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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年来，自治区采取降低学历要求、放宽招考专业限制、单独划定笔试合格分数线等措施，加大从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志愿者、优秀村干部等基层人员中考录公务员的力度，有效缓解了乡镇干部空缺和断层问题，为乡镇补充了新鲜血液。随着乡镇机关科级非领导职务设置、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乡镇工作补贴发放等政策出台，乡镇干部待遇得到提高，工作热情明显提升。
据统计，全区核定乡镇科级非领导职务职数763名，各地实际配备主任科员185名，副主任科员130名。银川市金凤区财政每年拨付30万元作为乡镇干部激励基金，用于奖励在乡镇兢兢业业工作的干部。石嘴山市惠农区2015年安排预算58万元用于乡镇干部交通补贴及伙食补贴。固原市提拔3名乡镇党委书记担任市直部门副职，海原县在县直部门和乡镇之间、乡镇与乡镇之间调整交流科级领导干部各23人次。
当前，我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乡镇机构改革以后，乡镇司法、林业、农技、畜牧等站所上划县直部门管理，干部编制、工资、考核在县直机关，工作在乡镇，干部管理、业务工作实行县直对口部门为主、乡镇为铺的双重管理。乡镇对站所干部的年度考核、平时管理往往碍于情面流于形式的出具考核鉴定意见，个别干部甚至两边“打掩护”，导致“两管、两不管”，形成了管用脱节。遇到违建，想拆无权，不拆失职；遇到偷牧，无权处罚，只能驱赶；遇到食品安全、禁毒、环保、安全生产等，就会出现法律手段不好用、行政手段不敢用、经济手段不能用、思想教育不管用，致使有些乡镇干部怕招来麻烦、怕担责任、怕风险。有数据表明，2011年至2015年全区共招录乡镇公务员1654人，截止到2016年3月，已调离乡镇岗位569人。一些进入乡镇不久的年轻干部不知农时、不懂农事，不会说“乡音”，客观上与群众有距离，不会做群众工作，有劲使不上。而且，乡镇领导干部培训多，一般干部培训少；县（区）内培训的多，请进来和走出去培训的少，导致一些乡镇干部眼界不宽、思路不活、创新意识不强。乡镇干部中普遍存在夫妻分居、子女入学、难于照顾家庭等实际困难和问题，加之乡镇办公、住宿、就餐等诸多因素所限，乡镇干部“走读”现象普遍存在。同时，不少乡镇对干部管理考核重视不够、要求不严、措施不力，导致一些乡镇干部作风漂浮、上进心不足、事业心不强。
2.“土里来，风里去，下班没准点，吃饭没着落，提拔没希望，工作没激情……”这曾是乡镇党员干部的真实写照。
为切实提高乡镇党员干部为民干事的创造力，吴忠市以加强组织管理和自我管理为抓手，狠抓教育管理，促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充电”。全市先后累计举办各类培训班110多场次，培训乡镇党员干部14500多人次，有效提高了党员干部凝聚群众、带领群众、服务群众的综合素质。同时，各乡镇以目标管理责任制为主线，将服务三农、包村入户、限时办结、责任追究、民情日记等制度打包捆绑、串联起来，通过“年初承诺、年中述诺、年末考诺”，把目标责任细化落实到每一位党员干部身上，党员干部变“要我干”为“我要干”，激发了为百姓服务的内在驱动力。据统计，五年间全市乡镇党委、职能站所、党员干部共承诺事项13363件，兑现12695件，兑现率达到了95%。
考核评价是乡镇党员干部管理的一个难题。有些地方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有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吴忠市探索推行乡镇党员干部下级测评、同级互评、上级考评相结的“三级联评”机制，用公平、公正的考核机制评议党员干部的工作业绩，对乡镇党委划分一、二、三类进行排队，将党员干部考核指标划分为10项具体内容，以“评星定格”的方式，实行动态管理。
干得好不好，一评就知道。“三级联评”中，群众测评占40%、同级互评占30%、上级考评占30%的比例，每月评选“月度之星”，每季评选“闪耀之星”，半年评选“光耀之星”。各乡镇结合村级组织民主议政日活动，邀请两代表一委员和企业业主以及群众代表参加，对包村干部的工作业绩进行民主测评。尤其农民代表们面对面直评乡镇领导班子和职能站所，问得不少党员干部脸红心跳、头上冒汗。青铜峡镇一名干部直言不讳地说：“谁要是在星级排名中排在了后10名，就觉得是个‘臊毛’的事，有压力，为了找回面子，下次就得把承诺的事办好办实。”
“三级联评”的考核评价机制，把党员干部的形象“树了起来”。盐池县花马池镇盈德村驻村干部官正不论刮风下雨，每天都要到村上，指导群众引种栽植黄花菜，种植成功后又多方联系销路。这位临近退休的老乡镇干部说：“如今身边的同事们都在创先争优为民服务，我也得为乡亲们做点实事。”
根据考评结果，吴忠市对辖区乡镇的领导班子和普通党员干部进行推优排队，奖优罚劣，尤其与干部选拔任用挂钩，让优秀者有了“盼头”，让落后者心生“压力”，使真正能干事的有舞台，不干事的没岗位。2011年至2013年，全市5个县（市、区）先后有1250名乡镇党员干部分别受到市、县、乡党委表彰奖励，36名乡镇领导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32名乡镇长被任用为乡镇党委书记，57名优秀普通干部被提拔为乡镇领导副职。同时，140余名党员干部因工作不力受到处罚，97名干部被诫勉谈话。
3.有人说，农村是党员干部施展才能、服务百姓的第一线，也是干部锻炼成长的摇篮。海原县西安镇以“产业强镇、特色富民”为主线，明确“抓班子、带队伍、强素质、创一流”的工作思路，严格执行干部管理、绩效问责制和绩效考核、责任追究制，在行动上争先进，在岗位上创优秀，把群众满意度作为工作评判依据，提高综合服务水平，建设美丽新西安。
镇党委以建设学习型机关、服务型队伍、效能型部门为主题，狠抓学习培训，不断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素质、服务水平和发展能力，建立“大干大支持，小干小支持，不干要问责”的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积极培育村党员干部创业示范户和致富典型，镇村干部与特困家庭结成帮扶对子，帮助指导特困家庭脱贫致富。积极开展“为民办实事公开承诺”活动，设立服务窗口，公开办事流程，自觉接受监督；建立信访维稳中心，组建平安便民服务队，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调整产业结构，打造“小茴香无公害第一镇”，实现农民增收致富。
4.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从机关选派优秀干部到重点村、难点村和生态移民村驻村帮助工作，是我区多年来联系群众、服务百姓、锻炼干部、推进工作的一项长效举措。
中宁县连续两年选派30多名优秀干部驻村帮助工作，挂职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重点围绕了解社情民意、宣传动员群众、抓好基层党建、帮助发展经济、带领农民致富、维护农村稳定、加强社会管理、培育农村新风开展工作，效果明显。
难点村的最大问题是班子不健全，村里的事和群众的事没人管。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挂职书记们从班子建设入手，通过化解矛盾、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健全村级议事规则等办法，解决难点村班子不健全、软弱涣散等问题。
某乡上庄子村是全县有名的上访村、问题村。多年来由于家族、派系势力的干扰，村“两委”班子长期不健全。该县机关干部姚福祥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后，走进村舍院落，踏进田间地头，和党员群众拉家常、问需要、谈想法，与村组干部沟通交流，化解矛盾，形成共识，在全面掌握了解村情民意、找准问题症结后，组织党员群众按照法定程序和有关要求推选出了村“两委”班子。群众不知情，对村上的重大事项决策不了解是难点村普遍存在的问题，党员群众对此意见很大。针对存在的问题，姚福祥多次召开村“两委”班子会、党员群众座谈会，讨论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规范了村级组织办事规程，有效解决了村级事务“家长制”、“一言堂”的决策弊端。该村一位老党员说：“自第一书记到我们村以后，党员群众的事有人管了，村上的事也公开了，我们再也不会为一点小事就到乡上上访去了。”
马莲梁村曾经被当地人叫做“马乱梁”，基础设施落后，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自来水未通，农民收入较低，种植结构单一。孟跃军到村任第一书记后将全村跑了个遍，每到一户详细问，每到一处仔细看，了解社情民意，弄清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在召开第一次村“两委”会议上，提出了17项发展计划。为了让村里通往小学的砂石路能够硬化，他积极与镇党委、政府进行沟通，争取交通部门的大力支持，带着干部群众大干3天就让烂泥路变了样。路通了、水通了、渠砌了，新品种枸杞种上了、矛盾纠纷化解了，党员群众脸上的笑容露出来了。
“我有优势。我出生在农村，熟悉农民，熟悉土地！”来自银川市直机关的第一书记刘振坤拍着胸脯说。面对村民们反映最多的想发家致富而无项目可选的问题，刘振坤从河南请来技术员经过分析后认为，杨家寨完全可以生产出质量上乘的蘑菇。说干就干，刘振坤代表村党支部从银川市委组织部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申请到项目资金82万元，又自筹部分资金，用46天时间，建成了1440平方米的钢构食用菌立体种植大棚，立起“杨家寨村菌菇示范基地项目”的牌子，引来了龙头企业进行管理运作。目前，企业双孢菇生产收入已达到46万余元，给村集体带来9.4万元的年收入。
同样来自银川市直机关的第一书记白景晶刚到德林村，眉头直皱。德林村是个集体经济薄弱的“空壳村”，村部连办公用的打印纸都买不起。白景晶想：“得先让村集体有收入，才能有财力为村民办事。”多方协调，白景晶将旧村部租赁给一家枸杞、红枣加工企业，每年为村集体增加收入2.5万元。“目前，村里申请了50万元的壮大发展村集体专项资金，用于购买位于镇北堡镇的一套营业房。等营业房交付使用后，预计每年能为村子带来5万元的收入。”白景晶要继续大展拳脚。
5.2015年9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扶贫办在贵州省举办了自治区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培训班。实地考察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迤那镇的精准扶贫工作。该镇在“为谁扶贫”上采取“一看房，二看粮，三看有没有读书郎，四看劳动力强不强”的精准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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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年来，自治区采取降低学历要求、放宽招考专业限制、单独划定笔试合格分数线等措施，加大从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志愿者、优秀村干部等基层人员中考录公务员的力度，有效缓解了乡镇干部空缺和断层问题，为乡镇补充了新鲜血液。随着乡镇机关科级非领导职务设置、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乡镇工作补贴发放等政策出台，乡镇干部待遇得到提高，工作热情明显提升。
据统计，全区核定乡镇科级非领导职务职数763名，各地实际配备主任科员185名，副主任科员130名。银川市金凤区财政每年拨付30万元作为乡镇干部激励基金，用于奖励在乡镇兢兢业业工作的干部。石嘴山市惠农区2015年安排预算58万元用于乡镇干部交通补贴及伙食补贴。固原市提拔3名乡镇党委书记担任市直部门副职，海原县在县直部门和乡镇之间、乡镇与乡镇之间调整交流科级领导干部各23人次。
当前，我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乡镇机构改革以后，乡镇司法、林业、农技、畜牧等站所上划县直部门管理，干部编制、工资、考核在县直机关，工作在乡镇，干部管理、业务工作实行县直对口部门为主、乡镇为铺的双重管理。乡镇对站所干部的年度考核、平时管理往往碍于情面流于形式的出具考核鉴定意见，个别干部甚至两边“打掩护”，导致“两管、两不管”，形成了管用脱节。遇到违建，想拆无权，不拆失职；遇到偷牧，无权处罚，只能驱赶；遇到食品安全、禁毒、环保、安全生产等，就会出现法律手段不好用、行政手段不敢用、经济手段不能用、思想教育不管用，致使有些乡镇干部怕招来麻烦、怕担责任、怕风险。有数据表明，2011年至2015年全区共招录乡镇公务员1654人，截止到2016年3月，已调离乡镇岗位569人。一些进入乡镇不久的年轻干部不知农时、不懂农事，不会说“乡音”，客观上与群众有距离，不会做群众工作，有劲使不上。而且，乡镇领导干部培训多，一般干部培训少；县（区）内培训的多，请进来和走出去培训的少，导致一些乡镇干部眼界不宽、思路不活、创新意识不强。乡镇干部中普遍存在夫妻分居、子女入学、难于照顾家庭等实际困难和问题，加之乡镇办公、住宿、就餐等诸多因素所限，乡镇干部“走读”现象普遍存在。同时，不少乡镇对干部管理考核重视不够、要求不严、措施不力，导致一些乡镇干部作风漂浮、上进心不足、事业心不强。
2.“土里来，风里去，下班没准点，吃饭没着落，提拔没希望，工作没激情……”这曾是乡镇党员干部的真实写照。
为切实提高乡镇党员干部为民干事的创造力，吴忠市以加强组织管理和自我管理为抓手，狠抓教育管理，促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充电”。全市先后累计举办各类培训班110多场次，培训乡镇党员干部14500多人次，有效提高了党员干部凝聚群众、带领群众、服务群众的综合素质。同时，各乡镇以目标管理责任制为主线，将服务三农、包村入户、限时办结、责任追究、民情日记等制度打包捆绑、串联起来，通过“年初承诺、年中述诺、年末考诺”，把目标责任细化落实到每一位党员干部身上，党员干部变“要我干”为“我要干”，激发了为百姓服务的内在驱动力。据统计，五年间全市乡镇党委、职能站所、党员干部共承诺事项13363件，兑现12695件，兑现率达到了95%。
考核评价是乡镇党员干部管理的一个难题。有些地方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有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吴忠市探索推行乡镇党员干部下级测评、同级互评、上级考评相结的“三级联评”机制，用公平、公正的考核机制评议党员干部的工作业绩，对乡镇党委划分一、二、三类进行排队，将党员干部考核指标划分为10项具体内容，以“评星定格”的方式，实行动态管理。
干得好不好，一评就知道。“三级联评”中，群众测评占40%、同级互评占30%、上级考评占30%的比例，每月评选“月度之星”，每季评选“闪耀之星”，半年评选“光耀之星”。各乡镇结合村级组织民主议政日活动，邀请两代表一委员和企业业主以及群众代表参加，对包村干部的工作业绩进行民主测评。尤其农民代表们面对面直评乡镇领导班子和职能站所，问得不少党员干部脸红心跳、头上冒汗。青铜峡镇一名干部直言不讳地说：“谁要是在星级排名中排在了后10名，就觉得是个‘臊毛’的事，有压力，为了找回面子，下次就得把承诺的事办好办实。”
“三级联评”的考核评价机制，把党员干部的形象“树了起来”。盐池县花马池镇盈德村驻村干部官正不论刮风下雨，每天都要到村上，指导群众引种栽植黄花菜，种植成功后又多方联系销路。这位临近退休的老乡镇干部说：“如今身边的同事们都在创先争优为民服务，我也得为乡亲们做点实事。”
根据考评结果，吴忠市对辖区乡镇的领导班子和普通党员干部进行推优排队，奖优罚劣，尤其与干部选拔任用挂钩，让优秀者有了“盼头”，让落后者心生“压力”，使真正能干事的有舞台，不干事的没岗位。2011年至2013年，全市5个县（市、区）先后有1250名乡镇党员干部分别受到市、县、乡党委表彰奖励，36名乡镇领导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32名乡镇长被任用为乡镇党委书记，57名优秀普通干部被提拔为乡镇领导副职。同时，140余名党员干部因工作不力受到处罚，97名干部被诫勉谈话。
3.有人说，农村是党员干部施展才能、服务百姓的第一线，也是干部锻炼成长的摇篮。海原县西安镇以“产业强镇、特色富民”为主线，明确“抓班子、带队伍、强素质、创一流”的工作思路，严格执行干部管理、绩效问责制和绩效考核、责任追究制，在行动上争先进，在岗位上创优秀，把群众满意度作为工作评判依据，提高综合服务水平，建设美丽新西安。
镇党委以建设学习型机关、服务型队伍、效能型部门为主题，狠抓学习培训，不断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素质、服务水平和发展能力，建立“大干大支持，小干小支持，不干要问责”的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积极培育村党员干部创业示范户和致富典型，镇村干部与特困家庭结成帮扶对子，帮助指导特困家庭脱贫致富。积极开展“为民办实事公开承诺”活动，设立服务窗口，公开办事流程，自觉接受监督；建立信访维稳中心，组建平安便民服务队，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调整产业结构，打造“小茴香无公害第一镇”，实现农民增收致富。
4.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从机关选派优秀干部到重点村、难点村和生态移民村驻村帮助工作，是我区多年来联系群众、服务百姓、锻炼干部、推进工作的一项长效举措。
中宁县连续两年选派30多名优秀干部驻村帮助工作，挂职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重点围绕了解社情民意、宣传动员群众、抓好基层党建、帮助发展经济、带领农民致富、维护农村稳定、加强社会管理、培育农村新风开展工作，效果明显。
难点村的最大问题是班子不健全，村里的事和群众的事没人管。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挂职书记们从班子建设入手，通过化解矛盾、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健全村级议事规则等办法，解决难点村班子不健全、软弱涣散等问题。
某乡上庄子村是全县有名的上访村、问题村。多年来由于家族、派系势力的干扰，村“两委”班子长期不健全。该县机关干部姚福祥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后，走进村舍院落，踏进田间地头，和党员群众拉家常、问需要、谈想法，与村组干部沟通交流，化解矛盾，形成共识，在全面掌握了解村情民意、找准问题症结后，组织党员群众按照法定程序和有关要求推选出了村“两委”班子。群众不知情，对村上的重大事项决策不了解是难点村普遍存在的问题，党员群众对此意见很大。针对存在的问题，姚福祥多次召开村“两委”班子会、党员群众座谈会，讨论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规范了村级组织办事规程，有效解决了村级事务“家长制”、“一言堂”的决策弊端。该村一位老党员说：“自第一书记到我们村以后，党员群众的事有人管了，村上的事也公开了，我们再也不会为一点小事就到乡上上访去了。”
马莲梁村曾经被当地人叫做“马乱梁”，基础设施落后，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自来水未通，农民收入较低，种植结构单一。孟跃军到村任第一书记后将全村跑了个遍，每到一户详细问，每到一处仔细看，了解社情民意，弄清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在召开第一次村“两委”会议上，提出了17项发展计划。为了让村里通往小学的砂石路能够硬化，他积极与镇党委、政府进行沟通，争取交通部门的大力支持，带着干部群众大干3天就让烂泥路变了样。路通了、水通了、渠砌了，新品种枸杞种上了、矛盾纠纷化解了，党员群众脸上的笑容露出来了。
“我有优势。我出生在农村，熟悉农民，熟悉土地！”来自银川市直机关的第一书记刘振坤拍着胸脯说。面对村民们反映最多的想发家致富而无项目可选的问题，刘振坤从河南请来技术员经过分析后认为，杨家寨完全可以生产出质量上乘的蘑菇。说干就干，刘振坤代表村党支部从银川市委组织部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申请到项目资金82万元，又自筹部分资金，用46天时间，建成了1440平方米的钢构食用菌立体种植大棚，立起“杨家寨村菌菇示范基地项目”的牌子，引来了龙头企业进行管理运作。目前，企业双孢菇生产收入已达到46万余元，给村集体带来9.4万元的年收入。
同样来自银川市直机关的第一书记白景晶刚到德林村，眉头直皱。德林村是个集体经济薄弱的“空壳村”，村部连办公用的打印纸都买不起。白景晶想：“得先让村集体有收入，才能有财力为村民办事。”多方协调，白景晶将旧村部租赁给一家枸杞、红枣加工企业，每年为村集体增加收入2.5万元。“目前，村里申请了50万元的壮大发展村集体专项资金，用于购买位于镇北堡镇的一套营业房。等营业房交付使用后，预计每年能为村子带来5万元的收入。”白景晶要继续大展拳脚。
5.2015年9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扶贫办在贵州省举办了自治区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培训班。实地考察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迤那镇的精准扶贫工作。该镇在“为谁扶贫”上采取“一看房，二看粮，三看有没有读书郎，四看劳动力强不强”的精准扶
1.近年来，自治区采取降低学历要求、放宽招考专业限制、单独划定笔试合格分数线等措施，加大从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志愿者、优秀村干部等基层人员中考录公务员的力度，有效缓解了乡镇干部空缺和断层问题，为乡镇补充了新鲜血液。随着乡镇机关科级非领导职务设置、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乡镇工作补贴发放等政策出台，乡镇干部待遇得到提高，工作热情明显提升。
据统计，全区核定乡镇科级非领导职务职数763名，各地实际配备主任科员185名，副主任科员130名。银川市金凤区财政每年拨付30万元作为乡镇干部激励基金，用于奖励在乡镇兢兢业业工作的干部。石嘴山市惠农区2015年安排预算58万元用于乡镇干部交通补贴及伙食补贴。固原市提拔3名乡镇党委书记担任市直部门副职，海原县在县直部门和乡镇之间、乡镇与乡镇之间调整交流科级领导干部各23人次。
当前，我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乡镇机构改革以后，乡镇司法、林业、农技、畜牧等站所上划县直部门管理，干部编制、工资、考核在县直机关，工作在乡镇，干部管理、业务工作实行县直对口部门为主、乡镇为铺的双重管理。乡镇对站所干部的年度考核、平时管理往往碍于情面流于形式的出具考核鉴定意见，个别干部甚至两边“打掩护”，导致“两管、两不管”，形成了管用脱节。遇到违建，想拆无权，不拆失职；遇到偷牧，无权处罚，只能驱赶；遇到食品安全、禁毒、环保、安全生产等，就会出现法律手段不好用、行政手段不敢用、经济手段不能用、思想教育不管用，致使有些乡镇干部怕招来麻烦、怕担责任、怕风险。有数据表明，2011年至2015年全区共招录乡镇公务员1654人，截止到2016年3月，已调离乡镇岗位569人。一些进入乡镇不久的年轻干部不知农时、不懂农事，不会说“乡音”，客观上与群众有距离，不会做群众工作，有劲使不上。而且，乡镇领导干部培训多，一般干部培训少；县（区）内培训的多，请进来和走出去培训的少，导致一些乡镇干部眼界不宽、思路不活、创新意识不强。乡镇干部中普遍存在夫妻分居、子女入学、难于照顾家庭等实际困难和问题，加之乡镇办公、住宿、就餐等诸多因素所限，乡镇干部“走读”现象普遍存在。同时，不少乡镇对干部管理考核重视不够、要求不严、措施不力，导致一些乡镇干部作风漂浮、上进心不足、事业心不强。
2.“土里来，风里去，下班没准点，吃饭没着落，提拔没希望，工作没激情……”这曾是乡镇党员干部的真实写照。
为切实提高乡镇党员干部为民干事的创造力，吴忠市以加强组织管理和自我管理为抓手，狠抓教育管理，促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充电”。全市先后累计举办各类培训班110多场次，培训乡镇党员干部14500多人次，有效提高了党员干部凝聚群众、带领群众、服务群众的综合素质。同时，各乡镇以目标管理责任制为主线，将服务三农、包村入户、限时办结、责任追究、民情日记等制度打包捆绑、串联起来，通过“年初承诺、年中述诺、年末考诺”，把目标责任细化落实到每一位党员干部身上，党员干部变“要我干”为“我要干”，激发了为百姓服务的内在驱动力。据统计，五年间全市乡镇党委、职能站所、党员干部共承诺事项13363件，兑现12695件，兑现率达到了95%。
考核评价是乡镇党员干部管理的一个难题。有些地方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有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吴忠市探索推行乡镇党员干部下级测评、同级互评、上级考评相结的“三级联评”机制，用公平、公正的考核机制评议党员干部的工作业绩，对乡镇党委划分一、二、三类进行排队，将党员干部考核指标划分为10项具体内容，以“评星定格”的方式，实行动态管理。
干得好不好，一评就知道。“三级联评”中，群众测评占40%、同级互评占30%、上级考评占30%的比例，每月评选“月度之星”，每季评选“闪耀之星”，半年评选“光耀之星”。各乡镇结合村级组织民主议政日活动，邀请两代表一委员和企业业主以及群众代表参加，对包村干部的工作业绩进行民主测评。尤其农民代表们面对面直评乡镇领导班子和职能站所，问得不少党员干部脸红心跳、头上冒汗。青铜峡镇一名干部直言不讳地说：“谁要是在星级排名中排在了后10名，就觉得是个‘臊毛’的事，有压力，为了找回面子，下次就得把承诺的事办好办实。”
“三级联评”的考核评价机制，把党员干部的形象“树了起来”。盐池县花马池镇盈德村驻村干部官正不论刮风下雨，每天都要到村上，指导群众引种栽植黄花菜，种植成功后又多方联系销路。这位临近退休的老乡镇干部说：“如今身边的同事们都在创先争优为民服务，我也得为乡亲们做点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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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人说，农村是党员干部施展才能、服务百姓的第一线，也是干部锻炼成长的摇篮。海原县西安镇以“产业强镇、特色富民”为主线，明确“抓班子、带队伍、强素质、创一流”的工作思路，严格执行干部管理、绩效问责制和绩效考核、责任追究制，在行动上争先进，在岗位上创优秀，把群众满意度作为工作评判依据，提高综合服务水平，建设美丽新西安。
镇党委以建设学习型机关、服务型队伍、效能型部门为主题，狠抓学习培训，不断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素质、服务水平和发展能力，建立“大干大支持，小干小支持，不干要问责”的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积极培育村党员干部创业示范户和致富典型，镇村干部与特困家庭结成帮扶对子，帮助指导特困家庭脱贫致富。积极开展“为民办实事公开承诺”活动，设立服务窗口，公开办事流程，自觉接受监督；建立信访维稳中心，组建平安便民服务队，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调整产业结构，打造“小茴香无公害第一镇”，实现农民增收致富。
4.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从机关选派优秀干部到重点村、难点村和生态移民村驻村帮助工作，是我区多年来联系群众、服务百姓、锻炼干部、推进工作的一项长效举措。
中宁县连续两年选派30多名优秀干部驻村帮助工作，挂职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重点围绕了解社情民意、宣传动员群众、抓好基层党建、帮助发展经济、带领农民致富、维护农村稳定、加强社会管理、培育农村新风开展工作，效果明显。
难点村的最大问题是班子不健全，村里的事和群众的事没人管。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挂职书记们从班子建设入手，通过化解矛盾、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健全村级议事规则等办法，解决难点村班子不健全、软弱涣散等问题。
某乡上庄子村是全县有名的上访村、问题村。多年来由于家族、派系势力的干扰，村“两委”班子长期不健全。该县机关干部姚福祥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后，走进村舍院落，踏进田间地头，和党员群众拉家常、问需要、谈想法，与村组干部沟通交流，化解矛盾，形成共识，在全面掌握了解村情民意、找准问题症结后，组织党员群众按照法定程序和有关要求推选出了村“两委”班子。群众不知情，对村上的重大事项决策不了解是难点村普遍存在的问题，党员群众对此意见很大。针对存在的问题，姚福祥多次召开村“两委”班子会、党员群众座谈会，讨论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规范了村级组织办事规程，有效解决了村级事务“家长制”、“一言堂”的决策弊端。该村一位老党员说：“自第一书记到我们村以后，党员群众的事有人管了，村上的事也公开了，我们再也不会为一点小事就到乡上上访去了。”
马莲梁村曾经被当地人叫做“马乱梁”，基础设施落后，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自来水未通，农民收入较低，种植结构单一。孟跃军到村任第一书记后将全村跑了个遍，每到一户详细问，每到一处仔细看，了解社情民意，弄清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在召开第一次村“两委”会议上，提出了17项发展计划。为了让村里通往小学的砂石路能够硬化，他积极与镇党委、政府进行沟通，争取交通部门的大力支持，带着干部群众大干3天就让烂泥路变了样。路通了、水通了、渠砌了，新品种枸杞种上了、矛盾纠纷化解了，党员群众脸上的笑容露出来了。
“我有优势。我出生在农村，熟悉农民，熟悉土地！”来自银川市直机关的第一书记刘振坤拍着胸脯说。面对村民们反映最多的想发家致富而无项目可选的问题，刘振坤从河南请来技术员经过分析后认为，杨家寨完全可以生产出质量上乘的蘑菇。说干就干，刘振坤代表村党支部从银川市委组织部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申请到项目资金82万元，又自筹部分资金，用46天时间，建成了1440平方米的钢构食用菌立体种植大棚，立起“杨家寨村菌菇示范基地项目”的牌子，引来了龙头企业进行管理运作。目前，企业双孢菇生产收入已达到46万余元，给村集体带来9.4万元的年收入。
同样来自银川市直机关的第一书记白景晶刚到德林村，眉头直皱。德林村是个集体经济薄弱的“空壳村”，村部连办公用的打印纸都买不起。白景晶想：“得先让村集体有收入，才能有财力为村民办事。”多方协调，白景晶将旧村部租赁给一家枸杞、红枣加工企业，每年为村集体增加收入2.5万元。“目前，村里申请了50万元的壮大发展村集体专项资金，用于购买位于镇北堡镇的一套营业房。等营业房交付使用后，预计每年能为村子带来5万元的收入。”白景晶要继续大展拳脚。
5.2015年9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扶贫办在贵州省举办了自治区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培训班。实地考察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迤那镇的精准扶贫工作。该镇在“为谁扶贫”上采取“一看房，二看粮，三看有没有读书郎，四看劳动力强不强”的精准扶
材料1
在北方某省的一个乡镇，上级要求村里建设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包括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室、党员活动室等。除贫困村和人口较少的村外，绝大多数村的服务中心面积要求不低于200平方米，并下达了达标率的考核指标。
一名乡镇干部告诉记者，“相当一部分村的办公场所总共不超过90平方米，很难达到200平方米的面积要求。”
为了满足要求，抽检组到达之前，有的乡镇租用民房，摆上器材、桌子、图书等，凑够了200平方米。然而，检查还要求房子“不能有生活气息”。检查组到后发现，墙上有处插座插着手机充电器，尽管上面落满了灰尘，但最终仍被认为“有生活气息，不能算入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面积。”
这名乡镇干部说，“本来200平方米的要求已很难满足，再加上村里没有家具等生活用品的空宅几乎没有，在达标率的考核限制下，这么不接地气的政策不是逼基层造假吗？”
H省一家生物质燃料企业负责人说，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些扶持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公司在向当地发改委、环保等部门申请优惠政策或补贴资金时，常被卡在“在当地拥有自有厂房和设备”这条地方制定的附加条件上。企业资金紧张，租用厂房生产，短期很难自建厂房。“就因这个条款，企业投产三年来，除获得农机部门的3万元政策补贴外，其余优惠政策都没能享受到。”
采访中有中小企业反映，一些优惠政策出台了，但申请不到。C市一家从事“互联网+政务”业务的科技企业负责人说，市里一个行政部门提供了18类扶持的项目，企业一一比对后发现，限制条件太多，没有一项可以享受到。“这个扶持项目原计划覆盖300家企业，实际后来享受到的只有80家。”
材料2
S省某市曾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通过招商引资与一家民营企业签订合同实施旧城改造，此后安置项目和商业项目顺利完工。可2017年，一则消息让企业犯了难。原来，改造项目位于一家文物保护单位周边，当地出让用地时并未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项目违反了文物保护等有关政策要求。“五证”齐全的合法建筑成了“违建”，200多户入驻业主可能面临改造或拆迁的问题。
一边是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免交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协调促成各项政策落实。另一边是文物保护政策等要求：周边50米是建设控制地带；停止周边拟建的商业围合建设；远期予以拆除或降层处理。
公司负责人认为，前期规划论证和审批时，规划部门忽视上级文物部门审批，存在程序瑕疵，导致了问题出现。“按照详细规划方案执行，将面临很大经济损失。”
为何没有考虑到政策不协调问题？该市一名规划干部说：“当初招商引资不易，改造项目群众呼声也高。为了快速实施项目，就没有顾及规划要求。”记者调查发现，当地政府一再追求项目进度，忽略手续批复，在未依法修编城市总体规划、未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情况下出具规划条件、出让用地，使得前后政策不协调、相矛盾。目前，当地政府正与企业积极沟通，寻求解决方案。
几年前，中央八项规定刚出台时，某省为响应上级要求，立即出台新规定，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无会周”制度的意见，将每月的第二周（即每个月第一个星期日后的一周）确定为“无会周”。
按照规定，“无会周”期间，从省级层面不召开党委常委会议、政府常务会议，不以省委、省政府或两办名义召开工作会议，省委各部门各单位不召开各类工作会议。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各省区市必须按时召开的会议或中央、国家部委交由该省承办的全国性会议，以及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需要立即进行研究部署的会议，不受“无会周”限制。同时，要求各市、县（市、区）可参照省委的做法，建立和执行“无会周”制度。
基层干部反映，初闻这一制度时，虽然拍手称快，但也暗自担心。一位副县长说，出台新规的初衷是好的，“但有些工作，不开会难以传达、布置和推动，执行不下去。”该制度仅在出台当月执行了一次后，“第六天就忍不住又开会了”。
材料3
2018年底，中央纪委公开曝光了F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能华，市人社局原党组成员、医保局局长孔咏春等人贯彻执行中央精神和上级要求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问题。2017年12月，为落实中央和省有关要求，F市政府决定从2018年开始将城乡居民普通门诊由家庭账户制度调整为门诊统筹制度。徐能华、孔咏春等人在起草实施细则过程中，仅站在本部门角度选择性执行文件、擅自取舍文件内容，且重大事项不报告、不说明，违反程序自行制定下发该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管理实施细则，导致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不减反增，违背了决策初衷，造成了不良影响。最终该文件被要求停止执行。徐能华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孔咏春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并调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
记者在西部一地级市改革办翻阅了当地2017年全年出台的231份文件，文件的下发时间通常与收到原文件的时间间隔较短，一些文件与原文件结构、标题、内容极其相似。例如，在一份市级医改文件中，换了个抬头和落款，将“我省”全部换为“我市”，而主体内容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抄了省级文件。
雷鸣是中部某县一家回收秸秆的再生资源加工厂负责人，每年秋天收购季节，他都为运秸秆的高成本发愁。
雷鸣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在2015年就明确，各地应出台方便秸秆运输的政策措施，提高秸秆运输效率。生物质燃料行业多数都是中小企业，可是，相关‘绿色通道’政策盼了好多年，目前却只有个别省份落实到位。”
雷鸣给记者算了笔账：从当地运输一车30吨压缩秸秆到广东汕头，一车秸秆总运费为1.6万元。高速公路里程在1200公里左右，按每公里收费1.5元保守估算，光高速公路运输费就要1800元，仅此一项就占运费总成本超过10%。
2018年10月，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黑臭水体整治专项巡查发现，S市5处黑臭水治理点中，有3处采取了“一埋了之”的方式进行处理。
据了解，有一处排水沟黑臭水体已基本消除黑臭，但排水沟采用全线填埋方式进行处理，填埋后，水体已不存在，被绿网覆盖。巡查组认为，这种直接填埋方式不够科学，也不宜推广，需后续对河道水体功能进行综合考量。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情况在其他城市也有存在。多位受访基层干部坦言，基于工程量、资金投入、快速见效等多方面因素考虑，他们大多选择填埋治理方式。
材料4
3月19日，春回大地，阳光明媚，Y市草尾镇人和村8组村民刘和华来到村务公开栏前，“人和村2018年度享受低保待遇名单……，共有13户34人”，看完后，刘和华不由得感叹道：“还是这样公开好，大家看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里没有疙瘩了。”
说起这个低保评定，人和村村支部书记杨新田心里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去年挨了处分后，有一阵子还真没有缓过神来，从那以后，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加强了学习。在以后的低保评定中严格按制度办事，一是一、二是二，村民支持度反而提高了。”
杨新田说的这个事情发生在2018年初，当时Y市成立脱贫攻坚专项督查组，开展为期43天的专项督查，督查组在草尾镇人和村进行督查时发现疑点，该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手册中均没有体现享受了低保政策，随即询问该村村干部。
“中央的政策要求低保以户为单位，应保尽保。我们村的实际情况是，一个贫困家庭大多是其中的一个人丧失劳动能力，如果让这个家庭的成员都享受低保，那么没有享受低保的贫困户就会对享受了低保的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吃低保有意见。”人和村的村干部跟督查组讲起了自己的难处。
“那你们村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督察干部问道。
“为了平息这一矛盾和可能出现的争端，我们村委根据实际情况想出了贫困户每户一个代表来享受低保的方法。不过因为我们的分配程序还没有做到位，既不敢让申请了低保金的贫困户们知道钱来了，也不好发放下去，所以从上面领来的低保金还一分不少地放在村委。”人和村村支部书记杨新田讲起了自己的“土办法”。
“既然想办法评定了，怎么没有看到相关资料？”
“因为这个法子不符合上面的要求，我们也不敢写到资料里面去，而且这低保的钱也不敢发放。”杨新田对督查干部说，“实不相瞒，这笔钱一分都没有到我们自己的口袋里，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方便工作，贫困户各有各的难处，只有‘一碗水端平’，大家才不会心生意见。”
督察组的同志听完眉头紧锁，杨新田的说法不仅有牵强附会之意，而且跟中央精准扶贫政策是相违背的。他们现场对杨新田等村干部进行了批评教育，迅速将问题上报，并将问题线索汇总移送Y市纪委。
“我向组织坦白，恳请组织宽大处理。”2018年1月24日，杨新田在接受Y市纪委办案干部第一次的调查谈话时，主动交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2017年7月，草尾镇人和村严格按照相关程序，从推荐的40户贫困户中确定13户享受低保。在确定名单后，有不少组长提出“获得低保的贫困户太少、贫困只是相对贫困、还是不够公平、有些贫困户会有意见”等问题。“要不干脆每个贫困户家里都发一个人的低保，这样人人有份，自然没有意见了。”后来，人和村又召开村委会议讨论，将申请低保的40户贫困户都纳入低保金发放范畴，还根据村里的情况增加了5户名额。村支部书记
在北方某省的一个乡镇，上级要求村里建设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包括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室、党员活动室等。除贫困村和人口较少的村外，绝大多数村的服务中心面积要求不低于200平方米，并下达了达标率的考核指标。
一名乡镇干部告诉记者，“相当一部分村的办公场所总共不超过90平方米，很难达到200平方米的面积要求。”
为了满足要求，抽检组到达之前，有的乡镇租用民房，摆上器材、桌子、图书等，凑够了200平方米。然而，检查还要求房子“不能有生活气息”。检查组到后发现，墙上有处插座插着手机充电器，尽管上面落满了灰尘，但最终仍被认为“有生活气息，不能算入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面积。”
这名乡镇干部说，“本来200平方米的要求已很难满足，再加上村里没有家具等生活用品的空宅几乎没有，在达标率的考核限制下，这么不接地气的政策不是逼基层造假吗？”
H省一家生物质燃料企业负责人说，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些扶持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公司在向当地发改委、环保等部门申请优惠政策或补贴资金时，常被卡在“在当地拥有自有厂房和设备”这条地方制定的附加条件上。企业资金紧张，租用厂房生产，短期很难自建厂房。“就因这个条款，企业投产三年来，除获得农机部门的3万元政策补贴外，其余优惠政策都没能享受到。”
采访中有中小企业反映，一些优惠政策出台了，但申请不到。C市一家从事“互联网+政务”业务的科技企业负责人说，市里一个行政部门提供了18类扶持的项目，企业一一比对后发现，限制条件太多，没有一项可以享受到。“这个扶持项目原计划覆盖300家企业，实际后来享受到的只有80家。”
材料2
S省某市曾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通过招商引资与一家民营企业签订合同实施旧城改造，此后安置项目和商业项目顺利完工。可2017年，一则消息让企业犯了难。原来，改造项目位于一家文物保护单位周边，当地出让用地时并未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项目违反了文物保护等有关政策要求。“五证”齐全的合法建筑成了“违建”，200多户入驻业主可能面临改造或拆迁的问题。
一边是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免交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协调促成各项政策落实。另一边是文物保护政策等要求：周边50米是建设控制地带；停止周边拟建的商业围合建设；远期予以拆除或降层处理。
公司负责人认为，前期规划论证和审批时，规划部门忽视上级文物部门审批，存在程序瑕疵，导致了问题出现。“按照详细规划方案执行，将面临很大经济损失。”
为何没有考虑到政策不协调问题？该市一名规划干部说：“当初招商引资不易，改造项目群众呼声也高。为了快速实施项目，就没有顾及规划要求。”记者调查发现，当地政府一再追求项目进度，忽略手续批复，在未依法修编城市总体规划、未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情况下出具规划条件、出让用地，使得前后政策不协调、相矛盾。目前，当地政府正与企业积极沟通，寻求解决方案。
几年前，中央八项规定刚出台时，某省为响应上级要求，立即出台新规定，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无会周”制度的意见，将每月的第二周（即每个月第一个星期日后的一周）确定为“无会周”。
按照规定，“无会周”期间，从省级层面不召开党委常委会议、政府常务会议，不以省委、省政府或两办名义召开工作会议，省委各部门各单位不召开各类工作会议。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各省区市必须按时召开的会议或中央、国家部委交由该省承办的全国性会议，以及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需要立即进行研究部署的会议，不受“无会周”限制。同时，要求各市、县（市、区）可参照省委的做法，建立和执行“无会周”制度。
基层干部反映，初闻这一制度时，虽然拍手称快，但也暗自担心。一位副县长说，出台新规的初衷是好的，“但有些工作，不开会难以传达、布置和推动，执行不下去。”该制度仅在出台当月执行了一次后，“第六天就忍不住又开会了”。
材料3
2018年底，中央纪委公开曝光了F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能华，市人社局原党组成员、医保局局长孔咏春等人贯彻执行中央精神和上级要求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问题。2017年12月，为落实中央和省有关要求，F市政府决定从2018年开始将城乡居民普通门诊由家庭账户制度调整为门诊统筹制度。徐能华、孔咏春等人在起草实施细则过程中，仅站在本部门角度选择性执行文件、擅自取舍文件内容，且重大事项不报告、不说明，违反程序自行制定下发该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管理实施细则，导致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不减反增，违背了决策初衷，造成了不良影响。最终该文件被要求停止执行。徐能华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孔咏春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并调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
记者在西部一地级市改革办翻阅了当地2017年全年出台的231份文件，文件的下发时间通常与收到原文件的时间间隔较短，一些文件与原文件结构、标题、内容极其相似。例如，在一份市级医改文件中，换了个抬头和落款，将“我省”全部换为“我市”，而主体内容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抄了省级文件。
雷鸣是中部某县一家回收秸秆的再生资源加工厂负责人，每年秋天收购季节，他都为运秸秆的高成本发愁。
雷鸣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在2015年就明确，各地应出台方便秸秆运输的政策措施，提高秸秆运输效率。生物质燃料行业多数都是中小企业，可是，相关‘绿色通道’政策盼了好多年，目前却只有个别省份落实到位。”
雷鸣给记者算了笔账：从当地运输一车30吨压缩秸秆到广东汕头，一车秸秆总运费为1.6万元。高速公路里程在1200公里左右，按每公里收费1.5元保守估算，光高速公路运输费就要1800元，仅此一项就占运费总成本超过10%。
2018年10月，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黑臭水体整治专项巡查发现，S市5处黑臭水治理点中，有3处采取了“一埋了之”的方式进行处理。
据了解，有一处排水沟黑臭水体已基本消除黑臭，但排水沟采用全线填埋方式进行处理，填埋后，水体已不存在，被绿网覆盖。巡查组认为，这种直接填埋方式不够科学，也不宜推广，需后续对河道水体功能进行综合考量。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情况在其他城市也有存在。多位受访基层干部坦言，基于工程量、资金投入、快速见效等多方面因素考虑，他们大多选择填埋治理方式。
材料4
3月19日，春回大地，阳光明媚，Y市草尾镇人和村8组村民刘和华来到村务公开栏前，“人和村2018年度享受低保待遇名单……，共有13户34人”，看完后，刘和华不由得感叹道：“还是这样公开好，大家看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里没有疙瘩了。”
说起这个低保评定，人和村村支部书记杨新田心里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去年挨了处分后，有一阵子还真没有缓过神来，从那以后，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加强了学习。在以后的低保评定中严格按制度办事，一是一、二是二，村民支持度反而提高了。”
杨新田说的这个事情发生在2018年初，当时Y市成立脱贫攻坚专项督查组，开展为期43天的专项督查，督查组在草尾镇人和村进行督查时发现疑点，该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手册中均没有体现享受了低保政策，随即询问该村村干部。
“中央的政策要求低保以户为单位，应保尽保。我们村的实际情况是，一个贫困家庭大多是其中的一个人丧失劳动能力，如果让这个家庭的成员都享受低保，那么没有享受低保的贫困户就会对享受了低保的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吃低保有意见。”人和村的村干部跟督查组讲起了自己的难处。
“那你们村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督察干部问道。
“为了平息这一矛盾和可能出现的争端，我们村委根据实际情况想出了贫困户每户一个代表来享受低保的方法。不过因为我们的分配程序还没有做到位，既不敢让申请了低保金的贫困户们知道钱来了，也不好发放下去，所以从上面领来的低保金还一分不少地放在村委。”人和村村支部书记杨新田讲起了自己的“土办法”。
“既然想办法评定了，怎么没有看到相关资料？”
“因为这个法子不符合上面的要求，我们也不敢写到资料里面去，而且这低保的钱也不敢发放。”杨新田对督查干部说，“实不相瞒，这笔钱一分都没有到我们自己的口袋里，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方便工作，贫困户各有各的难处，只有‘一碗水端平’，大家才不会心生意见。”
督察组的同志听完眉头紧锁，杨新田的说法不仅有牵强附会之意，而且跟中央精准扶贫政策是相违背的。他们现场对杨新田等村干部进行了批评教育，迅速将问题上报，并将问题线索汇总移送Y市纪委。
“我向组织坦白，恳请组织宽大处理。”2018年1月24日，杨新田在接受Y市纪委办案干部第一次的调查谈话时，主动交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2017年7月，草尾镇人和村严格按照相关程序，从推荐的40户贫困户中确定13户享受低保。在确定名单后，有不少组长提出“获得低保的贫困户太少、贫困只是相对贫困、还是不够公平、有些贫困户会有意见”等问题。“要不干脆每个贫困户家里都发一个人的低保，这样人人有份，自然没有意见了。”后来，人和村又召开村委会议讨论，将申请低保的40户贫困户都纳入低保金发放范畴，还根据村里的情况增加了5户名额。村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