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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组成，考试时限为18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5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30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上指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1.“自助回收—分拣打包—清洗净化—切片铸坯吹瓶—灌装上市—回收利用”，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家致力于开发“城市矿产”的公司。公司年处理废旧饮料瓶5万吨，相当于节约30万吨原油、减排15万吨二氧化碳。
通过物联网技术，智能回收自助机可自动完成对空瓶的识别、回收、压缩、分类存放，通过一卡通、手机话费、微信支付、支付宝、优惠券等方式实时结算，同时传送信息至数据中心，实现一级回收、分拣中心、再利用企业的全面互联，构建起互联网＋智能回收新模式。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表示，推动产业结构从过度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的中低端向更多依靠技术和服务的中高端提升，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根本途径。
节能减排、循环经济、污染治理、生态修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绿色发展之路，涉及的产业广泛、空间巨大。据发展改革委预计，到2015年年底，仅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就将达到4.5万亿元。
在西部的青海省共和县，招商新能源集团建设的光伏园区即将竣工。首席执行官李原表示，一个100兆瓦的集中式光伏地面电站项目需要近10亿元投资，还能拉动太阳能电池、组件等相关产业。不少光伏项目建在西北等光照较好的欠发达地区，不仅能拉动当地经济发展，还创造了大量就业。
在东部的浙江省安吉县，临近“大竹海”的余村曾靠山吃山，挖石矿开水泥厂，炮声隆隆，粉尘蔽日，连生命力顽强的山笋都连年减产。如今他们关了矿，搞起生态旅游，年收入达1500万元，村民年收入翻了三番还多。村主任潘***说：“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
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重庆市南川区把这种绿色发展的红线意识贯穿始终：工厂建设格外重视集约节约用地，出台了引导企业入园归区的鼓励政策，争取用5年时间把能够搬迁的工业企业全部迁至工业园区；不盲目为边远地区不计成本、不计生态地修路、搞建设，而是让高山居民搬迁至城镇周边，并妥善解决就业。
“建设生态文明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绿色发展不是说GDP不重要，对西部地区来说应该是实现更高的增长，但是要向生态要效益。无论穷与富，发展得快与慢，都必须首先考虑生态承载能力。”重庆市南川区区长曹清尧说。
可见，绿色发展不仅是，
同时，
因而。
2.厨房一袋、卫生间一袋、客厅一袋，这是席娟一家三口一天的垃圾量。每天早上出门时，她都会把这三袋垃圾扔到小区的垃圾桶内。席娟说，这些垃圾还不包括每天家人扔掉的饮料瓶和报纸。由于购买物品增多和商品的包装越来越精细，和几年前比起来，她能明显地感觉到家庭垃圾的增多。这也让席娟经常琢磨一件事，我只要把垃圾扔出家门就觉得万事大吉了，但是，这么多垃圾都去哪儿了？
据资料显示，北京每天产生垃圾约3万吨，并且按照每年8%的速度在增长，如果不采取措施，北京的垃圾危机很快就要出现。对于垃圾处理所带来的问题，北京市人大代表、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深有感触。他回忆说，早在1983年，当时北京的科研人员利用遥感技术发现，沿着北京三环路与四环路的环带区，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多堆！为突破垃圾重围，北京市斥资23亿，赶工建设了23座垃圾处理设施，才逐渐改变这一问题。但是目前，老问题再一次重现，建设部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600多座城市，有三分之一以上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
“如果垃圾没有进行很好的分类，即使进行垃圾焚烧处理，渣土、菜叶等不易燃杂质也会降低焚烧效率。”鲁明中说，“目前，处理一吨垃圾需要花费150元—160元。北京目前每天产出约3万吨垃圾，北京市每天的垃圾处理成本就要在450万元。”
王胜利也表示，在日本垃圾处理会从源头做起，他们将垃圾清楚地分成四类：可燃性垃圾、不可燃性垃圾、批量印刷废纸类、瓶瓶罐罐类，甚至瓶盖和瓶子都要分别存放，并且每星期分固定的时间来回收分类好了的垃圾，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规定，比如每周有两天是回收“生垃圾”，即那些做饭后剩下的菜叶子等。有的家庭怕这些“生垃圾”在家里放几天会有异味，因此还会把它们装好冻在冰箱里。
但中国目前的环保技术水平根本无法达到。“这是因为垃圾从源头就没有做到分类处理。”王胜利说，现在普通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做法还是不太理解，但他相信若干年以后，政府在财力、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重新将已经填埋的垃圾翻出来并进行分类处理。
“‘减少垃圾’的根本就是改变人们肆意扔掷垃圾的行为。从教育入手，给孩子们开展环境卫生课，增加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鲁明中说，“在美国，我曾经看到一个大约两三岁的儿童，在拆装完食品包装袋以后，一直将包装袋攥在手心里，直到看见垃圾桶，才将它扔掉。这种行为让我们看到一个幼儿在成长过程中从父母以及其他人的身上无形中学到的环保意识。对于中国的孩子，这种意识只能通过教育途径慢慢深入孩子的心中，形成一种公众普遍遵守维护的道德行为。”
3.吴昊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下海”，在环保领域一干就是17年。他投身的“环保生态厕所”行业从默默无闻到迅猛发展，让吴昊经历了环保产业的起起伏伏。
“2008年奥运会前夕，像蓝洁士这样从事环保厕所的企业有200多家，当时一个项目往往有三四十家企业竞标。”吴昊回忆说，经历了一场金融危机后，产业就从“盛夏”跌入了“寒冬”。当初与他们竞争的企业一家家关张或转战其他领域，从事环保厕所的企业一度锐减到60多家。
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眼下，吴昊的企业也不好过。公司资金要求不断增长，却并非市场需求扩大所致，而是拖欠账款的企业越来越多。
而前不久国家旅游局推动的“旅游厕所革命”，终于让吴昊和他的同行切身感受到“春风袭来”。国家旅游局提出，从2015年到2017年，３年内计划全国共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5.7万座，其中新建3.3万座，改扩建2.4万座。同时，还将引导各地在建设过程中积极采用节水、节能、除臭新技术、新材料，适应我国大规模、大流量游客需求，发展“免冲式厕所”“生态厕所”。
看出生态产业蕴含机遇的不仅是实体企业，作为经济的血脉和市场的弄潮儿，不少金融机构也紧盯风向，在生态环保产业里“淘金”。
吴昊的企业连续三年与光大银行合作，累计获得贷款2900万元。吴昊说，“作为中小企业，以前申请贷款必须要有抵押物，那时大多数银行还不太认可知识产权，但从2013年开始，只通过知识产权质押，我们就从光大银行累计贷款超过600万元。”“绿色发展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孕育着巨大的金融需求和盈利商机。”光大银行小微金融部市场营销处处长陆文萍说，截至2014年年末，光大银行在节能、环保、循环经济、新能源等７大生态领域投放信贷余额348亿元。
光大银行只是当前金融机构看好绿色投资的一个缩影，绿色金融正在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动机。中国银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末，银行业机构绿色信贷余额7.59万亿元，其中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较年初增长15.67％，达6.01万亿元。
4.眼下秋粮已收，正是秋冬种忙时，也是烧秸秆高发期。尽管许多地方制定了重罚措施，但偷烧现象仍屡禁不止。记者日前在江苏南京栖霞区八卦洲一带采访时却发现，由于当地探索出一种秸秆回收利用的新模式，农民不仅不用像以前那样冒着被抓被罚的风险焚烧秸秆，而且还从中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据明珠公司负责人倪龙珠介绍，秸秆收储是不少以此为原料的生产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到田间收购，公司的人力成本难以负担；动员农民送上门，公司又组织乏力。在当地政府协调下，明珠公司与各村经纪人合作，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为支持公司收储秸秆，当地政府部门在每个村发展了一名秸秆经纪人，一般由村干部担任。经纪人在本村发展数名秸秆运输员，由经纪人统一调度收秸秆的地块。公司则定期给经纪人结算运输费用。不仅如此，交警部门每年还给运输秸秆的拖拉机手进行安全知识培训，给他们上保险。秸秆回收就这样在鼓励和规范中得到了发展。
化肥在快速增加产量的同时，不当使用也造成了耕地酸化和板结。有研究表明，过去30年间我国耕地的pH值平均下降了0.5个单位，虽然目前还不至于影响产量，但长此以往则很危险。
如何让有机质留在土地里？除了焚烧，目前许多地方借鉴国外技术模式，采取机器粉碎后还田的方式。但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在一些地方效果并不理想——由于土地没有充分时间使秸秆腐烂、不能培肥地力，同时也为病虫害的增加提供了“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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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材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作答。
给定材料
材料1:
创客是指利用开源硬件和互联网将各种创意变为实际产品的人，他们将制造业搬到了自己桌面上，电子服装、健康手环、智能手表、导电墨水、食物烹饪器等等，用户能想象到的产品都有可能在创客中实现。创客在带有加工间和工作室功能的软硬件开放实验室（创客空间）将创意变成产品原型，实现从0到1.
对很多中国人而言，“创客”还是个较为陌生的概念，但凭借蓬勃生命力和强劲发展势头，创客正在悄然影响着传统制造业。许多创客空间在产品设计和原型创造基础上，还延伸了兼具产品孵化和企业孵化的功能，在这里不仅可以实现从0到1再到100，即从创意到产品原型再到小批量产品，还能给创客提供创业场地、管理咨询、投融资、渠道销售等服务。在用户体验和互联网推动下，创客产品成为热门的个性化定制商品；也有小部分创客产品经过市场检验获得大众需求的认可，成为工业化生产的大众商品。无论哪种形式，都完成了从创意向创业的转化过程，这种转化也正是创客文化繁荣发展的本质。
创客运动在中国的兴起时间虽短却发展迅猛，国内强大的制造业生态体系、丰富的人力资源、雄厚的资本和艺术积淀是创客扎根成长的肥沃土地，它所迸发出的潜力是未来工业体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深圳市国内创客产业链最完整的城市，被誉为创客天堂。创客在这里可以找到齐全的电子元器件、各类加工厂和技术工程人员，快速完成从创意到产品原型再到小批量生产的全过程；与深圳的务实高效相比，上海的创客显得气定神闲、回归本质，具有国外兴趣使然的创新氛围；北京创客则更具跨界协同创新及创业精神，因此北京是顶尖技术人才。文艺人才和资本机构云集的城市。
创客群体没有职业范围和身份限制，任何有创意且有激情将创意变为现实的人都能成为创客，在创客空间，既看不到高精端的大型仪器设备，也看不到众多发明专利和成果，创客空间里有的是热爱创造的人，他们以兴趣为导向。以创意为起点，以体验为动力，通过自我满足的创业方式将大众群体中蕴藏的巨大创新力挖掘和释放出来。
传统制造业以满足大众基本需求为目标，规模化生产出利润丰厚的热门产品。但随着热门产品的同质化发展和激烈竞争。大众需求会逐渐向个性化需求分解，这是经济发展给消费者选择产品带来的必然趋势。创客在这种趋势利导下产生，引领制造业从中心化和大规模形态朝着个体式和去中心化的方向发展，根据个性化需求来生产小众商品，给个体式制造业带来机遇。
2013年11月，英国《经济学家》刊发一篇题为《中国制造》的文章让“中国创客”成为焦点，该文指出，中国创客的力量不可小觑，其潜在优势就是他们与所谓的山寨制造体系密切联系。企业之所以山寨是因为没有设计和创意，依靠模仿他人产品来生产制造，而创客恰恰是设计和创意的源泉和载体。在互联网时代，软件开源和硬件开源给中国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平等创新机会，若能将创客的设计和创意嫁接于低端仿造企业，让创客的巨大创造性和制造需求与山寨企业完备的供应链资源和制造能力优势互补，或许能迸发出惊人的能量，这未必不是山寨企业转型的一条出路。
2013年11月4日，清华大学启动创客驻校计划，计划每年聘请国内外知名创客进驻学校创客空间，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创新实践，提升跨学科的技术与创意交流。此外，多所大学甚至一部分中学和职业院校也积极推动创客教育，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教育创客空间盘活了院校科技资源，加强了教学与实践、教育与产业之间联动，培养出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一流人才。国内每年毕业的几百万大学生是创客运动的最佳人选，他们能将学业中萌发的创意思想和积累的研究成果衍变为创客项目，用自主创业的方式实现就业。这些创客项目转化为创业公司后，会吸引更多不同层次的社会人才加入其中，麦肯锡2013年研究报告指出，由于机器人和网络技术的突发猛进，过去10年大型制造企业的雇佣人数持续减少，因为规模制造对自动化生产系统的紧密依赖逐步取代了人工参与。而创客运动引领的个体式制造业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来定制生产商品，对技术、工程、艺术等各行各业人工劳动力的需求巨大，必然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岗位。
有人感叹：创客啊，耗费了多少脑汁和心思，颠覆了多少传统和习惯，获得了多少惊喜和满足，蕴藏了多少期待和愿景？真让人“爱也难，不爱更难”！
材料2:
伴随着密集出台的反腐禁令，每逢佳节倍思“清”，渐渐成为中国官场的新常态，而不少事业单位基层员工和企业白领也没了以往的节日福利。不仅中秋节，过年也是“福利归零”。人们坚决支持中央反腐倡廉，但一些执行者借反腐之名拿掉职工应有福利的做法也引起了争议。以中秋节为例，在“节日反腐令”的背景下，月饼甚至成了一个敏感词。某单位员工小罗说，往年单位在中秋节时还会给员工发月饼，从去年开始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就没有呗，我觉得无所谓啊。”今年他自己上网订了几盒月饼。在一家国企分公司工作的白领小姚说，以往过中秋节大家喜气洋洋地去领盒月饼，今年就感觉冷冷清清的，“给多少是一回事，哪怕只是一份月饼，也感觉公司想着我们，有种大家庭的感觉，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确实让人很失望。一盒月饼不在价值，没有了，就也没了人情味。”
“谁敢发啊，万一撞到枪口上怎么办？”一家事业单位的中层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其实我觉得发几盒月饼问题不算大，不过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查得这么严，发了不一定有问题，不发肯定没问题，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另一家国企单位领导则表示，反腐败跟发福利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泼脏水把孩子也倒掉了，该发的还是要发。记者反问他：如果有的领导趁机给自己多发福利呢？这位领导沉默了一下说：该抓的还是要抓。
材料3:
多年来，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到风景秀美的地方开会，并且冬天到南方暖和暖和，夏天到北方凉快凉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候鸟式开会”。早在1998年，中央就下发了《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2014年又再次出台规定，明令禁止到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并且加大监管力度，使不良会风明显好转。但是，仍然少数地方一时还不适应这种变化，仍习惯于“打擦边球”的老一套做法，比如有意选择在风景名胜区附近的地方开会，方便会后组织所谓的“文化考察”活动。比如为了到某个风景名胜区开会，有意将会以地方安排在途中需要再风景名胜所在地转车或飞机中转的地方，会议名称也可以改头换面，遮人耳目。还有的故意设分会场。如此煞费苦心，无非想借着开会的机会图点儿实惠。原计划明年将在一个旅游城市承办一届行业年会的某单位领导最近很犯难：如果真的能够常抓不懈，使清廉之风形成新的常态，当然很好。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期形成的惯性，就像在告诉公路上跑时速120公里的车，能一下子刹住吗？
材料4:
自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狠刹“四风”以来，各地公款消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以致一些酒店、歌厅的生意也大不如前，甚至门庭冷落，让经营者感到很纠结。
钱某开了一家中等规模的海鲜饭店，生意一直都还不错。他最倚重的是每逢周末、节假日，各种同学聚会、生日宴请、结婚喜宴、活动庆典等等，虽然让他忙得不可开交，但也乐在其中，用他的话说，这是饭店的“经济支柱”。然而，这两年的情形有点不大对，这类生意量急剧下降。2014年夏天，高考成绩公布，钱某以为一波接一波的“谢师宴”将会像往年一样闪亮登场，早早备好了每桌1888元到5888元不同档次的菜单，准备赚一笔。可奇怪的是，今年一桌也没有预订出去。一打听，不是学生和家长不请了，而是老师们都纷纷谢绝了。钱某有点费解：“这谢师宴又不是公款消费，学生和家长掏自个儿的腰包感谢老师的培养，这种人之常情难道也有错儿？”
即使跟公款消费毫无关系的顾客自掏腰包的消费，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观。人少菜多、浪费严重的现象越来越少，饭后“打包”、“光盘”行动日益普遍。“这个嘛。。。。。。唉！我的钱还怎么赚哪？”钱某摇着头，心情颇为复杂。
材料5:
4.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开发利用，不断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方便，网上购物、网上预约、网上咨询等等风靡中国。尤其对年轻人来说，他们更习惯于依靠网络解决各种困难，24岁寒冷的夜里排队购票、托关系找人购票、买“黄牛党”高价票等等，这些都曾亲身经历过。现在有了网络购票，别提多方便省事了。前不久小茜跟母亲通电话，听说母亲想到当地一家医院看“专家门诊”，可是排队很长时间还不一定能挂上号。小茜立刻到网上替母亲挂上了专家号。
贾先生一直为儿子小学毕业上哪所初中犯愁。同事给他支招，赶紧找人托关系打招呼，该花钱就花钱。贾先生知道，这是多年来老百姓为孩子上学求人的“惯例”。谁知今年区里实行了“新政”，学区内八成小学生通过电脑派位的形式进入学区初级中学学习。学生可填报两次志愿，第一批次可填报不少于4所学校，第二批次可填报不少于5所学校。第一批次志愿面对全区所有学生，不设身份限制，全区所有优质资源品牌学校将拿出15%的比例用于第一批次派位。第二批次志愿学生只可填报自己所在学区内的中学，电脑根据志愿随机分配。结果，贾先生的儿子顺利进入一所理想的中学。
小林买了一套装修好的二手房，准备利用国庆假期搬家。他的父母特地从老家赶来，还带了舅舅、表哥等三四个人来帮忙。谁知小林早已请好了搬家公司，总共花了800元，半天时间东西全部搬上楼安置妥当。小林在楼下饭店请父母舅舅们吃饭，舅舅说：
1、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材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作答。
给定材料
材料1:
创客是指利用开源硬件和互联网将各种创意变为实际产品的人，他们将制造业搬到了自己桌面上，电子服装、健康手环、智能手表、导电墨水、食物烹饪器等等，用户能想象到的产品都有可能在创客中实现。创客在带有加工间和工作室功能的软硬件开放实验室（创客空间）将创意变成产品原型，实现从0到1.
对很多中国人而言，“创客”还是个较为陌生的概念，但凭借蓬勃生命力和强劲发展势头，创客正在悄然影响着传统制造业。许多创客空间在产品设计和原型创造基础上，还延伸了兼具产品孵化和企业孵化的功能，在这里不仅可以实现从0到1再到100，即从创意到产品原型再到小批量产品，还能给创客提供创业场地、管理咨询、投融资、渠道销售等服务。在用户体验和互联网推动下，创客产品成为热门的个性化定制商品；也有小部分创客产品经过市场检验获得大众需求的认可，成为工业化生产的大众商品。无论哪种形式，都完成了从创意向创业的转化过程，这种转化也正是创客文化繁荣发展的本质。
创客运动在中国的兴起时间虽短却发展迅猛，国内强大的制造业生态体系、丰富的人力资源、雄厚的资本和艺术积淀是创客扎根成长的肥沃土地，它所迸发出的潜力是未来工业体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深圳市国内创客产业链最完整的城市，被誉为创客天堂。创客在这里可以找到齐全的电子元器件、各类加工厂和技术工程人员，快速完成从创意到产品原型再到小批量生产的全过程；与深圳的务实高效相比，上海的创客显得气定神闲、回归本质，具有国外兴趣使然的创新氛围；北京创客则更具跨界协同创新及创业精神，因此北京是顶尖技术人才。文艺人才和资本机构云集的城市。
创客群体没有职业范围和身份限制，任何有创意且有激情将创意变为现实的人都能成为创客，在创客空间，既看不到高精端的大型仪器设备，也看不到众多发明专利和成果，创客空间里有的是热爱创造的人，他们以兴趣为导向。以创意为起点，以体验为动力，通过自我满足的创业方式将大众群体中蕴藏的巨大创新力挖掘和释放出来。
传统制造业以满足大众基本需求为目标，规模化生产出利润丰厚的热门产品。但随着热门产品的同质化发展和激烈竞争。大众需求会逐渐向个性化需求分解，这是经济发展给消费者选择产品带来的必然趋势。创客在这种趋势利导下产生，引领制造业从中心化和大规模形态朝着个体式和去中心化的方向发展，根据个性化需求来生产小众商品，给个体式制造业带来机遇。
2013年11月，英国《经济学家》刊发一篇题为《中国制造》的文章让“中国创客”成为焦点，该文指出，中国创客的力量不可小觑，其潜在优势就是他们与所谓的山寨制造体系密切联系。企业之所以山寨是因为没有设计和创意，依靠模仿他人产品来生产制造，而创客恰恰是设计和创意的源泉和载体。在互联网时代，软件开源和硬件开源给中国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平等创新机会，若能将创客的设计和创意嫁接于低端仿造企业，让创客的巨大创造性和制造需求与山寨企业完备的供应链资源和制造能力优势互补，或许能迸发出惊人的能量，这未必不是山寨企业转型的一条出路。
2013年11月4日，清华大学启动创客驻校计划，计划每年聘请国内外知名创客进驻学校创客空间，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创新实践，提升跨学科的技术与创意交流。此外，多所大学甚至一部分中学和职业院校也积极推动创客教育，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教育创客空间盘活了院校科技资源，加强了教学与实践、教育与产业之间联动，培养出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一流人才。国内每年毕业的几百万大学生是创客运动的最佳人选，他们能将学业中萌发的创意思想和积累的研究成果衍变为创客项目，用自主创业的方式实现就业。这些创客项目转化为创业公司后，会吸引更多不同层次的社会人才加入其中，麦肯锡2013年研究报告指出，由于机器人和网络技术的突发猛进，过去10年大型制造企业的雇佣人数持续减少，因为规模制造对自动化生产系统的紧密依赖逐步取代了人工参与。而创客运动引领的个体式制造业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来定制生产商品，对技术、工程、艺术等各行各业人工劳动力的需求巨大，必然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岗位。
有人感叹：创客啊，耗费了多少脑汁和心思，颠覆了多少传统和习惯，获得了多少惊喜和满足，蕴藏了多少期待和愿景？真让人“爱也难，不爱更难”！
材料2:
伴随着密集出台的反腐禁令，每逢佳节倍思“清”，渐渐成为中国官场的新常态，而不少事业单位基层员工和企业白领也没了以往的节日福利。不仅中秋节，过年也是“福利归零”。人们坚决支持中央反腐倡廉，但一些执行者借反腐之名拿掉职工应有福利的做法也引起了争议。以中秋节为例，在“节日反腐令”的背景下，月饼甚至成了一个敏感词。某单位员工小罗说，往年单位在中秋节时还会给员工发月饼，从去年开始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就没有呗，我觉得无所谓啊。”今年他自己上网订了几盒月饼。在一家国企分公司工作的白领小姚说，以往过中秋节大家喜气洋洋地去领盒月饼，今年就感觉冷冷清清的，“给多少是一回事，哪怕只是一份月饼，也感觉公司想着我们，有种大家庭的感觉，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确实让人很失望。一盒月饼不在价值，没有了，就也没了人情味。”
“谁敢发啊，万一撞到枪口上怎么办？”一家事业单位的中层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其实我觉得发几盒月饼问题不算大，不过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查得这么严，发了不一定有问题，不发肯定没问题，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另一家国企单位领导则表示，反腐败跟发福利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泼脏水把孩子也倒掉了，该发的还是要发。记者反问他：如果有的领导趁机给自己多发福利呢？这位领导沉默了一下说：该抓的还是要抓。
材料3:
多年来，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到风景秀美的地方开会，并且冬天到南方暖和暖和，夏天到北方凉快凉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候鸟式开会”。早在1998年，中央就下发了《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2014年又再次出台规定，明令禁止到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并且加大监管力度，使不良会风明显好转。但是，仍然少数地方一时还不适应这种变化，仍习惯于“打擦边球”的老一套做法，比如有意选择在风景名胜区附近的地方开会，方便会后组织所谓的“文化考察”活动。比如为了到某个风景名胜区开会，有意将会以地方安排在途中需要再风景名胜所在地转车或飞机中转的地方，会议名称也可以改头换面，遮人耳目。还有的故意设分会场。如此煞费苦心，无非想借着开会的机会图点儿实惠。原计划明年将在一个旅游城市承办一届行业年会的某单位领导最近很犯难：如果真的能够常抓不懈，使清廉之风形成新的常态，当然很好。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期形成的惯性，就像在告诉公路上跑时速120公里的车，能一下子刹住吗？
材料4:
自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狠刹“四风”以来，各地公款消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以致一些酒店、歌厅的生意也大不如前，甚至门庭冷落，让经营者感到很纠结。
钱某开了一家中等规模的海鲜饭店，生意一直都还不错。他最倚重的是每逢周末、节假日，各种同学聚会、生日宴请、结婚喜宴、活动庆典等等，虽然让他忙得不可开交，但也乐在其中，用他的话说，这是饭店的“经济支柱”。然而，这两年的情形有点不大对，这类生意量急剧下降。2014年夏天，高考成绩公布，钱某以为一波接一波的“谢师宴”将会像往年一样闪亮登场，早早备好了每桌1888元到5888元不同档次的菜单，准备赚一笔。可奇怪的是，今年一桌也没有预订出去。一打听，不是学生和家长不请了，而是老师们都纷纷谢绝了。钱某有点费解：“这谢师宴又不是公款消费，学生和家长掏自个儿的腰包感谢老师的培养，这种人之常情难道也有错儿？”
即使跟公款消费毫无关系的顾客自掏腰包的消费，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观。人少菜多、浪费严重的现象越来越少，饭后“打包”、“光盘”行动日益普遍。“这个嘛。。。。。。唉！我的钱还怎么赚哪？”钱某摇着头，心情颇为复杂。
材料5:
4.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开发利用，不断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方便，网上购物、网上预约、网上咨询等等风靡中国。尤其对年轻人来说，他们更习惯于依靠网络解决各种困难，24岁寒冷的夜里排队购票、托关系找人购票、买“黄牛党”高价票等等，这些都曾亲身经历过。现在有了网络购票，别提多方便省事了。前不久小茜跟母亲通电话，听说母亲想到当地一家医院看“专家门诊”，可是排队很长时间还不一定能挂上号。小茜立刻到网上替母亲挂上了专家号。
贾先生一直为儿子小学毕业上哪所初中犯愁。同事给他支招，赶紧找人托关系打招呼，该花钱就花钱。贾先生知道，这是多年来老百姓为孩子上学求人的“惯例”。谁知今年区里实行了“新政”，学区内八成小学生通过电脑派位的形式进入学区初级中学学习。学生可填报两次志愿，第一批次可填报不少于4所学校，第二批次可填报不少于5所学校。第一批次志愿面对全区所有学生，不设身份限制，全区所有优质资源品牌学校将拿出15%的比例用于第一批次派位。第二批次志愿学生只可填报自己所在学区内的中学，电脑根据志愿随机分配。结果，贾先生的儿子顺利进入一所理想的中学。
小林买了一套装修好的二手房，准备利用国庆假期搬家。他的父母特地从老家赶来，还带了舅舅、表哥等三四个人来帮忙。谁知小林早已请好了搬家公司，总共花了800元，半天时间东西全部搬上楼安置妥当。小林在楼下饭店请父母舅舅们吃饭，舅舅说：
1.2009年，一群来自深圳的普通工人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周刊一出版，中国工人的灿烂笑容，瞬间给处于经济低迷的世界带来希望。他们坚毅的目光，质朴的外表，倔强的神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为“中国制造”贴上光亮的标签。中国工人一直以勤劳、坚韧的姿态出现在历史各个时期。建国之初，“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昂扬的旋律曾伴随共和国的成长，点亮了一个时代。无论是石油开采，还是钢铁制造，各个行业都闪耀着工人的光彩，“工人老大哥”成为令人艳羡的称呼。工人成了国家和工厂主人，这极大地激发了工作的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大庆的“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老英雄孟泰“为鞍钢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的创业精神，激励着工人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生产奇迹，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工人的内心骄傲是那么强烈，归属感油然而生。
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条件发生转变，生产方式进行了变更。在一段历史时期，农民工成为中国独有的劳动用工方式，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低成本支持着工业化发展。改革开放早期，农民工是一批将外出务工作为副业的农村人口，出外出务工而带来的财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但这种情况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发生了变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他们成了新时代的“新工人”。
2.“她们太没有责任心了，上班的时候还玩手机，聊天，哪像我们呀。”陈青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婉芸说，李婉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青和“90后”李婉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这个工业区的高峰时期，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这里的湖南人陈青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以这里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婉芸是新一批的落脚者，她说她也认同陈青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选择多多啊，年轻人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绝大部分人的志向并不在那些单调枯燥的生产线上，不愿干了就走呗。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为她所在城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这个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正在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越来越现实的挑战。
来自湖北荆州，现在在这个工业区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的一名李姓男员工说：“我们四周是高高的围墙，还有铁丝网，戒备森严，好像监狱一样，连上厕所都限定时间，平均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已经在广州打工7年的小王，今年25岁，也在这家厂里上班，他的话语里藏着许多无奈：“你看我们的厂房，条件好着呢。可是，一进车间，所有人就失去了名字。工人密密麻麻地坐着，工作的时候根本没空说上一句话，得死命盯着手里的活，稍微一放松，零件从你眼前滑过，钱就从你眼前溜走了，因为我们都是计件工资。最近我总是想起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有时我会想，我们是不是和电影中的夏尔洛很像？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我们!”但是，这家厂的厂长助理王先生却说：“现在的年轻工人，已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并不满足于做工挣钱。他们大多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对自由、个人尊重越来越重视，如果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马上就会跳槽。企业如果不能有一批长期忠诚的骨干，企业壮大和职工发展都很难谈得上。”
一项调查显示，当下国内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有人评价道：“中国的工人获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认同，却没有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同。”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工人，现在基本成了流水线操作者的代名词，是不需要多高技术的作业者。劳动力，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梦想和追求，有着家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要安身立命，他们也要有尊严，甚至还要——抬头仰望星空。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是必然的事情。相比较于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显然，这句话同样契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工人，需要时代的认同，需要社会的尊重，还需要有发自内心的骄傲。
3.盛昌是一家制鞋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耐克在深圳的主要代工厂，规模最大时达10万人之多。如今它偏居一隅，隐藏在一段年久失修的小路最深处，周围只有几处零散的小作坊。“盛昌曾是横岗地区知名的企业，除了耐克，盛昌也为其他跨国公司代工。”该厂安全生产负贵人沈先生介绍，“现在只能接到一些小品牌的零散订单，这在以前根本不会接。现在用工成本很高，熟练工的工资涨得更快。对我们来说，加薪是找死，不加薪是等死。现在耐克将代工企业逐步外迁，我们现在真是有心无力了。”就连盛昌对面卖奶茶的大娘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她说“这两年生意太难做了，一杯奶茶只卖到1块钱，在深圳这样的高消费城市，已经无法再便宜了，可是现在就是这1块钱的奶茶都不好卖了。”这样一家效益曾经很好的代工企业，现在雇员仅剩三四千人，正可谓“盛极而衰”。
全国何止成千上万个盛昌？“中国制造”曾经疯狂席卷全球，阿富汗人骑的自行车，越南人骑的摩托车，巴基斯坦小店里摆放的文具用品，美国人看的电视机和穿的衣服，欧洲人用的家电和玩具，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中国一度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这些企业靠的仅是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链。随着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一度曾把为世界品牌代工视为骄傲的工厂，现在不得不面临疲于维持状态，甚至走上破产的命运。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境，靠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起来的国家经济发展，如同竭泽而渔。
A市是长三角经济圈中一个重要的新兴工商城市，以制造业为主体，经济发达。近年，A市的制造业一样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制约因素，过去以代工制造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A市探索在产品发展设计、研发和营销向两头延伸的同时，实施中间分离，在现代制造业中拓展现代服务业，既助推现代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也实现了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在A市，很多企业剥离主副业，实施二三产拓展分离。比如从玩具制造企业中，拓展分离出了玩具商贸有限公司，由其专门从事市场推广、品牌塑造和商品销售。剥离后，产品研发、品牌塑造、销售可以走上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实现做强做大的目标。通过转型升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提升了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渐塑造起自己的品牌，不再依附于代工模式，最终实现外资和民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翼齐飞的局面。
发展经济就像开汽车一样，在直道上可以快一点，但如果要转90度或更大角度的弯，就必须要把速度降下来。不论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之中，还是因为本身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制造业都亟待转型升级，在转型期，会出现像盛昌一样“盛极而衰”的企业，也会涌现出像A市这样的成功经验。
4.某大学的陈博士认为，劳动力短缺对于未来中国发展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短缺的劳动力市场会使我们开始关注劳动力资源对于中国崛起梦想的重要性。只有当为这种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支付更高的报酬时，我们才会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而技术创新也会随之绽放。他说，如今有的人在谈论中国屈崛起之际，总爱用那些以廉价劳动力堆积出来的GDP和羽翼渐丰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他们的例证，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他介绍到，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杰里夫*萨克斯教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源诅咒”现象：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比如，拥有丰富资源的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正经历着较低增长或者还在痛苦的经济增长中挣扎；而相反的是，韩国、新加坡和瑞士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经济却表现出异常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现在来看，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俄罗斯也已陷入“石油诅咒”的陷阱之中。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顺取逆守的资本家在获得原始资本积累之后，非但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向社会支付再生产所需要的市场价格，反而利用与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大勾结，向工人支付低于再生产所需的低工资，以更低的价格继续获得大片优良的自然资源。陈博士说：“我并不担心处于发展轨道的中国会像俄罗斯那样陷入‘石油诅咒’陷阱，但是非常担忧会陷入‘人口诅咒’的陷阱。”目前中国制造业如若不应对得当，极有可能沦为建立在沙子上的王国，难以经受真正的风雨洗礼。
5.当虚拟经济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金融市场的海洋里，实体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里，发达国家从高速增长一下子跌入茫茫沼泽地。经此一劫，发达国家认识到：脱离制造业的虚拟经济“虚火”，是酿成危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主因。卢*兰奇是美国通用电气家电业务的设计主管，他说：“过去我们曾认为我们负责设计然后控制销售就万事大吉，现在我们发现这是个错误，一旦你把生产转移出去，就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而这种变化是一点点显现的：当你第一次把烤面包机和热水器转移到海外生产时，你还知道如何制作这些产品，因为昨天、上个月或者上个季度你还在生产它们；但是当产品更新换代、技术不断进步后，为降低成本而不断更换代工厂的时候，设计产品的人与生产产品的人之间的差距就像太平洋一样宽广。”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开始认识到，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生活的外包浪潮是个严重的错误。
现在，回归实业几乎成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共同的战略选择。美国从2009年到2012年，先后推出了《美目制造业振兴法案》“购买美国货”“五年
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条件发生转变，生产方式进行了变更。在一段历史时期，农民工成为中国独有的劳动用工方式，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低成本支持着工业化发展。改革开放早期，农民工是一批将外出务工作为副业的农村人口，出外出务工而带来的财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但这种情况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发生了变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他们成了新时代的“新工人”。
2.“她们太没有责任心了，上班的时候还玩手机，聊天，哪像我们呀。”陈青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婉芸说，李婉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青和“90后”李婉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这个工业区的高峰时期，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这里的湖南人陈青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以这里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婉芸是新一批的落脚者，她说她也认同陈青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选择多多啊，年轻人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绝大部分人的志向并不在那些单调枯燥的生产线上，不愿干了就走呗。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为她所在城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这个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正在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越来越现实的挑战。
来自湖北荆州，现在在这个工业区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的一名李姓男员工说：“我们四周是高高的围墙，还有铁丝网，戒备森严，好像监狱一样，连上厕所都限定时间，平均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已经在广州打工7年的小王，今年25岁，也在这家厂里上班，他的话语里藏着许多无奈：“你看我们的厂房，条件好着呢。可是，一进车间，所有人就失去了名字。工人密密麻麻地坐着，工作的时候根本没空说上一句话，得死命盯着手里的活，稍微一放松，零件从你眼前滑过，钱就从你眼前溜走了，因为我们都是计件工资。最近我总是想起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有时我会想，我们是不是和电影中的夏尔洛很像？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我们!”但是，这家厂的厂长助理王先生却说：“现在的年轻工人，已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并不满足于做工挣钱。他们大多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对自由、个人尊重越来越重视，如果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马上就会跳槽。企业如果不能有一批长期忠诚的骨干，企业壮大和职工发展都很难谈得上。”
一项调查显示，当下国内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有人评价道：“中国的工人获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认同，却没有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同。”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工人，现在基本成了流水线操作者的代名词，是不需要多高技术的作业者。劳动力，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梦想和追求，有着家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要安身立命，他们也要有尊严，甚至还要——抬头仰望星空。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是必然的事情。相比较于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显然，这句话同样契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工人，需要时代的认同，需要社会的尊重，还需要有发自内心的骄傲。
3.盛昌是一家制鞋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耐克在深圳的主要代工厂，规模最大时达10万人之多。如今它偏居一隅，隐藏在一段年久失修的小路最深处，周围只有几处零散的小作坊。“盛昌曾是横岗地区知名的企业，除了耐克，盛昌也为其他跨国公司代工。”该厂安全生产负贵人沈先生介绍，“现在只能接到一些小品牌的零散订单，这在以前根本不会接。现在用工成本很高，熟练工的工资涨得更快。对我们来说，加薪是找死，不加薪是等死。现在耐克将代工企业逐步外迁，我们现在真是有心无力了。”就连盛昌对面卖奶茶的大娘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她说“这两年生意太难做了，一杯奶茶只卖到1块钱，在深圳这样的高消费城市，已经无法再便宜了，可是现在就是这1块钱的奶茶都不好卖了。”这样一家效益曾经很好的代工企业，现在雇员仅剩三四千人，正可谓“盛极而衰”。
全国何止成千上万个盛昌？“中国制造”曾经疯狂席卷全球，阿富汗人骑的自行车，越南人骑的摩托车，巴基斯坦小店里摆放的文具用品，美国人看的电视机和穿的衣服，欧洲人用的家电和玩具，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中国一度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这些企业靠的仅是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链。随着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一度曾把为世界品牌代工视为骄傲的工厂，现在不得不面临疲于维持状态，甚至走上破产的命运。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境，靠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起来的国家经济发展，如同竭泽而渔。
A市是长三角经济圈中一个重要的新兴工商城市，以制造业为主体，经济发达。近年，A市的制造业一样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制约因素，过去以代工制造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A市探索在产品发展设计、研发和营销向两头延伸的同时，实施中间分离，在现代制造业中拓展现代服务业，既助推现代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也实现了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在A市，很多企业剥离主副业，实施二三产拓展分离。比如从玩具制造企业中，拓展分离出了玩具商贸有限公司，由其专门从事市场推广、品牌塑造和商品销售。剥离后，产品研发、品牌塑造、销售可以走上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实现做强做大的目标。通过转型升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提升了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渐塑造起自己的品牌，不再依附于代工模式，最终实现外资和民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翼齐飞的局面。
发展经济就像开汽车一样，在直道上可以快一点，但如果要转90度或更大角度的弯，就必须要把速度降下来。不论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之中，还是因为本身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制造业都亟待转型升级，在转型期，会出现像盛昌一样“盛极而衰”的企业，也会涌现出像A市这样的成功经验。
4.某大学的陈博士认为，劳动力短缺对于未来中国发展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短缺的劳动力市场会使我们开始关注劳动力资源对于中国崛起梦想的重要性。只有当为这种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支付更高的报酬时，我们才会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而技术创新也会随之绽放。他说，如今有的人在谈论中国屈崛起之际，总爱用那些以廉价劳动力堆积出来的GDP和羽翼渐丰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他们的例证，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他介绍到，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杰里夫*萨克斯教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源诅咒”现象：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比如，拥有丰富资源的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正经历着较低增长或者还在痛苦的经济增长中挣扎；而相反的是，韩国、新加坡和瑞士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经济却表现出异常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现在来看，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俄罗斯也已陷入“石油诅咒”的陷阱之中。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顺取逆守的资本家在获得原始资本积累之后，非但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向社会支付再生产所需要的市场价格，反而利用与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大勾结，向工人支付低于再生产所需的低工资，以更低的价格继续获得大片优良的自然资源。陈博士说：“我并不担心处于发展轨道的中国会像俄罗斯那样陷入‘石油诅咒’陷阱，但是非常担忧会陷入‘人口诅咒’的陷阱。”目前中国制造业如若不应对得当，极有可能沦为建立在沙子上的王国，难以经受真正的风雨洗礼。
5.当虚拟经济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金融市场的海洋里，实体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里，发达国家从高速增长一下子跌入茫茫沼泽地。经此一劫，发达国家认识到：脱离制造业的虚拟经济“虚火”，是酿成危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主因。卢*兰奇是美国通用电气家电业务的设计主管，他说：“过去我们曾认为我们负责设计然后控制销售就万事大吉，现在我们发现这是个错误，一旦你把生产转移出去，就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而这种变化是一点点显现的：当你第一次把烤面包机和热水器转移到海外生产时，你还知道如何制作这些产品，因为昨天、上个月或者上个季度你还在生产它们；但是当产品更新换代、技术不断进步后，为降低成本而不断更换代工厂的时候，设计产品的人与生产产品的人之间的差距就像太平洋一样宽广。”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开始认识到，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生活的外包浪潮是个严重的错误。
现在，回归实业几乎成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共同的战略选择。美国从2009年到2012年，先后推出了《美目制造业振兴法案》“购买美国货”“五年
北焦村的土地所剩无几，村办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相继破产。从2000年起，北焦村就陆续有村民上访，开始六七个人，到现在已有几百人集体上访，累计上访达1000多人次。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镇西古城村，有关部门为搞土地开发，造成380亩耕地、菜地无法耕种，至今垃圾成堆，杂草丛生，已闲置了四年。村民上访无效后，自发组织起来，在耕地旁搭了间瓦房，日夜轮流看守，反对圈占。《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土地实行征用。但大量营利性商业项目，都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强制征用土地，从而引发农民的群体性上访和干群冲突。调查显示，农村土地纠纷已经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目前农民维权的焦点，严重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一家长期研究农村问题的学术机构收集到2004年来发生的130起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其中87起因土地问题引发，造成数百农民受伤，3人死亡。专家认为，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土地涉及巨额的经济利益，这就决定了土地争议具有对抗性和持久性的特征。某研究农村经济问题的专家提出，农村城市化进程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将原有的集体经济组织全部解散，农民以独立的家庭个体进入城市经商、打工，但前提是必须实现公平分配。另一种是保留原有的农村社区组织，并对产权制度和组织形式进行彻底改造，以适应城市化的进程。2004年10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强调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审批权在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不得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下放土地审批权。该《决定》对农民最关注的征地补偿作了新承诺：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达到法定上限，尚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当地政府可以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予以补贴。县级以上政府应当使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有保障。这意味着各级政府要将土地出让金部分转移给土地被征的农民。部分媒体称这个《决定》是“土地新政”，并给予了较高评价。但部分农民则有更高的期待。福建厦门海沧区霞阳村的许某说，村里的3000多亩地都被征光了，他希望中央政府真正给农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政府要保障农民的经济权利，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不要与农民争利，更不能把农民的土地抢走给开发商。他期望征地制度改革能让农民拿自己的土地直接进入市场交易。有的专家，倾向于根据土地使用性质，把土地转让市场区分为两大类进行交易，以保障农民得到应有的补偿。这位专家还指出，目前存在两级市场，政府对一级市场具有垄断权，土地交易先由国家或集体收回，再进入二级市场交易转让，这导致转让利益分配严重不均。
以占江苏不足4.7％的面积，承载了占江苏6.2％的人口，产出了占江苏14.8％的经济总量，以保护土地资源来保障发展，以保障经济发展促进资源保护，成为写在无锡大地上的辩证法。据统计，江苏全省GDP每增一个百分点，用地量为2.4万亩。2003年，无锡GDP实现1901.22亿元，增幅达15.4％，而用地增加仅15.6万亩，土地资源消耗量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在无锡4787.6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中，山丘与水域占47.7％，人均耕地仅0.55亩，为江苏地级市中最少的城市。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无锡对土地的需求量很大。无锡市政府用最严格的制度保护耕地，将耕地占一补一的工作列入各级政府年度考核目标，每年以“市长令”形式下发土地复垦办法，全面开展土地开发整理，明确“谁复垦谁受益”。连续多年来，无锡每年都召开土地复垦流动现场会，极大激发了基层热情。宜兴原茗岭镇是人均粮田不足0.4亩的山区乡镇，他们向涧滩要地，向荒山要地，不仅10年建设没占用一分粮田，而且增加耕地3400多亩。这里实施的国家级“丘陵山区万亩土地综合开发整理项目”，被联合国列为在我国的1.1个示范区之一。2001年至今，无锡关闭了沿太湖地区200多家矿山企业，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共新增耕地4.3万亩，相当于10余个中心商务区。目前，正在建造28层高的农民公寓。据测算，原来农民散居时户均占地超过0.5亩，住进公寓后户均占地不足0.15亩。
首钢矿业公司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加大投入，加强管理，技术创新，先后完成了大石河铁矿尾矿库、新水选矿厂尾矿库、裴庄土场、羊崖山土场等一大批复垦项目，使矿山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初步的改善。经多年覆土植被，大石河铁矿尾矿库如今处处郁郁葱葱，长满了紫穗槐；三四年前还是一座沙山的新水尾矿库，如今1200余亩沙棘长势旺盛，已结出沙棘果：裴庄土场覆土种植的刺槐已经成长为一片参天大树，好像一座森林公园。首钢矿业公司在生产过程中破坏土地，主要是采矿中形成排土场和在选矿中形成尾矿库。针对不同的条件，公司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攻关，采取不同方式开展土地复垦工作。排土场是采矿过程中排山的岩石堆存场所，是人工堆积起来的废石山，岩石裸露，坡度较陡。公司对排土场采取了平整、覆土、绿化的办法。一是在采矿过程中，将采矿剥离的表土单独存放，以备复垦利用。二是待排土场停用后，用推土机平整，为减少工作量做到小平大不平，平台四周做出0.5米的土挡，防止水土流失。三是将存放的表土覆在上部，厚度为0.5米，栽种以刺槐、紫穗槐为主的水土保持林。首钢采用此方法先后使2950亩排土场披上了绿装。首钢公司目前有尾矿库3座，尹庄尾矿库是1996年投入使用的新库，不具备复垦条件，另外2座尾矿库均已进行了复垦。为防止水土流失，首钢公司每年投入大量资金沿坝面堆成10～15米平台，砌有排水沟，保证了汛期雨水沿排水沟排走，从而防止了水土流失。在平台和平台的斜坡上覆盖20厘米厚的土，种植以紫穗槐为主的坝面水土保持林。经过几年的实践，已完成尾矿坝绿化600余亩，给库区周围的群众建起了一条绿色防护带，有效地控制了二次扬尘污染，也为我国固体废物治理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子。
从2004年起，河南省开展了整治“空心村”、砖瓦窑场和工矿废弃地的工作，计划用5年整治出土地150万亩，用于县域经济发展用地或重新恢复为耕地。截至目前，整治出土地46万亩，净增耕地总量26万亩。全省已连续6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不久前，郸城县王拱集村的李老汉得到了一份“大礼”，他家从村里多分了两亩地。“空心村”整治后，该县许多农民都像李老汉一样享受着这份喜悦。目前，郸城县已完成了19个“空心村”的治理，新增耕地7801.7亩。河南省国土资源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该省人均耕地只有1.23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全省从“空心村”、砖瓦窑场和工矿废弃地整治中可挖掘出土地223.4万亩，可复垦耕地183.3万亩。
现实的土地供应中到底存在不存在“地荒”?某专家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在城市特别是大型城市，仍要提供土地，支持中小户型、中低价位商品住房的建设用地需求，要严格控制大户型和低密度的住房建设，坚决停止别墅建设。记者了解到，“长三角”地区的用地虽然非常紧张，但是仍然有很大的潜力。这种潜力主要来自于城乡之间的统筹，来自于土地的再利用和再调整。通过存量土地的调整和再整理，旧城旧村，老工业区和老企业改造，可以在已有土地中腾出新的用地空间，能在不占或少占耕地、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总量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据悉，近几年来，我国房地产业用地占到了全国供地总量的30％左右。一边是建设用地的追加，一边是开发商叫喊“地荒”。问题在哪里?闲置问题实在是“地荒”的一个顽疾。2001年以来，江苏省苏州市区依法取消了184个项目，收回土地达66760亩。仅2005年，苏州市盘活存量土地2505宗，占建设用地面积的35.7％。一位业内人士说，大量的土地闲置，主要是因为一些地方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大面积占用土地。同时土地管理措施不力，为一些地方变相非法批地、盲目征用或出让土地带来了可乘之机。当然，城乡规划之中的粗放用地也“消耗了”大量建设用地指标。按照国家关于城市规划建设用地的最高定额，一般城市人均用地面积最高标准是100平方米，首都和特区城市最高是120平方米。但有关部门统计，我国664个城市中，城镇居民人均用地已达133平方米，而世界上发达国家人均城市用地是82.4平方米，发展中国家人均城市用地是83.3平方米。有关部门负责人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建设用地的规模，今后土地利用必须保证60％以下是存量土地。据了解，60％的提法是新的表述，之前的表述是要求地方充分利用现有建设用地，不占或尽量少占农用地，而没有量化指标。
在许多国家，或者说在全球范围内，如何有效地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对正在增长的千千万万人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更大数目的下代人正处在更严重的危险境地，即目前的生产正在毁坏将来农业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全球的农业生产必须大幅度地增长，而对具体的每一地方来说，当务之急是保护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地资源。因为，全球所有类型的食物的98％是在陆地上生产的，海洋和陆地水域的产量不到2％。植物产品构成了人类膳食的92％，占世界膳食供给量8%的动物产品也间接地来自于生长在陆地上的植物。也就是说，要保持农业产品或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必须保持土地利用的持续性，防止土地资源退化和不断提高土地质量或生产潜力。土地利用方式和农业生产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土地退化过程，也决定着土地利用的持续性。农业生产是一个开放系统，受到各种各样的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和限制。将集约农业方式转移到贫穷的农民所居住的边际和近边际地区，经常导致土地退化和生态灾难。因此不能无限制地开发利用土地，有些土地必须保护起来。施肥、灌溉和其他投入，可以继续获得可观的成功。但生态环境成本将越来越高。如目前高化肥投入区，已经发生了地下水硝酸盐富集现象，长期使用农药，使病虫产生了抗性，也污染了土壤。如进一步加大化肥和农药的投入，不但经济效益下降，而且会造成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因此人们正在探讨既能继续增产，又不破坏水土资源环境的持续土地利用管理方
以占江苏不足4.7％的面积，承载了占江苏6.2％的人口，产出了占江苏14.8％的经济总量，以保护土地资源来保障发展，以保障经济发展促进资源保护，成为写在无锡大地上的辩证法。据统计，江苏全省GDP每增一个百分点，用地量为2.4万亩。2003年，无锡GDP实现1901.22亿元，增幅达15.4％，而用地增加仅15.6万亩，土地资源消耗量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在无锡4787.6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中，山丘与水域占47.7％，人均耕地仅0.55亩，为江苏地级市中最少的城市。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无锡对土地的需求量很大。无锡市政府用最严格的制度保护耕地，将耕地占一补一的工作列入各级政府年度考核目标，每年以“市长令”形式下发土地复垦办法，全面开展土地开发整理，明确“谁复垦谁受益”。连续多年来，无锡每年都召开土地复垦流动现场会，极大激发了基层热情。宜兴原茗岭镇是人均粮田不足0.4亩的山区乡镇，他们向涧滩要地，向荒山要地，不仅10年建设没占用一分粮田，而且增加耕地3400多亩。这里实施的国家级“丘陵山区万亩土地综合开发整理项目”，被联合国列为在我国的1.1个示范区之一。2001年至今，无锡关闭了沿太湖地区200多家矿山企业，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共新增耕地4.3万亩，相当于10余个中心商务区。目前，正在建造28层高的农民公寓。据测算，原来农民散居时户均占地超过0.5亩，住进公寓后户均占地不足0.15亩。
首钢矿业公司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加大投入，加强管理，技术创新，先后完成了大石河铁矿尾矿库、新水选矿厂尾矿库、裴庄土场、羊崖山土场等一大批复垦项目，使矿山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初步的改善。经多年覆土植被，大石河铁矿尾矿库如今处处郁郁葱葱，长满了紫穗槐；三四年前还是一座沙山的新水尾矿库，如今1200余亩沙棘长势旺盛，已结出沙棘果：裴庄土场覆土种植的刺槐已经成长为一片参天大树，好像一座森林公园。首钢矿业公司在生产过程中破坏土地，主要是采矿中形成排土场和在选矿中形成尾矿库。针对不同的条件，公司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攻关，采取不同方式开展土地复垦工作。排土场是采矿过程中排山的岩石堆存场所，是人工堆积起来的废石山，岩石裸露，坡度较陡。公司对排土场采取了平整、覆土、绿化的办法。一是在采矿过程中，将采矿剥离的表土单独存放，以备复垦利用。二是待排土场停用后，用推土机平整，为减少工作量做到小平大不平，平台四周做出0.5米的土挡，防止水土流失。三是将存放的表土覆在上部，厚度为0.5米，栽种以刺槐、紫穗槐为主的水土保持林。首钢采用此方法先后使2950亩排土场披上了绿装。首钢公司目前有尾矿库3座，尹庄尾矿库是1996年投入使用的新库，不具备复垦条件，另外2座尾矿库均已进行了复垦。为防止水土流失，首钢公司每年投入大量资金沿坝面堆成10～15米平台，砌有排水沟，保证了汛期雨水沿排水沟排走，从而防止了水土流失。在平台和平台的斜坡上覆盖20厘米厚的土，种植以紫穗槐为主的坝面水土保持林。经过几年的实践，已完成尾矿坝绿化600余亩，给库区周围的群众建起了一条绿色防护带，有效地控制了二次扬尘污染，也为我国固体废物治理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子。
从2004年起，河南省开展了整治“空心村”、砖瓦窑场和工矿废弃地的工作，计划用5年整治出土地150万亩，用于县域经济发展用地或重新恢复为耕地。截至目前，整治出土地46万亩，净增耕地总量26万亩。全省已连续6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不久前，郸城县王拱集村的李老汉得到了一份“大礼”，他家从村里多分了两亩地。“空心村”整治后，该县许多农民都像李老汉一样享受着这份喜悦。目前，郸城县已完成了19个“空心村”的治理，新增耕地7801.7亩。河南省国土资源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该省人均耕地只有1.23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全省从“空心村”、砖瓦窑场和工矿废弃地整治中可挖掘出土地223.4万亩，可复垦耕地183.3万亩。
现实的土地供应中到底存在不存在“地荒”?某专家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在城市特别是大型城市，仍要提供土地，支持中小户型、中低价位商品住房的建设用地需求，要严格控制大户型和低密度的住房建设，坚决停止别墅建设。记者了解到，“长三角”地区的用地虽然非常紧张，但是仍然有很大的潜力。这种潜力主要来自于城乡之间的统筹，来自于土地的再利用和再调整。通过存量土地的调整和再整理，旧城旧村，老工业区和老企业改造，可以在已有土地中腾出新的用地空间，能在不占或少占耕地、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总量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据悉，近几年来，我国房地产业用地占到了全国供地总量的30％左右。一边是建设用地的追加，一边是开发商叫喊“地荒”。问题在哪里?闲置问题实在是“地荒”的一个顽疾。2001年以来，江苏省苏州市区依法取消了184个项目，收回土地达66760亩。仅2005年，苏州市盘活存量土地2505宗，占建设用地面积的35.7％。一位业内人士说，大量的土地闲置，主要是因为一些地方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大面积占用土地。同时土地管理措施不力，为一些地方变相非法批地、盲目征用或出让土地带来了可乘之机。当然，城乡规划之中的粗放用地也“消耗了”大量建设用地指标。按照国家关于城市规划建设用地的最高定额，一般城市人均用地面积最高标准是100平方米，首都和特区城市最高是120平方米。但有关部门统计，我国664个城市中，城镇居民人均用地已达133平方米，而世界上发达国家人均城市用地是82.4平方米，发展中国家人均城市用地是83.3平方米。有关部门负责人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建设用地的规模，今后土地利用必须保证60％以下是存量土地。据了解，60％的提法是新的表述，之前的表述是要求地方充分利用现有建设用地，不占或尽量少占农用地，而没有量化指标。
在许多国家，或者说在全球范围内，如何有效地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对正在增长的千千万万人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更大数目的下代人正处在更严重的危险境地，即目前的生产正在毁坏将来农业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全球的农业生产必须大幅度地增长，而对具体的每一地方来说，当务之急是保护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地资源。因为，全球所有类型的食物的98％是在陆地上生产的，海洋和陆地水域的产量不到2％。植物产品构成了人类膳食的92％，占世界膳食供给量8%的动物产品也间接地来自于生长在陆地上的植物。也就是说，要保持农业产品或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必须保持土地利用的持续性，防止土地资源退化和不断提高土地质量或生产潜力。土地利用方式和农业生产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土地退化过程，也决定着土地利用的持续性。农业生产是一个开放系统，受到各种各样的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和限制。将集约农业方式转移到贫穷的农民所居住的边际和近边际地区，经常导致土地退化和生态灾难。因此不能无限制地开发利用土地，有些土地必须保护起来。施肥、灌溉和其他投入，可以继续获得可观的成功。但生态环境成本将越来越高。如目前高化肥投入区，已经发生了地下水硝酸盐富集现象，长期使用农药，使病虫产生了抗性，也污染了土壤。如进一步加大化肥和农药的投入，不但经济效益下降，而且会造成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因此人们正在探讨既能继续增产，又不破坏水土资源环境的持续土地利用管理方
材料1
《电子商务法》的立法过程可能是40年来中国法律界最为艰难的一次博弈。从提出到最终的定稿，经历了五年光阴，四轮审核。
2018年8月16日举行的电商法四审稿立法征求意见会议上，与腾讯、网易、京东等企业仅派出研究人员参加不同，阿里的表态非常暧昧，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亲自到场发言，“电商法立法并不成熟。”他觉得电商法应该具有国际性、前瞻性，应当“能够增添促进电商发展的内容”。言下之意，电商法不应该成为电商的紧箍咒。
学界也有反对意见，有法学教授提出，现有的法律资源已经足以抑制电商领域中的恶意行为，《电子商务法》的出台会造成执法、司法的混乱重叠，增加管理成本，对电商本身也有阻碍作用。
此次公布的电商法，最大的焦点在于电商平台内的经营者须取得营业执照。不论是淘宝上挂有皇冠钻石标志的大网店，还是朋友圈里的小代购，目前的它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电子商务经营者。
对于小卖家而言，取得营业执照无疑增添了不小的成本。以前只用在网络上上传几张证件、填写几个表格的事情，现在须办好营业执照才能经营，否则甚至无法通过平台的注册审核。
电商法将营业执照明文规定在法律中并不难理解，这也是部分平台目前的做法。在淘宝店铺中，店主的违规多了，流量和推荐就会变少，活动参与权限就降低。通过提高门槛的方式强化监管，可能会导致暂时的商家用户减少，一定程度上增加现有店铺的行政成本负担。但监管的方式向着“合法者有红利”转变后，跃过监管门槛的商家可以共享小微经营者离场之后的利润空间。
但从另一个侧面看，电商法对于已经完成流量和粉丝积累的大型卖家和网红卖家也是个利好。在互联网行业的审核机制下，任何准入标准的微小提高，都会导致大量的无法满足标准的玩家出局，但是总的流量几乎很少变化。如此一来，流量和粉丝就会逐渐汇聚到依法合规的经营者，进一步造成电商领域的“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局面。这就是电商领域的二八定律和赢者通吃逻辑。
对电商要怎么收税？这是继营业执照后最受人们关注的议题。电子商务经营者们担心税收加大自己的经营成本，吃瓜群众们则担心以后买买买是不是要加税。
其实不必如此担心，所有的命运早已标明了价格，就算没有《电子商务法》，税务部门照样有《税法》包揽一切，所有的电商卖家也都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等一切税款。另外，就算是国家真的以征税为目的要求平台共享数据，现行税法规定的共享数据系统也完全够用。
金税三期系统，将全面打通个人身份证+银行账号+公司，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以后收税的依据不会接照开票多少，而是按照流水多少来执行。
可能有人会问，税务局怎么会知道我的流水？这么想就太幼稚了，只要是通过银行系统间的打款，都会留有记录，除非你是用现金交易，否则税务部门想查你的账，实在太简单了。
但目前电商法对于税收的部分只有原则性的规定，没有明确的要求。可以理解成有一个缓冲期。
《电子商务法》在税法之外，又重新规定了工商登记和平台数据共享这两个义务，工商登记解决了征收对象问题，数据共享解决了征收手段问题。只要一声令下，电子商务这块庞大的税基就将成为支撑起财政收入的一大发力点。
从淘宝到拼多多，以打击“山寨”为中心的反侵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战争就没有停止过。之前的《侵权责任法》对电商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早有规定，实际上是有法可依的。但从新出台的电商法来看，知识产权的侵权案例中权利人的权利和《侵权责任法》中的规定相差无几，但是被投诉人的权利明显增多了。
其一，侵权责任投诉的门槛高了。电商法明确了投诉人的举证又务，在《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要求投诉者须自证受害，“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
其二，恶意通知必将减少。之前的《侵权责任法》对于恶意通知的法律后果并没有明确。虽然《反不正当竞争法》也适用恶意投诉的行为，但也不是明确的规定。如今《电子商务法》的明确规定，更是明确了“恶意”情形下要“加倍赔偿”。这也给了那些职业差评师们一个鲜明的警告：认定恶意通知，流程越来越简单，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其三，被投诉人有了对投诉信息的知情权。《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并将该通知转送平台内经营者”。如果淘宝网今后依法执行的话，那么卖家们想要知道投诉人的投诉信息，就是一个完全合法的行为。
代购还能活得下去吗？代购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单打独斗的人肉代购，一种是成规模的跨境电商，如淘宝、京东等平台的大型代购店和电商平台自营的海外代购。在电商法的跨境电商新规之下，两者所承担的监管成本相差悬殊。
以跨境电商领域的消费主力化妆品来看，由于监管对实体店产品备案的抽查更为严格，不少进口产品的上架周期往往要大大高于电商。在电商法出台之前，跨境电商不仅有价格优势，还能避免因为监管带来的产品上架门槛。如今，不论是电商还是实体店，在进口化妆品的售卖中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
根据化妆品财经媒体《化妆品财经在线》的消息，某化妆品跨境电商高管透露，不少自营电商的进口商品几乎没有备案，特别是一些需要特证的产品。“如美白、防晒类产品在国外不需要特证的，而中国市场的备案时长往往需要约8个月到1年。如果按照《电子商务法》规定，此类产品未来在电商平台也一律不允许被销售。”
这无异于给了大型化妆品代购店和化妆品自营电商一记暴击。无数的盈利机会，将在8个月到1年的漫漫审批等待的过程中溜走。
材料2
继上调个税起征点后，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随新个税法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规定，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可以按照相关标准进行800元/月到1500元/月不等的定额扣除。
此前，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反映，自己向房东索要其身份信息，但遭到拒绝，房东以提交信息后可能被征税为由，规劝租客不要申报个税租金扣除，甚至有房东还表示如果进行扣除就要租客退房。
业内人士认为，此前由于租客填报租房个税抵扣需要征得房东同意，而房东顾虑到身份信息泄露、可能会被迫溯补缴房屋租贷税费等原因，变相提出“涨租”要求，引发了房东与租客之间的博弈。一边是个税可能抵扣几十块，另一边是房租可能上涨几百块，权衡之下，很多租客被迫选择不再申报租金支出扣除，无法享受到国家发放的个税减税红包。
说“给租客减税是为了向房东征税”，这当然是对政策的曲解。倘若该项政策原本就是带着收房租税的目的而来，那么从理性思维看，房东和租客博弈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放弃这一优惠，而这可能会导致政策被架空。这恐怕是各方都不愿看到的事情。
因此，不断有地方税务部门表示，目前不会将租客申报的信息作为向房东征税的依据，税务总局也并未要求各地税务部门对房屋租金收入进行强制缴税。饶是如此，仍不足以完全打消公众疑虑。道理很简单，如果信息已经采集，那么追缴的主动权就掌握在税务部门手中——至于何时追缴似乎就是时机问题了。
租客与房东的个税抵扣博弈可以告一段落了。1月20日，“个人所得税”APP更新。在最新版本个税APP中，住房租赁信息下，已经不再强制要求填写出租方信息。记者登录最新版本个人所得税APP发现，在住房租赁信息填写中，当出租方类型选择为“自然人”时，出租人姓名和出租人身份证号码变为“选填”状态；当出租方类型选择为“组织”时，出租单位名称也变为“选填”状态。而此前，上述项目均需填写方可申报。
这意味着房东不必担心出租信息泄露而被追溯租赁税费，租客也不必忧心因申报房租抵扣而“得不偿失”了。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此次个人所得税APP更新把“必填”修改为“选填”，虽然并非一种“表态式回应”，却也同样有力，让人放心。通过技术迭代，从信息采集源头就彻底打消公众的疑虑，表现出抵扣政策的诚意，这样的更新体现了相关部门的务实精神，值得肯定。
新华社表示，个人所得税APP近日更新，不再强制要求填写出租人信息，这让租客和房主终于可以放下“减税”“补税”之争。个税扣除是减轻税负的惠民举措，推出来就要不打折扣地落实。税务部门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不因其它因素羁绊而使好政策“卡壳”“悬空”，把好事办好做实，这样的改进既贴心更暖心，必须赞。有网友质疑，如果不填房东信息，如何证明真假呢？的确，信息采集项目减少，会给税务部门辨别申报项目真伪带来一定程度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税务部门就无计可施。据报道，专项附加扣除相关证明资料要保存五年，一旦查实利用虚假信息避税，将会被记入纳税人信用记录，有关部门将实施联合惩戒。
这实际上是用事后追责来代替事前繁琐的“清白自证”，也是税务部门为纳税人授予的“信用”。在技术的加持下，让信用承担更多沟通成本，避免过量信息收集产生的风险和摩擦。这既是国家行政部门简政放权的需要，也是税收“谦抑性”的体现。
说到底，交税虽是义务，但也是个人、企业和国家之间的一种“合作”；“强制性”是税收的特点之一，却并非全貌。尤其是此次个税专项抵扣，其政策上的善意原本很明朗。这样的政策“红包”不该因为过量的信息采集，让纳税人“想收而不敢收”。
也因此，此番周折也并非全然无益。精准减负、税收公平是一项动态化的系统工程，
《电子商务法》的立法过程可能是40年来中国法律界最为艰难的一次博弈。从提出到最终的定稿，经历了五年光阴，四轮审核。
2018年8月16日举行的电商法四审稿立法征求意见会议上，与腾讯、网易、京东等企业仅派出研究人员参加不同，阿里的表态非常暧昧，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亲自到场发言，“电商法立法并不成熟。”他觉得电商法应该具有国际性、前瞻性，应当“能够增添促进电商发展的内容”。言下之意，电商法不应该成为电商的紧箍咒。
学界也有反对意见，有法学教授提出，现有的法律资源已经足以抑制电商领域中的恶意行为，《电子商务法》的出台会造成执法、司法的混乱重叠，增加管理成本，对电商本身也有阻碍作用。
此次公布的电商法，最大的焦点在于电商平台内的经营者须取得营业执照。不论是淘宝上挂有皇冠钻石标志的大网店，还是朋友圈里的小代购，目前的它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电子商务经营者。
对于小卖家而言，取得营业执照无疑增添了不小的成本。以前只用在网络上上传几张证件、填写几个表格的事情，现在须办好营业执照才能经营，否则甚至无法通过平台的注册审核。
电商法将营业执照明文规定在法律中并不难理解，这也是部分平台目前的做法。在淘宝店铺中，店主的违规多了，流量和推荐就会变少，活动参与权限就降低。通过提高门槛的方式强化监管，可能会导致暂时的商家用户减少，一定程度上增加现有店铺的行政成本负担。但监管的方式向着“合法者有红利”转变后，跃过监管门槛的商家可以共享小微经营者离场之后的利润空间。
但从另一个侧面看，电商法对于已经完成流量和粉丝积累的大型卖家和网红卖家也是个利好。在互联网行业的审核机制下，任何准入标准的微小提高，都会导致大量的无法满足标准的玩家出局，但是总的流量几乎很少变化。如此一来，流量和粉丝就会逐渐汇聚到依法合规的经营者，进一步造成电商领域的“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局面。这就是电商领域的二八定律和赢者通吃逻辑。
对电商要怎么收税？这是继营业执照后最受人们关注的议题。电子商务经营者们担心税收加大自己的经营成本，吃瓜群众们则担心以后买买买是不是要加税。
其实不必如此担心，所有的命运早已标明了价格，就算没有《电子商务法》，税务部门照样有《税法》包揽一切，所有的电商卖家也都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等一切税款。另外，就算是国家真的以征税为目的要求平台共享数据，现行税法规定的共享数据系统也完全够用。
金税三期系统，将全面打通个人身份证+银行账号+公司，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以后收税的依据不会接照开票多少，而是按照流水多少来执行。
可能有人会问，税务局怎么会知道我的流水？这么想就太幼稚了，只要是通过银行系统间的打款，都会留有记录，除非你是用现金交易，否则税务部门想查你的账，实在太简单了。
但目前电商法对于税收的部分只有原则性的规定，没有明确的要求。可以理解成有一个缓冲期。
《电子商务法》在税法之外，又重新规定了工商登记和平台数据共享这两个义务，工商登记解决了征收对象问题，数据共享解决了征收手段问题。只要一声令下，电子商务这块庞大的税基就将成为支撑起财政收入的一大发力点。
从淘宝到拼多多，以打击“山寨”为中心的反侵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战争就没有停止过。之前的《侵权责任法》对电商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早有规定，实际上是有法可依的。但从新出台的电商法来看，知识产权的侵权案例中权利人的权利和《侵权责任法》中的规定相差无几，但是被投诉人的权利明显增多了。
其一，侵权责任投诉的门槛高了。电商法明确了投诉人的举证又务，在《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要求投诉者须自证受害，“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
其二，恶意通知必将减少。之前的《侵权责任法》对于恶意通知的法律后果并没有明确。虽然《反不正当竞争法》也适用恶意投诉的行为，但也不是明确的规定。如今《电子商务法》的明确规定，更是明确了“恶意”情形下要“加倍赔偿”。这也给了那些职业差评师们一个鲜明的警告：认定恶意通知，流程越来越简单，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其三，被投诉人有了对投诉信息的知情权。《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并将该通知转送平台内经营者”。如果淘宝网今后依法执行的话，那么卖家们想要知道投诉人的投诉信息，就是一个完全合法的行为。
代购还能活得下去吗？代购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单打独斗的人肉代购，一种是成规模的跨境电商，如淘宝、京东等平台的大型代购店和电商平台自营的海外代购。在电商法的跨境电商新规之下，两者所承担的监管成本相差悬殊。
以跨境电商领域的消费主力化妆品来看，由于监管对实体店产品备案的抽查更为严格，不少进口产品的上架周期往往要大大高于电商。在电商法出台之前，跨境电商不仅有价格优势，还能避免因为监管带来的产品上架门槛。如今，不论是电商还是实体店，在进口化妆品的售卖中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
根据化妆品财经媒体《化妆品财经在线》的消息，某化妆品跨境电商高管透露，不少自营电商的进口商品几乎没有备案，特别是一些需要特证的产品。“如美白、防晒类产品在国外不需要特证的，而中国市场的备案时长往往需要约8个月到1年。如果按照《电子商务法》规定，此类产品未来在电商平台也一律不允许被销售。”
这无异于给了大型化妆品代购店和化妆品自营电商一记暴击。无数的盈利机会，将在8个月到1年的漫漫审批等待的过程中溜走。
材料2
继上调个税起征点后，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随新个税法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规定，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可以按照相关标准进行800元/月到1500元/月不等的定额扣除。
此前，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反映，自己向房东索要其身份信息，但遭到拒绝，房东以提交信息后可能被征税为由，规劝租客不要申报个税租金扣除，甚至有房东还表示如果进行扣除就要租客退房。
业内人士认为，此前由于租客填报租房个税抵扣需要征得房东同意，而房东顾虑到身份信息泄露、可能会被迫溯补缴房屋租贷税费等原因，变相提出“涨租”要求，引发了房东与租客之间的博弈。一边是个税可能抵扣几十块，另一边是房租可能上涨几百块，权衡之下，很多租客被迫选择不再申报租金支出扣除，无法享受到国家发放的个税减税红包。
说“给租客减税是为了向房东征税”，这当然是对政策的曲解。倘若该项政策原本就是带着收房租税的目的而来，那么从理性思维看，房东和租客博弈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放弃这一优惠，而这可能会导致政策被架空。这恐怕是各方都不愿看到的事情。
因此，不断有地方税务部门表示，目前不会将租客申报的信息作为向房东征税的依据，税务总局也并未要求各地税务部门对房屋租金收入进行强制缴税。饶是如此，仍不足以完全打消公众疑虑。道理很简单，如果信息已经采集，那么追缴的主动权就掌握在税务部门手中——至于何时追缴似乎就是时机问题了。
租客与房东的个税抵扣博弈可以告一段落了。1月20日，“个人所得税”APP更新。在最新版本个税APP中，住房租赁信息下，已经不再强制要求填写出租方信息。记者登录最新版本个人所得税APP发现，在住房租赁信息填写中，当出租方类型选择为“自然人”时，出租人姓名和出租人身份证号码变为“选填”状态；当出租方类型选择为“组织”时，出租单位名称也变为“选填”状态。而此前，上述项目均需填写方可申报。
这意味着房东不必担心出租信息泄露而被追溯租赁税费，租客也不必忧心因申报房租抵扣而“得不偿失”了。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此次个人所得税APP更新把“必填”修改为“选填”，虽然并非一种“表态式回应”，却也同样有力，让人放心。通过技术迭代，从信息采集源头就彻底打消公众的疑虑，表现出抵扣政策的诚意，这样的更新体现了相关部门的务实精神，值得肯定。
新华社表示，个人所得税APP近日更新，不再强制要求填写出租人信息，这让租客和房主终于可以放下“减税”“补税”之争。个税扣除是减轻税负的惠民举措，推出来就要不打折扣地落实。税务部门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不因其它因素羁绊而使好政策“卡壳”“悬空”，把好事办好做实，这样的改进既贴心更暖心，必须赞。有网友质疑，如果不填房东信息，如何证明真假呢？的确，信息采集项目减少，会给税务部门辨别申报项目真伪带来一定程度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税务部门就无计可施。据报道，专项附加扣除相关证明资料要保存五年，一旦查实利用虚假信息避税，将会被记入纳税人信用记录，有关部门将实施联合惩戒。
这实际上是用事后追责来代替事前繁琐的“清白自证”，也是税务部门为纳税人授予的“信用”。在技术的加持下，让信用承担更多沟通成本，避免过量信息收集产生的风险和摩擦。这既是国家行政部门简政放权的需要，也是税收“谦抑性”的体现。
说到底，交税虽是义务，但也是个人、企业和国家之间的一种“合作”；“强制性”是税收的特点之一，却并非全貌。尤其是此次个税专项抵扣，其政策上的善意原本很明朗。这样的政策“红包”不该因为过量的信息采集，让纳税人“想收而不敢收”。
也因此，此番周折也并非全然无益。精准减负、税收公平是一项动态化的系统工程，
材料1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职业病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工业革命初期，与机器生产物品和过程相关的职业病及传染病流行。到了20世纪，世界各地合成生产了许多有机化合物，包括农药、医药、石油化工产品等，出现了多种急、慢性化学中毒和职业性肿瘤等新问题。随之，许多发达国家又兴起了以原子能、高分子化合物和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X射线、原子能、高频、微波、红外线等技术，还有其他新原料、新化学物质和高科技等被应用于生产，随之出现劳动方式的变化，带来了新的职业卫生问题。
所谓职业病，在我国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职业病必须具备四个条件：1.患病主体是企业、事业单位或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2.必须是在从事职业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3.必须是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职业病危害因素引起的；4.必须是国家公布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所列的职业病。
材料2
目前，我国从煤炭、冶金、化工、建筑等传统工业，到汽车制造、医药、计算机、生物工程等30多个新兴产业都不同程度存在职业病危害，估计有2亿劳动者在从事劳动的过程中不同程度遭受职业病危害。新中国成立至2009年底，全国已累计报告职业病七十二万多例，其中尘肺病六十五万多例。仅2009年，全国报告职业病病例数较上一年增加了319％。我国已进入职业病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防治工作形势十分严峻和紧迫。
我国职业病名单规定的职业病涉及粉尘、急慢性化学中毒、职业肿瘤、职业传染病等10大类115种，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确定的工业生产中常见职业病危害因素达133种。我国各类企业中，中小企业占90％以上，吸纳了大量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农民工家庭因职业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在一些地区大量存在，职业病危害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职业病危害也突出地反映在中小企业，尤其是一些个体私营企业中。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开展的职业病调查报告显示，职业病患者中最大的群体为尘肺病患者（占702％）。其次为职业中毒群体（占191％），主要为苯中毒、镉中毒、铅中毒。尘肺病和有些化学中毒等慢性职业病潜伏期较长，一旦发病往往难以治疗，病死率高。以尘肺病为例，潜伏期可长达数年甚至十多年，尘肺病患者肺部已经发生纤维化，无法再复原，只能采取治疗措施延缓病情进展。而慢性苯中毒会对脊髓产生不可逆的损害，严重时将导致再生障碍性贫血，甚至白血病。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屡屡发生的尘肺病、正己烷中毒、三氯甲烷中毒、二氯乙烷中毒、镉中毒等群发性职业病事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义联的调查报告还显示，职业病患者从开始生病，到身体出现病征，经历的时间一般为6年。其中在3年内就出现病征的达到323％。据统计，煤矿企业的采掘工人患病率达到131％。也正是因为如此高的患病率，使得职业病案例常以群体形式爆发。2010年5月华北某市关闭煤矿后，该地区检查确诊为职业病的人数超过500人。河北张家口某矿山企业矽肺病案中，涉及职业病患者119人。而义联关注的力奇珠宝首饰制造厂职业病工人索赔案中，矽肺患者人数也高达76人
材料3
近年来，随着IT、生物医药、微电子等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职业病危害因素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粉尘、重金属范畴，而是出现了噪声、微波、高频、电磁辐射等多元化趋势。专家表示，电磁辐射如果超过安全标准可能影响人们的心血管系统，表现为心悸、失眠、心搏血量减少、白细胞减少、免疫功能下降等。如果装有心脏起搏器的病人处于高电磁辐射的环境中，就会影响心脏起搏器的正常使用。而长期面对电脑视屏或是手机视屏，还可能对人们的视力带来不良影响。由于眼睛对电磁辐射很敏感，过高的电磁辐射污染会引起视力下降、白内障等。
根据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等权威部门提供的详实数据，电磁辐射对11大类职业人群存在潜在危害。这些行业包括：普遍使用计算机网络和机群的金融证券行业、IT行业，电磁波强度很大的电力和通信行业、民航、铁路，采用高频理疗设备的医疗行业，大量使用仪器仪表设备的科研行业等，现代化办公设备相当普及的白领和金领人士也难逃电磁辐射。卫生部日前透露，我国职业病种类已经由1957年的14种扩大到现在的115种，50年增加了7倍。而且由于职业病更新速度加快，电脑综合症等层出不穷的新职业病还没有纳入法定职业病范围。
50年来广东的职业病疾病谱发生了巨大变化：上世纪60年代初，广东职业病主要是稻田皮炎，70年代是有机磷农药中毒，当时该病病死率很高。80—90年代职业病以尘肺为主，90年代后主要是尘肺病与中毒。之后，主要是尘肺、中毒、噪音及震动引起的职业病。从1998年以来，广东新发现了17种职业病，其中9种在国内首次发现。这17种中有两种是新发现的职业病，包括铬鼻病和职业性甲醇中毒。这两种职业病虽然在国家的职业病目录中，但是在国内目前还很少见。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新兴职业病在广东地区也有较突出的表现。
材料4
2008年10月至2009年7月，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联建（中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建科技）开始在其供货商美国苹果公司的建议下使用价钱更便宜、清洁效果更好的正己烷替代酒精等清洗剂进行擦拭显示屏作业。正己烷是一种化学溶剂，它的挥发速度比酒精快，擦拭玻璃的效果也比酒精好，但是具有一定的毒性，会通过呼吸道、皮肤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导致人体出现头痛、头晕、乏力、四肢麻木等慢性中毒症状，严重的会损害周边神经系统，并延至脊髓，导致肌肉萎缩、瘫痪，甚至死亡。
2010年2月下旬，联建科技百余名员工正己烷中毒，当时数据显示，在整个“正己烷中毒事件”中，直接或间接涉及2742名员工，共有134人受影响。联建科技一位负责人承认，使用正己烷来代替酒精擦拭显示屏，主要是因为正己烷比酒精挥发速度快。如果按照酒精挥发速度只有正己烷的1/4计算，使用酒精擦拭一个月的产量仅75万—90万个，比使用正己烷少生产225万—270万个。
联建科技监管部门苏州工业园区安监局称，联建科技于2008年9月进行了职业危害申报，但并未申报使用正己烷。2008年10月，公司在大量使用正己烷后，也始终未向园区安监局作变更申报。因此，至2009年7月底，园区安监、卫生部门未将该公司作业场所正己烷浓度监督监测纳入年度计划中。直至事发后调查组在对生产现场的空气进行抽样检测后发现，挥发性极强的正己烷在空气中堆积，严重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员工们在没有有效防护的情况下工作，时间一长，整个车间内的许多员工慢性中毒。苏州工业园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认为，正是联建科技违规、违法使用有毒化学溶剂，忽视现场的职业危害防治与员工的防护，造成了这起中毒事故。
材料5
2010年3月，一份源自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的《煤矿职业危害防治调研技术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预测，“按全国煤矿265万接尘人员、尘肺病现患率为772％、死亡率为324％测算，每年我国仅煤炭尘肺病患者的死亡人数至少6000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地方和乡镇煤矿。”
《报告》显示，煤矿井下粉尘浓度严重超标。1983年至2008年，煤尘最高浓度范围198—3420毫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495—855倍；平均浓度范围76—60毫克/立方米，超标19—15倍。虽然，2000年后趋于稳定，但仍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19—49倍。“煤矿粉尘浓度超标，煤矿工人职业健康体检率低、漏检率高；非国有重点煤矿，特别是乡镇煤矿职业健康工作基本处于空白……在这样的企业里工作，煤矿职业遭遇尘肺病是在劫难逃。”调研组的一位成员说。
绝大部分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和管理职能没有落实，没有开展职业危害防治工作。参与调研的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负责人表示，大多数煤矿企业对职业卫生工作不重视，仅以煤矿企业集团为例，929％的企业未制定职业危害防治工作规划，857％的企来未将职业卫生工作纳入企业的管理，企业领导的管理不到位。
与此同时，调研还发现，571％的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时未履行告知义务，使职工对所从事工作产生的职业危害知之甚少，缺乏自我防护意识，不能正确使用个体防护用品和使用防降尘设施。绝大部分企业对职业病防治的法规和相关知识的宣传、培训、教育力度不够。
粉尘是煤矿企业作业现场存在的主要职业危害，但许多企业对粉尘日常监测不规范。71％的煤炭企业集团没有进行日常监测。90％以上煤矿虽然进行了日常监测，但其中有三分之一使用仪器不当，不能真实反映作业场所粉尘危害情况。许多企业为自身利益，只重视岗前体检和离岗体检，在岗职工的平均体检率为608%，最低为322％，退休职工体检率更低，643％的煤炭集团没按照规定对退休工人进行体检。此外，企业普遍存在职业病诊断漏诊的问题，平均漏诊率为372％，漏诊率最高达20％。
材料6
今年28岁的张海超原本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夫妻恩爱，女儿乖巧。但生活从2007年8月开始转变，这年，他感觉身体不适，还有咳嗽、胸闷症状，一直以感冒治疗。10月份，张海超到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拍胸片检查，显示双肺有阴影，但不能确诊病情。意识到病情严重的张海超到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胸科医院等省会各大医院就诊，几家医院均告诉他患上了“尘肺”，并建议到职业病医院进一步诊治。
“尘肺”对张海超而言不亚于晴天霹雳，常年在耐火厂打工的他对这个病有所耳闻，知道是一种难治的职业病。“从2004年8月到2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职业病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工业革命初期，与机器生产物品和过程相关的职业病及传染病流行。到了20世纪，世界各地合成生产了许多有机化合物，包括农药、医药、石油化工产品等，出现了多种急、慢性化学中毒和职业性肿瘤等新问题。随之，许多发达国家又兴起了以原子能、高分子化合物和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X射线、原子能、高频、微波、红外线等技术，还有其他新原料、新化学物质和高科技等被应用于生产，随之出现劳动方式的变化，带来了新的职业卫生问题。
所谓职业病，在我国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职业病必须具备四个条件：1.患病主体是企业、事业单位或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2.必须是在从事职业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3.必须是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职业病危害因素引起的；4.必须是国家公布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所列的职业病。
材料2
目前，我国从煤炭、冶金、化工、建筑等传统工业，到汽车制造、医药、计算机、生物工程等30多个新兴产业都不同程度存在职业病危害，估计有2亿劳动者在从事劳动的过程中不同程度遭受职业病危害。新中国成立至2009年底，全国已累计报告职业病七十二万多例，其中尘肺病六十五万多例。仅2009年，全国报告职业病病例数较上一年增加了319％。我国已进入职业病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防治工作形势十分严峻和紧迫。
我国职业病名单规定的职业病涉及粉尘、急慢性化学中毒、职业肿瘤、职业传染病等10大类115种，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确定的工业生产中常见职业病危害因素达133种。我国各类企业中，中小企业占90％以上，吸纳了大量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农民工家庭因职业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在一些地区大量存在，职业病危害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职业病危害也突出地反映在中小企业，尤其是一些个体私营企业中。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开展的职业病调查报告显示，职业病患者中最大的群体为尘肺病患者（占702％）。其次为职业中毒群体（占191％），主要为苯中毒、镉中毒、铅中毒。尘肺病和有些化学中毒等慢性职业病潜伏期较长，一旦发病往往难以治疗，病死率高。以尘肺病为例，潜伏期可长达数年甚至十多年，尘肺病患者肺部已经发生纤维化，无法再复原，只能采取治疗措施延缓病情进展。而慢性苯中毒会对脊髓产生不可逆的损害，严重时将导致再生障碍性贫血，甚至白血病。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屡屡发生的尘肺病、正己烷中毒、三氯甲烷中毒、二氯乙烷中毒、镉中毒等群发性职业病事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义联的调查报告还显示，职业病患者从开始生病，到身体出现病征，经历的时间一般为6年。其中在3年内就出现病征的达到323％。据统计，煤矿企业的采掘工人患病率达到131％。也正是因为如此高的患病率，使得职业病案例常以群体形式爆发。2010年5月华北某市关闭煤矿后，该地区检查确诊为职业病的人数超过500人。河北张家口某矿山企业矽肺病案中，涉及职业病患者119人。而义联关注的力奇珠宝首饰制造厂职业病工人索赔案中，矽肺患者人数也高达76人
材料3
近年来，随着IT、生物医药、微电子等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职业病危害因素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粉尘、重金属范畴，而是出现了噪声、微波、高频、电磁辐射等多元化趋势。专家表示，电磁辐射如果超过安全标准可能影响人们的心血管系统，表现为心悸、失眠、心搏血量减少、白细胞减少、免疫功能下降等。如果装有心脏起搏器的病人处于高电磁辐射的环境中，就会影响心脏起搏器的正常使用。而长期面对电脑视屏或是手机视屏，还可能对人们的视力带来不良影响。由于眼睛对电磁辐射很敏感，过高的电磁辐射污染会引起视力下降、白内障等。
根据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等权威部门提供的详实数据，电磁辐射对11大类职业人群存在潜在危害。这些行业包括：普遍使用计算机网络和机群的金融证券行业、IT行业，电磁波强度很大的电力和通信行业、民航、铁路，采用高频理疗设备的医疗行业，大量使用仪器仪表设备的科研行业等，现代化办公设备相当普及的白领和金领人士也难逃电磁辐射。卫生部日前透露，我国职业病种类已经由1957年的14种扩大到现在的115种，50年增加了7倍。而且由于职业病更新速度加快，电脑综合症等层出不穷的新职业病还没有纳入法定职业病范围。
50年来广东的职业病疾病谱发生了巨大变化：上世纪60年代初，广东职业病主要是稻田皮炎，70年代是有机磷农药中毒，当时该病病死率很高。80—90年代职业病以尘肺为主，90年代后主要是尘肺病与中毒。之后，主要是尘肺、中毒、噪音及震动引起的职业病。从1998年以来，广东新发现了17种职业病，其中9种在国内首次发现。这17种中有两种是新发现的职业病，包括铬鼻病和职业性甲醇中毒。这两种职业病虽然在国家的职业病目录中，但是在国内目前还很少见。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新兴职业病在广东地区也有较突出的表现。
材料4
2008年10月至2009年7月，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联建（中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建科技）开始在其供货商美国苹果公司的建议下使用价钱更便宜、清洁效果更好的正己烷替代酒精等清洗剂进行擦拭显示屏作业。正己烷是一种化学溶剂，它的挥发速度比酒精快，擦拭玻璃的效果也比酒精好，但是具有一定的毒性，会通过呼吸道、皮肤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导致人体出现头痛、头晕、乏力、四肢麻木等慢性中毒症状，严重的会损害周边神经系统，并延至脊髓，导致肌肉萎缩、瘫痪，甚至死亡。
2010年2月下旬，联建科技百余名员工正己烷中毒，当时数据显示，在整个“正己烷中毒事件”中，直接或间接涉及2742名员工，共有134人受影响。联建科技一位负责人承认，使用正己烷来代替酒精擦拭显示屏，主要是因为正己烷比酒精挥发速度快。如果按照酒精挥发速度只有正己烷的1/4计算，使用酒精擦拭一个月的产量仅75万—90万个，比使用正己烷少生产225万—270万个。
联建科技监管部门苏州工业园区安监局称，联建科技于2008年9月进行了职业危害申报，但并未申报使用正己烷。2008年10月，公司在大量使用正己烷后，也始终未向园区安监局作变更申报。因此，至2009年7月底，园区安监、卫生部门未将该公司作业场所正己烷浓度监督监测纳入年度计划中。直至事发后调查组在对生产现场的空气进行抽样检测后发现，挥发性极强的正己烷在空气中堆积，严重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员工们在没有有效防护的情况下工作，时间一长，整个车间内的许多员工慢性中毒。苏州工业园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认为，正是联建科技违规、违法使用有毒化学溶剂，忽视现场的职业危害防治与员工的防护，造成了这起中毒事故。
材料5
2010年3月，一份源自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的《煤矿职业危害防治调研技术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预测，“按全国煤矿265万接尘人员、尘肺病现患率为772％、死亡率为324％测算，每年我国仅煤炭尘肺病患者的死亡人数至少6000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地方和乡镇煤矿。”
《报告》显示，煤矿井下粉尘浓度严重超标。1983年至2008年，煤尘最高浓度范围198—3420毫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495—855倍；平均浓度范围76—60毫克/立方米，超标19—15倍。虽然，2000年后趋于稳定，但仍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19—49倍。“煤矿粉尘浓度超标，煤矿工人职业健康体检率低、漏检率高；非国有重点煤矿，特别是乡镇煤矿职业健康工作基本处于空白……在这样的企业里工作，煤矿职业遭遇尘肺病是在劫难逃。”调研组的一位成员说。
绝大部分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和管理职能没有落实，没有开展职业危害防治工作。参与调研的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负责人表示，大多数煤矿企业对职业卫生工作不重视，仅以煤矿企业集团为例，929％的企业未制定职业危害防治工作规划，857％的企来未将职业卫生工作纳入企业的管理，企业领导的管理不到位。
与此同时，调研还发现，571％的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时未履行告知义务，使职工对所从事工作产生的职业危害知之甚少，缺乏自我防护意识，不能正确使用个体防护用品和使用防降尘设施。绝大部分企业对职业病防治的法规和相关知识的宣传、培训、教育力度不够。
粉尘是煤矿企业作业现场存在的主要职业危害，但许多企业对粉尘日常监测不规范。71％的煤炭企业集团没有进行日常监测。90％以上煤矿虽然进行了日常监测，但其中有三分之一使用仪器不当，不能真实反映作业场所粉尘危害情况。许多企业为自身利益，只重视岗前体检和离岗体检，在岗职工的平均体检率为608%，最低为322％，退休职工体检率更低，643％的煤炭集团没按照规定对退休工人进行体检。此外，企业普遍存在职业病诊断漏诊的问题，平均漏诊率为372％，漏诊率最高达20％。
材料6
今年28岁的张海超原本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夫妻恩爱，女儿乖巧。但生活从2007年8月开始转变，这年，他感觉身体不适，还有咳嗽、胸闷症状，一直以感冒治疗。10月份，张海超到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拍胸片检查，显示双肺有阴影，但不能确诊病情。意识到病情严重的张海超到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胸科医院等省会各大医院就诊，几家医院均告诉他患上了“尘肺”，并建议到职业病医院进一步诊治。
“尘肺”对张海超而言不亚于晴天霹雳，常年在耐火厂打工的他对这个病有所耳闻，知道是一种难治的职业病。“从2004年8月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