角及其他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加工企业倒闭的消息相继传来,全球金融风暴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开始显现。11月上旬,金融风暴的影响开始向内地蔓延,江西、湖北、甘肃、贵州等地一些企业出现“闷炉现象”:山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化肥生产企业减产40%,截至11月底,,由于不断有企业停产减产,贵州停运的火电机组达799.5万千瓦,停机率47.6%,部分县市的日用电量甚至低于2008年年初雪灾害时期。
资料三
  在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复杂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浙江微观经济主体举步维艰,浙江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回落。据浙江省统计局统计:2008年1~8月省内小企业亏损额增长50.3%,比上半年提高8.4个百分点:大中型工业企业亏损额增长达2.4倍,比上半年扩大1.5倍。9月,省内处于停产状态的规模以上企业1362家,比6月增加402家,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2.6%。统计显示,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增幅已从3月的14.9%回落到7、8、9月的9.8%、6.1%、6.4%,增速为10年来最低:前三季度,浙江GDP增速同比分别回落2.8、3.3、4.1个百分点,呈逐季回落态势,预计四季度增速仍将放缓,全年增长可能回落到11%以下,这是自1999年以来最大一次下行调整。
资料四
  浙江企业遭遇的困境比全国其它地区相对更加严重,2008年上半主角是风险抵御度差的中小企业,温州鞋革企业产值在500万以下的有1000来家关掉,约3000家规模以上企业,大部分生产经营相对稳定;服装行业2000多家企业,外销订单少了40%;温州打火机是受冲击比较早的行业,原业1000多家,现在只有一两百家,多数属于正常淘汰。中小企业的冬天刚刚来临,还没有到深冬,这些曾经红红火火的制造企业,现在“日子越来越难过了”。2008年下半年,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的局面开始向大型民营企业蔓延,不少大型民营企业纷纷陷入困境。绍兴最大的民营企业“华联三鑫集团”、最大的印染企业“江龙控股集团”先后破产倒闭;绍兴纺织龙头企业“纵横控股集团”因资不抵债而陷入财务危机;义务“金乌集团”因巨额债务无法偿还,被破产拍卖。
资料五
  据国家统计局的反馈资料显示,2008年三季度我省企业家信心指数,比全国同期低11.8点,在全国的位次已连续两个季度处于末位,这表明我省企业家对宏观经济的预期最为担忧;据对全省1430家企业的景气调查,企业家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持“乐观”态度的占28.8%,比去年同期下降22.2个百分点;认为“持平”的占54.5%,比上同期上升7.2个百分点;认为“不乐观”的占16.7%,比去年同期上升14.0个百分点,据此计算的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12.0,分别比去年同期和今年二季度回落34.2和10.0,跌至1999年三季度以来的最低点。
资料六
  目前部分企业面对困境出现了悲观情绪;对困难“看不到底”,想“冬眠”几年,等时机好了再创业;寄托于2009年天上掉个“馅饼”;认为传统制造业是夕阳产业,晚死不如早死,索性袖手旁观。种种心态反映到现实中,浙江云光泵阀制造有限公司朱吉光因盲目替他人作贷款担保,不堪逼债,在外地宾馆服毒自尽,曾是“全国中成药企业50强”的浙江一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亚津自缢身亡。一位创业近40年的企业家说,企业因资金短缺而渴望贷款还不是最让人担忧的,最可怕的是当信贷放开时,企业不敢要钱,“那才是最最糟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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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上半年,海宁市就开始动员各级干部深入企业,掌握情况。由市领导挂帅的12个工作组,每周深入镇村、企业,现场解决问题,给企业“提气”。在政府的推动下,海宁的家纺、皮革、经编三大传统产业出现积极的变化。“中国家纺文化艺术创意基地”和“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设计帅海宁培训基地”正式落户海宁,成为海宁家纺企业的“突围”路线。海宁中国皮革城再次“变脸”,70多幢楼房组成的总部商务区已开工兴建,这里将形成未来海宁皮革产业的设计、研发、品牌孵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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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头集团共有60多家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难免也会受到影响。滕头村与本省的萧山航民村、东阳花园村、台州方林村、上海九星村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村企集团五村合作组织,通过发展合作、资源共享、互动平台,开展科技、管理、营销、人才等信息以及管理人才队伍的交流,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共同推进乡村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滕头集团在稳定中求突破,创新中求发展。2008年1月-10月,销售额近2亿元,同比增长了60%;爱伊美制衣有限公司国内销售额达2.6亿元,同比增长了160%。2008年1月-11月,滕头集团的产值到31.58亿元,销售额27.79亿元,利税3.3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13.97%、15.31%和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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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某市居民对几年前的一场暴雨记忆犹新。那天是周六,市民们入网后舱的周末一样逛街、聚会、休闲。张艺谋大片《十面埋伏》的首映式正在这天举行,大批倒票的“黄牛”憋足了劲要大赚一笔。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让所有在外面的人狼狈不堪。那天下午16时左右,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顷刻之间降下瓢泼大雨,不到两个小时的降雨让全市交通陷入瘫痪,立交桥下积水深达2米,公交车、小汽车变成了船。类似的事件,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曾出现过。市政建设与城市改造不同步的现象至今仍然是个不小的问题。有专家表示,以应有功能来衡量,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市政公用事业连“健康”都算不上。
  截至2009年4月,中央的4万亿投资已经带动了地方30多万亿元的投资。从4万亿到30多万亿,这些保经济增长的投资都流向了哪些领域?资料显示,铁路、公路、航空、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医改、住房保障等民生工程都是投资的主要流向。例如某市新增投资60亿元,主要用于轨道交通、中小企业和农业,其中20亿元用于高铁的征地拆迁。某省拨付90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和基础设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某省组织了3300亿元投资,主要投向千亿基础网络工程、千亿产业提升工程和千亿惠民工程。其中惠民工程主要指配备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本服务设施。但有专家指出,各地似乎都缺少了对城市公用事业的关注,而中国仍处在市政设施相对不足且市政设施需求迅速增长的阶段。尽管投资中有用于城市公用事业的部分,但比例很小、规模不大,尚不足以体现城市公用事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作用。这位长期研究城市公用事业的专家说,城市公用事业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公益性,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市政公用事业包括城市供水、集中供热、垃圾处理、市政道桥、公共交通、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管道燃气八个方面的市政设施建设。在城市基础设施中,城市公用事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初期,讲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讲得比较多的是改善投资环境。路桥、通讯、水、电、气、热等设施有了,投资者就愿意去投资,没有就没有人愿意去投资。市政公用事业对经济发展具有先导、基础的作用。作为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载体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建设并管理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引导人们自觉爱护、维护这些设施,对促进城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对城市功能、质量的提高和城市现代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据统计,目前全国的城市市政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在1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的比例在2%以上。某专家指出,因为城市道路、供水、燃气、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建设任务仍然艰巨,在目前的投资规模基础上,投资扩大1倍,达到2万亿元的规模,也很难说就能完全解决问题。我国城市化进程仍处在迅速上升阶段,公用事业的资金缺口仅仅依靠政府单一的财政投入显然难以填上,公用事业的供给严重滞后社会的需求,成为经济起飞的瓶颈。因此,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城市市政投融资机制。这要求进一步放开市场,积极推进城市公用设施的市场化改革。现在全国有五亿多城市人口,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全国城市人口将达到9亿多,这对城市公用事业将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对投资者来讲,也是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摸索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的道路,一些吃皇粮的城市公共事业单位开始断奶,2002年12月,原建设部颁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在市政公用事业逐渐放开的过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据南方某省统计,城市公交40%的产权,城市供水50%的产权,城市燃气80%的产权,已经转让给民营资本或外国资本。
  从2002年开始,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型外资水务集团开始进入中国,以巨资收购水厂。这些跨国公司的收购举动一度让国人困惑不已。例如2002年5月,为例雅水务集团斥资近20亿获得S市自来水工资50%的股权,经营期限50年,而转让评估价为7.6亿元,威立雅的报价超过评估价近两倍。2007年8月,Y市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招标,中法水务集团以8.95亿元中标,报价为资产价值的5倍左右。外资这种溢价收购手段,让国内很多地方政府兴奋不已。然而,国内水厂真的这么值钱吗?有学者指出,外资这样的溢价收购意味着将来要成倍地赚回去,负担最终会不同程度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随着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开始出现。2008年1月,某市300多辆公交车停运,致使全市70多玩市民出行困难。造成停运的原意在于公交民营化运转不良。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在原建设部文件出台后,很多地方政府就开始卖水厂,要门是跟外资合作,要么干脆一卖了之。他认为,公交线路、水厂卖出去,本身没有错,但基础分析巩固中欧没有做透,只想到有人买,政府还能有些收徒,卖完后却没有人管,这样一来损失的是国家,伤害的是消费者。很多地方在打开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大门之前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位人士说,特许经营,就是在市政公用行业中,由政府授予企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某项市政公用产品或服务进行经营的权利,政府通过合同协议或其他方式,明确政府与获得特许权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国外开展这类经营一般先要立法,而我国则跳过了这样的程序,而且政策法规、标准、管理措施、管理能力都不配套。公用事业中有一部分注定是没有效益的,这就不能打包全卖出去,而需要政府投入才能搞起来。不能都交给社会资本经营,更不能放任其赚钱,不对其进行管理。
  3.2009年7月31日,L市举行“城市供水价格改革调整听证会”,参会的18名听证代表中,17名代表同意水价调整,只有1人提出“最好不要提价”。消息一出,社会哗然。有网站展开了“如何看待L市水价上涨”的调查,超过80%的网友投出了反对票。8月4日,L市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消息,邀请网民参加一场“关于供水价格改革调整”的座谈会。会上,L市发改委拿出了2套水价调整方案,但无论是哪一套,基本水价的上涨幅度都超过了40%,这让很多人感到接受不了。有的市民说:“L市不缺水,为什么还要涨这么高?6年不调价不代表可以随时上调40%。”
  记者进行了统计,实际到会的网民代表59人,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讨论中,39人发言。其中9人鲜明地反对涨价。与网民调查超过80%反对水价上涨形成发差的是,现场有16人明确表示赞成有条件地调整水价。反对涨价的主要理由,一是认为L市不缺水,没有涨价的必要;二是认为水务集团的账目不够透明。L市水务集团负责人建议政府以后建立新的价格监审机制。他说,一些用水大户会由于水价上涨减少水的用量。那么这一次水价上涨会如何影响居民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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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卢奶奶,你家里一共用对少水?”
  卢:“用4吨、3吨。”
  记者:“几口人?”
  卢:“5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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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俺俩仔细着呢,俺俩可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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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L市另一家用水大户企业,记者了解到,他们已经在近几年对设备进行了节水改造,凡是工业上的用水都可以回收再使用,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7%左右。
  尽管L市的谁家还没有上调,但从企业到普通居民,大家已经都在精打细算省着用水。这也给出了一个答案,为什么1995年L市每天要用50万吨水,而现在城市扩大了,经济发展了,每天用水量却反而下降到30多万吨。
  在这次L市水价上涨的文件中,有一组数字很触目惊心:L市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450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5、世界的1/20,属于极度贫水区。L市水文部门负责人说:“附近两个水库的水,基本上不算L市的水权,属于过境水,是上游的水资源。即使是流经L市的几条河,水量也并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多。大家看到的L河的水面比较宽,实际上因为橡塑坝把水蓄起来了,真正来水,就是坝体上面流的那一点点水,那才是真正的来水。”
  4.2006年12月起,Q市市区综合水价调整,污水处理费由5元/吨上调为8元/吨,居民水价格1.3元/吨上调为1.55元/吨,特种行业用水由21元/吨上调为28元/吨。很多人认为Q市地处南方,降雨量丰富,没有必要节约用水。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Q市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办公室高级工程师王先生说,Q市处于水资源紧张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100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005年为1330立方米,其中沿海县市低于730立方米,属“贫水区”。全国人均占有水资源2200立方米,但Q市远低于这个平均水平。此外,Q市70%的水资源量分布在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较低的山区,人均资源占有量为3595立方米。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水资源较少。Q市降雨量季节性强,时空分布不均,年降雨量、年径流量约60%-80%集中在4-9月份,特别是梅雨和台风雨,时间段,数量大,极易产生洪水。由于现有蓄水工程对河川径流的拦蓄调节能力偏低,弃水现象严重。这种水资源年内分配的不均匀性,造成水资源年内供需不平衡。此外,入海损失严重。天然来水量丰富的晋江西溪流域由于淹没耕地、移民等客观原因,无法兴建大、中型水库,大量的水资源直接奔腾入海,损失的水量约占全市水资源总理的30%。
 
资料1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的经典论述和故事,《论语。颜渊》中,子贡问孔子如何治国,孔子说要做到三点:“足食”有足够的粮食;“足兵”,有足够的军队;“民信之矣”,还要得到百姓的信任。子贡问,如果不得已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回答:“去兵”。子贡又问,如果还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司马迁《史记》中的《商君列传》讲了一个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情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结果没人肯出手一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五十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出来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两。商鞅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而接下来的商鞅变法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在此后的几年中,秦国在商鞅变法中日渐强大。公元前221年,秦国终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秦朝。
  而同样在商鞅“立木为信”的地方,在早它400年以前,却发生过一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将士们匆匆赶到,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诸侯们弄明白这是君王为博美人一笑的花招后,愤然离去。五年后,犬戎大举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结果幽王被杀而身死国亡,褒姒也被俘虏。
  资料2
  儒家把“信”作为仁、义、礼、智、信“无常”之一,地位十分重要。《论语》中多处讲到这一思想,如《论语*学而》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为政》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曾子,春秋时期鲁国人,是孔子的弟子。“曾子杀猪教子”的故事广为相传,有一天,曾子的妻子要去赶集,儿子哭闹着要跟去。曾妻戏哄儿子说:“你别哭,你在家里等着,妈妈回来杀猪烧肉给你吃。”儿子听说有肉吃,就不随母亲去,曾子的妻子赶集回来,见曾子拿着绳子在捆猪,准备杀猪,她赶紧制止曾子说:“我刚才同孩子说着玩的,并不是真的要杀猪,你怎么当真了?”曾子严肃地对妻子说:“你要知道孩子是欺骗不得的。孩子小,什么都不懂,今天你要是欺骗孩子,就等于教他说假话和欺骗别人,长大后他会成为怎样的人?以后你再讲什么话,孩子就会觉得母亲的话不可靠,就不会再相信你了。”曾妻听了丈夫的一席话,后悔自己不该和孩子开这样的玩笑,于是协助曾子杀猪,为孩子烧了一锅香喷喷的猪肉,父母的言行直接感染了孩子。一天晚上,曾子的儿子刚睡下又突然起来,从枕头下拿起一把书筒向外跑。曾子问他去干什么,孩子说,这是我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筒,说好是今天还的,再晚也得还人家。
  资料3
  公元1069年,北宋全面展开了以王安石主导的变法。其中一项“青苗法”,旨在打击高利贷资本,阻止土地兼并。北宋时一到春天,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割,地里只有春苗,农民往往向富户借高利贷,等青苗成熟收割后再还本付息,假如自然灾害发生,收成不好,农民只能拿土地还债,宋朝严重的土地兼并多由此产生。为帮助农民,“青苗法”要求官吏在春天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既帮助农户免除高利贷之苦,抑制土地兼并蔓延,同时也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一举两得。“青苗法”刚开始执行时,为鼓励“青苗法”推广,各级官吏层层设定贷款额度目标。在绩效考核的压力下,少数官吏为了多发放贷款给农民,以显示“政绩”获得绩效奖励,不管农民是否有需求,背着中央强迫农户一律接受官府贷款。而中央政府又无法掌握地方官吏如何执行“青苗法”的信息。逐渐,其他官吏担心吃亏,越来越多的官员效仿,于是大量不需要资金的农户被迫向官府贷款,当遇到自然灾害后就只能再向民间借高利贷来还官府贷款。“青苗法”的举措出发点很好,但在实践中忽视了对地方官吏的监督,导致执行者对上歪曲改革政策而失信于中央政府,对下强行向农户贷款坑害老百姓,最后“流民无数,天怒人怨”,改革被迫终止。
  资料4
  契约,英文为contract,中文又译为合同,英国着名法学家梅英考察了契约的起源和发展,强调契约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契约关系在古代就存在。在古巴比伦王国,由于商业比较发达,就产生了规范契约关系的法律条文。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商事关系、民事关系的发展,因而买卖契约、租赁契约、雇用契约、借贷契约、保管契约、合伙契约等契约关系也形成和发展起来,契约法律约束观念基本形成。近代,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统治地位的确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制度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契约经济,无论是商事、民事还是政事领域,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契约关系。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世贸组织的建立使契约关系、契约思想进一步向全球扩展。有学者提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规则。在制度环境中,宪法、产权制度和契约是正式的制度,而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化习俗等则为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不仅是制度的重要构成要素,而且同样约束着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问。
  在美国,一个农场主五岁的,儿子不幸身亡。农场主十分伤心,为了纪念儿子,在庄内垒了一个小坟冢。几年后,家道中落,他不得不转卖庄园,但提出了唯一的要求,他儿子的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不要毁掉。买主答应农场主的要求,并写入了契约。时光流逝,墓地上野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土地的主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名字已无从查考,但是,孩子的墓依然完好无损。后来,这块风水宝地被政府圈定为美国第18届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当地政府依旧遵守契约,保留了孩子的坟墓,格兰特将军就安葬在小孩坟墓的旁边。一份普通的契约能够维持两百多年,不能不让人感叹。
  每个人都有买票乘车的经历,乘客检票进了车厢后,就与客运公司建立了契约关系:司机有责任把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2012年5月29日,杭州长运客运二公司司机吴斌驾驶从无锡开往杭州的大客车,在途经沪宜高速公路时,一块数公斤重的铁片击碎正在以每小时90公里行驶的大巴车的挡风玻璃,直接击中他的
  腹部。吴斌在肝脏破裂、多根肋骨折断的情况下完成了靠边停车、拉手刹、打开双跳灯等保障安全的动作,挣扎着站起来,疏导24名乘客安全离开,并且嘱咐:“别乱跑,注意安全。”最终,24名乘客无一受伤。6月1日凌晨,吴斌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8岁。吴斌受伤后靠惊人的毅力完成安全停车的76秒视频在网络上热传,他坚守岗位、履行职责、舍己为人的精神感动了整个中国,被人们称为“最美司机”。“最美司机”用生命履行了契约:安全行车,保障乘客乘车安全。
  资料5
  21世纪初,美国大公司的财务丑闻损害了公司投资者的收益和美国雇员的养
  老金收益(因为养老金都投资了这些公司的股票)。2002年3月7日,美国总统发表了“增进公司责任和保护美国股东的十点计划”的报告,这是美国政府对大公司财务丑闻所做出的反应。“十点计划”推动了美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新一轮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提高了信息披露的要求,加大了信息披露的深度;加大了对违规行为的制裁和处罚力度,对公司信息虚假犯罪坐牢的最长时限增加了4倍,由原来最长的5年增加到25年;除了监禁时间增长,还有经济制裁和非经济制裁;提高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精确性和即时性;对违反财务报表披露要求的行为,对个人的罚款由原来的5000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并且对判处监禁的期限由原来的1年延长到10年,对团体的处罚由原来的10万美元增加到50万美元。改革的主要内容还有:设立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高了对外部审计者的标准和要求;公司选择外部审计,必须由独立董事提出;负责审计的会计公司必须定期对每个客户安排一个新的审计员;注册的上市会计公司除审计服务外,不得再向客户提供其他咨询服务,等等。
  当前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比如,食用农产品多为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质量安全难以保证;小餐饮店、小作坊多,食品产业安全基础薄弱。越到基层,监管力量越薄弱,缺资金缺人员,而且食品安全检测覆盖面不够,拿一个县来说,一次蔬菜检测只有几百个批次,实际上进人市场的却成千上万。面对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在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微博]会议上,有两条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建议均被列为重点建议。建议受到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浙江省人大开展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食品安全执法检查,针对食品安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各地“边检查,边整改”,引发了全省范围的食品安全大整治。比如,调整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浙江省明确要建立上下对口、权责明晰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管体制。浙江省去年有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突破——建起一个覆盖全省的责任网,全省划出114530个食品安全责任网络,每格150——200个生产户,责任网建成率100%。另外,对食品危害事件,浙江省还发动群众,建立全省统一的96317食品安全投诉热线,24小时不间断受理安全咨询投诉和举报,省市县三级还设立了举报奖励专项资金。2013年,浙江省政府已将食品安全整治工作列为2013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具体地说,将理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增加监管能力,在风险管理、电子监管等方面要有突破;推进千万学生饮食放心工程;深化风险隐患排查,围绕水果蔬菜保鲜剂、水产品中添加孔雀石绿、用工业明胶加工食品等13个突出问题集
两极冰川融化,海水吞没大陆,城市瞬间冰冻……这是气候灾难大片《后天》给我们描述的地球的“后天”。影片在给人以强烈视觉冲击的同时,更多的是带来人类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思索……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地球温度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开始同步上升,上个世界是近千年来最暖的100年,而最近20年又是其中最暖的20年。
我国是全球气候变暖特征最显著的国家之一。气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危害首先是冰川消融。
  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淡水资源匮乏,炎热、干旱、洪涝、风暴等气象灾害频发,沙尘暴和荒漠化加剧,进而可能影响到疾病流行、粮食产量动和一些物种的灭绝。
  《2009年浙江省气候变化公告》显示,浙江气温每10年上升0.5度,20年后,浙江沿海海平面要比2000年高12厘米。浙江省气象局气候中心负责人介绍说,由于气候变暖,大气温度升高,水汽活动越来越剧烈,这直接导致了暴雨、大雪、大雾等异常天气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所以,2009年我们看到冬天出现雪雨,白昼变成了黑夜。另外,海平面上升加剧了风暴潮灾害的袭击。
8月“莫拉克”台风、9月份的连续暴雨,使09年浙江玉环县2.5万亩晚稻不同程度受灾。玉环种粮大户柯某种了1600多亩水稻,其中400亩被淹。从10月开始,他就计划收割晚稻,原想11月能够顺利开始冬种,没想到持续的暴雨天气致使10%的双季晚稻没有收割。在这位老实农户的印象中,近几年北方干旱南方冰雪等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了,此处沿海的玉环更是气候多变,台风、暴雨往往让当地农民遭受损失。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IPCC)2007年第四次报告明确表示,气候变化90%的因素来自人类活动排放。“碳量的变化是导致气候变化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中科院植物所马克平所长介绍道,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能力得到迅速提高,自然界通过几十亿年所形成的陆地化石资源,人类有能力在数百年内开发并消耗殆尽,这种爆炸式的开发与能源使用,释放出带有巨大能量的温室气体。
2009年12月19日被视为“二战以来最重要的国际会议”、“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气变化会议落下帷幕,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近200个国家环境部长高调出席气候变化大会,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经过13天艰难复杂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协议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行动作出了安排。观察家认为,哥本哈根会议的特殊意义在于,它关系到各国未来如何判断国际气候合作,它实质上是发展权利和发展空间之争,是国际格局之争。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说,发达国家为摆脱当前金融危机,将刺激经济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任务结合起来,是明智的选择。奥巴马总统82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一大部分包括大力提高可再生能源、给100万房屋改进取暖御寒性能、改进美国低效率的电网系统。面对美国掀起的绿色革命新浪潮,日本、欧洲发达国家也未雨绸缪,积极应对,争取在未来竞争中抢占先知。
2008年,全球气候变化行业中的上市企业(包括可再生能源发电、核能、能源管理、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的营业总额达到了5340亿美元,超过航天与国防业的营业总额。当年全球经济大幅衰退,但低碳行业2008年的收入大幅增长了75%。低碳行业正成为全球经济新的支柱之一。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有关专家认为,低碳经济正在对发明和创新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四次产业革命,并将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乃至整个世界。
分析人士指出。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科技输出可以被封锁,战火可以因国界被隔绝,大气层的流动却无以阻挡;今天,这样的理念已逐渐苏醒;尽管分居世界各地,我在这里心旷神怡开着大马力汽车驰聘,很可能你就在那里愁眉苦脸对着烂在田间的农作物。今天,关于绿色经济的行为已对全球稳定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形成了决定性影响。今天,我们还能把应对气候变化视为一种奢侈吗?
在中国,人类活动影响到气候变化的第一因素是煤炭的开采和在发电、取暖中的使用。我国大气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80%都来自燃煤。我国的煤炭、石油等能源消耗居全世界第一、建材消耗全世界第一,石油进口全世界第二,我国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到10倍,每年新增碳排放量为全世界第一,中国社科院10月份正式发布的《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09)》绿皮书指出:“如果中国不改变85%的燃煤结构,不改变传统工业生产和消费方式,环境严峻期将提前来到,并会带来严重社会问题。”
工业是我国能源消费最大的用户,比例达70%左右,发电、治金、建材、化工等几大高耗能行业又占工业能源消费,总量在70%左右。长期以来,在政府的管制下,我国能源价格一直偏低,不能充分反映资源匮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和环境损害成本,更是加剧了能源的过低需求和浪费。由于价格倒挂,在国际油价持续高涨时,国家财政对油企予以了补贴。根据公开的数据,2006年和2007年中石化公司全年得到财政补贴分别为50亿元和49亿元;2008年第一季度增加到74亿元,4月份又获得补贴71亿元。
国务院11月25日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督考核办法。会议亦强调,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能源需求还将继续增长,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巨大压力和特殊困难。清华大学教授齐哗指出,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一项实质性改变,“过去,中国视气候变化为全球问题;现在,气候变化已成为国内发展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
截至2009年上半年,我国“十一五”以来单位GDP能耗已累计下降13%,预计下降20%的总体目标到2010年年底有望实现。完成这一目标,意味着中国将节约标煤6.2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亿吨,20%的任务完成之后我们该做什么?北京循环经济促进会会长吴季松教授说:“节能减排的最终目的低碳经济。通俗地讲,节能就是少排,低碳经济是它的一个效果,低碳经济社会离人类是一个相当远的目标。”
据了解,近期公布的《2050年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和正在制订的我国“十二五”能源规划,将指明我国新能源和碳排放发展的前景,包括太阳能、风能、核能,生物能等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根据摩根斯坦利预测,中国潜在的节能市场规模有8000亿美元,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用清洁能源以及相关产业替代化石能源以及相关产业来提振经济,前景非常乐观。当然,与传统能耗相比,清洁能源的发电成本较高,还需要有积极措施鼓励新能源的开发和消费。
针对低碳经济的试点工程,国家发改委正在组织专家研究,准备制定《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表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除了出台相关政策,更重要的应该是加快结构调整,大力推进资源和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从当前形势和长远看,大面积对化石能源实施价格补贴显然是不适宜的。
从2003年开始,“电荒”一直是浙江经济发展的“肘骨之刺”,当时浙江成为全国拉闸限电范围最大、缺电最严重的省份,企业发展遭受严重损失。到2004年,“电荒”终于开始缓解,但此时中央又出台严格措施,要求节能降耗,定下的目标是到“十一五”末节能降耗达到20%,这比浙江省自己规划的15%的目标高出了5个百分点,为进一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国家2020年碳排放新目标的确定,将使浙江的形势更为严峻。
浙江是一个资源匮乏的省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全国人均水平,能源资源供应外向依存度逐年扩大,环境容量几乎饱和。从近期看,浙江省能源产出不可能有改观,但能源消费增长的势头却十分强劲,根据浙江省“十一五”规划需要,以9%至11%的经济增长速度计算,按照目前的能耗水平,到2010年浙江能源需求将达到1.85亿吨至2亿吨标准煤。
据测算,如果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提高1%,工业比重下降1%,单位GDP能耗可相应降低约1%,如果工业中的高技术产业比重提高1%,而耗能行业比重相应下降1%,单位GDP能耗可相应降低1.3%,2008年,浙江第一产业万元增加值能耗0.35吨标准煤;第二产业万元增加值能耗1.09吨标准煤;工业万元增加能耗1.8吨标准煤;第三产业万元增加值能耗0.27吨标准煤。在浙江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中,第二产业高居75%,能耗较低的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比重还不够大。2008年,全省第三产业比重为41%,同比仅提高0.3个百分点,距“十一五”规划确定的45%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在12月初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调结构”成为会议的一个重要基调。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对浙江企业表示出担忧,浙江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且相当部分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物资资源消耗型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小企业意味着更大的压力。“今年的主题就是‘保‘,先让你活下来再说,但明年的要求变了,结构调整就意味着优胜劣汰,意味着会死掉一批企业。”在节能减排中,由于受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中小民营企业效益回落将带来工作动力和资金的不足。
低碳经济已被抬上了桌面,节能减排已经不是体现一个企业素质的行为,而将变成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说:“市场不可能被摁下暂停键等着你调整,2010年企业将真正进入弯道,速度会降低,但一切为下一条超产加速而准备。经过2009年一
1.2009年,一群来自深圳的普通工人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周刊一出版,中国工人的灿烂笑容,瞬间给处于经济低迷的世界带来希望。他们坚毅的目光,质朴的外表,倔强的神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为“中国制造”贴上光亮的标签。中国工人一直以勤劳、坚韧的姿态出现在历史各个时期。建国之初,“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昂扬的旋律曾伴随共和国的成长,点亮了一个时代。无论是石油开采,还是钢铁制造,各个行业都闪耀着工人的光彩,“工人老大哥”成为令人艳羡的称呼。工人成了国家和工厂主人,这极大地激发了工作的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大庆的“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老英雄孟泰“为鞍钢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的创业精神,激励着工人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生产奇迹,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工人的内心骄傲是那么强烈,归属感油然而生。
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条件发生转变,生产方式进行了变更。在一段历史时期,农民工成为中国独有的劳动用工方式,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低成本支持着工业化发展。改革开放早期,农民工是一批将外出务工作为副业的农村人口,出外出务工而带来的财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但这种情况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发生了变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他们成了新时代的“新工人”。
2.“她们太没有责任心了,上班的时候还玩手机,聊天,哪像我们呀。”陈青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婉芸说,李婉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青和“90后”李婉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这个工业区的高峰时期,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这里的湖南人陈青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以这里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婉芸是新一批的落脚者,她说她也认同陈青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选择多多啊,年轻人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绝大部分人的志向并不在那些单调枯燥的生产线上,不愿干了就走呗。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为她所在城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这个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正在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越来越现实的挑战。
来自湖北荆州,现在在这个工业区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的一名李姓男员工说:“我们四周是高高的围墙,还有铁丝网,戒备森严,好像监狱一样,连上厕所都限定时间,平均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已经在广州打工7年的小王,今年25岁,也在这家厂里上班,他的话语里藏着许多无奈:“你看我们的厂房,条件好着呢。可是,一进车间,所有人就失去了名字。工人密密麻麻地坐着,工作的时候根本没空说上一句话,得死命盯着手里的活,稍微一放松,零件从你眼前滑过,钱就从你眼前溜走了,因为我们都是计件工资。最近我总是想起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有时我会想,我们是不是和电影中的夏尔洛很像?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我们!”但是,这家厂的厂长助理王先生却说:“现在的年轻工人,已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并不满足于做工挣钱。他们大多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对自由、个人尊重越来越重视,如果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马上就会跳槽。企业如果不能有一批长期忠诚的骨干,企业壮大和职工发展都很难谈得上。”
一项调查显示,当下国内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有人评价道:“中国的工人获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认同,却没有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同。”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工人,现在基本成了流水线操作者的代名词,是不需要多高技术的作业者。劳动力,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梦想和追求,有着家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要安身立命,他们也要有尊严,甚至还要——抬头仰望星空。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是必然的事情。相比较于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显然,这句话同样契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工人,需要时代的认同,需要社会的尊重,还需要有发自内心的骄傲。
3.盛昌是一家制鞋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耐克在深圳的主要代工厂,规模最大时达10万人之多。如今它偏居一隅,隐藏在一段年久失修的小路最深处,周围只有几处零散的小作坊。“盛昌曾是横岗地区知名的企业,除了耐克,盛昌也为其他跨国公司代工。”该厂安全生产负贵人沈先生介绍,“现在只能接到一些小品牌的零散订单,这在以前根本不会接。现在用工成本很高,熟练工的工资涨得更快。对我们来说,加薪是找死,不加薪是等死。现在耐克将代工企业逐步外迁,我们现在真是有心无力了。”就连盛昌对面卖奶茶的大娘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她说“这两年生意太难做了,一杯奶茶只卖到1块钱,在深圳这样的高消费城市,已经无法再便宜了,可是现在就是这1块钱的奶茶都不好卖了。”这样一家效益曾经很好的代工企业,现在雇员仅剩三四千人,正可谓“盛极而衰”。
全国何止成千上万个盛昌?“中国制造”曾经疯狂席卷全球,阿富汗人骑的自行车,越南人骑的摩托车,巴基斯坦小店里摆放的文具用品,美国人看的电视机和穿的衣服,欧洲人用的家电和玩具,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中国一度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这些企业靠的仅是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链。随着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一度曾把为世界品牌代工视为骄傲的工厂,现在不得不面临疲于维持状态,甚至走上破产的命运。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境,靠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起来的国家经济发展,如同竭泽而渔。
A市是长三角经济圈中一个重要的新兴工商城市,以制造业为主体,经济发达。近年,A市的制造业一样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制约因素,过去以代工制造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A市探索在产品发展设计、研发和营销向两头延伸的同时,实施中间分离,在现代制造业中拓展现代服务业,既助推现代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也实现了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在A市,很多企业剥离主副业,实施二三产拓展分离。比如从玩具制造企业中,拓展分离出了玩具商贸有限公司,由其专门从事市场推广、品牌塑造和商品销售。剥离后,产品研发、品牌塑造、销售可以走上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实现做强做大的目标。通过转型升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提升了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渐塑造起自己的品牌,不再依附于代工模式,最终实现外资和民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翼齐飞的局面。
发展经济就像开汽车一样,在直道上可以快一点,但如果要转90度或更大角度的弯,就必须要把速度降下来。不论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之中,还是因为本身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制造业都亟待转型升级,在转型期,会出现像盛昌一样“盛极而衰”的企业,也会涌现出像A市这样的成功经验。
4.某大学的陈博士认为,劳动力短缺对于未来中国发展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短缺的劳动力市场会使我们开始关注劳动力资源对于中国崛起梦想的重要性。只有当为这种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支付更高的报酬时,我们才会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而技术创新也会随之绽放。他说,如今有的人在谈论中国屈崛起之际,总爱用那些以廉价劳动力堆积出来的GDP和羽翼渐丰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他们的例证,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他介绍到,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杰里夫*萨克斯教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源诅咒”现象: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比如,拥有丰富资源的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正经历着较低增长或者还在痛苦的经济增长中挣扎;而相反的是,韩国、新加坡和瑞士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经济却表现出异常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现在来看,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俄罗斯也已陷入“石油诅咒”的陷阱之中。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顺取逆守的资本家在获得原始资本积累之后,非但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向社会支付再生产所需要的市场价格,反而利用与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大勾结,向工人支付低于再生产所需的低工资,以更低的价格继续获得大片优良的自然资源。陈博士说:“我并不担心处于发展轨道的中国会像俄罗斯那样陷入‘石油诅咒’陷阱,但是非常担忧会陷入‘人口诅咒’的陷阱。”目前中国制造业如若不应对得当,极有可能沦为建立在沙子上的王国,难以经受真正的风雨洗礼。
5.当虚拟经济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金融市场的海洋里,实体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里,发达国家从高速增长一下子跌入茫茫沼泽地。经此一劫,发达国家认识到:脱离制造业的虚拟经济“虚火”,是酿成危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主因。卢*兰奇是美国通用电气家电业务的设计主管,他说:“过去我们曾认为我们负责设计然后控制销售就万事大吉,现在我们发现这是个错误,一旦你把生产转移出去,就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而这种变化是一点点显现的:当你第一次把烤面包机和热水器转移到海外生产时,你还知道如何制作这些产品,因为昨天、上个月或者上个季度你还在生产它们;但是当产品更新换代、技术不断进步后,为降低成本而不断更换代工厂的时候,设计产品的人与生产产品的人之间的差距就像太平洋一样宽广。”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开始认识到,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生活的外包浪潮是个严重的错误。
现在,回归实业几乎成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共同的战略选择。美国从2009年到2012年,先后推出了《美目制造业振兴法案》“购买美国货”“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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