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一
　　2007年8月13日下午4时，在建的湖南凤凰县堤溪沱江大桥突然倒塌。这是一座设计为长328米、高42米、桥面宽12米的双向二车道大桥。正大施工进入尾声时，大桥四个桥墩横向次第倒塌。所有目击此次大桥倒塌的人都用了“突然”这个字眼来形容。从第一个桥孔掉混凝土到解体，不过几分钟。而328米的四孔大桥从东到西连环倒塌，前后不过10秒钟，根据“8.13”事故现场指挥部提供的数据，现场施工人员中有64名遇难，88名生还者中，有22人受伤。
堤溪沱大桥是当地常见的石拱桥，造价较钢筋混凝土大桥低廉。由于当地缺河沙，大桥采用浆砌结构，石块和石块之间黏合均是用山上石头磨成的的粉末和水泥搅拌制成的砂浆。工人田茂看到，运来的沙子里面还掺有泥土。刘名负责切割桥面和桥墩的大块石料，按规定，石块的厚度是20公分，但老板告诉他，18公分的也可以收。既然这样，石块也就越切越薄，最薄的也就只有16公分了。当然，这背后还有工程的建造者，还有质量监督人员，还有工程招、投标过程，还有领导的决策等等。事故发生后，中共湖南省委当即将湘西自治州州长立案。
资料二
　　1999年4月，重庆綦江彩虹桥垮塌案，涉案人员14人被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10人提起上诉。同年12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原綦江县县委副书记林世元、原綦江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张基碧、原重庆市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站站长赵祥忠、原綦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际慎、"彩虹桥"工程组织承建者费上利等人，分别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重大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罪名，分别被判处其6年有期徒刑至死刑，并对其中部分责任人处以2万至50万元罚款。
1994年，赵国勋应原重庆市市政设计院院长助理段浩之邀，私下组织重庆交通学院教师吴某、周某等人，为綦江县设计了“中承式钢管混凝土提篮拱人行桥”(即虹桥)，此举已经违反设计程序规定，随后又冒用市勘察设计院的图签出图。事发后，经专家鉴定，确认该图粗糙、更改随意，构造也有不当之处。
1996年端午节，彩虹桥竣工不到半年，綦江举办龙舟赛时，彩虹桥曾发出嘎的一声炸响，桥上观众吓得惶恐四散，事后有关部门邀请赵国勋以设计方主要负责人的专家身份到现场勘察。赵推断，“异响系应力调整，属正常现象”，这一错误的结论直接致使綦江县原县委书记张开科作出继续上人通行的决定。事发之后，此罪定为单位犯罪，主要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资料三
　　据《楚天都市报》报道：维持一审判决的焦家湾大桥垮塌案的终审判决书正式送达，至此，本报多次报道的209国道巴东段“复建豆腐渣工程”案尘埃落定。此案发生在1998年2月20日上午，正在施工中的焦家湾大桥突然坍塌，11人当场死亡，6人重伤，经济损失190多万元，惨祸震惊全国。焦家湾大桥的施工单位——巴东县兴东建设总公司第七公司本是一个乡镇建筑队，根本就没有建设桥梁的资质。第七公司经理谭朋芝通过关系把焦家湾大桥的建设任务拿到手后，本来想将此项工程交给自己的亲戚陈泽恒做，只因价钱没谈好，于是便自己做。由工程指挥部提供的图纸，大桥拱圈的“半立剖面图”无效，也没有木拱架的图纸。指挥部聘请的施工员谭文国已经60岁了，对技术要求是一窍不通。加之工程的层层转包，使得整座大桥在质量上大打折扣，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情况屡见不鲜。以上种种原因，便导致了大桥的垮塌。去年7月7日，巴东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原巴东县副县长汪盛钧有期徒刑5年;原巴东县移民局局长谭绍鼎有期徒刑4年;原巴东县交通局副局长贾继龙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原巴东交通局工程股股长杜兵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判决后，4人皆不服判决，提请上述，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判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驳回上述，维持原判。
资料四
　　(新华网昆明2008年2月1日电)近日，云南省临沧市“遮奈水电站坍塌事故”3名主要责任人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随着案件侦查工作走向深入，坍塌事故背后的工程乱象渐渐浮出水面。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豆腐渣”工程：没有地质勘测报告，工程设计存在明显缺陷;施工不仅严重偷工减料，还擅改施工顺序;试水前既没有制订试水方案，工程保养期也没到。更荒唐的是，工程经过转包，最终被一个没有资质的项目经理包给了一支没有资质的施工队。
据调查，遮奈水电站业主的投资方之一是云南银瑞投资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由一个叫杨柏云的老板出资1000多万元，另外400万元股本由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职工集资。据调查，明渠及隧道工程是由银瑞公司以“议标”形式发包给云南省水利水电公司的，而后者并未真正组织施工，直接将工程转包给了瞿正方的施工队。这种“议标”、转包以及“挂靠”的行为，在工程建设领域也普遍存在。正如翟正方所说：“他是通过朋友介绍拿到工程的，不出事就什么事都没有，出了事就……”他表示，以前还做过许多工程，遇到要资质时“挂靠”到有资质的朋友那里去就行了。
资料五
　　2005年，设计使用寿命50年、竣工验收时“工程质量等级优良”的湖北钟祥汉江大桥，仅运行10年便成为“危桥”，今年9月不得不拆除重建。令人费解的是，从4年前该桥出现险情到拆除重建，其工程质量问题迄今无人承担责任，而原先参加该桥设计、施工和监理的单位，再度参加拆除和重建大桥的投标。为此，湖北省委领导日前批示要求严查有关责任人。
汉江大桥曾是钟祥人引以为荣的城市标志性建筑，当初交通部门竣工验收时的结论是工程质量等级优良。到2001年，省交通部门就发现了桥体有裂缝。2004年，大桥“病症”加剧，湖北省交通厅公路局委托交通部公路科研所进行检测后，定性为“危桥”。2005年3月，大桥完全封闭，禁止通车行人。过往人流和车辆只有改道从数百米外的渡口乘轮渡过江。当时交通部公路科研所的检测报告表明，大桥主桥箱梁腹板开裂，中间三跨跨中底板横向贯穿开裂，且仍在发展，部分钢筋锈蚀严重，大桥目前荷载等级远低于原设计标准，不能满足使用要求。一项质量等级优良的工程为何如此短命?据中国铁道第四勘察设计院桥梁专家蔡云标分析，除了车辆超限超载加速了大桥的衰老之外，桥梁耐久性不够的根本原因在于质量缺陷。
资料六
　　据《新京报》2005年8月15日报道，获得被称为中国建筑行业质量最高奖的“鲁班奖”的两项工程，近段时间频爆丑闻令人心忧。特别是1990年获特别奖的中国体育博物馆实际是彻头彻脚的豆腐渣工程，在使用仅15年后就成了危房。近日又传出消息，造价1.4亿元的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教学楼刚刚摘取“鲁班奖”桂冠，就出现了墙面开裂及大面积渗水现象，实验室的有毒气体常常排到其他房间。上述两奖，堪称“鲁班奖”开评史上的两大败笔。细究两项工程，不难看出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典型的献礼工程。前者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标志性建筑，为了赶在亚运会开幕前夕完工，建筑方不惜缩短工期，边改图纸边施工，降低工程质量，以至于建成之初，一下雨就得用脸盆接漏水;后者投入使用于北京大学校庆之际，仅仅过了几个月就开始渗水漏水，至今情况越来越严重。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两项工程都是在边漏边补中申报国家建筑质量最高奖“鲁班奖”的，作为一项国家级的质量容易，“鲁班奖”不该放弃严格的评审把关标准，为某些献礼工程做锦上添花的“献礼”。
资料七
　　来自四川省建设厅的数据显示，在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中，重灾区学校倒塌面积为199.7228万平方米，倒塌房屋总面积为14889.3万平方米，倒塌学校面积占总倒塌房舍面积的1.3%。
日前，四川省建设厅出具了一份关于“5.12”汶川大地震中校舍大面积垮塌情况的专项分析报告。报告认为，导致此次地震中校舍大面积垮塌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建筑防震标准低，二是地震烈度太大，三是部分建筑结构设计不合理和施工质量控制不严格。多位接受采访人士均对记者表示，如果说前两个原因是天灾，第三个原因就是人祸。
上世纪末，农村中小学建设由乡镇自筹资金，建成一批“三无”(无规范设计、无规范施工监理、无规范竣工验收)校舍。这次垮塌的校舍中，相当一批就是建造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聚源中学两栋教学楼一栋建于1988年，一栋建于1992年，北川中学教学楼建于1995年。2001年-2005年，我国启动校舍二期危改工程，此后，2006年-2007年，随着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启动了新一轮校舍危房改造工程。但是“有些校舍未按现行规范进行加固”，终在5·12地震中酿成惨剧。什邡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地区，在此次15所垮塌最为严重的学校中，什邡地区就占了6所。
资料八
　　据《经济参考》报道：藏污纳垢的道路工程假投标，养肥几多“蠹虫”。前不久，河南省有关方面透露许漯高速公路再现“豆腐渣”工程，舆论沸然。该省监察厅和省交通厅的通报称，这条设计寿命为15年的高速路通车后不久即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施工企业借用资质中标，偷工减料，掺杂使假，给工程留下严重质量隐患，已外逃的原许漯路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童言白对此负有直接领导责任。有分析说，就是假招标毁了许漯高速公路。梳理所有“折戟沉沙”交通部门官员的档案，发现一个惊人2002年6月，由于违规招标和中标单位违法分包转包工程，投资3.8亿元的云南昆禄公路因为严重质量问题，在试通车18天后被迫中断交通，国家不得不再斥资1亿元进行翻修。一时间，虚假招投标招致各方“炮轰”。凭着曾经建过一条子虚乌有的“高速公路”的虚假业绩，顺利通过有关部门和资深专家的重重审查，一路“过关斩将”，最后竟堂而皇之地以得分第

注意事项
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阅读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仔细阅读给定材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作答。
给定材料
材料1:
当前，中国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存在着逆差，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和外国文化走向中国，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难成比例。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有学者提出了中国文化输出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认识到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不仅是“引进”，而且要“输出”。有学者认为，“在最初的挪用套用之后，必须有自己的创造性输出，否则这个民族就会丧失真正的精神生命力。”中国当代文化需要进一步奠定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长点，借此从中西文化交流的逆差中走出来。真正开始自己的文化创造性，走向中西文化平等对话和文化输出。
当前，中国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存在着逆差，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和外国文化走向中国，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难成比例。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有学者提出了中国文化输出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认识到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不仅是“引进”，而且要“输出”。有学者认为，“在最初的挪用套用之后，必须有自己的创造性输出，否则这个民族就会丧失真正的精神生命力。”中国当代文化需要进一步奠定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长点，借此从中西文化交流的逆差中走出来。真正开始自己的文化创造性，走向中西文化平等对话和文化输出。
材料2:
中国一度被称为“世界加工厂”，为“洋品牌”贴牌生产（即为大品牌代工），几乎成了众多鞋、服企业的必经之路，而N市BL集团却在时尚产业相当发达的韩国、法国找到甘心为自己做贴牌的大牌制造商。“洋品牌”能为中国企业贴牌生产，这是中国企业品牌发展之路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企业拉开了品牌输出的序幕。
据了解，BL集团是一家多门类、跨行业的集团公司。集团拥有“XX家纺”和“XX休闲服饰”、“XX西裤”等著名品牌。作为中国家用纺织品最大的生产基地，公司主导产品——“XX家纺”包括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和小装饰5大系列，千余品种、上万种款式，产品远销欧美、日本、东南亚及中国港澳地区。自从去年在N市国际服装博览会上结识后，BL集团和S公司很快就签订了贴牌生产协议：S公司按照BL的设计要求，为后者设计、生产“涉趣”(selftrend)品牌的高档女鞋。S公司是韩国名列前三甲的皮鞋生产企业，也是一家只为韩国顶级皮鞋品牌代工的制造商。就是这样一家颇具实力的大牌企业，如今却为BL集团做起了贴牌加工。
品牌是一个符号，是产品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体，是产品表达自身信息的载体。S公司向中国的BL集团送秋波，是他们认同该集团的品牌经营模式。当S公司了解到，BL集团自1992年就开始把大部分生产外包，一心从事品牌、渠道经营，至今已在国内市场成功打响10个自有原创品牌，年销售总额达到30亿元。这家向来只为顶端品牌代工的制造企业立刻对其刮目相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S公司非常看好中国原创品牌的市场前景。作为BL集团旗下一个仅仅两岁多的年轻品牌，定位中高端的“涉趣”，在与国际知名品牌的同台竞技中，“涉趣”稳居销售榜上游。
BL集团用行动说明，目前，中国鞋业已经由注重使用价值，过渡到追求文化审美价值的不断提高。但我国许多鞋企做品牌更多的是采取模仿国外的方式，不是自身孵化。而品牌除了使用价值，更多的包含文化审美等附加价值，文化审美价值越集中，越能讨消费群喜欢；对消费群宽容度越大，品牌就越成功；每个品牌都应有自己的定位，自己的消费群，针对一个定位群表达的文化审美内容越多，品牌越成功。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国内消费者对时尚的追求以及购买力都在逐年提高，这正是国内企业打响原创品牌的好机会。一旦在国内市场获得成功，离国际品牌的距离也就不远了。
专家指出，在产品同质化的今天，品牌竞争力包含了企业在资源、能力、技术、管理、营销、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是形成并实现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最持久的外在表现。虽然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制造供应基地，但品牌竞争力优势仍然比较弱小。中国企业不缺乏产量优势，也不缺乏品质优势，众多中国品牌已经解决了生存的问题，未来，中国商品价格的增值点将主要依靠品牌建设。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再到中国品牌，中国品牌必须摒弃长期奉行的以产量取胜的低赢利扩张模式，转而进行全方位品牌经营和世界顶级品牌营销战略的努力。优选高效的品牌化战略与品牌架构推进品牌资产的增值并且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现有的品牌资产。从品牌输入到品牌输出，使中国品牌无形资产扩大，国际市场地位大幅提升。
BL集团董事长F坦言：世界各国都在探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中国文化，这以为这中国进行文化输出并借机升级中国品牌的时代已经来临。
F认为，目前，中国制造在世界上很多领域都没有话语权。中国式世界上羊毛使用量最多的国家，但中国羊毛产业在国际羊毛领域没有话语权，中国是制造大国，产品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但相当多中国造产品却没有定价权。同时，国产品牌走出国门不是受阻就是消化不良。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中国品牌的文化元素没有得到国际上的认可。F强调，文化在品牌的国际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主动和系统输出文化，能够消除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能为企业国际化进程加速、助力。因此，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在用功能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之前，先要满足对其文化的认同。
品牌文化具有长久的穿透力，你建立什么样的文化，这个品牌就有了这个文化基因的价值取向，有了文化的品牌才是有灵魂的品牌，这个品牌才会有生动的生命，品牌文化决定了这个品牌的生死存亡。塑造品牌的根本是文化元素，就是说品牌所蕴涵的文化传统和企业核心价值取向，是决定一个品牌能否生存持久的关键。
材料3:
大批赴美志愿者汉语教师也在美国校园和社区内担当着文化使者的角色。来自四川绵阳的高中教师王琼就是其中之一。为期一年的赴美教学经历给她、她的美国学生乃至美国“街坊邻居”都留下珍贵记忆。
小琼在俄克拉何马州一座小城执教，借住在一对老夫妇家中。小城只有一家沃尔玛超市。用男主人加里的话说，“全镇人几乎互相都认识”。这个四川姑娘每次出门都会被当地人认出来，很多人都会友善地同她打招呼。
文化交流归根结底是人的交流、感情的交融。小琼说，自己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不幸失去双亲，很长时间难以从悲伤中走出来，但这对美国老夫妇的悉心照顾、小镇居民的热情让她真切感受到人间真情。
和其他汉语教师一样，小琼也配备了介绍中国文化的“资源包”，内容从神话故事、历史名人到古典名著不一而足。不过，在和孩子们的接触中，她本身就是当地人了解中国的一个“资源包”。“你们也有手机么？”“家中有电视吗？”一个个问题背后是美国孩子对中国的不了解。当然，在打开“资源包”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引发价值观碰撞。“美国老师不加班、中国老师爱加班”，“中国人爱储蓄”，甚至小琼想起万里之外家人时充盈的泪水，都让孩子们乃至大人们真切地感知着“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碰撞后带来的是了解和欣赏。
“我觉得她是最好的“中国制造”，加里对记者幽默道，“如果你们国家要选出中国文化大使，选我们的小琼没错。”
当记者在世界各地问起，“提到中国文化，你会想到什么？”在泰*边的春城内罗*，中非关系专业在读研究生色库拉这样告诉记者：“孔子，我会想到他，我上过不少有关中国外交，非中关系的课，每次遇到理解不了的思想时，我们就开玩笑说“这是孔子的思想”。考试遇到难题时就会说“孔老夫子又出考题了”。每次辩论课上找论据时，我们最后总会找到“孔子曰……”。西方也有很多先贤，但中国先贤似乎我只了解孔子。
在内罗毕ＣＢＤ地区一家大排档餐厅。２８岁的顾客贝利：我通过在内罗毕工作的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我觉得要想让肯尼亚人了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是生活在本地的中国人的态度，希望中国人能同当地人多交流，中国政府也应在非洲多办一些展览，比如饮食展览、传统服饰展览，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更多中国文化。
记者在访问过程中最深刻的体会是，在融合流动的地球村里，每个人都是一国最生动的“文化名片”，你传达什么，对方就感受什么。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看似工程浩大，却始于足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政府需要做的还很多，而民间交流、业界合作也亟待进化升级。
材料4:
随着网络和电视制作业的发展，全球电视剧市场已经进入“大航海时代”，随意按动鼠标就能看到世界另一端同样在看的剧集，观众可以坐在家中尽享顶级剧集的极致体验，“追剧”嫣然成为都市白领的一种生活方式。
而作为2014年最为火爆的美剧代表，《纸牌屋》了一经推出便极度受宠，引起全民热议。“美剧《纸牌屋》这类全球剧的热播趋势有目共睹，他们真正开创了电视剧‘24小时全球联播’的奇迹”英国某传媒的中华区首席执行官的梁先生如此评价。专家认为，电视文化产品的价值日益凸显，中国因从中借鉴经验，提升电视剧制作水平，同时加强文化产品对外输出能力。
《纸牌屋》的热播并不影响《来自星星的你》赚取过亿眼球。由于两部电视剧对受众有明显的划分，出现了同期上映却“平分天下”的局面。《来自星星的你》在韩国播出时，网络最高收视率达68.9%。
美剧、韩剧在全球热播并非偶然。“以受众为导向，创新电视剧制作、播出模式，直接对接市场，接受评判。全新的制作模式给了电视剧全新的生命。”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唐锡光认为，与中国电视剧传统意义上的播出模式不同，美剧大都

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组成，考试时限为18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5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30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上指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1.“自助回收—分拣打包—清洗净化—切片铸坯吹瓶—灌装上市—回收利用”，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家致力于开发“城市矿产”的公司。公司年处理废旧饮料瓶5万吨，相当于节约30万吨原油、减排15万吨二氧化碳。
通过物联网技术，智能回收自助机可自动完成对空瓶的识别、回收、压缩、分类存放，通过一卡通、手机话费、微信支付、支付宝、优惠券等方式实时结算，同时传送信息至数据中心，实现一级回收、分拣中心、再利用企业的全面互联，构建起互联网＋智能回收新模式。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表示，推动产业结构从过度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的中低端向更多依靠技术和服务的中高端提升，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根本途径。
节能减排、循环经济、污染治理、生态修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绿色发展之路，涉及的产业广泛、空间巨大。据发展改革委预计，到2015年年底，仅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就将达到4.5万亿元。
在西部的青海省共和县，招商新能源集团建设的光伏园区即将竣工。首席执行官李原表示，一个100兆瓦的集中式光伏地面电站项目需要近10亿元投资，还能拉动太阳能电池、组件等相关产业。不少光伏项目建在西北等光照较好的欠发达地区，不仅能拉动当地经济发展，还创造了大量就业。
在东部的浙江省安吉县，临近“大竹海”的余村曾靠山吃山，挖石矿开水泥厂，炮声隆隆，粉尘蔽日，连生命力顽强的山笋都连年减产。如今他们关了矿，搞起生态旅游，年收入达1500万元，村民年收入翻了三番还多。村主任潘***说：“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
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重庆市南川区把这种绿色发展的红线意识贯穿始终：工厂建设格外重视集约节约用地，出台了引导企业入园归区的鼓励政策，争取用5年时间把能够搬迁的工业企业全部迁至工业园区；不盲目为边远地区不计成本、不计生态地修路、搞建设，而是让高山居民搬迁至城镇周边，并妥善解决就业。
“建设生态文明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绿色发展不是说GDP不重要，对西部地区来说应该是实现更高的增长，但是要向生态要效益。无论穷与富，发展得快与慢，都必须首先考虑生态承载能力。”重庆市南川区区长曹清尧说。
可见，绿色发展不仅是，
同时，
因而。
2.厨房一袋、卫生间一袋、客厅一袋，这是席娟一家三口一天的垃圾量。每天早上出门时，她都会把这三袋垃圾扔到小区的垃圾桶内。席娟说，这些垃圾还不包括每天家人扔掉的饮料瓶和报纸。由于购买物品增多和商品的包装越来越精细，和几年前比起来，她能明显地感觉到家庭垃圾的增多。这也让席娟经常琢磨一件事，我只要把垃圾扔出家门就觉得万事大吉了，但是，这么多垃圾都去哪儿了？
据资料显示，北京每天产生垃圾约3万吨，并且按照每年8%的速度在增长，如果不采取措施，北京的垃圾危机很快就要出现。对于垃圾处理所带来的问题，北京市人大代表、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深有感触。他回忆说，早在1983年，当时北京的科研人员利用遥感技术发现，沿着北京三环路与四环路的环带区，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多堆！为突破垃圾重围，北京市斥资23亿，赶工建设了23座垃圾处理设施，才逐渐改变这一问题。但是目前，老问题再一次重现，建设部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600多座城市，有三分之一以上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
“如果垃圾没有进行很好的分类，即使进行垃圾焚烧处理，渣土、菜叶等不易燃杂质也会降低焚烧效率。”鲁明中说，“目前，处理一吨垃圾需要花费150元—160元。北京目前每天产出约3万吨垃圾，北京市每天的垃圾处理成本就要在450万元。”
王胜利也表示，在日本垃圾处理会从源头做起，他们将垃圾清楚地分成四类：可燃性垃圾、不可燃性垃圾、批量印刷废纸类、瓶瓶罐罐类，甚至瓶盖和瓶子都要分别存放，并且每星期分固定的时间来回收分类好了的垃圾，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规定，比如每周有两天是回收“生垃圾”，即那些做饭后剩下的菜叶子等。有的家庭怕这些“生垃圾”在家里放几天会有异味，因此还会把它们装好冻在冰箱里。
但中国目前的环保技术水平根本无法达到。“这是因为垃圾从源头就没有做到分类处理。”王胜利说，现在普通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做法还是不太理解，但他相信若干年以后，政府在财力、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重新将已经填埋的垃圾翻出来并进行分类处理。
“‘减少垃圾’的根本就是改变人们肆意扔掷垃圾的行为。从教育入手，给孩子们开展环境卫生课，增加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鲁明中说，“在美国，我曾经看到一个大约两三岁的儿童，在拆装完食品包装袋以后，一直将包装袋攥在手心里，直到看见垃圾桶，才将它扔掉。这种行为让我们看到一个幼儿在成长过程中从父母以及其他人的身上无形中学到的环保意识。对于中国的孩子，这种意识只能通过教育途径慢慢深入孩子的心中，形成一种公众普遍遵守维护的道德行为。”
3.吴昊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下海”，在环保领域一干就是17年。他投身的“环保生态厕所”行业从默默无闻到迅猛发展，让吴昊经历了环保产业的起起伏伏。
“2008年奥运会前夕，像蓝洁士这样从事环保厕所的企业有200多家，当时一个项目往往有三四十家企业竞标。”吴昊回忆说，经历了一场金融危机后，产业就从“盛夏”跌入了“寒冬”。当初与他们竞争的企业一家家关张或转战其他领域，从事环保厕所的企业一度锐减到60多家。
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眼下，吴昊的企业也不好过。公司资金要求不断增长，却并非市场需求扩大所致，而是拖欠账款的企业越来越多。
而前不久国家旅游局推动的“旅游厕所革命”，终于让吴昊和他的同行切身感受到“春风袭来”。国家旅游局提出，从2015年到2017年，３年内计划全国共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5.7万座，其中新建3.3万座，改扩建2.4万座。同时，还将引导各地在建设过程中积极采用节水、节能、除臭新技术、新材料，适应我国大规模、大流量游客需求，发展“免冲式厕所”“生态厕所”。
看出生态产业蕴含机遇的不仅是实体企业，作为经济的血脉和市场的弄潮儿，不少金融机构也紧盯风向，在生态环保产业里“淘金”。
吴昊的企业连续三年与光大银行合作，累计获得贷款2900万元。吴昊说，“作为中小企业，以前申请贷款必须要有抵押物，那时大多数银行还不太认可知识产权，但从2013年开始，只通过知识产权质押，我们就从光大银行累计贷款超过600万元。”“绿色发展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孕育着巨大的金融需求和盈利商机。”光大银行小微金融部市场营销处处长陆文萍说，截至2014年年末，光大银行在节能、环保、循环经济、新能源等７大生态领域投放信贷余额348亿元。
光大银行只是当前金融机构看好绿色投资的一个缩影，绿色金融正在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动机。中国银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末，银行业机构绿色信贷余额7.59万亿元，其中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较年初增长15.67％，达6.01万亿元。
4.眼下秋粮已收，正是秋冬种忙时，也是烧秸秆高发期。尽管许多地方制定了重罚措施，但偷烧现象仍屡禁不止。记者日前在江苏南京栖霞区八卦洲一带采访时却发现，由于当地探索出一种秸秆回收利用的新模式，农民不仅不用像以前那样冒着被抓被罚的风险焚烧秸秆，而且还从中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据明珠公司负责人倪龙珠介绍，秸秆收储是不少以此为原料的生产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到田间收购，公司的人力成本难以负担；动员农民送上门，公司又组织乏力。在当地政府协调下，明珠公司与各村经纪人合作，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为支持公司收储秸秆，当地政府部门在每个村发展了一名秸秆经纪人，一般由村干部担任。经纪人在本村发展数名秸秆运输员，由经纪人统一调度收秸秆的地块。公司则定期给经纪人结算运输费用。不仅如此，交警部门每年还给运输秸秆的拖拉机手进行安全知识培训，给他们上保险。秸秆回收就这样在鼓励和规范中得到了发展。
化肥在快速增加产量的同时，不当使用也造成了耕地酸化和板结。有研究表明，过去30年间我国耕地的pH值平均下降了0.5个单位，虽然目前还不至于影响产量，但长此以往则很危险。
如何让有机质留在土地里？除了焚烧，目前许多地方借鉴国外技术模式，采取机器粉碎后还田的方式。但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在一些地方效果并不理想——由于土地没有充分时间使秸秆腐烂、不能培肥地力，同时也为病虫害的增加提供了“温床

1.眼下走在城市的大街上，我们多半会被这样的户外广告包围着：“奢华”“豪宅典范”“上流人家”“皇家”“至尊”“国际高尚住宅”等；打开报纸网站，一些充满诱惑力的广告铺天盖地：“尊崇”“正统龙脉”“稀有尊贵生活”“品味，源自尊贵血统”，伴随着香车美女的巨幅彩照，张扬着奢华与富贵。
近年来，奢侈品消费火暴，据《商业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09—2010)》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增至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为27.5%，并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该蓝皮书预测说，未来5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将占据全球奢侈品消费额首位。有媒体称，就推动奢侈品业增长而言，中国已经成为无可置疑的领头羊。
全球退税公司（GlobalRefund)2010年1月21日发布数据称：据法国海关退税统计，2009年中国前来法国的游客购物总额增长率达47%，共在法国消费了1.58亿欧元，占法国当年退税购物贸易额60%，成为来法旅游的外国游客中消费最多的大客户。在法国购物退税的外国人中，中国人占据了13%，超过日本人(10%)，俄罗斯人（9%)和美国人（7%)。中国游客的主要消费集中在时装，人均消费额为1071欧元，且这一局势呈上升态势；从2007年的39%、2008年的23.3%，一直到2009年的47%，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消费能力确实在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国家的确发展了，人民的生活的确也有了巨大改善，但也不得不承认，一部分国人在富了之后的奢饰消费、炫耀性消费，令人咋舌，让人惶惑。眼下，热衷“住大房、开大车、吃大餐”的人不在少数；出国游，一掷千金狂购奢侈品的也是大有人在。某大款的儿子结婚时，包下一整座豪华酒楼，一连喜庆数日，婚礼耗资数百万；有的富人花数万元高价买宠物，声称不要国产的，只要进口的，觉得牵一条名贵犬或者国外犬去遛，狗有身份，主人才风光;更有甚者，有的富人点一道菜就是数万元，甚至十多万元，不管肚子是否装得下，也不管最后浪费多少，只要能出风头，只要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只要能“镇”住与他比阔的人，就觉得有面子。
2011年4月19日，上海国际车展媒体日拉开帷幕，75款首发车与千辆展车亮相新国际博览中心。此次上海车展上某款车竟要价4700多万元。但令人惊奇的是，越是天价豪车，越有人捷足先登。这款昂贵的超级跑车还未展出，就被人“先下手为强”订下。在豪车馆N5馆里，这辆身价最高的超级跑车停放在展位的最里面，要接近它，至少要经过两道围栏。这款在全球只发售77辆的豪华超级跑车，中国地区的配额只有5辆，而这些限量车已被全被预订掉了。
波士顿咨询事务所BCG发表预测，认为中国将在5至7年内成为世界最大的高档奢侈品消费市场。该事务所调查分析认为中国人“渴望”购买高档奢侈品。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有了购买奢侈品的能力。这种愿望在中国25至35岁年龄层的人群中特别明显。在全球消费者都越来越注重“可持续消费方式”的时代，中国富人成为奢侈品“最后的堡垒”；中国富人对奢侈品，甚至对一些品质并不那么“高档”的商品，存在一种盲目的追逐心理。国际消费心理研究人员发现，中国富人消费方式具有“冒险性”和“冲动性”，特别容易成为高档奢侈品的“俘虏”。近年来全球高档奢侈品商都将未来几年赚大钱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2.最近人民网一则报道称:《重庆时报》转载的一篇题为《中国行业收人差距扩至15倍，已跃居世界首位》的新闻，引发公众广泛关注，有专家表示，“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收入差距达15倍”是源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于中西部地区。地区之间的居民收人差距一直在呈扩大趋势。但近些年来，由于西部地区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地区差异差距扩大的趋势已经得到了-定程度的控制，但是依然很大。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金融资产出现了越来越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城市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额分别仅占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1.3%和0.3%。
3.长期以来，“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是国人的向往之地，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把工作生活在一线城市作为自己的首选，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
2010年5月，在北京打拼了5年的吴女士到武汉买了一套房，并辞职前往武汉装修新房，举家“转战中部”。吴女士说:她结婚3年，到了买房生子的时候，他们这几年攒下来50万元，加上双方父母在其结婚时候的赞助20万元，这笔钱在北京刚够三环附近一居室、四环附近小两居室的首付，上下班交通又非常拥挤，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将来孩子人托、人学势必困难。相比之下，武汉的房价还不太高。70万元能在武昌的繁华区域“光谷”买到不错的两居室。
2006年，学习土木工程的小刘刚从郑州工业大学毕业，径直扑到广州“闯荡”。“当时就想到大城市干大事业，仿佛只有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才有机遇和平台。”但不久激情便消磨殆尽。他说“我不排斥艰苦创业，但在广州发展和生活，熬出头的希望太小，付出与回报太不成比例了。”2010年，他下定决心，离开了打拼4年多的广州，在郑州找到了一份建筑公司设计员的工作，起薪每月4000元。这个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在中部地区，但是近几年国家对中部地区的投入很大，大的建设项目很多，因此，在这里发展，前景不比广州差。
“蚁族”，是青年学者廉思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代表着一群受过高等教育、但又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年轻人。他们和蚂蚁有诸多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城乡结合部都聚集着这样的人群，总数上百万人。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社会资源长期过度集中于“一线城市”。这样的年轻人怀揣知识来到一线城市寻梦。但近年来，一线城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一路飙升，而且由于竞争激烈，他们生活在窘迫与不安之中。
4.广西新闻网有则令人震撼心酸的报道：19个孩子在危房中上课4年，坐在棺材上写作业。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九渡乡九天小学加伦教学点，位于大山深处，徒步出山往返一趟至少需要4个小时。2007年3月份以前，该教学点曾有一个设施比较完备的学校，但作为危房拆除，新校舍迟迟未能建起来。九天小学只好以每学期100元的价钱，租用了村民一间四面透风的“教室”，一名老师带着3个班共19个孩子，一教就是4年。由于地上的木板年久失修，稍一用力踩踏，腐朽的木板就会断裂，卡伤孩子的脚。当地村民称，曾经有个孩子从教室内坠落羊圈，所幸未受重伤。教学点没有配备课桌椅，前来就读的学生需要自己从家里带来桌椅。因此，教室内的课桌椅也是千奇百怪、形状各异。房东家有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儿子、媳妇为其打造了一口棺材。为了解决没有课桌椅的问题，房东索性把老母亲的棺材也贡献出来，暂时给孩子们当板凳用。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受经济、社会、历史、自然、地理等方面制约，发展相对滞后，贫困人口数量众多。1978年，我国贫困人口为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0.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一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到2010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降至2688万人。
近期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人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国际标准一般在日均1.5—2美元。根据目前汇率，这个比2009年提高了92%的标准，相当于日均1美元。按照口00元的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数将增加约1亿人。
5.《庄子*至乐》中说：“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炫富”现象。中国媒体时常出现这样的报道：像有人花了600万元买一块宝珀表，还有人用1000万元买一辆宾利豪华敞篷车。一名中国的年轻女性派了30辆奔驰车去机场接她的一只宠物狗。她用400万元买了这只狗，并且表示也会花大价钱来养它，每天至少给她的狗喂10瓶矿泉水，让狗住在温度不超过17摄氏度的空调房间里，吃的食物主要是鸡肉和牛骨汤。这一事件再次激起了公众对于中国一个新兴阶层的愤怒。这批人大都二十多岁，他们被认为没有付出什么劳动，就通过继承获得了大量财富，被称为中国的“富二代”。他们从小就是“小皇帝”,靠父母在中国1978年实行市场经济后赚到的大把的钱过着奢侈的生活。比如，那名用豪华车队接宠物狗的女子就对媒体说：“金子有价，这只藏獒可是无价的。”“这种荒谬的行为就是为了吸引注意力。这是一种对财富的炫耀。”有位社会评论家指出，“这种对财富的过分和不健康的炫耀会导致穷人的不快，甚至仇恨。”像最近被创造出来的一个新同“愤富”就反映了公众对于这一阶层粗俗的炫富行为的态度。
“炫富”现象还会扭曲人们的成功观。有位名人就曾公开宣称：“有的人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靠花言巧语，你可以蒙一个人，那如果把全世界都蒙了，就是你的真诚蒙到了别人，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
6.有些专家提出“社会焦虑感”的概念，“社会焦虑感”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浮躁，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

材料1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职业病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工业革命初期，与机器生产物品和过程相关的职业病及传染病流行。到了20世纪，世界各地合成生产了许多有机化合物，包括农药、医药、石油化工产品等，出现了多种急、慢性化学中毒和职业性肿瘤等新问题。随之，许多发达国家又兴起了以原子能、高分子化合物和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X射线、原子能、高频、微波、红外线等技术，还有其他新原料、新化学物质和高科技等被应用于生产，随之出现劳动方式的变化，带来了新的职业卫生问题。
所谓职业病，在我国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职业病必须具备四个条件：1.患病主体是企业、事业单位或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2.必须是在从事职业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3.必须是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职业病危害因素引起的；4.必须是国家公布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所列的职业病。
材料2
目前，我国从煤炭、冶金、化工、建筑等传统工业，到汽车制造、医药、计算机、生物工程等30多个新兴产业都不同程度存在职业病危害，估计有2亿劳动者在从事劳动的过程中不同程度遭受职业病危害。新中国成立至2009年底，全国已累计报告职业病七十二万多例，其中尘肺病六十五万多例。仅2009年，全国报告职业病病例数较上一年增加了319％。我国已进入职业病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防治工作形势十分严峻和紧迫。
我国职业病名单规定的职业病涉及粉尘、急慢性化学中毒、职业肿瘤、职业传染病等10大类115种，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确定的工业生产中常见职业病危害因素达133种。我国各类企业中，中小企业占90％以上，吸纳了大量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农民工家庭因职业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在一些地区大量存在，职业病危害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职业病危害也突出地反映在中小企业，尤其是一些个体私营企业中。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开展的职业病调查报告显示，职业病患者中最大的群体为尘肺病患者（占702％）。其次为职业中毒群体（占191％），主要为苯中毒、镉中毒、铅中毒。尘肺病和有些化学中毒等慢性职业病潜伏期较长，一旦发病往往难以治疗，病死率高。以尘肺病为例，潜伏期可长达数年甚至十多年，尘肺病患者肺部已经发生纤维化，无法再复原，只能采取治疗措施延缓病情进展。而慢性苯中毒会对脊髓产生不可逆的损害，严重时将导致再生障碍性贫血，甚至白血病。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屡屡发生的尘肺病、正己烷中毒、三氯甲烷中毒、二氯乙烷中毒、镉中毒等群发性职业病事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义联的调查报告还显示，职业病患者从开始生病，到身体出现病征，经历的时间一般为6年。其中在3年内就出现病征的达到323％。据统计，煤矿企业的采掘工人患病率达到131％。也正是因为如此高的患病率，使得职业病案例常以群体形式爆发。2010年5月华北某市关闭煤矿后，该地区检查确诊为职业病的人数超过500人。河北张家口某矿山企业矽肺病案中，涉及职业病患者119人。而义联关注的力奇珠宝首饰制造厂职业病工人索赔案中，矽肺患者人数也高达76人
材料3
近年来，随着IT、生物医药、微电子等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职业病危害因素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粉尘、重金属范畴，而是出现了噪声、微波、高频、电磁辐射等多元化趋势。专家表示，电磁辐射如果超过安全标准可能影响人们的心血管系统，表现为心悸、失眠、心搏血量减少、白细胞减少、免疫功能下降等。如果装有心脏起搏器的病人处于高电磁辐射的环境中，就会影响心脏起搏器的正常使用。而长期面对电脑视屏或是手机视屏，还可能对人们的视力带来不良影响。由于眼睛对电磁辐射很敏感，过高的电磁辐射污染会引起视力下降、白内障等。
根据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等权威部门提供的详实数据，电磁辐射对11大类职业人群存在潜在危害。这些行业包括：普遍使用计算机网络和机群的金融证券行业、IT行业，电磁波强度很大的电力和通信行业、民航、铁路，采用高频理疗设备的医疗行业，大量使用仪器仪表设备的科研行业等，现代化办公设备相当普及的白领和金领人士也难逃电磁辐射。卫生部日前透露，我国职业病种类已经由1957年的14种扩大到现在的115种，50年增加了7倍。而且由于职业病更新速度加快，电脑综合症等层出不穷的新职业病还没有纳入法定职业病范围。
50年来广东的职业病疾病谱发生了巨大变化：上世纪60年代初，广东职业病主要是稻田皮炎，70年代是有机磷农药中毒，当时该病病死率很高。80—90年代职业病以尘肺为主，90年代后主要是尘肺病与中毒。之后，主要是尘肺、中毒、噪音及震动引起的职业病。从1998年以来，广东新发现了17种职业病，其中9种在国内首次发现。这17种中有两种是新发现的职业病，包括铬鼻病和职业性甲醇中毒。这两种职业病虽然在国家的职业病目录中，但是在国内目前还很少见。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新兴职业病在广东地区也有较突出的表现。
材料4
2008年10月至2009年7月，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联建（中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建科技）开始在其供货商美国苹果公司的建议下使用价钱更便宜、清洁效果更好的正己烷替代酒精等清洗剂进行擦拭显示屏作业。正己烷是一种化学溶剂，它的挥发速度比酒精快，擦拭玻璃的效果也比酒精好，但是具有一定的毒性，会通过呼吸道、皮肤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导致人体出现头痛、头晕、乏力、四肢麻木等慢性中毒症状，严重的会损害周边神经系统，并延至脊髓，导致肌肉萎缩、瘫痪，甚至死亡。
2010年2月下旬，联建科技百余名员工正己烷中毒，当时数据显示，在整个“正己烷中毒事件”中，直接或间接涉及2742名员工，共有134人受影响。联建科技一位负责人承认，使用正己烷来代替酒精擦拭显示屏，主要是因为正己烷比酒精挥发速度快。如果按照酒精挥发速度只有正己烷的1/4计算，使用酒精擦拭一个月的产量仅75万—90万个，比使用正己烷少生产225万—270万个。
联建科技监管部门苏州工业园区安监局称，联建科技于2008年9月进行了职业危害申报，但并未申报使用正己烷。2008年10月，公司在大量使用正己烷后，也始终未向园区安监局作变更申报。因此，至2009年7月底，园区安监、卫生部门未将该公司作业场所正己烷浓度监督监测纳入年度计划中。直至事发后调查组在对生产现场的空气进行抽样检测后发现，挥发性极强的正己烷在空气中堆积，严重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员工们在没有有效防护的情况下工作，时间一长，整个车间内的许多员工慢性中毒。苏州工业园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认为，正是联建科技违规、违法使用有毒化学溶剂，忽视现场的职业危害防治与员工的防护，造成了这起中毒事故。
材料5
2010年3月，一份源自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的《煤矿职业危害防治调研技术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预测，“按全国煤矿265万接尘人员、尘肺病现患率为772％、死亡率为324％测算，每年我国仅煤炭尘肺病患者的死亡人数至少6000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地方和乡镇煤矿。”
《报告》显示，煤矿井下粉尘浓度严重超标。1983年至2008年，煤尘最高浓度范围198—3420毫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495—855倍；平均浓度范围76—60毫克/立方米，超标19—15倍。虽然，2000年后趋于稳定，但仍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19—49倍。“煤矿粉尘浓度超标，煤矿工人职业健康体检率低、漏检率高；非国有重点煤矿，特别是乡镇煤矿职业健康工作基本处于空白……在这样的企业里工作，煤矿职业遭遇尘肺病是在劫难逃。”调研组的一位成员说。
绝大部分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和管理职能没有落实，没有开展职业危害防治工作。参与调研的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负责人表示，大多数煤矿企业对职业卫生工作不重视，仅以煤矿企业集团为例，929％的企业未制定职业危害防治工作规划，857％的企来未将职业卫生工作纳入企业的管理，企业领导的管理不到位。
与此同时，调研还发现，571％的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时未履行告知义务，使职工对所从事工作产生的职业危害知之甚少，缺乏自我防护意识，不能正确使用个体防护用品和使用防降尘设施。绝大部分企业对职业病防治的法规和相关知识的宣传、培训、教育力度不够。
粉尘是煤矿企业作业现场存在的主要职业危害，但许多企业对粉尘日常监测不规范。71％的煤炭企业集团没有进行日常监测。90％以上煤矿虽然进行了日常监测，但其中有三分之一使用仪器不当，不能真实反映作业场所粉尘危害情况。许多企业为自身利益，只重视岗前体检和离岗体检，在岗职工的平均体检率为608%，最低为322％，退休职工体检率更低，643％的煤炭集团没按照规定对退休工人进行体检。此外，企业普遍存在职业病诊断漏诊的问题，平均漏诊率为372％，漏诊率最高达20％。
材料6
今年28岁的张海超原本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夫妻恩爱，女儿乖巧。但生活从2007年8月开始转变，这年，他感觉身体不适，还有咳嗽、胸闷症状，一直以感冒治疗。10月份，张海超到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拍胸片检查，显示双肺有阴影，但不能确诊病情。意识到病情严重的张海超到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胸科医院等省会各大医院就诊，几家医院均告诉他患上了“尘肺”，并建议到职业病医院进一步诊治。
“尘肺”对张海超而言不亚于晴天霹雳，常年在耐火厂打工的他对这个病有所耳闻，知道是一种难治的职业病。“从2004年8月到2

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的作文考试不同，是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在答题纸指定位置。
4.答题时请认准题号，避免答错位置影响考试成绩。
5.作答时必须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纸有效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给定材料
材料1:
近日，中办、国办下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下称《意见》）强调，要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构建体现时代发展趋势、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市场经济要求，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意见》及附件《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还要求给群众提供“对路子”的公共文化服务。一者，要为文化场馆的社会功能、服务群体等重新定位，使之回归公益属性，并为文化场馆的建设、维护和运行提供充足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二者，要以明确的考核机制，倒逼相关部门将文化场馆不仅要建好，更要利用好，提升服务品质，提高可利用率，增强自身魅力。与此同时，也要大力引导、鼓励老百姓走进文化场馆，在全社会营造全民阅读、全民学习之风。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某负责人表示，2014年，全国财政一般公共预算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达到2753亿元，比2011年增加了860亿元，对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给予了重点支持。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其中一部分要用来采购公共文化产品，低票价或者直接购买版权服务民众等形式，将成为文化部的公共文化重点工作任务之一。
材料2:
随着奥运会、世博会、世园会、亚运会等一系列重大文化体育活动在我国召开，一大批地标级精品场馆纷纷涌现。鸟巢、水立方等奥运场馆在世界享有盛誉，S市世博会中国馆所改造成的中华艺术宫已经投入使用。中国国学中心、国家美术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国家级重点文化工程集中落户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众多新兴文化场馆已经具有国际一流水准。与此同时，工人文化宫、文化馆、少年宫等传统公益性质的文化场所也不断增加。某权威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县级以上文化馆、群众艺术馆数量由三千多个，文化站超过四万个，村（社区）文化室25万个。我国现有博物馆4165家，在过去10年时间里增长一倍。
尽管我国文化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总数不断增加，但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总体发展程度仍然较低。据了解，英国伦敦市有400多个大小剧院、音乐厅及现场音乐表演场地，每10万人拥有1.4个剧场，每10平方公里拥有1.3个剧场，每年大型剧场的入场人次达1240万；近600个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有395家，平均每10万人拥有5家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5本；22座家国家级博物馆，200余座非国家级别的博物馆，每10平方公里有1.1座博物馆，即每个社区附近都会有博物馆。而我国平均40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
贫困地区一直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均衡发展的难点，这些地区财力小，文化事业投入十分有限。以广西来宾为例，2003年至2008年，在农村文化方面的投入比重不到文化投入的10%，2008年以前没有市级群众艺术馆、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大部分县级图书馆、文化馆达不到部颁三级标准。
农村如此，在某些大中城市则是另一番景象。某市社科院曾对本市2209名市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参与度和满意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尽管近年来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但部分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活动、文化惠民项目的利用率和参与度较低，设施、资金等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投入收效比亟待提高。其中，针对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和陈列馆的调查数据显示，24.4%的受访者一年中从未去过这5类场所，61.6%的人平均每年去1到5次。市民对文化馆的年均光顾次数更低，93.7%的人平均每年到馆5次以下，其中，58.6%没去过文化馆，35.1%的人每年到馆次数为1到5次。针对公众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对基层文化场所和文化馆的服务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市民，分别只有34.2%和40.8%。
材料3:
公共文化服务场馆的利用率偏低，是文化事业发展中的“老大难”。特别是一些传统的公益性质文化场馆，因为缺少有吸引力的“内容”而门庭冷落，造成巨大浪费。
“我刚来文化宫那会儿，这儿真的是火啊！”H市总工会A工人文化宫主任高先生说。1983年，他从部队复员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亲眼目睹了文化宫由盛而衰，从辉煌到冷清的全过程。“那时，文化宫人来人往，电影晚场场场爆满，光是帮我们卖票、检票、维持秩序的长期固定义务员就有五六个。现在，电影院每天的上座率不到10%，有时候工作人员甚至比观众还多。”他道出了大家的普遍感受。
“那时在文化宫，能看电影、溜冰、跳舞、唱歌、参加运动，从早到晚都是人山人海，我们职工除了睡觉几乎都在里面值班，假期就更谈不上休息了。”回忆起十几年前的工人文化宫，57岁的老职工谭梦林仍充满激情。
“我有20多年没去过文化宫了。”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白女士说，“很怀念以前在文化宫看电影、唱卡拉OK、参加培训的日子。现在可供选择的文化活动丰富多样，而文化宫的活动设施和活动内容却相对比较陈旧。”
原因在哪里呢？“房屋破损、设备陈旧、功能单调”，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跟各种新兴商业文化场所相比，仿佛仍停留在50多年前。收入当然也就大不如前了。”H市总工会B工人文化宫金主任说。观众冷清，再加上文化经营管理人才也极其缺乏，“有些文化宫已有名存实亡之虞。”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文化宫工作人员说。
“虽然日渐没落，但谁也不知道怎么改变。资产不是我们的，我们也有这权利，那也只好就这么闲置着。”金主任说，虽然文化宫地处城市最繁华的商业街区，面积也有85亩之多，但他们甚至连出租都没搞过。后来也曾想要重新建设，但一直苦于没钱。
H市总工会C工人文化宫，位于该市最繁华的商贸经济圈的中心，这栋8层的建筑被淹没在周围的高楼和广告牌中。遒劲有力的“工人之家”4个毛笔字，是该市第一任市长刘伯承元帅亲自题写的。如今，一层南面租给了麦当劳、新标识等企业做商业经营，背面租给游戏厅；二层和三层租给张生记酒店；六至八层为H市公会办公室；可供文化宫实际使用的楼层只有四层和五层。在文化宫有限的使用空间内，只能提供很少的文化娱乐活动。四层开设了台球室，吸引了一些年轻人，但由于价格不便宜，通常顾客都很少；五层的健身中心设施陈旧，灯光昏暗。
一层的电玩游戏厅有不少年轻人进出，但被问及是否知道工人文化宫的作用时，他们显得一脸茫然。
“现在的文化宫毫无‘文化’可言！”家住文化宫附近的王刚说，“以前凭着工会会员证就可以在文化宫参加各种免费文化娱乐，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文化宫里没工人，文化宫里没文化。这是职工们当前反映比较大的问题。”H市总工会宣教部部长朱和顺分析说，工人文化宫的迷失，是因为其在市场经济中对自身定位的矛盾与摇摆。一方面文化宫收到了经济体制改革、企业发展和多元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工人文化宫原本是总工会财政全额拨款，但是后来逐渐改成了差额拨款，再后来就成了自行收支、自负盈亏。为了生存，一些工人文化宫不得不出租场地和举办培训班。
材料4:
早上6点多，虽是星期天，B市F区的李艳梅还是让儿子张岩赶快起床，尽早到B市少年宫班里英语辅导班注册缴费手续，“早起的鸟儿才能抢到食，报名那天，要不是去得早，就抢不到名额了”。
“名额抢完了，当天我们外语俱乐部所有英语班都报满了，要是报名的话，就得等我们今年开秋季班的时候，记者要早点来，不然又抢不到了。”少年宫外语俱乐部一位英语教师告诉记者，今年报名首日，近万人将伸缩门挤成了“麻花”。
对此，有学者说：少年宫学科类辅导班招生如此火爆，显得是对其功能定位的严重扭曲。
上世纪50年代，Z市少年宫美术兴趣小组的学员何水法和沈曙，每到周末都会一起去学画，素描、风景、水粉、水彩样样不落。后来，他们一个成了著名的国画家，一个则做了画院院长。同时期的美术学员中还有潘公凯，他后来成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不过，与社会发展一样，半个世纪后，很多地方的少年宫搬了地方、盖了新楼，各项设施也与时俱进。和大部分的少年宫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Z市少年宫也不再叫少年宫，而是改为Z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跟随名字一同改变的是“成长乐园”变成严肃的“第二课堂”。Z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黄建明说，从校内教育追到校外教育，他是最好的见证人。
随着时代变迁，少年宫的地位开始尴尬，原则上的公益性质难以保障，高额的开支使得少年宫在公益和市场的两边徘徊，免费也在逐步向收费转变。黄建明坦言，不变肯定没有发展。“少年宫必须跟着时代脉搏前进，在运作模式、管理体制、教育方式上做出改变。”
材料5:
在S市市民文化节活动现场，白领社团在这个由张爱玲故居改建而成的活动中心里卖力表演。古朴的砖红色建筑里，从顶楼到底楼人头攒动。放牛班的春天合唱团，让农民工子弟爱上音乐，带着自信放声歌唱；S市首个由政府支持、社会力量承办的艺术品跳蚤市场也顺利开市，50余个摊位中，吉他、素描、面具、艺术铁壶等琳琅满目；在A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办的学生艺术作品展上，17岁的万婕大方叫卖起了自己做的“地球皂”。据统计，S市市民文化节开幕当天共举办各类文化活动1651场，就近参加文化活动的市民达100万人次。
“S市从来不缺文化活动及各类文化节，但从没有一个节日能像市民文化节一样包含如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