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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某市居民对几年前的一场暴雨记忆犹新。那天是周六,市民们入网后舱的周末一样逛街、聚会、休闲。张艺谋大片《十面埋伏》的首映式正在这天举行,大批倒票的“黄牛”憋足了劲要大赚一笔。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让所有在外面的人狼狈不堪。那天下午16时左右,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顷刻之间降下瓢泼大雨,不到两个小时的降雨让全市交通陷入瘫痪,立交桥下积水深达2米,公交车、小汽车变成了船。类似的事件,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曾出现过。市政建设与城市改造不同步的现象至今仍然是个不小的问题。有专家表示,以应有功能来衡量,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市政公用事业连“健康”都算不上。
  截至2009年4月,中央的4万亿投资已经带动了地方30多万亿元的投资。从4万亿到30多万亿,这些保经济增长的投资都流向了哪些领域?资料显示,铁路、公路、航空、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医改、住房保障等民生工程都是投资的主要流向。例如某市新增投资60亿元,主要用于轨道交通、中小企业和农业,其中20亿元用于高铁的征地拆迁。某省拨付90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和基础设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某省组织了3300亿元投资,主要投向千亿基础网络工程、千亿产业提升工程和千亿惠民工程。其中惠民工程主要指配备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本服务设施。但有专家指出,各地似乎都缺少了对城市公用事业的关注,而中国仍处在市政设施相对不足且市政设施需求迅速增长的阶段。尽管投资中有用于城市公用事业的部分,但比例很小、规模不大,尚不足以体现城市公用事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作用。这位长期研究城市公用事业的专家说,城市公用事业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公益性,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市政公用事业包括城市供水、集中供热、垃圾处理、市政道桥、公共交通、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管道燃气八个方面的市政设施建设。在城市基础设施中,城市公用事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初期,讲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讲得比较多的是改善投资环境。路桥、通讯、水、电、气、热等设施有了,投资者就愿意去投资,没有就没有人愿意去投资。市政公用事业对经济发展具有先导、基础的作用。作为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载体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建设并管理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引导人们自觉爱护、维护这些设施,对促进城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对城市功能、质量的提高和城市现代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据统计,目前全国的城市市政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在1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的比例在2%以上。某专家指出,因为城市道路、供水、燃气、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建设任务仍然艰巨,在目前的投资规模基础上,投资扩大1倍,达到2万亿元的规模,也很难说就能完全解决问题。我国城市化进程仍处在迅速上升阶段,公用事业的资金缺口仅仅依靠政府单一的财政投入显然难以填上,公用事业的供给严重滞后社会的需求,成为经济起飞的瓶颈。因此,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城市市政投融资机制。这要求进一步放开市场,积极推进城市公用设施的市场化改革。现在全国有五亿多城市人口,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全国城市人口将达到9亿多,这对城市公用事业将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对投资者来讲,也是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摸索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的道路,一些吃皇粮的城市公共事业单位开始断奶,2002年12月,原建设部颁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在市政公用事业逐渐放开的过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据南方某省统计,城市公交40%的产权,城市供水50%的产权,城市燃气80%的产权,已经转让给民营资本或外国资本。
  从2002年开始,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型外资水务集团开始进入中国,以巨资收购水厂。这些跨国公司的收购举动一度让国人困惑不已。例如2002年5月,为例雅水务集团斥资近20亿获得S市自来水工资50%的股权,经营期限50年,而转让评估价为7.6亿元,威立雅的报价超过评估价近两倍。2007年8月,Y市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招标,中法水务集团以8.95亿元中标,报价为资产价值的5倍左右。外资这种溢价收购手段,让国内很多地方政府兴奋不已。然而,国内水厂真的这么值钱吗?有学者指出,外资这样的溢价收购意味着将来要成倍地赚回去,负担最终会不同程度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随着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开始出现。2008年1月,某市300多辆公交车停运,致使全市70多玩市民出行困难。造成停运的原意在于公交民营化运转不良。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在原建设部文件出台后,很多地方政府就开始卖水厂,要门是跟外资合作,要么干脆一卖了之。他认为,公交线路、水厂卖出去,本身没有错,但基础分析巩固中欧没有做透,只想到有人买,政府还能有些收徒,卖完后却没有人管,这样一来损失的是国家,伤害的是消费者。很多地方在打开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大门之前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位人士说,特许经营,就是在市政公用行业中,由政府授予企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某项市政公用产品或服务进行经营的权利,政府通过合同协议或其他方式,明确政府与获得特许权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国外开展这类经营一般先要立法,而我国则跳过了这样的程序,而且政策法规、标准、管理措施、管理能力都不配套。公用事业中有一部分注定是没有效益的,这就不能打包全卖出去,而需要政府投入才能搞起来。不能都交给社会资本经营,更不能放任其赚钱,不对其进行管理。
  3.2009年7月31日,L市举行“城市供水价格改革调整听证会”,参会的18名听证代表中,17名代表同意水价调整,只有1人提出“最好不要提价”。消息一出,社会哗然。有网站展开了“如何看待L市水价上涨”的调查,超过80%的网友投出了反对票。8月4日,L市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消息,邀请网民参加一场“关于供水价格改革调整”的座谈会。会上,L市发改委拿出了2套水价调整方案,但无论是哪一套,基本水价的上涨幅度都超过了40%,这让很多人感到接受不了。有的市民说:“L市不缺水,为什么还要涨这么高?6年不调价不代表可以随时上调40%。”
  记者进行了统计,实际到会的网民代表59人,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讨论中,39人发言。其中9人鲜明地反对涨价。与网民调查超过80%反对水价上涨形成发差的是,现场有16人明确表示赞成有条件地调整水价。反对涨价的主要理由,一是认为L市不缺水,没有涨价的必要;二是认为水务集团的账目不够透明。L市水务集团负责人建议政府以后建立新的价格监审机制。他说,一些用水大户会由于水价上涨减少水的用量。那么这一次水价上涨会如何影响居民生活呢?
  记者来到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访问了74岁的卢奶奶和她的老伴儿。
  记者:“卢奶奶,你家里一共用对少水?”
  卢:“用4吨、3吨。”
  记者:“几口人?”
  卢:“5口人”
  在卢家,记者看到很多盆子和桶。老人告诉记者这都是用来存水的,存下来的水要用来冲厕所、拖地、浇花,为了节约水,家里还特别改造了抽水马桶的开关。卢奶奶和老伴儿加起来每月有2000元多一点的退休工资,但是由于儿子、媳妇没什么收入,所以一家五口人主要靠这2000多元,税费每月9块多钱。
  记者:“要是以后每月花个12/13块钱水费,承受得了吗?”
  卢:“俺俩仔细着呢,俺俩可在乎。”
  居委会的肖大姐告诉记者,这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是这样节约用水的。水费涨一点也许还行,就怕连环涨价。
  在L市另一家用水大户企业,记者了解到,他们已经在近几年对设备进行了节水改造,凡是工业上的用水都可以回收再使用,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7%左右。
  尽管L市的谁家还没有上调,但从企业到普通居民,大家已经都在精打细算省着用水。这也给出了一个答案,为什么1995年L市每天要用50万吨水,而现在城市扩大了,经济发展了,每天用水量却反而下降到30多万吨。
  在这次L市水价上涨的文件中,有一组数字很触目惊心:L市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450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5、世界的1/20,属于极度贫水区。L市水文部门负责人说:“附近两个水库的水,基本上不算L市的水权,属于过境水,是上游的水资源。即使是流经L市的几条河,水量也并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多。大家看到的L河的水面比较宽,实际上因为橡塑坝把水蓄起来了,真正来水,就是坝体上面流的那一点点水,那才是真正的来水。”
  4.2006年12月起,Q市市区综合水价调整,污水处理费由5元/吨上调为8元/吨,居民水价格1.3元/吨上调为1.55元/吨,特种行业用水由21元/吨上调为28元/吨。很多人认为Q市地处南方,降雨量丰富,没有必要节约用水。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Q市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办公室高级工程师王先生说,Q市处于水资源紧张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100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005年为1330立方米,其中沿海县市低于730立方米,属“贫水区”。全国人均占有水资源2200立方米,但Q市远低于这个平均水平。此外,Q市70%的水资源量分布在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较低的山区,人均资源占有量为3595立方米。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水资源较少。Q市降雨量季节性强,时空分布不均,年降雨量、年径流量约60%-80%集中在4-9月份,特别是梅雨和台风雨,时间段,数量大,极易产生洪水。由于现有蓄水工程对河川径流的拦蓄调节能力偏低,弃水现象严重。这种水资源年内分配的不均匀性,造成水资源年内供需不平衡。此外,入海损失严重。天然来水量丰富的晋江西溪流域由于淹没耕地、移民等客观原因,无法兴建大、中型水库,大量的水资源直接奔腾入海,损失的水量约占全市水资源总理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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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某市居民对几年前的一场暴雨记忆犹新。那天是周六,市民们入网后舱的周末一样逛街、聚会、休闲。张艺谋大片《十面埋伏》的首映式正在这天举行,大批倒票的“黄牛”憋足了劲要大赚一笔。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让所有在外面的人狼狈不堪。那天下午16时左右,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顷刻之间降下瓢泼大雨,不到两个小时的降雨让全市交通陷入瘫痪,立交桥下积水深达2米,公交车、小汽车变成了船。类似的事件,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曾出现过。市政建设与城市改造不同步的现象至今仍然是个不小的问题。有专家表示,以应有功能来衡量,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市政公用事业连“健康”都算不上。
  截至2009年4月,中央的4万亿投资已经带动了地方30多万亿元的投资。从4万亿到30多万亿,这些保经济增长的投资都流向了哪些领域?资料显示,铁路、公路、航空、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医改、住房保障等民生工程都是投资的主要流向。例如某市新增投资60亿元,主要用于轨道交通、中小企业和农业,其中20亿元用于高铁的征地拆迁。某省拨付90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和基础设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某省组织了3300亿元投资,主要投向千亿基础网络工程、千亿产业提升工程和千亿惠民工程。其中惠民工程主要指配备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本服务设施。但有专家指出,各地似乎都缺少了对城市公用事业的关注,而中国仍处在市政设施相对不足且市政设施需求迅速增长的阶段。尽管投资中有用于城市公用事业的部分,但比例很小、规模不大,尚不足以体现城市公用事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作用。这位长期研究城市公用事业的专家说,城市公用事业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公益性,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市政公用事业包括城市供水、集中供热、垃圾处理、市政道桥、公共交通、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管道燃气八个方面的市政设施建设。在城市基础设施中,城市公用事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初期,讲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讲得比较多的是改善投资环境。路桥、通讯、水、电、气、热等设施有了,投资者就愿意去投资,没有就没有人愿意去投资。市政公用事业对经济发展具有先导、基础的作用。作为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载体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建设并管理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引导人们自觉爱护、维护这些设施,对促进城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对城市功能、质量的提高和城市现代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据统计,目前全国的城市市政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在1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的比例在2%以上。某专家指出,因为城市道路、供水、燃气、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建设任务仍然艰巨,在目前的投资规模基础上,投资扩大1倍,达到2万亿元的规模,也很难说就能完全解决问题。我国城市化进程仍处在迅速上升阶段,公用事业的资金缺口仅仅依靠政府单一的财政投入显然难以填上,公用事业的供给严重滞后社会的需求,成为经济起飞的瓶颈。因此,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城市市政投融资机制。这要求进一步放开市场,积极推进城市公用设施的市场化改革。现在全国有五亿多城市人口,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全国城市人口将达到9亿多,这对城市公用事业将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对投资者来讲,也是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摸索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的道路,一些吃皇粮的城市公共事业单位开始断奶,2002年12月,原建设部颁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在市政公用事业逐渐放开的过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据南方某省统计,城市公交40%的产权,城市供水50%的产权,城市燃气80%的产权,已经转让给民营资本或外国资本。
  从2002年开始,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型外资水务集团开始进入中国,以巨资收购水厂。这些跨国公司的收购举动一度让国人困惑不已。例如2002年5月,为例雅水务集团斥资近20亿获得S市自来水工资50%的股权,经营期限50年,而转让评估价为7.6亿元,威立雅的报价超过评估价近两倍。2007年8月,Y市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招标,中法水务集团以8.95亿元中标,报价为资产价值的5倍左右。外资这种溢价收购手段,让国内很多地方政府兴奋不已。然而,国内水厂真的这么值钱吗?有学者指出,外资这样的溢价收购意味着将来要成倍地赚回去,负担最终会不同程度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随着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开始出现。2008年1月,某市300多辆公交车停运,致使全市70多玩市民出行困难。造成停运的原意在于公交民营化运转不良。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在原建设部文件出台后,很多地方政府就开始卖水厂,要门是跟外资合作,要么干脆一卖了之。他认为,公交线路、水厂卖出去,本身没有错,但基础分析巩固中欧没有做透,只想到有人买,政府还能有些收徒,卖完后却没有人管,这样一来损失的是国家,伤害的是消费者。很多地方在打开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大门之前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位人士说,特许经营,就是在市政公用行业中,由政府授予企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某项市政公用产品或服务进行经营的权利,政府通过合同协议或其他方式,明确政府与获得特许权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国外开展这类经营一般先要立法,而我国则跳过了这样的程序,而且政策法规、标准、管理措施、管理能力都不配套。公用事业中有一部分注定是没有效益的,这就不能打包全卖出去,而需要政府投入才能搞起来。不能都交给社会资本经营,更不能放任其赚钱,不对其进行管理。
  3.2009年7月31日,L市举行“城市供水价格改革调整听证会”,参会的18名听证代表中,17名代表同意水价调整,只有1人提出“最好不要提价”。消息一出,社会哗然。有网站展开了“如何看待L市水价上涨”的调查,超过80%的网友投出了反对票。8月4日,L市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消息,邀请网民参加一场“关于供水价格改革调整”的座谈会。会上,L市发改委拿出了2套水价调整方案,但无论是哪一套,基本水价的上涨幅度都超过了40%,这让很多人感到接受不了。有的市民说:“L市不缺水,为什么还要涨这么高?6年不调价不代表可以随时上调40%。”
  记者进行了统计,实际到会的网民代表59人,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讨论中,39人发言。其中9人鲜明地反对涨价。与网民调查超过80%反对水价上涨形成发差的是,现场有16人明确表示赞成有条件地调整水价。反对涨价的主要理由,一是认为L市不缺水,没有涨价的必要;二是认为水务集团的账目不够透明。L市水务集团负责人建议政府以后建立新的价格监审机制。他说,一些用水大户会由于水价上涨减少水的用量。那么这一次水价上涨会如何影响居民生活呢?
  记者来到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访问了74岁的卢奶奶和她的老伴儿。
  记者:“卢奶奶,你家里一共用对少水?”
  卢:“用4吨、3吨。”
  记者:“几口人?”
  卢:“5口人”
  在卢家,记者看到很多盆子和桶。老人告诉记者这都是用来存水的,存下来的水要用来冲厕所、拖地、浇花,为了节约水,家里还特别改造了抽水马桶的开关。卢奶奶和老伴儿加起来每月有2000元多一点的退休工资,但是由于儿子、媳妇没什么收入,所以一家五口人主要靠这2000多元,税费每月9块多钱。
  记者:“要是以后每月花个12/13块钱水费,承受得了吗?”
  卢:“俺俩仔细着呢,俺俩可在乎。”
  居委会的肖大姐告诉记者,这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是这样节约用水的。水费涨一点也许还行,就怕连环涨价。
  在L市另一家用水大户企业,记者了解到,他们已经在近几年对设备进行了节水改造,凡是工业上的用水都可以回收再使用,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7%左右。
  尽管L市的谁家还没有上调,但从企业到普通居民,大家已经都在精打细算省着用水。这也给出了一个答案,为什么1995年L市每天要用50万吨水,而现在城市扩大了,经济发展了,每天用水量却反而下降到30多万吨。
  在这次L市水价上涨的文件中,有一组数字很触目惊心:L市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450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5、世界的1/20,属于极度贫水区。L市水文部门负责人说:“附近两个水库的水,基本上不算L市的水权,属于过境水,是上游的水资源。即使是流经L市的几条河,水量也并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多。大家看到的L河的水面比较宽,实际上因为橡塑坝把水蓄起来了,真正来水,就是坝体上面流的那一点点水,那才是真正的来水。”
  4.2006年12月起,Q市市区综合水价调整,污水处理费由5元/吨上调为8元/吨,居民水价格1.3元/吨上调为1.55元/吨,特种行业用水由21元/吨上调为28元/吨。很多人认为Q市地处南方,降雨量丰富,没有必要节约用水。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Q市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办公室高级工程师王先生说,Q市处于水资源紧张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100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005年为1330立方米,其中沿海县市低于730立方米,属“贫水区”。全国人均占有水资源2200立方米,但Q市远低于这个平均水平。此外,Q市70%的水资源量分布在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较低的山区,人均资源占有量为3595立方米。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水资源较少。Q市降雨量季节性强,时空分布不均,年降雨量、年径流量约60%-80%集中在4-9月份,特别是梅雨和台风雨,时间段,数量大,极易产生洪水。由于现有蓄水工程对河川径流的拦蓄调节能力偏低,弃水现象严重。这种水资源年内分配的不均匀性,造成水资源年内供需不平衡。此外,入海损失严重。天然来水量丰富的晋江西溪流域由于淹没耕地、移民等客观原因,无法兴建大、中型水库,大量的水资源直接奔腾入海,损失的水量约占全市水资源总理的30%。
 
1.行业协会是对一个国家、地区及至世界经济起着重要作用的权威性的社会中介机构。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行业协会在管理企业成员上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政府。资料显示,全世界共有各种国家、地区及国际协会组织2.3万个,其中有关贸易、商业、科学、工程技术的协会就达5155个。有关专家认为,行业协会是具有同一、相似或相近市场地位的特殊部门的经济行为人组织起来的,界定和促进本部门公共利益的集体性组织。其行为方式主要有四种:(1)组织和实施成员间的合作行为;(2)与其它协会组织订立集体性合约;(3)变通或影响政府公共政策,以保持和增加其本身和其成员的利益;(4)提供能够影响交易行为和效果的各类信息。也就是说,行业协会是一种管制方式,借助于它,同行企业相互联合,并将权力授予一个中心组织,以增进共同利益,管制行业内行为,并使产业内成员及那些其战略和行为能危害行业利益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有序化。
2.目前我国各行业大多建立了行业自律协会,有行业自律公约,然而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些尴尬:
某市7家液化气经销企业曾联合拟定《市区燃气行业自律协议书》、“处罚规定”等,对液化气实行统一批发价、统一分配利润,还统一将批发价由每瓶38元抬高到40元;火红一时的“全国牙防组”所做的认证,竟是一个没有认证资格的“认证”;百姓非常信赖的“3*15”标志,也被一些企业好好涮了一通,使全国消委会的形象大大受损;近日,中央电视台又曝出新闻,所谓“抗菌认证”标志是由无认证资格的中国抗菌协会导演的假货。
这些案例多少都有政府背景或专业背景,这些组织或单位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威信,以致老百姓把他们的“认证”作为购买商品或消费的重要依据。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对社会诚信的“杀伤力”巨大。与此相似的所谓“认证”、“标志”、“排名”活动,还有很多,而且仍在蒙骗社会。
3.2007年7月26日前后,10多家知名方便面企业宣布统一调整方便面价格,最高提价幅度达到40%,平均提价幅度在20%。8月16日,国家发改委认定方便面价格联盟违法,协会和企业相互串通操纵价格。8月17日,世界拉面协会中国分会发表道歉信,表示将立即撤销三次会议所形成的有关价格调整的相关材料,同时倡导“行业内企业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尽量消化成本上升压力,认真维护消费者权益,力保方便面市场价格的稳定。”
类似的事例早就发生过。在2002年6月9日召开的“中国彩电企业峰会”上,9家彩电生产企业达成的一个合作意向是加强行业自律,制定一个时期各类彩电产品的最低限价,共同遵守,相互监督,并且要成立价格巡查小组。这种“行业自律”的做法经政府有关部门裁定,违背了《价格法》有关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的规定,很快被强制纠正。
对待违法规定,发达国家的法律“棍子”更硬得多,狠得多。美国最大的证券经济公司——美林集团,因向投资者发布与美林投资银行业务客户有关的过于乐观的报告,被法院罚款1亿美元,而且还面临监管部门调查和巨额民事赔偿。专家介绍,在发达国家,由于法律完善,执行严厉,使得各行企业一旦违规违法就必然身败名裂,倾家荡产。比如,在美国金融市场200多年的历史上,至今还没有一家大型金融服务公司在受到刑事起诉后能继续生存。
4.近年来,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形势一直是高速增长态势,与此相伴的却是机电产品混乱的出口秩序。由于不少企业利用降价手段参与出口竞争,或以次充好,伪冒名牌,使我国机电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一路走低,甚至使“中国制造”的形象受到影响,一些产品已退出市场。面对混乱的出口秩序,要确保出口的质量和出口产品价格的稳定,维护“中国制造”品牌的信誉,单靠市场调节或引导功能是远远不够的,行业协会的作用不能缺位,出口企业的自律以及企业之间的相互监督也不可缺少。
5.2007年8月中旬,阿里巴巴诚信社区商业防骗论坛副版主,联合历届中国十大网商代表以及阿里巴巴的网商、淘宝网“诚信防骗局”公约热心网商,共同发起了《网商诚信自律公约》,并在阿里巴巴商业防骗论坛和淘宝网“诚信防骗局”论坛公开征集公约条款,最后确定公约的具体内容,向网商大会的主办方阿里巴巴申请在会上发布。
《网商诚信自律公约》以诚实守信、平等互利、严格自律等为基本原则,规定在国家法律范畴内进行网上交易,在交易过程中,保证交易主体身份合法性、信息真实性。目前,已有大批网商加入该公约。公约是网商间的一个诚信自律多边协议,其成员应严格遵守公约自律条款,违者将在公约框架内予以披露惩戒并定期公布,同时将公约成员履行条款情况纳入诚信档案,作为信用评价的参考数据。
6.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我国《价格法》亦规定: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种行为即竞争法中所说的价格联盟、固定价格行为或价格卡特尔。因其对市场竞争秩序危害巨大,严重损害了用户、消费者利益,故为各国法律严格禁止。至于行业自律价,如果仅是一种警戒线、举报线,没有强制性,那么并不违背法律,尽管有多此一举之嫌;如果变成了处罚线,低于行业自律价者要受到处罚,而不管有没有低于其个别成本,那么行业自律价自身就违法了,不具备法律效力。
7.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播出题为《纸做的包子》虚假新闻后,多家媒体转载转播,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造成极恶劣的社会影响。它不仅违反国家法律、新闻纪律和新闻职业道德,干扰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还损害了新闻工作者队伍的整体形象,损害了新闻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这个案例暴露了一些新闻从业人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淡漠,政治意识和法制意识淡薄,缺乏应有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同时也反映出一些新闻媒体的管理存在严重疏漏,缺乏责任意识和把关能力。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虚假新闻炮制者╳╳因犯损害商品声誉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000元。
8.2007年初,两家高级别协会在为企业评定星级的问题上发生口水战:一方发布的检测结果是:某企业获得多项“五星”标示,另外多家企业要么无星,要么星级很低;另一方指责对方根本不具备检测资格。旁人很难说清谁是谁非,谁在真正代表消费者利益干事。但有一点很清楚,争吵的深层原因,在于一方动了另一方的奶酪,打破了评定、评比“利益链条”上利益分配的态势。某些行业存在的“有偿评比,利益均沾”现象屡见不鲜。甚至不少检测标示、评定名次,乃至统计结果,花钱就可以买到,媒体公布或消费者看到的结果,难免已经悄悄地被金钱“漂染”过了。
在发达国家,调查机构、行业协会及统计机构,不得接受任何企业任何形式的赞助与捐助,目的在于防范评比及统计结果受到干扰。一旦有数据造假的丑闻,这个机构可能遭遇灭顶之灾。在我国,行业协会、调查机构,接受乃至索要企业赞助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逐利,他们可以抛弃诚信准则,向企业妥协。
9.近几年,湖北啤酒行业发展迅猛。由于各大啤酒企业都与所在地政府存在某种特殊关系,使市场竞争变得错综复杂。例如武穴市政府就曾号召市民“爱我武穴,喝我武啤”,并用红头文件为当地啤酒打市场。然而,这种啤酒在其他两个城市却被红头文件的“拳头”打出了市场。另外,众多啤酒企业为谋求更大市场份额而在打价格战。湖北酒业协会负责人指出,低价竞争大大削弱了企业赢利水平,可能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如果啤酒企业间不能达成共识谋求自律,湖北啤酒业可能出现全面亏损。因此,该省召开了行业协调会,各企业负责人一致同意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制订各类啤酒的最低出厂价,形成由各大啤酒企业一把手签名认可的行业自律协议。同时,由协会出面协调省级工商部门,调查打击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全行业利益。
10.2002年6月28日,欧盟发出公告,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包括一次性打火机、金属外壳打火机和汽油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经过紧急磋商,温州烟具协会决定选取15家打火机企业进行损害抗辩,1家进行市场经济地位抗辩(即低于成本价)。2002年9月11日,欧盟反倾销委员会的几位官员两次到温州进行实地调查,对温州应诉企业的产品、销售、财务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核查,对应诉企业提出的意见和事实予以理解和认可。2002年10月8日,温州东方打火机厂获得欧盟的市场经济地位确认;2003年2月,欧盟有关方面决定不进行初裁,2003年7月14日,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撤回了对产自中国打火机的反倾销诉讼,反倾销程序自动终止。
温州烟具协会的作为,反映了行业协会的生长和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温州烟具协会在这场反倾销诉讼中将集体行动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对最终的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第一,自始至终承担了大量的公共服务,例如统一聘请应诉代理律师;成立应诉小组,为各应诉企业提供行业材料;与立场一致的欧洲进口商协会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换意见;在欧盟官员来华调查期间,代表打火机行业进行游说和说服工作等。
第二,综合行业的利益要求并向政府进行表达,尽量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力争取得政府的支持与配合,还通过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11.有报道称,被誉为中国入世后“反倾销第一案”的铜版纸反倾销案以中国胜利告终。这是国内产业对国外进口的反倾销调查案件,也是《反倾销条例》自2002年1月1日生效实施后,依据该条例立案调查的第一起反倾销案件。
1998年以前,进口铜版纸基本垄断了我国市场。1999年后,随着金东方纸业、苏州紫兴等铜版纸生产线陆续投产,国内企业迅速崛起。为了保住中国的市场份额,国外几家企业拼命降价,以挤压国内企业生存空间,后来干脆把降价变成了倾销,导致铜版纸市场一片混乱,国内铜版纸产业已经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为此,国内四家造纸企业在200
1.2009年,一群来自深圳的普通工人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周刊一出版,中国工人的灿烂笑容,瞬间给处于经济低迷的世界带来希望。他们坚毅的目光,质朴的外表,倔强的神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为“中国制造”贴上光亮的标签。中国工人一直以勤劳、坚韧的姿态出现在历史各个时期。建国之初,“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昂扬的旋律曾伴随共和国的成长,点亮了一个时代。无论是石油开采,还是钢铁制造,各个行业都闪耀着工人的光彩,“工人老大哥”成为令人艳羡的称呼。工人成了国家和工厂主人,这极大地激发了工作的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大庆的“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老英雄孟泰“为鞍钢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的创业精神,激励着工人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生产奇迹,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工人的内心骄傲是那么强烈,归属感油然而生。
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条件发生转变,生产方式进行了变更。在一段历史时期,农民工成为中国独有的劳动用工方式,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低成本支持着工业化发展。改革开放早期,农民工是一批将外出务工作为副业的农村人口,出外出务工而带来的财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但这种情况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发生了变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他们成了新时代的“新工人”。
2.“她们太没有责任心了,上班的时候还玩手机,聊天,哪像我们呀。”陈青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婉芸说,李婉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青和“90后”李婉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这个工业区的高峰时期,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这里的湖南人陈青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以这里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婉芸是新一批的落脚者,她说她也认同陈青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选择多多啊,年轻人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绝大部分人的志向并不在那些单调枯燥的生产线上,不愿干了就走呗。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为她所在城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这个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正在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越来越现实的挑战。
来自湖北荆州,现在在这个工业区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的一名李姓男员工说:“我们四周是高高的围墙,还有铁丝网,戒备森严,好像监狱一样,连上厕所都限定时间,平均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已经在广州打工7年的小王,今年25岁,也在这家厂里上班,他的话语里藏着许多无奈:“你看我们的厂房,条件好着呢。可是,一进车间,所有人就失去了名字。工人密密麻麻地坐着,工作的时候根本没空说上一句话,得死命盯着手里的活,稍微一放松,零件从你眼前滑过,钱就从你眼前溜走了,因为我们都是计件工资。最近我总是想起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有时我会想,我们是不是和电影中的夏尔洛很像?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我们!”但是,这家厂的厂长助理王先生却说:“现在的年轻工人,已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并不满足于做工挣钱。他们大多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对自由、个人尊重越来越重视,如果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马上就会跳槽。企业如果不能有一批长期忠诚的骨干,企业壮大和职工发展都很难谈得上。”
一项调查显示,当下国内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有人评价道:“中国的工人获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认同,却没有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同。”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工人,现在基本成了流水线操作者的代名词,是不需要多高技术的作业者。劳动力,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梦想和追求,有着家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要安身立命,他们也要有尊严,甚至还要——抬头仰望星空。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是必然的事情。相比较于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显然,这句话同样契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工人,需要时代的认同,需要社会的尊重,还需要有发自内心的骄傲。
3.盛昌是一家制鞋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耐克在深圳的主要代工厂,规模最大时达10万人之多。如今它偏居一隅,隐藏在一段年久失修的小路最深处,周围只有几处零散的小作坊。“盛昌曾是横岗地区知名的企业,除了耐克,盛昌也为其他跨国公司代工。”该厂安全生产负贵人沈先生介绍,“现在只能接到一些小品牌的零散订单,这在以前根本不会接。现在用工成本很高,熟练工的工资涨得更快。对我们来说,加薪是找死,不加薪是等死。现在耐克将代工企业逐步外迁,我们现在真是有心无力了。”就连盛昌对面卖奶茶的大娘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她说“这两年生意太难做了,一杯奶茶只卖到1块钱,在深圳这样的高消费城市,已经无法再便宜了,可是现在就是这1块钱的奶茶都不好卖了。”这样一家效益曾经很好的代工企业,现在雇员仅剩三四千人,正可谓“盛极而衰”。
全国何止成千上万个盛昌?“中国制造”曾经疯狂席卷全球,阿富汗人骑的自行车,越南人骑的摩托车,巴基斯坦小店里摆放的文具用品,美国人看的电视机和穿的衣服,欧洲人用的家电和玩具,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中国一度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这些企业靠的仅是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链。随着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一度曾把为世界品牌代工视为骄傲的工厂,现在不得不面临疲于维持状态,甚至走上破产的命运。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境,靠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起来的国家经济发展,如同竭泽而渔。
A市是长三角经济圈中一个重要的新兴工商城市,以制造业为主体,经济发达。近年,A市的制造业一样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制约因素,过去以代工制造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A市探索在产品发展设计、研发和营销向两头延伸的同时,实施中间分离,在现代制造业中拓展现代服务业,既助推现代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也实现了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在A市,很多企业剥离主副业,实施二三产拓展分离。比如从玩具制造企业中,拓展分离出了玩具商贸有限公司,由其专门从事市场推广、品牌塑造和商品销售。剥离后,产品研发、品牌塑造、销售可以走上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实现做强做大的目标。通过转型升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提升了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渐塑造起自己的品牌,不再依附于代工模式,最终实现外资和民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翼齐飞的局面。
发展经济就像开汽车一样,在直道上可以快一点,但如果要转90度或更大角度的弯,就必须要把速度降下来。不论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之中,还是因为本身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制造业都亟待转型升级,在转型期,会出现像盛昌一样“盛极而衰”的企业,也会涌现出像A市这样的成功经验。
4.某大学的陈博士认为,劳动力短缺对于未来中国发展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短缺的劳动力市场会使我们开始关注劳动力资源对于中国崛起梦想的重要性。只有当为这种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支付更高的报酬时,我们才会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而技术创新也会随之绽放。他说,如今有的人在谈论中国屈崛起之际,总爱用那些以廉价劳动力堆积出来的GDP和羽翼渐丰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他们的例证,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他介绍到,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杰里夫*萨克斯教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源诅咒”现象: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比如,拥有丰富资源的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正经历着较低增长或者还在痛苦的经济增长中挣扎;而相反的是,韩国、新加坡和瑞士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经济却表现出异常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现在来看,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俄罗斯也已陷入“石油诅咒”的陷阱之中。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顺取逆守的资本家在获得原始资本积累之后,非但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向社会支付再生产所需要的市场价格,反而利用与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大勾结,向工人支付低于再生产所需的低工资,以更低的价格继续获得大片优良的自然资源。陈博士说:“我并不担心处于发展轨道的中国会像俄罗斯那样陷入‘石油诅咒’陷阱,但是非常担忧会陷入‘人口诅咒’的陷阱。”目前中国制造业如若不应对得当,极有可能沦为建立在沙子上的王国,难以经受真正的风雨洗礼。
5.当虚拟经济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金融市场的海洋里,实体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里,发达国家从高速增长一下子跌入茫茫沼泽地。经此一劫,发达国家认识到:脱离制造业的虚拟经济“虚火”,是酿成危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主因。卢*兰奇是美国通用电气家电业务的设计主管,他说:“过去我们曾认为我们负责设计然后控制销售就万事大吉,现在我们发现这是个错误,一旦你把生产转移出去,就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而这种变化是一点点显现的:当你第一次把烤面包机和热水器转移到海外生产时,你还知道如何制作这些产品,因为昨天、上个月或者上个季度你还在生产它们;但是当产品更新换代、技术不断进步后,为降低成本而不断更换代工厂的时候,设计产品的人与生产产品的人之间的差距就像太平洋一样宽广。”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开始认识到,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生活的外包浪潮是个严重的错误。
现在,回归实业几乎成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共同的战略选择。美国从2009年到2012年,先后推出了《美目制造业振兴法案》“购买美国货”“五年
为了应对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中央政府提出4万亿刺激方案。各地方政府摩拳擦掌,纷纷宣布大规模投资计划,合计投资18万亿人民币。
  这当然很好。但中央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能力,及时介入并积极主导区域的分工协调,努力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比如:一个城市要进行比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考虑与其周边地区协调合作,谋求优势互补,避免各自为政,不计成本和效益,另铺摊子。否则,不仅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带来负面效应。
再如,在中国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只要走进医院,处处可见人满为患的场景:医院既缺疯房、病床,又缺医生、护士,乡镇医院连一般的疾病都无法检查,村民必须辗转到县城去看病。稍微复杂一点的病情,县级医院又无法应对,必须转到省市医院。如果每个村子都建设小型医疗所,治疗一些感冒发烧的常见症状;每个乡镇能建设中等医院,中小城市按人口比例建设相应规模的医院,群众就不必劳顿奔波到大城市看病。如果国家将医疗领域作为重点投资对象,废除投资壁垒,将会对内需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这不仅可以激活对建筑材料、医疗器材的需求,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且也会大大缓解医患之问的矛盾。
扩大内需不应是轰轰烈烈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政府应该实实在在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实实在在地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扩大内需不是花钱比赛。不应再重复过去大量浪费的惨痛教训。扩大内需应尊重市场机制,瞄准国内消费,同时全程接受人民和媒体的监督质询。
全球性经济衰退的负面效应还在扩散,在出口市场开始“过冬”的情况下,国内消费成为我国保证经济增速的“发动机”。我国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贸易顺差吸收了大量外汇。央行官方网站近日发布消息称,央行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更有效地推动就业,促进和支持消费增长,推动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更多地转到扩大内需上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看来当前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已经转变为如何刺激居民消费增长,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源头。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在目前的情况看来,中国没有太多选择,整个的全球经济现在看来都成了问题,这个时候还仍然靠出口为主的,或者说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肯定会受到冲击,所以现在得赶紧采取一些措施,使我们内需增加,用以补偿外需减少造成的影响。这是我们改变发展模式一个催化剂。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如果做的好的话,很可能从此以后,能够把中国经济从外向型为主变成以内向型为主,那么这样的话呢,从而打破原来的那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启动内需不是刺激投资,而是刺激消费,要老百姓花钱,首先老百姓得有钱,这几年为什么消费不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这实际上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老百姓有了钱为什么存在银行而不愿意去花呢?因为他们对未来没有信心。他们的养老、医疗、孩子的就医就学,都必须通过一些制度性的改革来树立起他们的信心。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我们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近年来逐年下降,去年降到了只有35%,而居民消费在其他国家都在70%以上,我们的居民消费太弱了,所以不能再刺激投资了。我们过去每年的投资率增长20%,已经形成了很多过剩产能,而这些过剩产能过去主要是依靠海外市场来消化,现在海外市场的需求没有了,这些过剩产品怎么办?所以你再刺激投资,这条路子已经走不通了。如果刺激消费的话,就要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医疗的改革要赶快推进,养老保险、教育支出都是老百姓储蓄的主要用途,在这些方面的改革要尽快进行。
  中国人历来视勤俭节约为美德,怎么现在反倒成了件坏事?美德反倒变成了不利于整体社会发展的负面精神遗产?显然,这里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向往比现在更加富足的物质生活,除了少数将物质享受与精神修养对立起来的苦行者之外。因此,人的消费欲望是天然地无休止和得陇望蜀的,但他的现实购买力约束了这种无限的消费欲。消费的意愿与购买力的重合部分,在经济学中被称为“需求”。发展经济的目的正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和升级的消费水平,只要这些消费是合法的、健康的,其本质也就是提高老百姓的购买力,我想这是绝大多数人都同意的天经地义的事情。当然,经济学还告诉我们,不同人有不同的消费偏好,不同消费之间存在或强或弱的替代性,同一种消费还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支配。
全球金融危机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内需求的重要性,因为建立一个主要立足于国内消费市场的经济体系,一方面符合以人为本和建设小康社会的施政理念,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地抵御和缓解外部经济环境变化造成的可能冲击。因此,“拉动内需”一时问变成了媒体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词汇。
问题在于,怎么才能拉动内需?我在上面说到的不对劲的地方就出现在这里。
  既然是一种“需求”,那么所谓内需,必然是指国内市场上既有意愿又有购买力的那部分消费要求。近来媒体上关于“国富民穷”和“提高人民收入”的分析讨论很多,本文不再重复,我更想从另一方面探讨所谓“拉动内需”的根本途径。
其实人人都明白,收入的普遍增长是一项十分困难和复杂的任务,在国际经济大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购买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收入不增加的情况下,只要消费和服务的市场价格下降,购买力也会提高。我想这就是各地打折促销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基础——过去这些商品之所以“过剩”,并不是因为老百姓没有这方面的需要,而是它们的价格相对于消费者的收入太高了。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房价了。
不过,我最想重点讨论的问题还不在鼓励普通商品和服务降价这方面。在我看来,那些将拉动内需等同于“鼓励老百姓消费”的宣传员们混淆了一个重要的逻辑关系——假如“内需”,是将老百姓钱包中的钱吸引出来就能够“拉动”的话,通货膨胀就是最立竿见影的办法。“拉动内需”的核心是使中国目前日益明显的出口导向的“生产型经济”转型为国内市场导向的“消费型经济”;而所谓“鼓励消费”,重点也不在于鼓励老百姓把存在银行里的钱取出来花掉,而在于鼓励形成一个有利于不断扩大国内市场容量和提升国内消费水平的经济体系。因此,拉动内需和鼓励消费的枢纽在于改变政府行为,而不是改变人民行为。
我是一个吃穿不愁的中等收入的上海市民.平时的消费的确很少。但我仔细思量一下.觉得这并不是由于我清心寡欲,而是我需要的同时又有能力支付的商品(主要是服务)实在太少了。比方说,人近中年又从事文字工作的我非常需要保持足够的体育锻炼,假如离我家步行时间在半小时以内、各种运动洗浴设施基本齐全的健身会馆年费在2000兀以下(我自认为已经不算便宜了),我想自己会毫不犹豫地前去“消费的”。但我找遍整个街区,符合我要求的健身馆的最低价格是我心理价位的3倍。又如,我是个电影和音乐爱好者,假如上海的设施齐全的影院能够在任何时间段都买得到20元以下一张的电影票,上海的音乐厅和剧院能够有200元以下一张的音乐会门票(我以为这两个价格也已很不低了),我想我很可能会每星期“消费”一场电影,每月“消费”一场音乐会的。这笔消费还会附带上另一个好处,我会因此大大减少在地摊上买盗版碟的开支,从而也就为保护知识产权作出了间接贡献。可是据我所知,现在上海一般电影和音乐会的价格也在我心理价位的3倍以上。于是,我的上述消费愿望就这么被抑制了。还有旅游,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历史遗产更是我这个有点文化的人的强烈爱好,但一想到景点门票比酒店价格还贵,还难免要被导游和各色宣称为我“服务”人强拉去买各种能够给他们带来大量回扣的高价商品,我就止步不前了……此外还有一些消费,我现在自己都不知道会是什么,但我知道一旦它们被创造出来,我一定会有需求的——20年前我以为有个。BP机就够方便了,可仅仅过了不到5年,我就开始向往拥有一部手机了。
我心里其实很清楚,一定有人愿意开我中意的健身馆和电影院,但他们不是因为租金太贵的市场因素经营不下去,就是因为私营企业不能涉及许多文化事业的行政因素而不被允许经营。
  因此,我最想说的是,要真正“拉动内需”,合理的途径是政府在不该管的地方放松乃至取消管制,在该管的地方要坚决承担起责任,哪怕是起码的责任。前者叫不干预(等于鼓励)市场自由竞争和创新,后者叫维护市场秩序。
  以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老百姓其实并不需要政府的特别照顾,只要他们的合法经济活动不受到随意干涉,致富其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受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影响,国内很多外向型企业面临困境。据统计,XX省去年倒闭企业5万多家,关闭7千多家;与此呼应,各地陆续出现了民工返乡潮。去年底,不少地区返乡民工达到30%,有些地区甚至高达50%,然而,西部巴山县和平村姚三多和他的村民们却似乎感受不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呼啸。
姚三多生于1960年,和妻子巧珍育有4个儿女。他所在的和平村距离县城6.5公里,共有村民560多人(计141户)。和平村与其他农村不同的是,它的村民没有一人外出打工.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他们走出了一条通过种植蔬菜发家致富的路子,农户年均收入4万左右。和平村被上级授予“百村典型示范工程(名优特菜种植)示范村”的荣誉称号。
1995年的和平村,一般家庭一年下来也就不到一万元的收入,1995年之前更是连饭都吃不饱,主要收入是靠砍伐木料卖给当地加工厂,由于长时间的砍伐,全村林子都被砍光了,甚至连国有林也全砍光了。和平村的村民们传统上种植小麦,但由于当地气候和土壤不适合小麦的生长,往往是种100斤收100斤,好的时候才是种100斤收14
材料1
  《电子商务法》的立法过程可能是40年来中国法律界最为艰难的一次博弈。从提出到最终的定稿,经历了五年光阴,四轮审核。
  2018年8月16日举行的电商法四审稿立法征求意见会议上,与腾讯、网易、京东等企业仅派出研究人员参加不同,阿里的表态非常暧昧,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亲自到场发言,“电商法立法并不成熟。”他觉得电商法应该具有国际性、前瞻性,应当“能够增添促进电商发展的内容”。言下之意,电商法不应该成为电商的紧箍咒。
  学界也有反对意见,有法学教授提出,现有的法律资源已经足以抑制电商领域中的恶意行为,《电子商务法》的出台会造成执法、司法的混乱重叠,增加管理成本,对电商本身也有阻碍作用。
  此次公布的电商法,最大的焦点在于电商平台内的经营者须取得营业执照。不论是淘宝上挂有皇冠钻石标志的大网店,还是朋友圈里的小代购,目前的它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电子商务经营者。
  对于小卖家而言,取得营业执照无疑增添了不小的成本。以前只用在网络上上传几张证件、填写几个表格的事情,现在须办好营业执照才能经营,否则甚至无法通过平台的注册审核。
  电商法将营业执照明文规定在法律中并不难理解,这也是部分平台目前的做法。在淘宝店铺中,店主的违规多了,流量和推荐就会变少,活动参与权限就降低。通过提高门槛的方式强化监管,可能会导致暂时的商家用户减少,一定程度上增加现有店铺的行政成本负担。但监管的方式向着“合法者有红利”转变后,跃过监管门槛的商家可以共享小微经营者离场之后的利润空间。
  但从另一个侧面看,电商法对于已经完成流量和粉丝积累的大型卖家和网红卖家也是个利好。在互联网行业的审核机制下,任何准入标准的微小提高,都会导致大量的无法满足标准的玩家出局,但是总的流量几乎很少变化。如此一来,流量和粉丝就会逐渐汇聚到依法合规的经营者,进一步造成电商领域的“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局面。这就是电商领域的二八定律和赢者通吃逻辑。
  对电商要怎么收税?这是继营业执照后最受人们关注的议题。电子商务经营者们担心税收加大自己的经营成本,吃瓜群众们则担心以后买买买是不是要加税。
  其实不必如此担心,所有的命运早已标明了价格,就算没有《电子商务法》,税务部门照样有《税法》包揽一切,所有的电商卖家也都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等一切税款。另外,就算是国家真的以征税为目的要求平台共享数据,现行税法规定的共享数据系统也完全够用。
  金税三期系统,将全面打通个人身份证+银行账号+公司,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以后收税的依据不会接照开票多少,而是按照流水多少来执行。
  可能有人会问,税务局怎么会知道我的流水?这么想就太幼稚了,只要是通过银行系统间的打款,都会留有记录,除非你是用现金交易,否则税务部门想查你的账,实在太简单了。
  但目前电商法对于税收的部分只有原则性的规定,没有明确的要求。可以理解成有一个缓冲期。
  《电子商务法》在税法之外,又重新规定了工商登记和平台数据共享这两个义务,工商登记解决了征收对象问题,数据共享解决了征收手段问题。只要一声令下,电子商务这块庞大的税基就将成为支撑起财政收入的一大发力点。
  从淘宝到拼多多,以打击“山寨”为中心的反侵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战争就没有停止过。之前的《侵权责任法》对电商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早有规定,实际上是有法可依的。但从新出台的电商法来看,知识产权的侵权案例中权利人的权利和《侵权责任法》中的规定相差无几,但是被投诉人的权利明显增多了。
  其一,侵权责任投诉的门槛高了。电商法明确了投诉人的举证又务,在《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要求投诉者须自证受害,“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
  其二,恶意通知必将减少。之前的《侵权责任法》对于恶意通知的法律后果并没有明确。虽然《反不正当竞争法》也适用恶意投诉的行为,但也不是明确的规定。如今《电子商务法》的明确规定,更是明确了“恶意”情形下要“加倍赔偿”。这也给了那些职业差评师们一个鲜明的警告:认定恶意通知,流程越来越简单,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其三,被投诉人有了对投诉信息的知情权。《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并将该通知转送平台内经营者”。如果淘宝网今后依法执行的话,那么卖家们想要知道投诉人的投诉信息,就是一个完全合法的行为。
  代购还能活得下去吗?代购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单打独斗的人肉代购,一种是成规模的跨境电商,如淘宝、京东等平台的大型代购店和电商平台自营的海外代购。在电商法的跨境电商新规之下,两者所承担的监管成本相差悬殊。
  以跨境电商领域的消费主力化妆品来看,由于监管对实体店产品备案的抽查更为严格,不少进口产品的上架周期往往要大大高于电商。在电商法出台之前,跨境电商不仅有价格优势,还能避免因为监管带来的产品上架门槛。如今,不论是电商还是实体店,在进口化妆品的售卖中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
  根据化妆品财经媒体《化妆品财经在线》的消息,某化妆品跨境电商高管透露,不少自营电商的进口商品几乎没有备案,特别是一些需要特证的产品。“如美白、防晒类产品在国外不需要特证的,而中国市场的备案时长往往需要约8个月到1年。如果按照《电子商务法》规定,此类产品未来在电商平台也一律不允许被销售。”
  这无异于给了大型化妆品代购店和化妆品自营电商一记暴击。无数的盈利机会,将在8个月到1年的漫漫审批等待的过程中溜走。
  材料2
  继上调个税起征点后,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随新个税法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规定,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可以按照相关标准进行800元/月到1500元/月不等的定额扣除。
  此前,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反映,自己向房东索要其身份信息,但遭到拒绝,房东以提交信息后可能被征税为由,规劝租客不要申报个税租金扣除,甚至有房东还表示如果进行扣除就要租客退房。
  业内人士认为,此前由于租客填报租房个税抵扣需要征得房东同意,而房东顾虑到身份信息泄露、可能会被迫溯补缴房屋租贷税费等原因,变相提出“涨租”要求,引发了房东与租客之间的博弈。一边是个税可能抵扣几十块,另一边是房租可能上涨几百块,权衡之下,很多租客被迫选择不再申报租金支出扣除,无法享受到国家发放的个税减税红包。
  说“给租客减税是为了向房东征税”,这当然是对政策的曲解。倘若该项政策原本就是带着收房租税的目的而来,那么从理性思维看,房东和租客博弈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放弃这一优惠,而这可能会导致政策被架空。这恐怕是各方都不愿看到的事情。
  因此,不断有地方税务部门表示,目前不会将租客申报的信息作为向房东征税的依据,税务总局也并未要求各地税务部门对房屋租金收入进行强制缴税。饶是如此,仍不足以完全打消公众疑虑。道理很简单,如果信息已经采集,那么追缴的主动权就掌握在税务部门手中——至于何时追缴似乎就是时机问题了。
  租客与房东的个税抵扣博弈可以告一段落了。1月20日,“个人所得税”APP更新。在最新版本个税APP中,住房租赁信息下,已经不再强制要求填写出租方信息。记者登录最新版本个人所得税APP发现,在住房租赁信息填写中,当出租方类型选择为“自然人”时,出租人姓名和出租人身份证号码变为“选填”状态;当出租方类型选择为“组织”时,出租单位名称也变为“选填”状态。而此前,上述项目均需填写方可申报。
  这意味着房东不必担心出租信息泄露而被追溯租赁税费,租客也不必忧心因申报房租抵扣而“得不偿失”了。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此次个人所得税APP更新把“必填”修改为“选填”,虽然并非一种“表态式回应”,却也同样有力,让人放心。通过技术迭代,从信息采集源头就彻底打消公众的疑虑,表现出抵扣政策的诚意,这样的更新体现了相关部门的务实精神,值得肯定。
  新华社表示,个人所得税APP近日更新,不再强制要求填写出租人信息,这让租客和房主终于可以放下“减税”“补税”之争。个税扣除是减轻税负的惠民举措,推出来就要不打折扣地落实。税务部门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不因其它因素羁绊而使好政策“卡壳”“悬空”,把好事办好做实,这样的改进既贴心更暖心,必须赞。有网友质疑,如果不填房东信息,如何证明真假呢?的确,信息采集项目减少,会给税务部门辨别申报项目真伪带来一定程度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税务部门就无计可施。据报道,专项附加扣除相关证明资料要保存五年,一旦查实利用虚假信息避税,将会被记入纳税人信用记录,有关部门将实施联合惩戒。
  这实际上是用事后追责来代替事前繁琐的“清白自证”,也是税务部门为纳税人授予的“信用”。在技术的加持下,让信用承担更多沟通成本,避免过量信息收集产生的风险和摩擦。这既是国家行政部门简政放权的需要,也是税收“谦抑性”的体现。
  说到底,交税虽是义务,但也是个人、企业和国家之间的一种“合作”;“强制性”是税收的特点之一,却并非全貌。尤其是此次个税专项抵扣,其政策上的善意原本很明朗。这样的政策“红包”不该因为过量的信息采集,让纳税人“想收而不敢收”。
  也因此,此番周折也并非全然无益。精准减负、税收公平是一项动态化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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