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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从2008年8月12日起,北京、天津、杭州、深圳作为第一批试点城市,率先启用2002式机动车号牌。个性化车牌一经推出,立即受到有车一族的热烈追捧,不少人连夜排队,选择自己喜爱的号码。
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天津交管局等单位就这次新车牌申领改革进行了探讨。并预言个性化车牌有可能推动汽车市场的繁荣,加快轿车家庭化的步伐。
  
新中国成立后,机动车号牌的发放方式大致经历了按序发放、电脑选号这两个阶段,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按顺序排号发放,大概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沿用到90年代后期,这种发放方式在80年代后期因为吉祥号的出现引发了很大的矛盾。
公安部:改革开放以后,百姓可以买车了,都想给自己的爱车选个好好吗,比如6、8、168等,这种趋势从广东逐步延伸到全国各地,这给我们车辆管理带来巨大的压力。
  北京市公安局:因为号牌都掌握在民警手里,发给谁,民警说了算,因此不少人托人情、找关系要牌号,交管局、车管所领导对此也很无奈。
北京市车管所:有些群众直接说拿个尾号是8的,给500、1000元,最高甚至炒到四五万元万。比如有一个新加坡籍先生,因拿到尾号为4号的号牌,从上午10时半到12时半,一直在大骂。
整天被熟人围着,整天接无数个要号牌的电话,一方面是车管部门的有苦难言,一方面却是老百姓的不满意。有群众反映说,为了弄到好的车号牌,还得拉关系再去花钱,这样无形中给管理部门制造出腐败的机会。
正是为了解决车管部门和群众之间因为车牌号码而产生的矛盾,北京、天津等很多城市采取了电脑选号的方式,就是把50个或者100个号牌为一段,输入微机,群众当场随机抽取。新推行的2002式车号牌,同样是微机管理,但因为组合方式多,允许车主自行选择编排车号,可以充分体现车主的个性特点。
北京局:这在管理上是一个进步,既堵塞了号牌发放的个人主观随机性,同时,又满足了车主的爱好需求。
  有群众说,这好像给人更多选择空间,自由度更高一点,具有趣味性在里面,更多地尊重了老百姓选择的权利。这个看似简单的办法,却圆了爱车族的个性梦。
每一次换发牌照都和车辆的增容有关系,目前,中国机动车保有量正以每年15%左右的速度迅猛增长。截止到去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7398万辆车,北京市的机动车保有量为182万辆。
  北京局:今天2002号牌资源扩大到了3600万,而北京城现在才182万辆车,要发展多少年才到3600万,是完全可以满足需要的。
由此可见。公安部这次换发新的机动车牌照是充分考虑到了老百姓的购车需求。事实上,目前在全国很多城市,汽车交易十分火爆。以北京的一家汽车交易市场为例,7年前这个市场刚开业时,一年的汽车销量为1万辆,现在一年的销量是5万辆。
今年汽车销量从1月开始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数量。一位购车者说:没想到车市这么火,我想买辆帕萨特轿车,现在马上交定金也要3个月后才能提车。据了解,目前北京汽车市场上私车的购买量已经超过了公车,占整个汽车销量的60%。从北京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看,个人比例更高,去年在80%左右,今年在90%以上,可以说绝大多数在市场买车的人都是私车消费者。
正因为私人购车者的大量增加,使得他们对汽车销售及管理部门的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望:一个是快捷,一个是服务好。
  8月12日这一天,4个城市的新车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车牌,这对很多的消费者来说还是第一次。
  天津市交管局武局长:这些所谓的好号、吉祥号,过去大部分都是通过关系,通过找一些领导,找我们管理部门的一些同志办出去的,这一次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以前,为了要一个好号,一天总得有10几个电话打来,车管所所长压力比我更大,为了躲避关系户所谓的好号、吉祥号,晚上都不敢回家。
《经济日报》“汽车天地”周刊的主任张恒:这实际上是一种车牌价值、地位的一种回归。以前应该说车牌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识别标志。但是由于它变成了一个紧缺资源,因为它有所谓的吉祥号是有限的,这样它就已经异化成另外一种东西,已经不仅是一个标志,而且变成了一种象征,一种身份、能力、地位的象征。
车牌申领的这种改革过程和汽车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武局长:车牌申领个性化的实施,肯定会极大地推动小汽车走进家庭,也就是说我们机动车的增长速度将会加快,特别是私人拥有小汽车的速度将会加快,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张恒:我认为城市的汽车容量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80年代或者是90年代初北京70、80万辆机动车也已经接近饱和了,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道路的增加,现在180万辆机动车容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汽车容量,而现在的交通状况与当时相比还有所改善。现在车牌的改革至少从一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发展小汽车的空间。
材料二
  “浙C·88888”吉祥车牌拍出166万创下国内纪录。现代金融报:一张号码为“浙C·88888”的吉祥车牌,居然拍出了166万元的天价!目前温州举办的一场小型客车特殊号牌拍卖会,让世人再次见识到了温州人的“有钱”,而166万元的车牌号码,也刷新了类似拍卖价格的新记录。
吉祥号码从不缺追求者。现代金融报:以一部车甚至一套房子的价格,换取原本只需300元工本费的车牌号码,如此狂热的举动,在民间资金充裕的温州甚至浙江其他地区却是屡有发生。在此之前,温州第2期小型客车特殊号牌拍卖会上,“浙C·88888”就曾拍出37万元的高价。温州某媒体在此次拍卖会后曾对近年来发生的特殊号码拍卖作出一份粗略统计,据显示,1990年号码为9008888的手机号码拍出了12.8万元,到了2005年和2006年,浙C.69996的车牌号码与浙C·77777的车牌号也以40万元和39.6万元的高价被购走。
材料三
  温州小型客车特殊牌号拍卖会的槌声犹在耳边:那是经历了30多轮竞价后,以166万元“天价”成交的“浙C·88888”机动车号牌,得主是一位姓陈的先生,他上周刷新了此前40万元的车牌号拍卖“全国纪录”。就在这位陈先生风光无限、沾沾自喜之时,相隔300多公里外的浙北某县一富商林军(化名),却因为他那“88888”的车牌引来了麻烦,有歹徒两次给他寄匿名敲诈信。迫不得已,林军摘下了这个吉祥车牌,换上了普通车牌。
浙江省日前施行的一部地方法规规定.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公开拍卖受民间追捧的机动车“吉祥牌号”,并将拍卖款纳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浙C·88888”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拍出“天价”的。拍卖“吉祥牌号”,用于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本是件好事,但“吉祥牌号”得主的安全保障难题却凸显出来。
据《今日早报》报道,林军40岁出头,自办企业,去年财运不错,生意红火。今年年初,林军换了坐骑,花了1OO多万元买了辆宝马车。好车配好牌照,那阵子,林军做梦都想有个吉祥车牌,给自己增添些好运。托朋友.走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前后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颇有点“神通”的林军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非常吉祥”的“浙C·88888”牌照。
林军所在的县城本来高档车就不多.更别说这“5个8”的“吉祥车牌”了。牌照刚挂上去那几天,林军果然春风得意,他的车一上街,就会吸引无数眼球。
  有道是树大招风。那吉祥车牌挂上不到一个月,一封匿名敲诈信寄到了林军家:林军,你拿点钱出来,破财消灾,不然就……
  “88888”号牌的宝马车,整个县城找不到第二辆,想要找到林军的车非常容易。因为怕车被弄坏,林军每次在外开车、停车都格外小心,特别是停车,他专找有人管理的停车场,即使这样他还是不放心,每天提心吊胆的。
  一个星期后,林军又收到一封匿名敲诈信,这次信里的措辞更加激烈。更恐怖的是,写信人掌握了林军一天的行踪,就连他出去买包烟的时间、地点都了如指掌,林军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接下来的几天,林军已不敢开着宝马车出门,只能重新用原来的一辆本田车。但林军又不愿将宝马车闲着。无奈之下,林军只好再次托朋友将这块“88888”的牌照摘下”重新到车管部门上了一块极为普通的车牌,打眼一看不一定能记得住。不让人轻易记住自己的车牌,也正是林军此次更换车牌的目的。
毫无疑问,在浙江经济发达城市,汽车牌照几乎和轿车一样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看到车牌中有4个、5个“8”,就知道车主非贵即富,对一些渴望超越中产阶层生活的人来说拥有一辆轿车还远远不够,为了炫耀财富,富人争着花大钱买幸运号码已经形成一股风气。
材料四
  这种汽车牌照号码出卖谁是“始作俑者”,笔者不得而知。但所知道的是,这种出卖早已成为一种规则了。笔者所居的首善之区,一些所谓吉利的号码,一些特殊的号码,一些易记的号码,是不是通过竞拍我不知道,但这些号码好像都不是随便什么人可得到的,也不是“抓阄”可得到的,而都是一些有“背景”的人物的专利,至少前些年是这样。
不独汽车牌照号码,电话号码也同样有过这种竞卖的纪录。吉利的号码,特殊的号码,易记的号码,你若不是有面子的人物又想得到,就得多拿银子。就是那些登不了拍卖大雅之堂的号码,也按号论价。原则当然是,有所谓不吉利数字的号码便宜,没有不吉利数字的号码就相对贵一些。这已经成了被社会所接受的不言而喻的规则。
前不久又从媒体上获悉,某市把一些人行道地段出售,买到者即可在此设摊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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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9年,在人们对水价调整议论纷纷的背景下,某部门邀请某市自来水公司H总经理,B书记,某报W记者,公用事业专家X、Y、T、G,某外资投资公司S副总裁,M经理,市民代表D、C等,开了一次座谈会。下面是座谈记录。
W记者:我觉得水它不单纯是一种商品,它有公共资源的属性,不能单纯地以商品来计价。因为政府从税收里头就已经提取了一些资金,居民对这块资源理应低价共享。
H总经理:十年前我来到这个企业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认为水是自来水、福利水,不是商品。自来水公司长期不参与市场竞争,亏损靠补贴,投资靠拨款,企业人员臃肿,效率低下。持续低迷的水费征收率,居高不下的管网漏失率,加上积累下来的几亿元社会拖欠水费,成了我面前的大难题。一栋297户的居民楼,12年不交水费,周围的居民楼也在关注着他们,这个事态如果扩大,全市可能都要不交。在这种情况下,我下决心采取行动。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第二天对这栋楼停了水,一直停了36天。停水后第二天,铺天盖地的报纸,整版整版地报道、评论这件事。停水之后,陆陆续续有居民开始交水费了,可是管网就这一根,对已经交水费的居民怎么办?我们说下决心,对交水费的居民提供矿泉水。我们职工就把矿泉水一桶一桶地扛到他的家里。后来我们听说了,这栋楼的居民走在街上,不敢说是这栋楼的,谁要说是这栋楼的居民,大家都谴责他,形成了一个社会舆论。但这还不够,供水企业要不要盈利,是不是亏得越多越光荣?光停水还解决不了。
X专家:供水企业在市场机制下追求盈利,讲究成本,我觉得这是很客观的一件事情。
G专家:作为企业,好像盈利是一种天然的冲动,所以我们说有涨价的冲动。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不是各国通用的。我最近到墨尔本去了一趟,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供水企业,盈利率很低,看去年的年报,它的净资产回报率大概只有1%到2%的样子。如果我们说自来水公司是公用性质的企业,那么它就不应当有盈利冲动。
Y专家:供水行业的特点是自然垄断性,它在市场上是不可竞争的。对我们公用事业,消费并没有选择权。这样一个自然垄断的企业,要有盈利,就很可能获取超额利润,消费者质疑它涨价是不奇怪的。
S副总裁:我觉得法国做得比较好,它的水价构成是供水的全部成本,除一些生产成本之外,还有税金,再加上投资成本,还有其他新设施的投资,比如说管网的投资,这些成本必须是客户认可的,运营商也认可的,予以公开。法国近几年跟随欧盟的标准供水,每年的水价都有一点增长,不是十年不涨,一下子涨很多。
H总经理:如果公用企业的利润仅靠调价来实现,这是不全面的,应当加强管理,减员增效,降低成本,而不是把实现利润的目标和手段放到调价这一个措施上。水它也是一种商品,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商品。随着城市不断地扩大、发展,城市用水量急剧增加。我们市现在每年都要以五万吨的量增加着供水的需求,可是亏损状况依然存在。是引入投资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通过涨价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其他的思路?
M经理:我觉得解决中国供水行业问题,必须选择引进社会资本这一条。
B书记:我认为现在水价非常低,不利于自来水公司的发展。我们市现在居民水价才一块钱一吨,每人平均每月用水量三吨左右,十天才用一吨,放到一天才一毛钱。现在买根黄瓜都得三毛钱,你说这个水价低不低?
D代表:黄瓜和水的问题,没有可比性。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就从两个方面看。1985年我们的工资是多少,水费是多少,现在我们的工资是多少,水费是多少,这样比较一下,我感觉水价可能是高。
Y专家:我觉得这位先生说得非常有理,水价是高还是低必须有个参照物。从国际上看,水价占家庭收入3%以下是合理的,超过3%就不合理。
M经理:我们全国所有的大城市都算过,只有个别城市达到了1%,其他城市都在1%以下,大概多数在0.5%左右。
Y专家:公用事业发展长期以来比较滞后的主要原因是投资不足。2007年和1990年相比,城市的人口密度增长了7倍,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两倍,但公用事业投资太少,城市居民缺少应有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单靠涨价不能解决投资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们打破了由政府包办这样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投入到公用事业设施的提供和服务中去。近些年来,引进了大量外资,世界上一些知名的水务集团,已经在中国的水务版图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也有引入外资又摆脱的。我们请H总谈谈他们这样做的理由。
H总经理:引进外资最初是把回报率确定下来,同时把水量确定下来。但后来的发展,我们供水企业的负担比较重,政府又不能把这个投资回报的压力转移给老百姓,政府的财力又不能在短期内满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回报要求,而它的高利润回报的要求制约了企业的发展,这是我们进行重组的一个原因。这时我们大胆地引进市场机制,眼睛向内,挖掘潜力,不找市长找市场,一个最突出的政策叫“万吨水十个人”。那就是我们对八个城区的自来水公司,实行每万吨水只给十个人的工资。以前这个人数差不多三十人,这一下子就砍掉了二十个人的饭碗。在这个问题上,我把压力加给了我们各区的经营者,他们觉得就像天塌下来一样。
B书记:我当时在东方区当经理,五百多人,一个月就给我160多人的工资,你说让我咋活啊?那时候真是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嘴上净起大水泡。可后来,我拿到了奖励。
Y专家:刚才H总说万吨水十个人,既可喜也可悲。可喜的是我们H总是真正的企业家,他压缩成本来提高服务,使消费者受益。可悲的是,也许我们万吨只需要十人,甚至不需要十人,但是我们过去却用了三十人,这三十人的成本都是我们所有的消费者甚至政府财政来背负的。
M经理:刚才H总讲到了只给三分之一的人发工资,另外三分之二的人去到市场上去,自己去揽生意,自来水公司能够揽到什么生意呢?作为这样一个垄断性的行业,让它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去给自己挣口饭吃,我觉得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T专家:对外资进人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对外资的管理,对外资的技术,对外资提高行业的管理水平,看法是一致的。
H总经理:我的观点是,一定要强调政府对公用事业的控制力,凡是出问题的地方,都是政府缺少控制力。我到过国外一些地方,他们是政府控制所有权,放开经营权。就是政府把经营权拿出来在全社会招标,选择最有经验、最有实力、最有信誉的运营商来运营,这样的一些做法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借鉴。在《经济观察报》上我看到一组专题,叫做“水价上涨背后的跨国势力”,你们觉得这种直接关联度到底有多大?
W记者:我是参与了这个专题。做完这个专题到现在,外资究竟跟水价上涨是不是有关联,其实我们都没有特别确切的答案。因为他们对这个事情非常地谨慎,他们不愿意直面我们记者的调查。
M经理:我认为涨价和外资没任何关系。西北某市从1992年到2006年水价上涨了七次,而某知名外资水务集团是2007年与该市进行合作的。
X专家: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必然联系。外资公司购买了我们水项目的股权后,势必会对水价的上涨带来一定压力,投资是要收回利润的。
S副总裁:我们的算法,作为一个投资项目,首先我要看这个城市的发展,有没有发展前景。比如说某大城市,当初我们认为它是国家鼓励的西部开发地区,人口在全国甚至在世界上都排名在前,那么它将来的用水量一定是增加的,所以不涨水价我们也可以生存。在那里我们进去七年都不涨水价,怎么能说只赚不赔呢?
C代表:我的看法是,国外的资本进来毕竟是追求利润的,不可能是来学雷锋、给你做好事的。
主持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外资进入中国水务领域所产生的影响。我国公用事业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关键是我们如何来平衡。企业有盈利的需求,但水毕竟是一种特殊商品,有它的公益性。
2.某市居民对2004年7月10日的一场暴雨记忆犹新。那天是周六,市民们如往常的周末一样逛街、聚会、休闲。张艺谋大片《十面埋伏》的首映式正在这天举行,大批倒票的“黄牛”憋足了劲要大赚一笔。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让所有在外边的人狼狈不堪。当天下午16时左右,该市上空电闪雷鸣,顷刻之间降下瓢泼大雨,不到两个小时的降雨让全市交通陷入瘫痪,10多座立交桥下积水深达2米,一些地下商场、地铁站也被雨水淹没,公交车、小汽车变成了船。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某负责人事后接受采访时表示,那场大雨后,“全世界都看了我们的笑话”。这样的事件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曾出现。市政建设与城市改造不同步的现象至今依然是个不小的问题。有专家表示,以应有功能来衡量,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市政公用事业连“健康”都算不上。
3.截至2009年4月份,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已经带动了地方30多万亿元的投资。从4万亿到30多万亿,这些保经济增长的投资都流向了哪些领域?资料显示,铁路、公路、航空、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医改、住房保障等民生工程都是投资的主要流向。例如,某市新增投资60亿元,主要用于轨道交通、中小企业和农业,其中20亿元用于高铁的征地拆迁。某省拨付90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和基础设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某省组织了3300亿元投资,主要投向千亿基础网络工程、千亿产业提升工程和千亿惠民工程。其中惠民工程主要指配备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本服务设施。但有专家指出,各地似乎都缺少了对城市公用事业的关注,而中国仍处在市政设施相对不足且市政设施需求迅速增长的阶段。尽管投资中有用于城市公用事业的部分,但比例很小、规模不大,尚不足以体现城市公用事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作用。这位长期研究城市公用事业的专家说,城市公用事业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公益性,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市政公用事业包括城市供水、集中供热、垃圾处理、市政道桥、公共交通、园林绿化、污水处理、
材料一
M市D区是省内实施科技特派员工程的试点地区,早在2004年就开始了相关的试点工作。M市D区的农民
是科技特派员工程的最早受益人。在村民们心中,科技特派员就是要给田间地头开药方,把先进的科技种到地里头,长出金苗苗。
不久前,D区记者小菲就本区科技特派员的情况,对区科技局副局长李明进行了一次采访。在采访中,李局长感叹道:“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大部分是行业领域的专家、大学生,有的讲授得偏重于纯理论,对农民来说,太过于抽象,不接地气,不实用。这在实际操作中是得不到农民欢迎的。再者说,术业有专攻,本是种蔬菜的农民,要是派一个专攻苗木塔养的工作人员给他,又能有多少用呢?”李局长认为,“农民需要和专业领域对口的,有真才实学的,能听懂田坎语言的科技特派员对接,而非流于形式的‘拉郎配’。”
D区目前共有440多个行政村,但科技特派员总共才82名,这令李局长忧心。“在这支队伍里,60来岁的根本不算老,最大的已经70多岁了。想想这些老人们还能在田坎上、果林里跑几年?而一个大学生要想成为一名科技特派员,起码要跟着老特派员学习两年。但是,有多少大学生愿意跟着他们天天进村下地?我们这些年过花甲的特派员又有多少精力来带这些‘徒弟’呢?”
D区村民老蒋对小菲说道:“去年我养土鸡,上面给我安排了一个科技特派员,结果每次来就是帮我喂喂鸡苗,陪着唠唠嗑。后来我怀疑有些鸡苗害了瘟病,找他帮忙看看,他却说没事,叫我放心。结果后来几百只鸡全部染上了鸡瘟,让我损失惨重。”对此,老蒋村里的村支书老周也表示无奈:“现在我们这儿对特派员的考核制度还不够完善。要是他们干好干坏都一个样,是很难有积极性的。如果能通过建立责任连带制度,并让特派员们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参与分红的话,他们和服务的农户就会‘同呼吸、共命运’,双方都可以受益。事实上,乡亲们也知道好的特派员不好找,可现在村里也都通了互联网,能不能像很多医院开通网上诊断那样,通过远程视频,让特派员们给村民们的庄稼、家禽们把把脉,号号病?”
采访中,小菲还对全区82名科技特派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发现:有近三分之二的科技特派员认为自己的知识结构趋于老化,需要更新丰富;近80%的科技特派员表示因为工作的关系,根本没有时间自行学习,但如果有相应的知识讲座、观摩交流会,他们会积极参加,也不愿错过优质的网络学习资源。此外,这些特派员还有不少同专业、同领域的朋友、同学,他们也有意愿成为服务农村的科技特派员。但都因为工作忙,或不在本地,或不在政府指派培养范围内等原因而作罢。
据悉,D区计划近期开展服务行动,围绕本地农业主导产业,建立一批“互联网+科技特派员”的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对接国家、省里的“科技特派员管理服务平台”。对此,小菲感叹道:这样的计划固然是美好的,但用好科技特派员的前提是科技特派员好用、够用。
材料二
在2017年T市的“全市十佳科技特派员”评选活动中,小童以压倒性的票数获得第一名。一个年仅25岁的年轻人,为何能从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的本市特派员中脱颖而出呢?
领导说,他所服务的S村地处偏僻,有一段路车根本开不进去,下雨天时他坐摩托车进村,常弄得一身泥,特别狼狈。可是他每个月去S村的次数和时间都远远超过了考核要求。同事们说,他要是有什么没弄懂的问题,肯定会睡不好觉,会缠着老特派员们搞清楚的。大学书本告诉了他“是什么”“为什么”,但他觉得还不够。从来到我们这儿,他就开始研究我们这儿的土壤、天气、乡情民俗,他一个北方人竟然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学会了我们这儿的方言。
老乡们说,他态度好,说话和气。大家都喜欢和他说话。他说的话大家听得懂,句子不长,用的也是田坎语言,好懂实用。而且他手把手地传技术,把课堂设在田间地头,教给大家的东西都能被记得住。“他讲东西很接地气,富有土味儿。而且,他还会收集村民的需求,定期地在网上开展‘订单化’培训。这样的特派员难找。”村支书也对小童赞不绝口。
而小童自己却说,自己能赢得大家的喜欢,在于自己会玩些“小花样”。“老乡们要的是技术,晦涩的理论讲得再高深,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老乡们学技术,最终还是要落脚到做上面去。科教本身有些乏味,必须要加点料才会有滋有味。我在做技术特派工作时,就坚持添加‘三味’:一是原味,坚持用原汁原味的田坎语言讲授,尽量讲短话,讲土话;二是鲜味,给乡亲们的一定是最新的农技知识,过时的、可能已经不适用的,坚决不讲;三是甜味,对乡亲们积极鼓励,尽量用积极的语言,谁都希望话好听啊,多给他们看看成功的案例,正面激励。如果你用的是本地语言,说的是农家事,讲的是致富经,他们不欢迎你都难啊。”
材料三
近几年,很多二线城市的人才引进工作都开展得如火如荼。二线城市尚在努力,三四线城市自然也不甘落
后:给钱、给房、给户口。然而,纵观很多三四线城市的“人才争夺战”,大多也只是出台买房打折、租房补贴、落户降标、项目资助、一次性奖励等引才政策。这固然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作为本身经济实力和区位优势不那么突出的三四线城市,给出和二线城市差不多的“彩礼”,能真正地“引凤求凰”吗?
“在人才工作中,一些地方的同质化倾向依旧明显。”一位从事人才引进工作多年的部门负责人说道,“现在,很多中小城市都要高学历、高效能、高层次、高大上、高精尖的人才;而给人才的往往就是‘老三样’——钱、房和户口。”“很多地方把人才引进工作想得过于简单了。”一位评论家说道,“人才工作不是把人引进来就可以的,它其实更依赖人才生态的建设——如何利用、再培养、激励,如何留得住才是重中之重。然而,这往往是被很多中小城市所忽视的。花了大力气,引不到人才;人才来了却又呆不久。消耗了那么多的财力物力,也还是为他人做嫁衣。
问题还不止于此。现在一些地方的人才引进工作,已经给当地的财政带来不小的压力和负担了,但收效甚微。很多地方都重视引进外地人才,厚彼薄此、重外轻里的人才政策更让本地人颇有意见,可以用“赔本也没赚到吆喝”来形容。“计算机、生物科技、航空航天这些尖端领域的顶尖人才本来就非常稀缺,即使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都是‘肉少狼多’。在这样的环境中,实力薄弱许多的三四线城市往往是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最后却还是被‘剩下’。而且,就算引进了,往往也用不好,甚至用不上。”一位从事人力资源研究的教授说道,“引进人才要靠优势,但中小城市能靠的优势往往不是物质吸引力,而是自己的特色。”
另一位评论家也给出了一个观点:“各个地方的人才引进工作必须要‘错位’又‘对位’。我们的城市定位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趋同的,如果采用同样的人才路线,会是‘撞车’的;毕竟错落有致,才能既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又符合建筑美学嘛。我国各个城市间的地理、经济等方面差距依然较大,对人才的吸引力、对人才的需求结构都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必须认清这个现实,找准自己的位置,才可能做好人才工作。因为你是你,你不是别的城市。你在全省,甚至是全国有你的角色定位,有你自己独特的优势。所以必须各就其位,各求所需。”
位于东部的B市,就曾犯一种“经典”的错误,在五年时间里,B市花费数亿资金引进了大量外市的高职称人才。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招来了女婿,气走了儿子。各个地方都是这样,厚此薄彼成了通病!”在B市土生土长的科研人员小姚说道,“同样的学历,同样的职称,就因为我一直在本地,来路不同,待遇差距就这么大?果然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是让我们这些兢兢业业的本地人有些寒心。”与此同时,小姚也接到了外地的一个职位邀请,待遇颇为优厚,他说自己正在考虑,是否要离开家乡到外地去发展。
材料四
2017年8月,X市一则“我市学生近六成想落户外省”的新闻深深刺痛了当地市民的心;我们这座有三千
多年历史,有近百所院校的城市,居然留不住在这个城市求学的大学生?
要说人才引进计划,X市也并不是没有。他们按学历、工作经历、从事领域等把人才分为了A到E五类;对于A类到C类高级人才的政策优惠力度,相比其他城市可谓毫不逊色,但就D类到E类人才的政策福利来说,则并无优势可言。况且,调查显示,80%的被调查者认为,这样的人才分类不符和X市实际,对人才的评判、分类分级过于简单草率,存在重视科学理论,轻视技术实际;重视二、三产业,轻视第一产业;重视学历,轻视经验的倾向。如果连本地的人才都留不住,那么可以想象,外地引进的人才来了也还是会走的。据统计,像X市这样制定人才引进政策的城市不在少数,类似X市这样留不住在本地求学的大学生的中小城市更是占了大多数。
“最让我担忧的是,现在我们正慢慢形成‘倒金字塔型’的人才结构。人才金字塔的顶层结构过于庞大,而底层基础型人才逐渐萎缩,这个金字塔是无法长久维持的,甚至有倒塌的危险。”X市社科院的一位专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说道:“我们也想留在X市这座自己生活了四年的城市,为它的发展尽一份力。但是像我这种本科生,即使是‘双一流’院校毕业,也算不上什么‘人才’。如果是差不多的工资收入,我还是选择留在一二线城市吧,毕竟那里有更平等的竞争环境,也有更开放包容的姿态。其实,我们作为普通大学生要求不多,房租能打个九折,找工作时能给我们一个晚上的免费住宿,都会让我们觉得这座城市非常有诚意。”
现在X市最亮眼的名片依旧是“千年古都”,而全国以“千年古都”作为名片的城市不下十个,可以说X市的现代形象是模糊的。城市的发展必须要有现代性的活力,如果在重温旧梦中停滞不前,那么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其实,现在中国许多城市的“现实个性化”发展之路就非常值得借鉴,比如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贵阳的大数据中心等等。城市求贤,君子择城。很多人选择一座城市,往往会考虑这个城市的气质、气场以及传递出来的最强烈信息等和自己的人生目标、发展方向是否投合。
1.2009年,一群来自深圳的普通工人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周刊一出版,中国工人的灿烂笑容,瞬间给处于经济低迷的世界带来希望。他们坚毅的目光,质朴的外表,倔强的神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为“中国制造”贴上光亮的标签。中国工人一直以勤劳、坚韧的姿态出现在历史各个时期。建国之初,“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昂扬的旋律曾伴随共和国的成长,点亮了一个时代。无论是石油开采,还是钢铁制造,各个行业都闪耀着工人的光彩,“工人老大哥”成为令人艳羡的称呼。工人成了国家和工厂主人,这极大地激发了工作的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大庆的“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老英雄孟泰“为鞍钢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的创业精神,激励着工人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生产奇迹,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工人的内心骄傲是那么强烈,归属感油然而生。
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条件发生转变,生产方式进行了变更。在一段历史时期,农民工成为中国独有的劳动用工方式,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低成本支持着工业化发展。改革开放早期,农民工是一批将外出务工作为副业的农村人口,出外出务工而带来的财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但这种情况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发生了变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他们成了新时代的“新工人”。
2.“她们太没有责任心了,上班的时候还玩手机,聊天,哪像我们呀。”陈青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婉芸说,李婉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青和“90后”李婉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这个工业区的高峰时期,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这里的湖南人陈青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以这里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婉芸是新一批的落脚者,她说她也认同陈青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选择多多啊,年轻人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绝大部分人的志向并不在那些单调枯燥的生产线上,不愿干了就走呗。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为她所在城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这个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正在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越来越现实的挑战。
来自湖北荆州,现在在这个工业区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的一名李姓男员工说:“我们四周是高高的围墙,还有铁丝网,戒备森严,好像监狱一样,连上厕所都限定时间,平均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已经在广州打工7年的小王,今年25岁,也在这家厂里上班,他的话语里藏着许多无奈:“你看我们的厂房,条件好着呢。可是,一进车间,所有人就失去了名字。工人密密麻麻地坐着,工作的时候根本没空说上一句话,得死命盯着手里的活,稍微一放松,零件从你眼前滑过,钱就从你眼前溜走了,因为我们都是计件工资。最近我总是想起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有时我会想,我们是不是和电影中的夏尔洛很像?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我们!”但是,这家厂的厂长助理王先生却说:“现在的年轻工人,已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并不满足于做工挣钱。他们大多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对自由、个人尊重越来越重视,如果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马上就会跳槽。企业如果不能有一批长期忠诚的骨干,企业壮大和职工发展都很难谈得上。”
一项调查显示,当下国内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有人评价道:“中国的工人获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认同,却没有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同。”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工人,现在基本成了流水线操作者的代名词,是不需要多高技术的作业者。劳动力,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梦想和追求,有着家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要安身立命,他们也要有尊严,甚至还要——抬头仰望星空。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是必然的事情。相比较于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显然,这句话同样契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工人,需要时代的认同,需要社会的尊重,还需要有发自内心的骄傲。
3.盛昌是一家制鞋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耐克在深圳的主要代工厂,规模最大时达10万人之多。如今它偏居一隅,隐藏在一段年久失修的小路最深处,周围只有几处零散的小作坊。“盛昌曾是横岗地区知名的企业,除了耐克,盛昌也为其他跨国公司代工。”该厂安全生产负贵人沈先生介绍,“现在只能接到一些小品牌的零散订单,这在以前根本不会接。现在用工成本很高,熟练工的工资涨得更快。对我们来说,加薪是找死,不加薪是等死。现在耐克将代工企业逐步外迁,我们现在真是有心无力了。”就连盛昌对面卖奶茶的大娘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她说“这两年生意太难做了,一杯奶茶只卖到1块钱,在深圳这样的高消费城市,已经无法再便宜了,可是现在就是这1块钱的奶茶都不好卖了。”这样一家效益曾经很好的代工企业,现在雇员仅剩三四千人,正可谓“盛极而衰”。
全国何止成千上万个盛昌?“中国制造”曾经疯狂席卷全球,阿富汗人骑的自行车,越南人骑的摩托车,巴基斯坦小店里摆放的文具用品,美国人看的电视机和穿的衣服,欧洲人用的家电和玩具,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中国一度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这些企业靠的仅是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链。随着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一度曾把为世界品牌代工视为骄傲的工厂,现在不得不面临疲于维持状态,甚至走上破产的命运。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境,靠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起来的国家经济发展,如同竭泽而渔。
A市是长三角经济圈中一个重要的新兴工商城市,以制造业为主体,经济发达。近年,A市的制造业一样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制约因素,过去以代工制造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A市探索在产品发展设计、研发和营销向两头延伸的同时,实施中间分离,在现代制造业中拓展现代服务业,既助推现代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也实现了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在A市,很多企业剥离主副业,实施二三产拓展分离。比如从玩具制造企业中,拓展分离出了玩具商贸有限公司,由其专门从事市场推广、品牌塑造和商品销售。剥离后,产品研发、品牌塑造、销售可以走上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实现做强做大的目标。通过转型升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提升了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渐塑造起自己的品牌,不再依附于代工模式,最终实现外资和民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翼齐飞的局面。
发展经济就像开汽车一样,在直道上可以快一点,但如果要转90度或更大角度的弯,就必须要把速度降下来。不论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之中,还是因为本身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制造业都亟待转型升级,在转型期,会出现像盛昌一样“盛极而衰”的企业,也会涌现出像A市这样的成功经验。
4.某大学的陈博士认为,劳动力短缺对于未来中国发展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短缺的劳动力市场会使我们开始关注劳动力资源对于中国崛起梦想的重要性。只有当为这种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支付更高的报酬时,我们才会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而技术创新也会随之绽放。他说,如今有的人在谈论中国屈崛起之际,总爱用那些以廉价劳动力堆积出来的GDP和羽翼渐丰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他们的例证,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他介绍到,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杰里夫*萨克斯教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源诅咒”现象: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比如,拥有丰富资源的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正经历着较低增长或者还在痛苦的经济增长中挣扎;而相反的是,韩国、新加坡和瑞士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经济却表现出异常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现在来看,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俄罗斯也已陷入“石油诅咒”的陷阱之中。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顺取逆守的资本家在获得原始资本积累之后,非但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向社会支付再生产所需要的市场价格,反而利用与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大勾结,向工人支付低于再生产所需的低工资,以更低的价格继续获得大片优良的自然资源。陈博士说:“我并不担心处于发展轨道的中国会像俄罗斯那样陷入‘石油诅咒’陷阱,但是非常担忧会陷入‘人口诅咒’的陷阱。”目前中国制造业如若不应对得当,极有可能沦为建立在沙子上的王国,难以经受真正的风雨洗礼。
5.当虚拟经济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金融市场的海洋里,实体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里,发达国家从高速增长一下子跌入茫茫沼泽地。经此一劫,发达国家认识到:脱离制造业的虚拟经济“虚火”,是酿成危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主因。卢*兰奇是美国通用电气家电业务的设计主管,他说:“过去我们曾认为我们负责设计然后控制销售就万事大吉,现在我们发现这是个错误,一旦你把生产转移出去,就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而这种变化是一点点显现的:当你第一次把烤面包机和热水器转移到海外生产时,你还知道如何制作这些产品,因为昨天、上个月或者上个季度你还在生产它们;但是当产品更新换代、技术不断进步后,为降低成本而不断更换代工厂的时候,设计产品的人与生产产品的人之间的差距就像太平洋一样宽广。”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开始认识到,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生活的外包浪潮是个严重的错误。
现在,回归实业几乎成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共同的战略选择。美国从2009年到2012年,先后推出了《美目制造业振兴法案》“购买美国货”“五年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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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材料
材料1:
T市是全国老工业城市,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能源结构单一、环保历史欠账较多,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T市成为煤烟型污染城市的重要因素。每当冬季采暖期来临,100多个城中村“家家生火、户户冒烟”,已成为制约T市冬季空气质量改善的瓶颈。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T市于2012年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全面改善城市环境质量领导小组,并随即启动了“五大工程”(集中供热全覆盖、城市气化工程、城中村整村拆除改造、污染企业搬迁、水污染治理)和“五项整治”(工业污染治理、扬尘污染控制、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商品交易市场和饮食服务行业环境综合整治、垃圾和秸秆焚烧污染控制),财政总投入将超过千亿元。同其他城市一样,T市同样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难题,如何解决好这一问题,已成为T市环境质量改善能否实现“一年初见成效、两年明显改善、三年大见成效、四年全面现”目标的关键。T市一方面积极争取国家和省财政的支持,另一方面多渠道筹措资金,成为T市环保节能投资公司,努力破解环境治理资金难题,建立和完善全面推进城市环境质量改善投融资平台。据业内人士透露,当年该公司已完成融资6亿元。
材料2:
2012年10月中旬,T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城市环境质量改善的若干政策规定》,对集中供热、城中村供热改造、污染企业关停等7种情况予以重奖,补助奖励资金超过12亿元。
根据这一政策,对按期进行采暖锅炉清洁能源供热改造的,将按照供热改造面积进行相应的建设费用补助;对按期完成20万吨以上燃煤锅炉脱硫除尘设施升级改造的,也会予以奖励。在城中村供热改造过程中,对当年10月底前完成整村拆除任务的,每拔掉一根烟囱(拆除一座院落)奖励1万元。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各级政府、企业的积极性。
T市2012年建设的瑞光热电一期等7个热源项目中的3个热源厂已接近尾声,新增供热能力将达2400万平方米,新建热电站175座,是上一年的3倍,供热扩网面积突破2000万平方米。2013年,17个城中村整村拆除面积完成300万平方米,22个城中村供热改造面积完成870万平方米,拔掉城中村黑烟囱1.8万根,同时拆除市区分散燃煤锅炉508台,154台常年运行的燃煤锅炉也完成了清洁能源替代。据测算,这些目标任务完成后,市区内城中村冬季土小锅炉燃煤量削减了50%。
T市M区集中供热涉及17幢楼1700余户居民、供热面积9.6万平方米,需拆除1700台燃煤小锅炉。针对居民多为低收入群体、生活困难的实际情况,M区按照每户居民补贴2000元的标准,安排300万元财政资金,用于当地的二、三次管网建设。此外,把集中供热改造与环境综合整治结合起来,投入400余万元,同步推进建筑整饬、院落硬化、绿化等基础设施配置工作。
“20多年了,因为没有暖气,一到冬天,只能靠蜂窝煤炉取暖,你看,楼道里现在还堆满了往年剩下的蜂窝煤。每年冬天,家里又呛又脏,也不暖和,半夜要起来添火,还得担心煤气中毒。现在可好了,终于能加入集中供热了,以后不必再为取暖犯愁了。”居民们喜上眉梢。其实,受益的不止满洲坟小区,还有老军营小区等13个“困难小区”以及22个“城中村”的居民。
为避免城中村土小锅炉点火给大气环境造成污染,2013年T市环保部门在对22个城中村实施供热改造的基础上,还为57个城中村约两万多台土小锅炉、1400多台分散式燃煤采暖锅炉用户,免费发放点火型煤30万块、点火剂80万袋,总投资超过100多万元。同时,T市还成立了149个清洁点火服务队,免费为锅炉用户进行点火,受到市民欢迎。参加完T市司炉人员免费培训后,尖草坪区的高先生深有感触:“以前都用废机油、旧衣服、废棉纱等生炉子,认为这是点火的好东西。参加完培训才明白,用这些东西点火,会造成严重的污染。”
T市环保部门负责人表示,通过实施城市气化、集中供热和城中村热改造,T市每年可削减煤炭消耗600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2.8万吨、烟尘3.2万吨,特别是冬季采暖燃煤用量可减少33%,二氧化硫、烟尘排放可分别减少42%和46%。
为根治冬季燃煤污染空气的顽症,2012年T市规定,新建住宅小区必须有热源(即暖气供热点),凡没有热源的,土地、环保部门不予审批,不能开工建设;老旧住宅也将统一标准和有关政策,没有采取集中供热的必须纳入城市供热改造范围。与此同时,全市还将大力调整能源结构,积极推广天然气、煤层气、液化石油气、焦炉煤气等清洁能源,扩大使用范围,提高城市清洁能源的使用比重。凡是清洁能源覆盖的区域,必须关停、取缔燃煤锅炉。
材料3:
“虽然大家都知道机动车尾气有污染,但是污染有多重,很多人没有概念。T市的PM10有两成多来自机动车尾气,而PM2.5有三成多来自机动车尾气。”T市机动车与排气污染防治检测中心孙主任介绍。
据T市污染物减排数据显示,2011年T市机动车尾气排放氮氧化物31214吨,碳氢化合物19195吨,一氧化碳160014吨,总颗粒物3787吨。以每节火车皮载重60吨计算,仅2011年全市机动车排出的总颗粒物,就能装63节车皮。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细微颗粒物、硫化物是造成酸雨、雾霾等自然气象甚至灾害的重要原因。
为了整治机动车尾气排放,市委、市政府加大治理监管,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治理步伐。2008年3月,T市建立了机动车环保定期检测制度,并于当年修订了《T市机动车污染防治办法》;2011年和2012年,市政府购置了1200辆清洁能源公交车;2012年8月,全市开展严厉打击机动车“冒黑烟”现象。
对于黄标车,2011年Τ市启动了限行工作,2012年开始分步实施黄标车现行措施。其中,对中、重型黄标车和大中型载客黄标车实施限行,全年累计查处违规黄标车2269辆,2012年全市淘汰了黄标车33338辆。尽管如此,Τ市每个工作日机动车增加量仍在350辆左右,而全市黄标车仍有4万多辆,机动车污染防治形势仍然严峻。
2013年,Τ市对2003年以前运营的8637辆黄标车进行强制报废;对1422辆连续5年以上未参加年检的车辆限期检验,逾期强制注销;对2013年年底达到报废期限的10082辆车进行强制报废。到2015年年底,Τ市将全部淘汰黄标柴油通勤车、土方车和载货车辆。对于公交车、出租车、环卫车,Τ市拟加快气化(使用液化气)改造,全部淘汰183台柴油公交车。
同时,Τ市将严厉查处黄标车闯限行和柴油车“冒黑烟”等违法行为。每周两次上路查处“冒黑烟”车辆,对在路面行驶的“冒黑烟”车辆,由环保部门下发限期治理通知书,对逾期未整改的车辆,列入年审黑名单,环保部门和公安部门不予办理年度环检、安检手续。对于外地入境车辆,严禁没有环保标志的车辆进入Τ市,外地牌照黄标车辆不得进入市区行驶。
2013年1月14日,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了《关于积极应对空气严重污染日的通知》,采取了包括停用机关单位30%公车在内的9条强制措施应对雾霾。经过Τ市政府批准,Τ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将对停用的公务车辆违规上路进行纠正和查处。
据市交管局介绍,这些停用的公务车辆都是先由市属机关事业单位报到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然后再由机关事务管理局进行收集统计,抄送到Τ市交管局,之后他们将把停用的车辆牌码录入监控设备数据库,再由电子眼进行抓拍。如果这些车辆在重污染日上路就会被电子眼拍下来,后面就会有相应的督促和检查措施,比如交管部门会及时通报相关单位并予以曝光,在路面上执勤的民警如果发现违规上路的公务车,也将会对他进行警告和纠正。
据记者了解,14日一天时间,依托数据库录入的信息,T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一共在市区道路上抓拍到了65辆本应该停用的公务车辆,其中最早一次抓拍记录时间是早晨6点29分。
据统计,在采取了综合整治行动之后,2012年在T市市区煤炭消费总量下降了602万吨,冬季采暖燃煤总量下降了35%,采暖期排放的二氧化碳和烟尘分别下降了33%和37%。采暖期空气污染初步得到遏制。截止2012年12月10日,市区二级以上优良天气达到312天,比上年同期增加11天;大气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浓度均值比上年同期比下降14.1%;综合污染指数比上年同期下降了5.7%;全市市区空气质量有望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目标。T市全面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一年初见成效”的目标基本实现,2013年T市将继续推进综合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工作。
材料4:
2013年2月18日,据环境保护部介绍,74个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城市,春节期间(2月9日至15日)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仅54.7%,超标天数占比45.3%。PM2.5平均超标率为42.7%,最大日均值达426微克/立方米,最大超标4.7倍,74个城市中,空气质量属轻度污染的23.1%,中度污染占10.5%,重度污染占8.8%,严重污染占2.9%。天津、石家庄和T市除夕夜(22时至次日2时)PM2.5的浓度较高,分别为577微克/立方米、527微克/立方米和520微克/立方米。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说,春节期间,污染物浓度变化既与烟花爆竹集中燃放有关,也与大气扩散条件密切相关,不利气象条件及烟花爆竹燃放的共同作用,是造成部分空气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T市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马主任表示,在烟花燃放的问题上,确实要控制它的污染,但完全禁放并不是很好的选择,他说,从2012年春节开始,T市第一次有了公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重点测查应考者的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及文字表达能力。
2.作答参考时限150分钟:阅读材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材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作答。
4.请在《申论答题卡》规定区域作答,在草稿纸上或者其他地方作答一律无效。
5.严禁折叠答题卡。
给定材料
材料1:
创客是指利用开源硬件和互联网将各种创意变为实际产品的人,他们将制造业搬到了自己桌面上,电子服装、健康手环、智能手表、导电墨水、食物烹饪器等等,用户能想象到的产品都有可能在创客手中实现。创客在这种带有加工车间和工作室功能的软硬件开放实验室(创客空间)里将创意变成产品原型,即实现从0到1。
对很多中国人而言,“创客”还是个较为陌生的概念,但凭借蓬勃生命力和强劲发展势头,创客正在悄然影响着传统制造业。许多创客空间在产品设计和原型创意基础上,还延伸了兼具产品孵化和企业孵化的功能,在这里不仅可以实现从1到1再到100,即从创意到产品原型再到小批量产品,还能给创客提供创业场地、管理培训、投融资、渠道销售等服务。在用户体验和互联网推动下,创客产品成为我们的个性化定制商品;也有小部分创客产品经过市场检验获得大众需求的认同,成为工业化生产的大众商品。无论哪种形式,都完成了从创意向创业的转化过程,这种转化也正是创客文化繁荣发展的本质。
创客运动在中国的兴起时间很短却发展迅猛,国内强大的制造业生态体系,丰富的人力资源,雄厚的资本和艺术积淀是创客扎根成长的肥沃土地,它所迸发出的潜力是未来工业体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深圳是国内创客产业链最完整的城市,被誉为创客天堂。创客在这里可以找到齐全的电子元器件,各类加工厂和技术工程人员,快速完成从创意到产品原型再到小批量生产的全过程;与深圳的务实高效相比,上海的创客显得气定神闲、回归本质,具有国外兴趣使然的创新氛围;北京创客则更具跨界协同创新及创业精神,因为北京是顶尖技术人才、文艺人才和资本机构云集的城市。
创客群体没有职业范围和身份限制,任何人有创意、且有激情将创意变为现实的人都能成为创客。在创客空间既看不到高精端的大型仪器设备,也看不到众多发明专利和成果,创客空间里有的是热爱创造的创客,他们以兴趣为导向、以创意为起点,以体验为动力,通过自我满足的创业方式将大众群体中蕴藏的巨大创新力挖掘和释放出来。
传统制造业以满足大众基本需求为目标,规模化生产出利润丰厚的热门产品。但随着热门产品的同质化发展和激烈竞争,大众需求会逐渐向个性化需求分解,这是经济发展给消费者选择产品带来的必然趋势。创客在这种趋势利导下产生,引领制造业从中心化和大规模型态朝着个体式和去中心化的方向发展,根据个性化需求来生产制造小众商品,给个体式制造业带来机遇。
2013年11月,英国《经济学家》刊发的一篇题为《中国制造》的文章让中国“创客”成为焦点。该文指出,中国创客的力量不可小觑,其潜在的优势就是他们与所谓的山寨制造体系密切联系。企业之所以山寨是因为没有设计和创意,依靠模仿他人产品来生产制造,而创客恰恰是设计和创意的源泉和载体。在互联网时代,软件开源和硬件开源给中国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平等创新机会。若能将创客的设计和创意嫁接于低端仿造企业,让创客的巨大创造性和制造需求与山寨企业完备的供应链资源和制造能力优势互补。或许能迸发出惊人的能量,这未必不是山寨企业转型的一条出路。
2013年11月4日,清华大学启动创客驻校计划,计划每年聘请国内外知名创客进驻学校创客空间,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创新实践,提升跨学科的技术与创意交流。此外,多所大学甚至一部分中学和职业院校也积极推动创客教育,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教育创客空间盘活了院校科技资源,加强了教学与实践、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联动,培养出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一流人才。国内每年毕业的几百万大学生是创客运动的最佳人选,他们能将学业中萌发的创意思想和积累的研究成果衍变为创客项目。用自主创业的方式实现就业。这些创客项目转化为创业公司后,会吸引更多不同层次的社会人才加入其中。麦肯锡最近研究报告指出,由于机器人和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过去10年大型制造企业的雇佣人数持续减少,因为规模制造对自动化生产系统的紧密依赖逐步取代了人工参与,而创客运动引领的个体式制造业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来定制生产商品。对技术、工程、艺术等各行各业人工劳动力的需求巨大,必然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岗位。

材料2:
自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狠刹“四风”以来,各地公款消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以致于一些酒店、歌厅的生意也大不如前,甚至门庭冷落,让经营者感到很纠结。
钱某开了一家中等规模的海鲜饭店,之前生意一直都还不错,他最倚重的是每逢周末、节假日,各种同学聚会、生日宴请、结婚喜宴、活动庆典等等,虽然让他忙的不可开交,单页乐在其中。用他的话说,这是饭店的“经济支柱”。然而,这两年的情形有点不大对,这类生意量急剧下降。2014年夏天,高考成绩公布,钱某以为一波接一波的“谢师宴”将会像往年一样闪亮登场,早早备好了每桌1888元到5888元不同档次的菜单,准备赚一笔。可奇怪的是,一桌也没有预订出去。一打听,不是学生和家长不请了,而是老师们都纷纷谢绝了。钱某有点费解:“这谢师宴又不是公款消费,学生和家长掏自个儿的腰包感谢老师的培养,这种人之常情难道也有错儿?”
即使跟公款消费毫无关系的顾客自掏腰包的消费,也比过去有了很大改观。人少菜多、浪费严重的现象越来越少,饭后“打包”、“光盘”行动日益普遍,“这个嘛……唉!我的钱还怎么赚哪?”钱某摇着头,心情颇为复杂。
材料3:
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开发利用,不断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方便,网上购物、网上预约、网上咨询等等风靡全国。尤其对年轻人来说,他们更习惯于依靠网络解决各种困难,24岁的小茜对此深有体会。以前逢年过节要回家探亲,买火车票是最让她头疼的事。裹着大衣在寒冷的夜里排队购票、拖关系找人购票、买“黄牛党”高价票等等,这些都曾亲身经历过。现在有了网络购票,别提多方便省事了。前不久小茜跟母亲通电话,听说母亲想到当地一家医院看“专家门诊”,可是排队很长时间还不一定能挂上号,小茜立刻到网上替母亲挂上了专家号。
  贾先生一直为儿子小学毕业上哪所初中犯愁。同事给他支招,赶紧找人托关系打招呼。贾先生知道,这是多年来老百姓为孩子上学求人的“惯例”,即使心里一万个不乐意,可是为了孩子,求人花钱,也是正常,谁知今年区里实行了“新政”,学区内八成小学生通过电脑派位的形式进入学区初中学习。学生可填报两次志愿,第一批次可填写不少于4所学校,第二批次可填写不少于5所学校。第一批次志愿面向全区所有学生,不设身份限制,全区所有优质资源品牌学校将拿出15%的比例用于第一批次派位。第二批次志愿学生只可填报自己所在学区内的中学,电脑根据志愿随机分配。结果,贾先生的儿子顺利进入一所理想的中学。
  小林买了一套装修好的二手房,准备利用国庆假期搬家。他的父母特地从老家赶来,还带了舅舅、表哥等三四个人来帮忙。谁知小林早已请好了搬家公司,总共花了800元,半天时间东西全部搬上楼安置妥当。小林在楼下饭店请父母舅舅们吃饭,舅舅说:“没帮上忙,还害你花钱请吃饭,早知道这样我们就不来了。”表哥说:“你们长辈的老习惯今后可以改改了。找亲友帮忙搬家,人累的够呛不说,钱也不少花,光是一顿饭加上烟酒钱,就够付人家搬家费了。”父亲说:“搬新家是喜事,找人帮忙是老习惯,请人吃饭感谢感谢,也是人之常情嘛。不过,要是光算经济账,看来还真不如请搬家公司。”
  小辉父母家里的一台老式电视机坏了,要买台新的,早已养成办事“找关系”习惯的小辉父亲,有个经常一起钓鱼的好朋友,儿子在家电商场工作。小辉父亲不知打哪听说商场职工买东西可以打九折,就打算请这位朋友吃顿饭,请他的儿子帮忙,能便宜一二百块钱。小辉听说后连忙阻止了父亲。他上网一查,同样一款电视机,网上价格比商场便宜300多块。他从网上订购了一台,第三天电视机就送到了家里,父母非常高兴。小辉跟父亲说:“现在不比从前了,像电视机这样的东西,市场供应这么充足,还用得着找关系吗?”
材料4:
南方某城市环保志愿者小黄觉得自己每天都生活在苦恼中,他和其他志愿者每个月都会上门向小区居民发放垃圾袋并现场进行分类投放指导。“有指导的时候,分类效果明显就好,但往往过一段时间,乱丢混丢的又多起来。”
厨余垃圾处理是道中国特色的垃圾难题。环保志愿者黄小山说,中国菜中汤汤水水的厨余垃圾占垃圾总量的2/3,其中的有机物会使其变臭,而且会污染垃圾中的可回收物。
为分出厨余垃圾,试点城市鼓励居民家庭把垃圾分干湿两类。可是即便只分出湿垃圾,准确投放率也仅有30%左右。小黄看过一则简报,其中提到呼和浩特年降雨量400毫米,年蒸发量却可达2000毫米,湿垃圾没等处理就干了。“唉,可惜我们不是呼和浩特啊!”
小黄的母亲从老家来暂住,把家里阳台上一半的空间都堆放了废纸箱和废油瓶。“前段时间攒了一箱矿泉水瓶才卖1块多钱,卖废品现在太不划算,价格低还占地儿!”
据估算,目前我国每年再生资源回收量有1.6亿吨,其中约8000万吨来源于生活垃圾,而我国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有2.5亿吨,生活垃圾的资源回收率达到30%以上。这位负责人介绍,而事实上,作为垃圾分类的重要环节,废品回收却一直没有被重视。
小黄认为,居民把家中可回收利用的物品卖掉,是良好的生活习惯。但目前可回收物的价格较低,而又常常不能马上处理、居民无处存放,这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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