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9　　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利益结构深刻调整，很多人因外界的压力和内心的欲望而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紧张不已的情绪。有专家认为，社会公众焦虑心态的产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必然，而引发公众焦虑的因素也是各种各样的。　　汪然在广州从打工起步，国企、外企、民企都做过。几年前，汪然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服装加工厂，苦心经营，如今工厂年销售收入达到1亿元，而汪然却难有安全感：服装加工行业竞争激烈，政策、资金、市场等任何细微变化都会带来业务上的不确定性，如订单无法预期，与银行、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依然会遭遇“透明的天花板”，加之现在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完善。虽然有保险，但不知日后能否成为足够的保障，现在社会发展如此快。汪然只能给自己订下“活到老，做到老”的目标。他说：“原来人们要求男人‘三十而立’，现在变成了‘三十而富’。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成为衡量成败的标准，好像30多岁你还没富，你这辈子就没机会了。一旦被这样的成功模板驱使着，不焦虑几乎是不可能的。”看着身边的朋友有的把孩子从小送到国外读书甚至全家移民，看着有的人不再信任爱情选择单身，看着厂里的年轻工人整天想着要赚到更多的钱……汪然也很迷惑：“人们把名望、地位、金钱当作成功，可拥有这些就是成功吗？我们的精神追求去哪儿了？”　　刘军1990年技校毕业后进入山东某县机械厂，成为一名车床工。1998年，他已是厂里的生产班长。正当他对未来生活无限憧憬的时候，国企改革大潮席卷这座小城。县机械厂并入了市机械厂，刘军下岗了。十多年来，他的生活就像掉进了无底洞，心里总是没着落。刘军说，刚离开工厂那会儿，仗着年轻气盛，他学会了开车，家里凑钱买了辆小客车，在乡镇和县区间跑客运，虽然十分辛苦，但收入也不少，还算踏实。可几年后，一次意外导致车辆几乎报废，他受到很大打击，也没有了开车的信心。从那以后，他又和老乡贩卖过蔬菜，跑过销售，生意总是赚少赔多。2007年，6岁的儿子上学了，妻子又因病住院手术，家庭负担更加沉重，刘军的脾气越来越暴躁。2010年，刘军通过招聘成为市政公司的一名维修工，并将中断多年的养老保险续上了。表面看，日子总算稳定了，可他还觉得底气不足，每月1400元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生活，将来孩子要上高中，读大学，单靠这些钱是根本不够的。　　工作了5年，正准备结婚的李纲突然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他和女友虽然都在广州上班，却都没有广州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法在当地领结婚证，就难以申请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将来孩子上学更是难题。上大学、读研、上班，李纲在这里生活了几年。猛回头他发现这座繁华的城市，原本就和他无关。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包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　　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生病了该去哪医治？孩子还能不能正常上学？年老后能不能领到养老金？这些问题都增加了他们心中的焦虑。　　“不找关系，办点事还真难。”广东一家企业老板程强说。去年底，他去当地工商局办某项手续，折腾了两天也没办完。后来托人找了个朋友，半天就办好了。刚刚而立之年的小陈，一年收入近20万，但他还是不满足，有车有房，但还是会说，同学开了几十万的车，自己才开七八万的；同学住的是几百平米的大房子，自己还住在两居室，心里很不舒服。于是炒股，买股票、基金，但是心里焦虑，觉得不如别人好。　　英国一项研究称，世界都在进入“快生活”，全球城市人走路速度比10年前平均加快了10%，而其中位居前列的几个国家都是发展迅速的亚洲国家。事实上，快节奏以及强调“快”也成为一些中国人现代生活的标志，一些人热衷赶时间，到处都要快节奏：手机在响，电话在催；最爱“快进”，狂点“刷新”；寄信要特快专递；拍照要立等可取；坐车选择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做事最好名利双收；理财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还要有现房现车。一些人总是把每一天都当作打仗来过。中国“快生活”让许多中国人感到疲惫和困惑，也有学者质疑：“一切问题真的都是速度的错吗？”　　【问题】　　给定资料中反映了社会上人们出现的各种焦虑情绪，请就政府如何缓解民众的焦虑情绪提出对策建议。　　要求：对策建议合理可行，条理清楚、语言简练，字数不超过4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