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初问世的两部“三农”作品——《我向总理说实话》和《中国农民调查》，曾引起海内外关注，其时，农民负担之重，农村变动之剧，达到难以持续的程度。同一时期，中央政府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以此为标志的惠农之旅，持续至今。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对东中西部地区100个村庄1700余户农民的调查显示，本世纪的头10年，曾经卷入过冲突或纠纷的农户比重不到20%，大多数冲突事件虽然具有集体行动性质，但参与规模大于100人的冲突比重极低，出现围堵、械斗等激烈对抗行为的冲突也极少。
　　Z教授说：“这说明当前我国农村形势整体上处于一种稳定状态。大多数纠纷和矛盾仅发生在个体之间，即使是针对政府部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对抗性特征的冲突，也更多倾向于通过上访、写联名信告状等制度内方式表达。”
　　税费改革后，受益于农民负担减轻、惠农政策效益发挥等因素，农村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干群关系渐趋缓和。可以说，新时期农村矛盾冲突和干群关系缓和，从根本上归功于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
　　2．整体的稳定，并不能掩盖局部的矛盾，有时，它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11年4月20日，H省某镇发生拆迁过程中教师W自焚事件；时隔两天的22日上午，E省某区法院正在执行司法强制拆迁时，58岁农民C正站在自家楼顶上点火自焚，七日后死亡；5月3日，D省某区城管执法人员在清河办事处拆除违法建筑时，与村民发生冲突，导致双方多人受伤。执法车辆被砸……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X说，地方经济高增长一般围绕土地展开，也就意味着土地的高圈占。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我国进入新一轮经济高增长期，各地征地拆迁事件也进入高发期，并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蔓延。
　　J省兴国县县委书记1认为，部分地区不科学的发展模式、过度追求GDP的考核机制导致了一些漠视和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的出现，特别是一些工业不发达、依赖土地财政的地区更是如此。
　　专家和基层干部群众都反映．取消农业税以来，以征地为核心的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村冲突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3．环保部于2011年5月底公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表明，对周边的环境状况，只有不到6成的农村受访者评价为“满意”或“比较满意”。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对农业生产、生活中产生的面源污染以及工业企业带来的各种点源污染，分别有三分之一和近3成受访农民表示不满意。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称，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显现，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农村工矿污染凸显。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有加速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调查表明，农村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冲突多集中在2004年以后，且随时间推移有上升趋势。
　　4．随着“三农”格局快速变革，农民诉求复杂多元，而相应的乡村治理在一些地方还显得滞后。干群关系疏远。也给农村稳定带来现实挑战和长期隐忧。
　　村民反映，当前部分地区路修得越来越好、干部交通工具越配越高级、电话视频等联系工具越来越进步，而干部下乡入村调研、联系群众的积极性和本领却越来越弱。据了解，村务公开在有的地方还流于形式。成为农民不满的焦点。包括贪污受贿、侵吞集体资产、处事不公等在内的村干部作风问题，也是引发不满的重要原因。
　　随着近年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农民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此过程中，较多出现因假劣农资、经济纠纷、农产品价格、看病贵、收入分配不公、农村社会治安案件等因索引发的矛盾冲突。这些领域由于涉及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更容易造成干群关系恶化。
　　针对新时期农村稳定的现实矛盾与未来隐患，需进一步破除“重城轻乡”，加快推动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与新形势相应的乡村治理新机制也有待建立。
　　5．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很重视乡村干部作风建设，广大基层干部积极投身“三个文明”建设，深入基层、立足实际，锐意改革、致力发展，发扬民主、依法办事，最大限度地加快了农村发展的步伐．主流方向是不错的。但是少数基层干部在作风建设的某些方面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组织运转出现了不少困难，无钱办事的现象比较普遍，大部分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实力薄弱，在普通农民建筑工劳务工资超越百元一天的今天，每月三四百元的村干部工资明显偏低，由此导致部分村干部精神状态不佳，村干部只是应付工作，对群众急需解决的热难点问题显得束手无策。
　　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不爱学习、不爱钻研，市场意识淡薄，接受新事物较慢，思想观念保守，工作循规蹈矩，缺乏开拓创新的勇气和魄力；有的干部安于现状，盲目乐观，满足于“步子不大天天走，成绩不大年年有”，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和入世对农业的冲击，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一些领导干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看不到市场经济体制在日趋完善，思想深处还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对新形势下农民增收和产业结构调整缺乏深入分析，跟不上党的号召和国家的宏观政策要求，不能以市场为导向引导群众致富。
　　一些乡村干部宗旨观念淡薄．为群众服务的自觉性不强，对“执政为民”、“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认识不到位，抱怨乡村干部的工作太杂，责任过多，压力过大。个别干部对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漠然视之，推诿扯皮，久拖不决，使一些简单问题复杂化，最终导致矛盾激化，甚至造成群众越级上访或过激行为。一些乡干部和村干部一碰到开展活动就讲报酬，觉得一个月几百千把块钱的工资下乡搭船乘车经不起几下折腾，因此对于又苦又累的工作不是主动承担，而是极力回避。
　　个别干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比较严重。工作作风飘浮，方法简单，习惯于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整天泡在“文山会海”之中，沉下身子抓落实不够；有些基层干部对复杂问题和热点问题工作方式简单粗暴，不愿意耐心做工作：一部分干部不愿意深入到困难的地方和矛盾多、问题大的地方，不能真正下去解决问题；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能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和总结推广群众创造出的好做法、好经验；有的干部没有把身上的担子当责任、当义务，对群众缺乏深厚的感情，想服务、会服务、能服务、提供优质服务的意识和能力欠缺，“手长袖短”的现象比较突出；有的干部工作掂轻怕重，吃不了苦，受不了累，艰苦奋斗精神缺乏，奉献意识较差；有的干部光说不干，或说多于少，重言轻行，在数字上做文章，在汇报上下功夫，欺上瞒下，不抓落实。
　　个别干部在处理村务上优亲厚友，甚至假公济私。如在宅基地审批、村集体土地承包、农村低保户上报、救济粮款发放等方面，标准不一样，条件不一致，不能一碗水端平。部分村干部将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事业或经营上，把管理村务当作兼职，不能坚持正规化办公，一些干部懒、散、拖，等、靠、要的思想严重。由于村干部家在农村，自己也是农民，长期大量的农村工作需要花费不少时间，每年领取一定的补助与付出的不相适应，使得少数村干部有吃亏的思想，不愿干和不想干，不严格要求自己，缺乏工作热情和责任心。遇到问题绕道走，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在小团体利益与大局利益发生冲突时，竭力维护小团体利益，没有正确的是非观念。个别地方发生了不稳定的问题时，农村干部不是勇敢地站出来，以积极的态度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而是临阵退缩，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态度暧昧，更有甚者是唯恐事情闹得不大。
　　6．经过多年实践，我国村委会选举工作已取得明显成效，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同时贿选、腐败和暴力选举等不正当或非法行为也在进一步增多。
　　从违法内容看，有拖延、不组织选举，任意指派、任命村委会成员和村选举委员会成员；有私填、涂改选票，聚众扰乱投票场所，抢夺或撕毁选票、损坏选票，焚烧票箱、殴打投票人；有买卖、伪造选票，威胁、利诱、限制选民投票，拒不交接村委会工作。有的地方，村宗派势力甚至黑恶势力参与竞选活动现象有所抬头，为保自己人竞选成功，采取恐吓、监视、跟踪，甚至雇凶打人等行为，侵犯村民合法权益。
　　另外，由于现行村委会组织法对村委会候选人资格不作限制，使得一些刑满释放人员、违法犯罪正在服刑人员、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当选为村委会成员。有些能力和素质明显偏低的人当选后，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无所作为，由此引起群众上访，为农村的长期稳定埋下了隐患。
　　贿选作为选举违法的一种，近几年来在我国农村基层选举中有蔓延之势。在贿选的治理上，各地遇到一些问题。一是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较差，对贿选的认定有一定难度。二是调查取证难，知情举报的选民，因碍于面子或害怕打击报复，往往不愿出面作证。
　　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法律规定不完善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相对滞后。从各地排查出来的选举“重点村”、“难点村”隋况看，因村务不公开、财务管理混乱而难以进行选举的村约占四成。
　　1998年村委会组织法修改并正式颁布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都完成了两轮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Y认为，中国农村基层选举在经历若干年后，贿选等违法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政府应该进行沉重的反思，一定要想办法解决。Y认为，村委会选举中存在的种种违法行为不是光靠立法就能解决的，其根源在于农村基层干部手中集中了太多的资源。他们通过出售村集体土地等获取大量的资金，却用来中饱私囊。
　　要彻底解决问题，应该把村里涉及产权交易等重大经济行为的权力从村委会分离出来，交给由国家派到村里的社会工作者(或称村干事)。社工具有国家公务员身份，由政府发工资，监督并协助村长管理村务，负责管账。村长领导的村委会则专门负责村公共事务的管理。
　　“只有当村干部的手里干净的时候，村委会的选举才能变得干净。”Y说。
　　7．近年

一、给定材料
　　
　　材料1：
　　
　　19世纪末的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中称中国人是“漠视时间的民族”，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加快的现代化转型，中国逐渐变成了世界上最忙碌的国家之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从紧张的节奏中解脱出来，享受闲适。有学者表示，这种心理的变化轨迹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体现了后工业时代的幸福导向型生活。随着这种观念的流行和它所催生的产业经济，未来人们会有更加丰富多彩的选择。
　　
　　A市位于我国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是一座以旅游立市的小型城市。近年来，该市以休闲生活为旅游新卖点，提出“在这里正大光明地浪费光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必须做的，只需随心住下，随性闲游”等旅游消费主张来吸引游客，受到游客们的青睐。
　　
　　2016年，A市新市长上任后，经过调查研究，系统提出了“打造休闲生活旅游城市，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的构想，重点围绕本地旅游资源，加强规划建设，将现代化理念与传统生活方式相结合，进一步打造“四季如春、休闲养生”的旅游生活城市，使游客和本地市民在这里不仅可以享受现代化带来的各种便利，更可以过上一种健康闲适的幸福生活。这一构想的提出得到了市民的支持。
　　
　　某地以城市主干道为中心的部分城区被辟为了供市民体验的休闲生活街区。然而，街区内外可谓冰火两重天。一方面，街区内骑自行车的人、步行的人、摆地摊的人，悠然自得；另一方面，在范围更广的周边路段，平常就不顺畅，再加上很多出行的私家车分流至此，拥堵状况可想而知。本来周末出门，很多时候就是不得已的，有的是要加班，有的是趁休息去超市采购或带孩子短途旅游……开车出来就是为了图个快、图个方便。现在速度确实降下来了，人们的心里恐怕只有更多的焦躁，还何谈享受生活呢？这种矛盾值得人们深思。
　　
　　事实上，要想让人们在某一种生活状态中得到享受，那首先得是人们的自主选择，而只有依靠整体性的社会发展，人们才有充分的选择权。法国于1998年首倡“无车日”，那时法国人均GDP就已经达到24000美元，每周工作时间更是少到让人艳羡的35小时。反观中国目前的情况，2014年人均GDP刚超过7000美元，相当多的劳动者为了体面的生活，连法定的带薪休假甚至双休都放弃了，此时就谈休闲生活，未免过于奢侈了。
　　
　　倡导休闲生活，要以现实为基础，尊重公众的选择权，尤其要避免给公众“添堵”。倡导要发挥作用，靠的是公众的自觉响应。如果不顾现实情况，违背人们的自主意愿，倡导活动不仅无法落地生根，甚至会因为给公众“添堵”而招致反感。职能部门工作要做得更精细，考虑要更全面，让公众真正感受到好处、享受到便利，所倡导的休闲生活就会成为人们自然而然的选择。
　　
　　材料2：
　　
　　当下社会，一切都和速度直接挂钩：飞机当天往返，火车夕发朝至，教育要趁早，就业要抢先，毕业就买房，爱情变速配。新世纪以来社会变革加快，利益结构调整，人们的经济地位被重新洗牌，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使很多人心浮气躁，这与转型期带来的阵痛密切相关。
　　
　　以往，只要是名牌大学毕业，就不愁找不到称心的工作；现在，城市化进程的不平衡性导致大城市人口拥挤，选择“好”职业的难度加大，即便是名校硕士、博士，找到的工作也不一定合意。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占得先机，大学生纷纷成为“考证族”。王某是一名法律系在读研究生，刚刚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拿到了法律职业资格证。研究生还没毕业，为什么现在就急着参加司法考试？王某说，有了证，马上就能在律师事务所实习，就业时就能抢先一步。
　　
　　在互联网时代，每天遇到海量信息，面对各种诱惑，身处不断的比较中，很多人担心被时代落下，害怕被别人超越。赵某是某IT公司软件工程师，最近刚跳槽到另一家规模更大的公司。大学毕业不到5年，他已经换了3份工作。“房价涨，收入低，晋级慢，在网上看到别的公司待遇更好，就想通过不断跳槽寻找新机会。”赵某说。
　　
　　大城市居不易，单是房价就已经透支了很多人大半辈子的财富，再加上高昂的教育费、医疗费等，一个人不拼命工作还真不行。某微博用户晒出一张图片：“山东某知名IT公司要求员工申请自愿放弃年休假，实行6×12小时工作制：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春节、国庆等长假期间也要随叫随到。”面对如此苛刻的要求，却有不少人积极响应。一位响应者说，“对我们年轻人而言，大学毕业后能前行多远，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问题，如果没有父辈的外部支援，自己又不使劲上位，很难在大城市站稳脚跟。”
　　
　　美国发明家富兰克林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作为大工业时代的座右铭，影响了整个世界。快速、高效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自觉不自觉的选择。现代社会物质条件的进步也加剧了人们的这种心理。电话不普及的时候，人们已经习惯了几天才收到一封信，但在手机随处可见的今天，几分钟内对方没有回短信，人们就会嫌慢；在自行车与有轨电车还是主要出行工具的时候，等半个小时的公交车不足为奇，但现在，出行越来越便捷，却连打的都还忍不住叮嘱司机开快点。互联网的出现更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速度更快，变化更多，时间的价值更宝贵。很多人习惯了24小时开机，习惯了半夜被人从梦中叫醒谈工作，习惯了长期频繁加班。这种生活给现代人带来物质回报的同时，也导致了精神的疲惫和身体的损害。某网站的调查显示，我国已成为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人均劳动时间超过日本和韩国。一些白领虽然报酬较高，但白天夜里都要紧张工作，生活很不规律。有人估算，我国每年因过劳去世的人多达60万，其中媒体人、科技工作者、互联网企业员工死于过度疲劳的比例最高。
　　
　　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不能跟发达国家比，确实需要加快发展、早日富强，而且在中国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人民群众有改善生活的强烈需求，这是中国社会保持较快发展的内在动力，处于这样的历史阶段，想要控制发展速度并不容易。因此，根本的解决之道不在于刻意放缓发展节奏，而在于防范快速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失衡。政府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创造更畅通更多元的发展通道，减轻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同时，个人也要积极调整心态，特别是年轻人初涉职场，要学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和平衡点，留出空间去调整身心状态，审视事业的计划和目标，体会人生的意义。
　　
　　材料3：
　　
　　H集团张总在一次中层干部会议上问到：什么让石头漂在水面上？答：速度，速度能使沉甸甸的石头漂起来。H集团对“速度”的执著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贴满集团工厂、办公室各个角落的是集团的行动理念“迅速反应，马上行动”。H集团是“速度”最忠实的践行者和最大的受益者。“速度能使沉甸甸的石头漂起来”的潜台词是速度可以创造奇迹，速度可以以弱胜强。H集团诞生的时候只是一家破败的工厂，家底几乎是一穷二白，而实力强大的、国际级的竞争对手早已群雄环伺。H集团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在强势洋品牌的夹缝中发展壮大，成为了行业的标杆企业。一个服务商对H集团的速度感触颇深，有次下午，他刚在H集团总部确定营销方案，第二天飞回北京，吃惊地看到北京的卖场里这套方案的活动物料就已经全部布置完毕。
　　
　　F公司曾作为餐饮行业的一匹黑马，在短时间内扩张到700多家店，可是标准化缺失的扩张使其产品质量和口碑迅速下滑，不得不壮士断腕，将门店数缩减了一大半，又回到了起点。无独有偶，J集团看到房地产市场前景广阔，迅猛扩张，销售金额、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长，可是净利润却较上年明显减少。由于J集团无暇顾及细节管理与体制更新，风险控制机制也没有及时完善，成长节奏被破坏，本该大步向前的公司步履艰难了起来。
　　
　　材料4：
　　
　　商场如战场，一旦错失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就可能导致企业陷入困境。很多大公司从辉煌到暗淡的退变都让人唏嘘。在某知名电脑厂商M公司，要想将一张桌子从一楼搬到三楼需要3个月的时间。在那里，为何搬、谁来搬、怎么搬都必须层层汇报和批示。企业做大后，有时候就会出现“大公司病”，反应迟钝，行动缓慢。个人电脑的概念是由M公司首创，但当其他电脑公司的同类产品迅速崛起并占领市场后，M公司的个人电脑却几乎被人们淡忘。作为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企业，M公司曾是整个科技行业的风向标。许多电脑行业今天盛行的理念都来自于这家企业，但是它没有及时把这些理念付诸实践，后来这些理念被竞争对手借鉴并发扬光大。许多大公司并不是没有机遇和环境，但它们常常迷恋过去的辉煌，满足于既有经验，因而错失转型良机。当年某品牌手机曾盛极一时，然而它死守自己的模式，不屑于手机智能化的时代潮流，导致陡然衰落，被其他企业收购。有些失去辉煌的公司很不甘心：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输了。
　　
　　1987年，国际餐饮巨头K公司在中国开设第一家店，5年后仅开了10家店。这5年K公司在干什么？他们在摸索中国市场规律，调研中国人的口味特点，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架构。等到K公司的经营体系完全与中国市场磨合适应，扩张才突然加速。从100家店到400家店，从800家店到1500家店，他们仅仅用了一两年的时间。
　　
　　W公司是一家互联网企业。2010年，该公司李总曾放言互联网企业的高增长可以持续10年；2013年前后，公司果然以200%、300%的年同比增长率在膨胀；2015年，李总公开宣称公司的发展策略仍然是扩张、扩张、不断扩张。但很快，李总改变了公司大举扩张的策略，他说“还是要脚踏实地，很多企业想一口吃胖，很容易‘撑死’”

1．在2005年9月召开的全国实施公务员法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努力在实践中培育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格尽职守、廉洁奉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公务员精神。
2．公务员精神是公务员的政治素养、思想作风、道德情操、工作态度、精神风貌的综合反映和集中体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公务员队伍一贯的严格要求，既是对长期以来广大公务员崇高精神和优秀品德的创新概括．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公务员新的要求；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吸收了当代政治文明先进思想成果；既是公务员应该具有的职业道德。又是平时工作中必须遵从的基本准则。
3．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是公务员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这就是要时时处处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大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上，坚持以自己的全部工作为党分忧、为国建功、为民造福。“格尽职守、廉洁奉公”是公务员作风建设的关键，就是要以对党和国家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忠于职守，勤勉尽责．努力提高适应本职工作需要的能力和水平，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树立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的良好形象。“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是公务员能力建设的重点，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事实求是、与时俱进。坚持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少说空话，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式主义、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促进发展，造福群众。“顾全大局、团结协作”是公务员做好工作的保障。就是要增强全局观念，坚持以大局为重。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努力营造心齐气顺、团结奋进、干事创业的氛围，加强团结、大力协同、做好工作。
4．近年来．随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逐步完善，公务员精神的培育日益受到重视，并逐渐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来进行建设。2002年国家人事部颁布了《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对公务员履行职责。执行公务中应遵守的行为规范作了明确规定．其主要内容有：一是政治坚定；二是忠于国家；三是勤政为民；四是依法行政；五是务实创新；六是清正廉洁；七是团结协作；八是品行端正。
5．公务员精神是公务员行为规范的核心．新形势下培育和弘扬公务员精神意义重大。国家人事部副部长尹蔚民在2006年上海召开的公务员精神研讨会上指出：培育和弘扬公务员精神，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树立正确政绩观，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本质要求，是在公务员队伍中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要措施和具体体现．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迫切需要。而加强公务员能力建设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掌握与所从事的业务工作下相适应的专业知识，不断提高促进发展、推动改革、维护稳定的本领；有利于广大公务员不断提高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水平．提高把握大局的能力、创造性开展工作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从而促进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各专业之间的协作要求也越高，团结协作逐渐成为公务员的一种能力要求。
6．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从立法的角度对公务员精神不仅进行了详细阐述．而且还把它落实为具体的法律规定。公务员法第十二条规定了公务员应当履行的九项义务：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认真履行职责，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忠于职守，勤勉尽责，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遵守法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清正廉洁，公道正派；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7．对于从政者所应该具有的精神。古人多有论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说明人们早已认识到了法律与道德的互补关系，古人云：“政者，正也”；“临患不忘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等等，都在倡导着一种精神。从《汉书》中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精神的提倡，加上中国古代严密而系统的吏治制度，在历史上确也造就了不少“廉洁奉公”、“为民请命”的清官良吏。古有澄清吏治，今有执政使命。民族性和文化性的遗传密码是很难割断的，公务员精神就是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8．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权力崇拜”现象，这一直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尤为厉害。几千年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以其特有的渗透力注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官僚主义沉疴难除．也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重荷。囿于历史原因．中国历史上在政治统治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之丰富是世界上罕见的，但在政府公共治理方面所积攒的历史遗产并不多。
9．现代意义上的公务员制度产生于西方国家，自19世纪中下叶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演变，已经发展成为一项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普遍采用的人事行政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也开始重视行政伦理建设。英国通过“新公共管理运动”来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和完善政府职责引用一定的竞争机制来提高政府的工作绩效，“公众是顾客，政府为顾客服务”纠正了公务员一些不端正的行为和态度，促使政府不断改进服务方法，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美国通过制定公务员道德规范的法案，提出了14条伦理行为准则，完善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监督机制，促进了公务员道德规范和措施的落实到位。新加坡政府在廉政建设方面卓有成效。其“立法明确、执法严明”的严格法律执行标准为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建设提供了保障。
10．现代行政伦理更关注权力的公共性和服务性，并以此对权力行使进行反思、规范和引导，促使权力用于公众的普遍幸福，而不只用于少数人的幸福．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固然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中。但更要适应世界行政现代化的趋势。以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自身改革为重点，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公共事务管理的水平，迫切需要公务员精神来支撑。这也是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和有力的抓手。
11．济南交警在公务员精神的展现方面是一个良好的典型。“为人民管交通”成为交警队伍的精神支柱，执勤干警不论严寒酷暑，都坚持一丝不苟，毫不懈怠。一个班次要做七、八百个转体、手势动作，再苦再累，绝不变形走样，被群众誉之为“泉城一大景观”。干警们立足岗台坚持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市面所有岗亭都竖立了“有困难找交警”的告示牌，设置了“为您服务”栏、便民服务箱。广大干警在热情服务中严格执法，在严格执法的前提下热情服务。执勤中一律使用文明用语，不讲服务禁语，做到礼貌纠章，把处理违章的过程。变成宣传道路交通法规和群众自我教育的过程。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以来，全支队为群众办好事实事万件。交警的良好形象为群众所理解和感动，全市有多个单位开展了“向交警献爱心”活动。
根据给定的材料，概括出材料所反映的主要内容，字数不超过200字。

材料1
　　丰收的季节，陕北高原到处是红彤彤的苹果。63岁的赵家村村民老赵看着果实，满眼的喜悦。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四十年来他用劳动创造了财富，改变了全家的生活状况，也见证了他们村乃至黄土高原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7年，来自远方的“包产到户”消息传遍了黄土高原的每个乡间田野，大家都期待的分田到户，让老赵看到了希望。“把地分到户以后，村民干劲十足啊！天不亮全家有劳动力的都上山劳动，直到晚上看不见才回家。山地上全部种的是小麦、高梁、谷子等粮食作物，平地上家家户户都种白菜、萝卜等时令蔬菜，不到三个年头，交过公粮后自家的粮仓再也没有空过。”老赵说，从那时起，孩提时代憧憬的顿顿吃白面，成为了家常便饭。“早上吃白面馒头，下午吃白面面条，招待亲戚客人再也不用问邻居家借了，肉也不再是过年的奢侈品。”老赵回想着过往脱口而出。
　　经过几年勤劳奋斗，老赵家里吃的穿的都解决了，口袋里也有些余钱，他就开始着手住的问题。在村里，盖新房不止是老赵一家，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农村开始兴建住所，改善居住环境。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早已是陈年往事，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机成了普及品，网络、汽车和智能设备走进农户家中，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政府的宣传引导和自己思想转变下，他开始放弃种植小麦转而种植苹果，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种麦子你吃啥呀？”“咱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好把式，种苹果能行吗？”当初许多村民劝他的声音依旧耳旁环绕，然而“一根筋”的他并不为所动，坚持走自己的路。
　　“种苹果也是辛苦，但是钱袋子鼓起来了呀！”老赵说，现在十亩苹果每年可收入八九万元，尝到种植苹果甜头的他继续扩大种植规模，还添置了许多果园农业机械。他指着远处的山峁说，那边有他新建的十亩果园，等新园挂果，他的收入可以再翻一番，即使将来老的干不动了，二十亩果园流转给他人坐收流转金，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站在老赵家门口，大门左右角上的两只洁白陶瓷鸽子造型栩栩如生，枣红色瓷砖上写着“吉样如意步步高，一帆风顺年年好，家和万事兴”。走进院内，硬化过的院落再也不怕雨天泥泞不堪，水龙头一拧白花花的自来水流个不停，干净整洁的玻璃替代了过去糊窗用的麻纸，院子一旁新建的果库也即将投入使用，整个院内散发着勃勃生机。站在村口往村里看，一排排窑洞跟城里的小区一样，整整齐齐。
　　“真是没想到我现在也能过上这样的日子，”老赵感慨道，“想跟老伙伴唠几句，手机拿起来就打。想看看新鲜事，微信上多着呐。想到县里买东西，村口一天有好几辆班车。村里还建了一个图书室，摆上了科学种养殖的有关书籍。晚上，大伙自发集合在村民广场，交流交流各自的想法，也有了休闲的好去处。这两年，大家还结成团，到北京、内蒙转了转，可开心啦。”
　　2016年，老赵被推选为乡贤，从此他的劲头更足了，不但循循善诱地教育人，还耐心地帮助村民调解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2017年11月，村里一户人家的3个儿子因为照顾老人发生了纠纷，老赵和其他5名乡贤凌晨2时还在劝说。他回忆说：“坐在一起说不通就分头说，给他们讲道理，想解决办法。”最终，经济条件好的三儿子出钱，给照顾老人的二儿子经济补偿，大儿子每天来陪老人2小时，纠纷就此化解。
　　“改革开放富百姓，党的政策暖人心；发展是条致富路，奔向小康永不停。”这是老赵经常念叨的一首打油诗，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党的政策引领下群众脱贫致富的心声。
　　材料2
　　2015年，39岁的李某被派驻到大山深处的林沟村担任第一书记。今年春节，他仍然驻在村里，“村里的事太多了，回不去。”怀着内疚的心情,李某给老婆和8岁的孩子虎子写了一封家信。以下就是这封家信。
　　亲爱的老婆、孩子：
　　刚起个头，我竟然不知道从何说起。脑子里一闪而过的是4年前我出发到林沟村任第一书记，你们站在门口送我的场景，当时我对你们说：“离得也不远，就两百来公里路，我会经常回家的。”
　　尽管我这么说，但我记得你眼中闪烁的泪花。我们都清楚地知道，两百多公里的距离，不可能经常回家。大多数时间，你将独自面对常年身体不好的老人、孩子上学接送和干不完的家务，况且还要工作。你说，我们都是党员，当国家需要时，只能上。这句话给我多少底气！
　　到村之后才发现，林沟是名声在外的贫困村，从镇上到村里还得近一个钟头的山路，且是那种勉强能通过一辆三轮车的土路。第二年春天，你们来看我，沟里漫山遍野的山花正长得疯狂，小虎子开心地追着蝴蝶跑。可他不知道，这是他爸要经常走过的路，碰上下雨天还时常塌方。走在泥泞的路上，你帮我分析如何打开工作局面，建议我从修路做起。我来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把这条路给弄好。在镇里的帮助支持下，这条路终于得到拓宽硬化，村民们从镇上回村的时间缩短到20分钟。现在，我喜欢徒步进村，踩在结实又平整的马路上，觉得很有成就感。
　　我还想到，你们下次来，我们一家人会一块沿着这条路回村，你的脸上也将充满着自豪。
　　你们一定能理解我这种心情，对吧？记得有很多次，我很晚才给你们电话，那是因为村里那段时间太忙了，白天要弄我的“林沟乡村之声”，把林沟的新鲜事，老百姓爱听的戏曲，县里的新闻和国家大事做成广播节目，在村头的大喇叭上播放。晚上，我还要入户走访，了解村民最近牛养的怎么样、水龙头有没有冻住、家中病人身体有没有好转。不久前，当你从电视上看到：林沟村通过发展养殖产业，贫困户人均收入达3800元，实现了整村摘帽脱贫，我荣获2018年全省脱贫攻坚贡献奖的新闻后，高兴地第一时间给我电话，我仿佛看到了在电话那头比我还激动的你。
　　你们还记得村里的五保户周大爷吗？我带着你们去看过他。他75岁的年纪，家里就他一个人，身体也一直不好。有一次我们去他家，他问我几点了，盯着我的表一直看。抬头一看，才发现他家连个挂钟都没有。出门前，你把我的表摘下来送给他了。我记得周大爷一边摆手连声说不要，一边又露出羡慕的表情，这对我触动特别大。除了同情，还有深深的自责，我所在的村子，竟然还有人连看时间都是奢望。
　　从那之后，我更加努力工作，你们肯定能看得出来，因为我回家次数更少了。无数个夜晚，我给你们打电话，你低着声音对我说：“虎子已经睡了，明天再说吧。”
　　上个月，小虎子半夜高烧40摄氏度，严重到手脚抽搐。你一个人六神无主，慌乱中给我打电话，却没打通。无奈之下，你打120把孩子紧急送到医院。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这个事，隔着电话，我都能感受到你的无助。
　　你知道，我本来是一个很爱说笑的人，但自从来了林沟，我变得像这个大山里的人一样内敛。借这个机会，我想给你们补上一句心里话，这是我一直欠你们的：“老婆，虎子，我非常对不起你们！”
　　4年了，我的车去的时候是4.8万公里数，现在是20多万公里数。我习惯了蹲在村头吃一碗简单的粉条和土豆烩菜，也习惯了坐在冬暖夏凉的窑洞里，和大家用当地话拉一拉家常，你觉得我“还沾（行）吗？”
　　小虎子期末考试的成绩不错，我挺高兴的。他一直吵着让我带他去长隆野生动物园玩，可我一直没有时间。等过完年，我就能回去了。那时，一定要在开学前带他出去转转，兑现一个父亲的承诺。
　　我想告诉你们：我爱你们，谢谢你们的理解和支持！
　　材料3
　　2018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明后两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交汇期。”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有一股重要依靠力量，他们就是新型职业农民。截至目前，中国新型职业农民人数已突破1500万人，预计2020年将达到2000万人。
　　澧水之滨，有一个知名的锦绣千村。锦绣千村的故事也是一位普通农村妇女高某用25年时间成为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的故事。
　　高某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兄弟姐妹9人，她排行老八。14岁那年，为了让哥哥妹妹继续读书，她主动放弃学业回家务农。
　　2008年，她外出学习考察后认识到：只有创立品牌，抱团经营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于是，她将自己的农资公司改为锦绣千村植保有限公司，将单一的农资销售模式打造成综合型农业服务平台。传统的销售门店变身为服务三农的载体，123家连锁配送网点延伸服务，统一采购、配送、定价、销售。
　　“让土地换一种种法，让农民换一种活法。”高某离梦想越来越近了。
　　2011年，她带头率先创办了锦绣千村农作物种植合作社，致力于打造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平台，为成员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及产业资金互助一条龙服务。合作社为成员采集农资产品价值逾20亿元，集中育苗2万亩。
　　随后，她又创建了现代农业创业孵化基地，为家庭农场、小微企业等提供生产经营场地和集中育秧、病害防治、仓储物流等服务。目前，基地已孵化水稻种植、家禽养殖、农机服务等企业45家、带动就业1528人，初步形成了以种养业为主导，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创业态势。
　　“与其说农民是我的身份，不如说是我的职业。”高某说，现在搞农业，不能只懂埋头种地，想致富，还要学会跟市场打交道，搞多种经营。
　　“贫穷根在思想和观念，扶贫得先扶志和扶智。你的思想转变了，你想干嘛我都支

假如你是某报社记者，请根据“给定资料3”，以“打造‘水清、水活、水美’的‘活力水城’”为题，写一篇报道。
要求：（1）内容具体、全面；（2）语言流畅，有逻辑性；（3）不超过500字。

材料1：“禁”还是“限”？这似乎仍然是个问题。在已决定对烟花爆竹适度开放的北京，人们还在谨慎权
衡，精神快乐与安全环保谁更重要，如何才能鱼与熊掌兼得。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9月14日在此间召开燃放烟花爆竹立法听证会。虽然所安排的听证事项是《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中关于限放地点和时间两个具体问题，但是，来自编辑、律师、职员、学生等各行各业的16位陈述人所关注的范围却远远超越于此，旷日持久的“禁”与“限”之争再次激烈展开。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对立双方所关心的问题高度一致：解禁后的北京应如何保证安全与环保。听证会上，虽然陈述人之间的观点交锋激烈，但是无论“主禁派”还是“主限派”，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发生的巨变，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已不再仅仅是个人记忆中温馨美好的快乐之梦，而成为一个伴随着诸多现实困扰的公共问题。
首先，北京成为一个人口密集、资源紧张的超大城市，公共安全成为最无法忽视的问题。公司职员魏京民说，从1993年至今，北京的城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车辆不断增加，犯罪时有发生，火灾的隐患更多，大家可以想象，当爆竹像炸雷一般地炸开，将造成多么可怕的危险和污染。其次，由于缺乏法律规范，能量与日俱增的爆竹，越来越令人感到恐惧。今年66岁的退休工人王崇礼说，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在北京过春节，回忆大人小孩一起在四合院放爆竹的情景历历在目。但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放小鞭小炮，很少见到伤人的事故。但今非昔比，有些能量大的爆竹甚至能赶得上炸药。此次听证的具体事项包括以下两个内容：《草案》中关于“本市五环路以内的地区为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地区，五环路以外的地区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草案》中关于“在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地区，每年农历除夕至正月十六，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有趣的是，出于对现实利益的平衡考虑，在政府趋向宽大的法规面前，七成以上的陈述人都提出：允许燃放的地区范围可以再小点，允许燃放的时间可以再短点。职员李全利说，《草案》中对限放区以五环路为界的规定不全面。因为，现在北五环以外的居民也很密集，建议可将此条改为在本市五环路以内，以及居住稠密区等都规定为限放区。律师黄海说，《草案》关于时间的限制过于粗糙，没有考虑到老年人和体弱多病人的休息权，建议将其进一步进行细化。比如考虑中国人有守夜的习惯，除夕可以24小时燃放，正月初一至十六则规定21点至24点禁放。还有多位陈述人建议，应由政府出面，在节日期间组织专人统一进行燃放，减少个人的随意行为，以此减少安全隐患。听证会前，北京市政府以及人大有关部门通过座谈会、民意调查、网上公开征集意见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民意，并在媒体上进行了充分报道。由此，人们明显感受到一种变化，那便是各种观点不再是截然对立的，更是趋向交叉甚至融合。
材料2：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北京市对于上述两个十分具体、且人们普遍关注的法律事项进行听证，是非常有必要的，并值得赞许的。他说，这可以使人们与即将出台的新法进行充分互动，听证既是听取民意的过程，也是民意消化和接受法律的过程。在进行公开、透明、广泛的意见征集后，政府降低了决策风险，百姓也提高了对新法的认识，有利于未来现实的执行。2005年春节，北京市民终于又可以“爆竹声中辞旧岁”了——这是13年来的第一次。9月9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取消实行13年之久的禁放令，改全面禁放为局部限放。种种迹象显示，京城“禁改限”很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人们不会忘记，1993年年底，正是在北京下达“禁放令”后，全国数百个城市闻风而动，纷纷设定燃放禁区。10多年来，共有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282个城市禁放烟花爆竹。无疑，“放炮年”的到来是尊重民意、顺应民心之举。即使是反对解禁者，也不得不承认“禁改限”具备广泛的民意基础。据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统计，86.3%的北京市民赞成放开对燃放烟花爆竹的限制，其中92.4%赞成在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周继东也表示，修订禁放规定主要是因为近年来群众关于解禁的呼声越来越高，春节期间“顶风放炮”的现象逐渐增加。但是，在为立法者尊重民意叫好的同时，有关人士提醒，不要忘记当年的“禁放令”在当时也是“顺应民心之举”。“千万别忘了，当年我们是因为什么而禁放的。”北京退休干部沈有海说，“与10多年前相比，许多情况已经改变。但也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包括当年禁放的一个重要理由：燃放爆竹所带来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材料3：2005年春节期间，仅北京就因燃放烟花爆竹551人受伤，发生火灾多起。来自国家环境检测部门的信息显示，春节期间全国各地大气污染综合指数也多呈上升趋势，一些城市的大气质量连续数日为重度污染、中度污染。而环保专家分析，“罪魁祸首”便是大面积、集中地燃放烟花爆竹后生成的二氧化硫气体。23岁的媒体从业者王林认为，虽然市民支持“禁改限”者居多，但依据以人为本的原则，要求安宁生活的权利应大于娱乐权，不能简单以“民意多寡”论高下。爆竹声会对老、幼、病、弱人士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有关部门也应该关注这些“少数派”的利益。不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不得不考虑13年前“禁放”立法者已经考虑过的问题：面对烟花爆竹，城市如何保证安全与宁静?
材料4：一位市民在北京市政府网站“首都之窗”上留言，希望政府认真考虑几个问题：解禁后容易发生
安全事故;空气污染和噪声污染必然会增加;影响市区交通，增加交通管理、消防设施和人力等成本。前车之鉴就在眼前。2005年春节，河南郑州先于北京解禁。结果，从农历腊月三十(2月8日)到2月l5日，郑州急救中心每天接到140多起求助电话，其中燃放烟花鞭炮致伤占2%～3%，甚至有儿童被爆竹炸死。来自有关部门的反馈称，北京市公安机关正在制定关于对违反烟花爆竹燃放规定现象的有奖举报办法，质监局正在起草准予燃放的烟花爆竹品种和规格，而安全生产局正在起草关于烟花爆竹专营的办法。“立法能够反映民意民情，当然是好事。但是，良法必须落实到位，必须有相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一些市民担心，管理的不到位将会造成诸多问题。毕竟，烟花爆竹所带来的污染、火灾等现实威胁，不会因为“禁改
限”而改变。
材料5：在过去“禁放”的12年中，很多人确实感到被禁掉爆竹声的年越过越没劲。于是，一些人不辞辛劳跑到郊外去过瘾，另有少数胆大者则不惜为放鞭炮而甘冒违法被逮之险。这样冒险偷放的爆竹声，至少笔者每年都能听到不止一起。而申奥成功那天晚上，欢庆的鞭炮就更是理直气壮地响到了凌晨3点。这尽管同样是“违法”的，却表明，在中国人心中，确实没有什么方式比燃放鞭炮更能表达喜庆的情绪、渲染喜庆气氛的了，爆竹声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吹呼声。因此，北京市政府顺应多数人的意愿，在充分听证的基础上将“禁放”条例改为“限放”条例，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民俗的的尊重，也是对民众精神需求的尊重。然而，在充分肯定“禁改限”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必须指出的是，“限放”绝不是全面开放，更没有鼓励多“放”的意思，“放”的时间、地点都是有限制的，对此，除了老百姓应该明白外，还特别需要政府有关管理部门认真依法把好“限放”的关。可从去年12月1日新条例实施后的情况看，这个关能否切实把好，可能还真不是一件好打保票的事情。有事实为证，自元旦以来，笔者居住的小区附近就已没了任何限制，不分白天晚上总时不时就响起一阵“噼吧”声，却从未见有管理者、执法者来干涉。这多少有些令人担心。如果因管理不到位，光指望老百姓“自律”，最终“限放”之“限”变得如同虚设，那不仅法规的严肃性将直接受到挑战，由此引发的安全事故也恐有上升之虞。这无疑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从这一点来说，与“禁放”相比，“限放”将更考验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能力，从对烟花爆竹市场的管理，到对违“限”放炮者的处罚，从消防安全保障，到燃放遗留物的及时清理，哪个环节都马虎不得。这样才能真正将一件顺应多数民意的好事办得让人满意。在“禁改限”后的第一个春节，政府能交出一份让市民满意的答卷吗?
材料6：新年将近，与烟花爆竹生产、运输、销售、存储相关的地区、部门和单位都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准
备。同时也有几则信息让人心惊：今年1月至11月，全国发生烟花爆竹伤亡事故87起，死亡187人。而国家质检总局最近对全国十个省、自治区的监督抽查表明，近五成烟花爆竹存在质量安全隐患。这些情况向人们发出警示：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和消费中的安全问题须高度重视，防止一些地方“禁放”改为“限放”后，因麻痹大意导致事故增多，让节日的欢乐成为悲剧。
材料7：应该明确的是，燃放烟花爆竹是一件有利有弊的事情。也确实是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去满足另一些人的愿望。如果该限的限不住，就难免弊大于利，给居民生活和城市环境带来更不利的影响。因此，“禁改限”措施还将继续经受考验。
根据材料讲述的问题，写一篇1000-1200字的文章，要求主题明确，中心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