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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监考老师发给你的测试材料分为两部分:试题本和答题纸。
2.测试开始前,请在试题本和答题纸上指定位置先填写好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等项内容,然后再开始答题。
3.申论考试与传统的作文考试不同,是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4.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答题要求”依次作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上。
5.监考老师宣布考试结束时,应立即停止答题,将试题本和答题纸留在桌上,然后离开考场。不得将试题本带出考场。
6.特别提醒:
a.本试卷科目代码为“21”,请考生务必将答题卡“科目代码”栏内对应数字涂黑,
否则无法评分。
b.答题时请认准题号,避免答错位置影响考试成绩。所有试题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必须使用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有效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严禁折叠答题纸!
给定材料
材料1:
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文化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和互动的基石。城市是文化、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摇篮。在这里各种社会活动的互动、碰撞和创新,创造出了新的理念和协作。一座城市,特别是大型城市,如果没有文化带来的软实力,核心竞争力无从谈起。
据“2013国际文化大都市排行榜”,纽约、伦敦、北京和巴黎分列前四,上海位列第14位。本次国际文化大都市排行榜指标设计的核心理念遵循“3D”原则,即活力(Dynamism)、多元(Diversity)和差异(Difference)。排行榜以“综合性”和“特殊性”为标准选取了世界上100所城市,样本之大是既往城市排行榜无法比拟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各城市政府官方网站、各城市文化年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的统计结果。由此可见,上海的文化多样性以及开放程度方面还有待加强。
材料2:
上海话是上海悠久历史中形成的方言,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上海原处于吴地并不发达的海滩,开埠前,上海话是吴语中发展相对滞后的语言,因此在上海话中至今保存着比别的地方更多的古代语音,词语和语法现象,反映出古代江东文化信息。
上海话在开埠后汇入了各种语言和方言,在文化碰撞、交汇和发展过程中汇聚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各种词汇、成语和言语。发达的商业活动使大量的商业词语,如“撬边”、“卖相”和“套牢”等,被引入到上海的日常用语中来。上海文化是中西文化交融和勇于创新的文化。当年,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上海人发现一件就创造一个名词,大量新词如自来水、电灯泡、马路、洋房、书局、报馆、沙发、课程、马达、麦克风、敲竹杠、小儿科等等,这些词语后来大多为普通话所吸收,反映了现代文明在上海的渐进。上海方言中所包容的文化积淀,与上海的石库门等近代建筑这些物质文明相融合,是上海人民智慧的结晶和勤奋的遗产,成为中西交融的、博大多元的、雅俗同赏的海派文化的重要根基。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思想情调以及多样化的文艺趣味都溶化在上海话的海派文化中。吴侬软语伴随着上海人的亲乡情节,荡漾在那些具有浓厚乡土情的上海话民歌、童谣、绕口令、顺口溜、谜语、老古闲话和文艺作品里,萦绕在闾里巷间。充分挖掘上海方言这个丰富的宝藏,可以将上海人民的生活细貌、民俗文化和社会变迁展现得栩栩如生。
上世纪90年代后,上海方言成为上海人排外、不尊重外地人,并依赖语言设置交流障碍的“罪魁”之一。曾任教小学的退休教师谢阿姨回忆当年校园沪语“禁令”,对一条标语印象深刻:“不说脏话、不说方言、做文明的好孩子”。从小生长在上海的谢阿姨对此深表忧虑,“上小学的孙子虽然听得懂上海话,却说不好”,心痛之余,她得空就教孩子念老上海童谣。
时至今日,沪语的生存状态十分严峻。不少已过而立之年的“80后”上海人所说的沪语已略微走样。“90后”口中的沪语,从发音、词汇到语法已接近普通话了。至于“00后”的孩子们,情形更糟糕。在“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暗示面前,家长大部分选择了用普通话或英语与孩子交流,鲜有说上海话的。
某杂志就上海方言、建筑、文化、教育等核心竞争优势开展的网上调查显示,只有31.4%的中学生表示会说上海话,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不会说。莫沪语专家表示,近年出生的幼儿们如果再不开口说上海话,沪语传承就会出现一个长达30年的断层,这将危及上海方言的生命。
多元的娱乐消费使地方戏剧的观众日趋老龄、小众。而今,地域文化最好的载体就是方言。为留存沪语的血脉,上海文化工作者做了不少工作。《新民晚报》的“上海闲话”栏目大受读者好评;沪语输入法业已问世;2012年6月,上海电视台的《新闻坊》试播沪语版后,反响热烈,观众猛增三成。不少网友表示:“沪语播报每周一次太少,最好每天都有”;“能不能每天用上海话讲啊?我保证天天看”。
新学期伊始,沪语兴趣班走进学校。虽然是选修的拓展课程,但很受学生喜爱,报名者众多。不久前上架的首部小学沪语教材---《小学生学说上海话》,旨在从称呼和习俗等方面教孩子讲上海话,该教材已进入小学课堂,不少家长和师生点赞。
材料3:
有“远东第一监狱”之称的上海提篮桥监狱最初由英国人修建,一直使用至今,是国内历史悠久的监狱。提篮桥区域也是二战期间最著名的犹太人聚居地之一。2013年7月,一则该监狱即将搬迁的消息引发关注。7月24日,上海虹口区提篮桥街道一商用地块以总价10.44亿元被拍卖,折合楼面地价26831元/平方米,溢价率为49.1%。地产界普遍认为,这是对提篮桥监狱搬迁后周边楼市的“价格测试”。如何在城市建设与保护地域文化之间寻找平衡点?这道老题目成为我国沿海最大开放城市的新课题。
因为监狱的存在,提篮桥区域在上海翻天覆地的城市建设变化中,显得格格不入。政府和当地居民都将其视为发展障碍,但学者又呼吁保护它,矛盾重重。50多岁的严小妹(化名),在离提篮桥监狱高墙10米外的街口开了一家香烛店。往监狱反方向走几十米,就是下海庙-----上海历史最悠久的寺庙之一。她自幼生活在这里的一间15平米的临街房子里,儿子在大学住校了,留下她和老伴。“小时候这里很热闹。提篮桥是市中心,离外滩近,不比南京路差。杨浦区很多地方那时候还是乡下。”严小妹说,但这种优越感随着城市建设进程逐年下降。“50年来,这里几乎没有变化。”在上海人的词汇里,“提篮桥”已经成了监狱的代名词。当地居民王老伯说:“年轻人一结婚就搬走了,儿媳不肯住在这里,谁愿意住在监狱旁边?”“这里谁不希望监狱搬走啊?搬走了我们才能拆迁,谁不想住新房子?”这是严小妹现在的想法。附近很多条件好的住户都搬走了,把这里的旧房子出租。离监狱一两公里的地方,某国际金融广场正在热火朝天的赶工建设,一家超五星精品酒店即将投入使用,上海港国际客运码头与东方明珠隔江相望……附近还有浦西第一豪宅、上海第三代写字楼,这些都时时刺激着严小妹和她的邻居们,他们也渴望着“现代化”。
提篮桥街道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形容,监狱成了上海北外滩地区发展的“绊脚石”。附近居委会的马书记介绍,这里的商店不上档次,吸引不了人,只能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为数不多的游客来参观时不会在此消费,不会增加地区的收入。“保护历史建筑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应该更全面地综合考虑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只讲保护的投入会是个无底洞”。此外,当地有些居民的人均居住水平还停留在20年前,三代蜗居很普遍。随着上海房价的飙升,政府的拆迁、疏散成本也在节节攀高。
根据上海虹口区公布的规划,提篮桥地块将以提篮桥监狱这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中心,整合临近的摩西会堂、舟山路—霍山路历史文化街区,与轨道12号线提篮桥站点、海门路55号等周边地块联动,打造大型综合性区域。在地产商眼里,历史文化保护区旁边的地块,容积率必然严格限制,付出高昂的拆迁成本去建低容积率的房子,何况旁边还有个大监狱,谁愿意?
为什么很多居民不愿意住在这些老房子里?据复旦大学专项课题调研,主要涉及三个问题:第一,房子年久失修,但现在没人维修。第二,超负荷使用,原来是一家一户,现在要住七八户人家。第三,这些老房子都经历了多次产权变更,很难厘清权属关系。提篮桥监狱需要保护,这已经达成共识。但具体如何实施,看法就众说纷纭了。专家们既不同意政府卖地、大规模重新开发,也不同意居民全搬走,留下空荡荡的展览馆。
2003年,提篮桥地区被增补列入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其特色为“特殊建筑和里弄住宅、宗教场所”。二战期间,其附近的摩西会馆成为犹太难民的宗教活动中心,两万多名犹太人逃难到上海时主要就居住在这里,现在则是“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是许多犹太游客访沪的必到之处。区域内德文招聘的商店和奥地利式露天咖啡馆鳞次栉比,令这里有“小维也纳”之称。
以色列驻沪总领事表示,除了提篮桥地区,全世界所有犹太人在二战中聚集过的地方都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但展示的都是扭曲和杀戮,只有提篮桥展示的是友谊、阳光、生命。犹太人聚居地纪念活动中,美国卡特政府时期的国家银行行长,虽然已经92岁高龄,到了故地,无需别人指路,就找到了自己家的原址。他动情地告诉周围人:瞧这间房,爸爸妈妈睡大床,这边是姐姐的床,那边是我的小床。”边说着,眼泪掉了下来:“真的感谢上海,在我们犹太人被全世界赶尽杀绝时,这里收留了我们。”
与建筑本身的历史价值相对应的“人文景观”,是曾经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众多历史名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章太炎和邹容。他们因为《苏报》案被囚禁在此,章太炎得以出狱,邹容却病死狱中。任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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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上指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1.“人的一生,都有一个需要坚守的价值。理想的完满人格,应当是破除自我,将自己融入到人民中,融入到祖国的法治中。无我,党的事业不朽,如是我心。”
这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同志生前在《从专业思维、管理思维到领导思维——我的成长历程》一文中所写的一句话。
1967年1月18日,邹碧华出生在江西省奉新县的一个小山村。邹家有三子,邹碧华排行老大。父亲给他取名碧华,意为“碧丽中华”。1984年,邹碧华以全县排名第二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母亲和弟弟送他到南昌火车站,邹碧华背着行李独自启程。这次远行,开启了邹碧华人生的华丽乐章。
1988年,收获爱情的邹碧华放弃在北京已经落实的工作,和女友一起到上海发展。一家上海知名企业和上海高院同时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考虑到专业对口,邹碧华选择了上海高院。进入上海高院后,邹碧华被安排到虹口法院见习。那段日子里,他对美术痴迷不已,每天作画,速写本用了一本又一本。
但时间无法在绘画和法律间平行展开,痛苦的抉择出现在了邹碧华面前。邹碧华考虑了很久,最后将所有的画作收了起来,从此潜心研究法律。“我要做中国最好的法官!”回归法律之后,他虚心学习带教师傅的审判经验,甚至学会了一口地道的上海话。浑厚的文学修养和感染力极强的演讲天赋,让邹碧华脱颖而出。
2001年6月,邹碧华担任上海高院研究室主任助理,后担任副主任。2003年10月至2008年6月,他先后担任上海高院民一庭副庭长、民二庭庭长、审委会委员。在这重要的五年中,他不负众望,先后处理或参与处理了社保基金追索案、房屋维修基金案等一系列大要案。
持之以恒地钻研给邹碧华的人生打开了一扇门。除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20多篇论文外,他一口气主编或撰写了《公司法疑难问题解析》《中国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研究》《中国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法庭上的心理学》等十多部著作。
2010年,邹碧华的专著《要件审判九步法》在法律界引起轰动,连续两年成为法律出版社的畅销书。很多一线法官评价“本书逻辑清晰、思路严密,审判时按图索骥,大大提高了办案效率”。有的人索性戏称,要件审判九步法是“法庭上的独孤九剑”。
2012年11月,邹碧华被任命为上海高院副院长。
2014年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
7月12日,上海市委召开全市司法改革先行试点部署会,正式拉开上海司法改革的序幕。在此之前,上海高院成立了高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并增设司法改革专项试点工作办公室,该办公室与高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邹碧华任司改办主任兼试点办公室主任。
无数个“5+2”“白+黑”,上海高院司改办的那层楼常常灯火通明。《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的制定先后召开了15次座谈会,历经34稿。“他累了就在后座拿个靠垫睡一下,星期天从来不休息,有一次我在高院等他下班,一直到凌晨3点他才从办公室出来。”司机李师傅最了解邹碧华为人,虽然跟着这样的院长着实累人,但李师傅愿意。
12月10日9时,邹碧华前往市委政法委参加专题会议。13时50分,邹碧华前往徐汇法院途中,胸口开始剧烈疼痛起来。17时20分,天空下雨,邹碧华去世。
家人、朋友、前辈、同事、同行、老师、学生,认识的、不认识的,随着这一噩耗在微信圈的传出,整个法律圈震惊,人们在流泪。无数的悼念、悼文、视频、文章开始出现在各家媒体,邹碧华以他学者型法官的才华、公正不阿的性格、善良纯朴的品行以及对法律同行的尊重,赢得了人们的敬仰。
2.下面是摘自某网站最近发表的关于邹碧华同志先进事迹的介绍文字:
①47岁的邹碧华,去世前最牵挂的是司法改革。
法官员额制是此轮司法改革的“牛鼻子”,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法官比例压缩至33%,意味着有一批现任法官进不了法官序列。怎么改?邹碧华力主避免两个“一刀切”——不按资历、行政级别“一刀切”,要科学考核,给年轻人留有机会;高院、中院、基层法院的法官比例不能“一刀切”,要给一线法官更多机会;要让真正有能力、有水平、能办案的法官进入到员额中来。
有同事劝邹碧华“悠着点,少得罪人”。他说:“改革怎么可能不触及利益,怎么可能没有争议?该担当时必须担当。”
邹碧华带领司改办团队,调研全市法官分布情况、人力资源实际投入,独创了一套“案件权重系数”,分析全市法官办案质效,并请来调查公司进行专业分析,寻求最佳方案。最终,员额制改革避免了“一刀切”。
②“碧华提出的许多改革建议和方案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最高法司改办主任贺小荣说,“它们都是建立在大量数据分析基础上的,不是理念的堆砌,是用事实说话。”
多年前,邹碧华在长宁法院任院长时,就是通过调查研究,用数据和事实,一点一点往前推进自己的改革设想。
2008年6月25日,邹碧华到长宁法院赴任。还没进自己办公室,就直接到会议室,讨论信访案件的化解。
邹碧华到信访办调取了500多封群众来信、100件执行案件卷宗,逐一分析问题原因。一有空就去立案大厅看法官接待,去法庭旁听法官审案子。这样过了几个月,邹碧华了解了基层法院情况,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长宁法院大楼改建,需要设立临时立案大厅。“邹院长看了设计方案,没有说不好,只是要求我们,首先调查来立案的人员数据,再和现有方案对照,看是不是符合现实需求。”长宁法院办公室主任曾俊怡回忆。
调查下来,原来的设计果然有差距,设计团队根据结果迅速调整了方案。“邹院长总说,有数据、重事实,就容易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就能更好地推进改革。”
③“他读的书多,可我觉着他不书生,不教条。”长宁法院副院长胡国均说。在长宁法院时,每逢信访当事人生日,邹碧华都要给对方发条短信,打个电话。他认为,法院不仅要办好案子,还要做好延伸服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当事人排忧解难。
“他熟悉西方法律,同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坚守中国方法。”贺小荣说,“让先进的技术和理念为中国改革实际服务,这是邹碧华的智慧。”
多年后,邹碧华在上海高院主持制定了上海法院信息化建设三年规划,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用信息化力推司法公开。其中,有6项应用属于全国法院首创。
邹碧华深知中国实际,了解中国法官队伍现状,不照搬国外一套。“碧华总说,给予法官更多独立审判权是改革大方向,但要有监督。”贺小荣说,“比如,碧华在方案中设立主审法官联席会议和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可以发挥资深法官的作用,为疑难案件提供咨询意见。”
“邹碧华凭借前瞻性的改革视野、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全国司法改革的先行者,为上海乃至全国法院的司法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上海高院院长崔亚东说。
“最让我感到难能可贵的是,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崔亚东说,“在工作分工、职务升迁上,每当我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总是说服从组织安排,以工作需要为重。”至今,崔亚东的手机上还保留着邹碧华发给他的一条短信:“我觉得司法改革和信息化是真正能够改变中国法院的两大领域。如果这两年能抓紧干出模样来,也算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的人生。个人上不上台阶不重要。”
本文来源:新都教育(http://edu.newdu.com)
④“他非常勤奋,到了书店就买书,经常一摞一摞地买。看书奇快,记忆力惊人。”好友王利军说。到过邹碧华家的人都对他的书房叹为观止,几千本书密密麻麻地摆放在书架上,就连桌子底下也堆满了书,其中绝大多数是法律书。
1993年至1999年,邹碧华先后考取了北京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经济法专业博士研究生,6年里获得了法学硕士、博士学位。
如饥似渴地学习是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的审判能力,邹碧华审判业务之强是出了名的。
他曾经参与合同法、公司法等重大司法解释的起草。主编或撰写了《公司法疑难问题解析》《中国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研究》《中国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等十多部著作。2010年,邹碧华的专著《要件审判九步法》在法律界引起轰动,连续两年成为法律出版社畅销书。
⑤作为法官,邹碧华有着清醒的社会角色意识。“律师对法官的尊重程度,表明一个国家法治的发达程度;而法院对律师的尊重程度,则表明这个社会的公正程度。”这是邹碧华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的一句话。
因为这句话,邹碧华在法庭上努力营造法官
1、黑熊被活体取胆汁的现象引起社会极大关注。有网民披露:“熊肚上有一道永远无法痊愈的刀口,一个瘘管直通熊的胆囊,外连一根透明的塑料软管,平时用一种粘性很强的敷料把软管和创面包扎起来,抽取胆汁时打开包扎,将针筒插入塑料软管,在抽吸墨绿色的胆汁时,熊张大嘴,两眼暴凸,肝区颤个不停。最要命的是,那针筒为了等候胆汁而时抽时停,熊的哀叫也就呈现一种间歇性的上滑颤音和下滑颤音……”
在某医药协会2012年2月16日召开的媒体沟通会后,协会有关人士F关于“熊在无管引流过程中很舒服”的表达,已在网上广为流传。F一再表明:“如今活熊取胆是自体透管,无痛引流,并未对黑熊产生影响。”
但世界保护动物协会项目委员向记者表示,实际上从熊第一次做手术准备取胆起,对熊的疼痛的“虐待”就存在,因为手术对专业要求是相当高的,而目前并不知道手术的成功率、引发的疾病及并发症等数据。
在一次相关研讨会上,某医科大学J教授介绍了人工熊胆的坎坷历程。
此前,F曾表示:“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替代品出现,更不能简单地根据主治功能用草药代替。”也有专家表示,熊胆没有替代品。
但J教授介绍说,人工熊胆于1983年经卫生部批准立项,相继由某药科大学单位共同承担。科研人员经过几十次配方选择,最终使人工熊胆的化学组成、理化性质、稳定性等均与优质天然熊胆一致,主要有效成分相同、含量接近,而且质量稳定。并由上海某医院完成了二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治疗急性扁桃体炎已经肝火亢盛型高血压,人工熊胆与天然熊胆的疗效无显著性差异。
J教授说,到2007年,人工熊胆完成了研制、试验等全部工作,一直在等待国家批准。
J教授还介绍说,“我们研制的人工熊胆的主要成分的含量和优质天然熊胆一致,且质量稳定”,而活熊取出的胆汁和优质天然熊胆相差甚远,因为引流熊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与真正的天然熊截然不同,引流熊的胆汁在肝肠循环不足,加之长期引流使引流口发生了生理变化,所以质量很不稳定。
广州一家医院的丁医师日前表示,活熊取胆肯定有创伤,创口长期不愈合就容易发炎,而为避免发炎,多半会给熊使用抗生素,那么取胆制药的药效就因此会打折扣,亚洲动物基金会负责人表示,在养熊场的黑熊胆汁中曾多次发现抗生素残留。
此前,亚洲动物基金中国区Z先生曾说,熊取胆伤口长年不愈,且插入导管取胆时很难彻底消毒,所以熊的取胆口常常发炎溃疡,肝胆病变也十分常见,导致胆囊感染、肝脏感染甚至癌症,“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健康威胁”。
有关某公司G公司“活熊取胆是保护中医”的借口,目前看来难以自圆其说。
2月15日,有记者报道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资料显示,在G公司目前生活的熊胆产品中,除了“熊胆粉”和“熊胆胶囊”获得批号外,其他30多种产品均未获得熊胆药品或含熊胆药品批号,主要为熊胆茶,清甘茶等保健产品。不过,G公司还没有一种产品获得任何保健品批准字号。
中国保健协会表示,尽管国内目前尚未取消活熊取胆,但其根本原则是“熊胆入药”,如果厂家并非把熊胆“入药”而是挪作他用,毫无疑问应予以严格限制。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对外事务总监也曾表示,以G公司的一款产品为例,仅仅1克熊胆粉被包装在50厘米见方的盒子里,包装得很豪华,售价也高达400多元,“大部分的熊胆消费都是礼品消费,而不是药品消费。而这些礼品消费都是建立在黑熊的痛苦之上的。”G公司的这种做法,在全国医药业具有某种普遍性。
“活熊取胆汁存废”问题也引起了舆论界的热议,一种声音认为:很多人吃牛肉、吃羊肉,这比插管取胆残忍多了,活熊有为人服务的义务,而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我们应该明白,人类不过是自然界中普遍而年轻的物种,就像我们不能剥夺他人的生命一样,我们也不能随意作践自然,作践动物,对自然与生命以仁爱心对待,以敬畏心对待,这从人性要求的情操和素质,也是我们必须履行的义务。”
2、某大报2012年2月27日发表了一篇学者著名文章,内容概要如下:
放在“熊胆入药以治病救人”的前提下探讨“黑熊在被取胆汁的过程中是不是舒服”这样一个破有点小资情调的话题,好像迂腐得很:全球人口每天吃掉的动物难以计数,无论饲养还是屠宰,人类难道问过动物舒不舒服?哪个动物不愿意活得自由自在且顺乎自然地“终其天年”?但人不吃肉行吗?“君子远庖厨”不过是说“吃的人不杀,杀的人不吃”而已。
当代西方环境伦理主张赋予一切生命体包括动物平等的“伦理权利”,就像人类人人平等一样。这一“动物的平等伦理权利”的设想立意是高尚的,胸襟是开阔的,情怀是利他的,但其基本理论依据始终是成问题的,这一理念建立在生态平衡的概念之上:每一物种都在生态系统中有其地位,每一物种都是生态链中的重要一环,起着相互平衡的作用,而每个物种都是由个体组成的,所以,每一动物个体都有平等的伦理权利。
如此论证看似严谨,实际上存在看不见的“伦理悖论”。因为在环环相扣的生态系统中,某个特定物种所履行的生态功能恰恰是或者给其他物种做食物,或者以其他物种为食物,所以物种的伦理权利应该建立在该物种的个体牺牲自己的基础上,个体的牺牲往往构成了物种生存以及繁衍下去的基本前提。
将物种与个体的这层关系放到生活场景中来认识,就是说动物的伦理权利只是物种层面的权利,而不是个体层面的权利,保护物种不等于保护该物种的每一个个体。相反,人吃鸡越多,鸡这一物种繁衍得越多。同样道理,支持活熊取胆汁的人士提出,“对一部分黑熊抽取胆汁,可以避免猎杀更多的野生黑熊;自从有了活熊取胆汁技术之后,野外黑熊种群增加,数量增多,所以此举客观上保护了黑熊物种”。对此说法,倒也不能完全斥之为狡辩。
然而问题在于,站在环境伦理的立场上,即使动物个体“应该为种群做出牺牲”,也仍然享有自己的伦理权利。首先,在乱杀滥捕的情况下,个体的牺牲并不能换取种群的生存,此时,该物种中剩下的任一个体的生存都具有生态意义上的伦理地位,否则,动物伦理就变成了对生态重要性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保护生态也便名存实亡了。在中国,如有人猎杀大熊猫等国家法定的保护动物,要处以刑罚,相关法规的伦理依据就在于此;在此情形下,有人无论以救急、救穷,还是救命为理由自辩,都不可能得到法院和公众的同情。
其次,在动物为其生态功能,比如供人食用、制作裘皮或者入药治病而牺牲的时候,个体的伦理权利表现为不应遭受无谓甚或无度的痛苦。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一些可以追求感官刺激、不顾动物痛苦的内容,如“鱼炸熟了,嘴还在动”和“活割驴肉”、“活吃猴脑”之类,这些都属于严重侵犯动物伦理权利的行为--因为如此吃法与获取营养这一生物学的必要性完全不相干,纯粹为了满足某些个人以残害动物取乐的变态心理。现在,这类“菜肴”在素来好吃的国人中日渐式微,说明尽管眼下支持活熊取胆汁的人还为数不少,但一些基本的动物伦理观念确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国人,这是民族心智进步的表现。
3、有网民公布了一组虐猫视频截图:一女子用尖尖的高跟鞋鞋跟对一只小猫肆践踏,手段极其残忍,这就是轰动一时的M县女子虐猫事件。“虐猫事件”一夜之间成为在各大网站的热帖,评论成千上万,数天内席卷了国内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网友们愤慨万分,对虐猫女子声讨谴责,誓言要揪出凶手,网上掀起“缉凶”狂潮,经过网友狂潮,经过网友收集信息、搜索、排查,“疑犯”身份陆续曝光--除了虐猫女,M县有关单位工作人员也参与了虐猫的拍摄过程。
虐猫视频中的关键人物被披露后,引起了M县的高度重视。县政府当即派出工作人员对虐猫事件当事人开展了调查,并召开了紧急专题会议,纪检、宣传、检察、法制、监察、公安、文化等部门参加了会议,对虐猫事件调查处理处理情况作了汇报。从调查情况看,虐猫时间拍摄现场为M县一沿江风景区,参与者有一个名已经主动承认了事实。虽然参与者参与的原因、动机以及是否被其他组织引诱,利用还有待进一步查证,但此事在M县发生并有M县多人参与,县政府对此表示愤慨、谴责和遗憾。“考虑到参与者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德,其行为与其从事的职业极不相乘,所以,从即日起由当事人所在单位立即停止其工作,接受调查。建议其中一名可能参与事件的嫌疑人不知去向,责成其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采取多方面、有关部门汇报道。据称,在这次会议上,M县人民政府还对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细致,并向上级主管机构和法律权威部门请求协助,为今后对参与者进行处理提供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最后责成相关部门依照党纪、政纪和法律作出严肃公正的处理,给社会、媒体和网名一个满意的交代。
4、法治报道了某市H区暴发狂犬病疫情以及随后的处理情况。具体报道如下:
进入3月以来,某市H区暴发狂犬病疫,情截止目前,有11人患狂犬病死多人被狗咬伤,这些数字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随后,当地部门为控制疫情,捕杀了三万多只狗,遭到众多爱狗人士的激烈批评,使H区一度陷入”屠狗风波“的舆论漩涡。
H区许多群众有养犬的习惯。全区拥有各类犬37万多只,这意味中平均每10个人就拥有一只狗。部分群众认识不足,管理不善,随意遗留造成大量流浪犬。犬只随意流动是导致狂犬病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
H区连续召开狂犬疫防控紧急会议,指出狂犬病已严重危害到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一场为期30天的集中整治犬类活动在全区紧急开展。
政府强调:所有犬只必须进行免疫并办理相关证件,一律实行拴养和圈养。严格携犬进入商场、市场、学校、公园等公共场合,一经发现一律予以强制捕杀,记者在政府发布的通告上看到如下条文:”各乡镇实施组织有由公安、农业、城管等部门组成的专业队伍对未免疫的犬只进行捕杀,犬主不得进行阻拦,不得要求赔偿,群众也可以自行组织捕杀犬只。“
需要养狗人惶恐不安:以前H区对犬类实行挂牌管理
材料1: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是古代诗人对城市景色的描述,读之令人心向往之。对一座城市来说,有水,才会更有灵气。水系建设不仅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城市生态、形象和功能提升的重要途径。而充分发掘城市的水环境之美,则是人居环境发展的大趋势和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
S市城市水系长120公里,水域面积630万平方米,水系两岸绿地面积1220万平方米。水系不仅是市民休闲观光、健身娱乐的重要场所,也是S市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城市建设上水平、出品位”的整体要求,城市水系管理处将以建设“美丽水系”为总目标,努力打造优美环境。
城市水系的美,不仅体现在水上,也体现在两岸的绿色中。经过多年的建设和维护,S市城市水系整体绿化效果不错。但部分河道仍存在绿量不足、缺少色彩、管护水平较低等问题。
城市水系管理处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在加强水系绿化管护的同时,重点对连心河两岸绿化水平进行提升。
对连心河沿线的重要部位,将进行高标准绿化整治,增加乔木数量;对河两岸的一般绿地,将以种植灌木、彩叶树及野花组合的方式,丰富绿化色彩,增加整个连心河绿地靓度。
水是影响植物生长的第一要素。考虑到S市干旱缺水的实际,为提升连心河沿线绿地管护质量,确保绿地浇灌到位,将在连心河沿线有条件的地方铺设管道24万米,实施喷灌浇水。
为进一步提升水系绿化管护水平,水系管理部门将由粗放管理向精细化管护转变,通过奖优罚劣、末位淘汰等措施强化管护,着力打造“水系形象”。
由于缺少路灯等必要的照明设施,连心河晚上缺少了景观效果,附近居民休闲、散步也很不方便。同时在社会治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虽然岸边有路灯设施,但以前基本没亮过。”近日,记者来到连心河东岸时,小区居民对记者说,“到了晚上黑漆漆一片,根本不敢往河边走。”
经城市水系管理处调查,连心河两岸共长102公里,目前只有10公里路段上的路灯能正常使用;5公里路段上的路灯,因多年失修不能使用;另有87公里的路段上,没有安装路灯。
据了解,随着城市的发展,沿线小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过去一些相对“偏僻”的地段也成了繁华区域,两岸群众对连心河夜间照明提出了更高要求。
针对群众需求,水系管理部门决定让连心河沿线亮起来,对不能使用的照明设施进行维修,在需要照明设施的地段安装路灯。
城市水系管理处有关人士表示,此次亮化工程,将重点解决周边生活区较多、但缺少照明设施地段的照明问题。同时,为使照明设施成为连心河的一景,在节点部位选用一些艺术灯具,使之与水系景观相协调。
“太平河北岸应该多建几个停车场。”市民吴先生说。城市水系管理处负责人表示,在便民提质工程中,将结合水系实际,紧紧围绕解决市民反映的重点、热点问题,大力完善服务设施建设。
针对太平河、环城水系等距离市中心区较远的情况,为方便更多的市民前往游览,在现有公交线路的基础上,城市水系管理处将积极协调相关部门,继续增加公交线路。
为满足市民健身与观光的需要,将对太平河原有的15公里绿道进行完善。到7月底,自体育大街到植物园新开辟的35公里绿道全部投入使用。同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连心河、太平河沿线选择合适地点,设立垂钓区;在两岸规划修建公共厕所、停车场等,满足游人需求。
水系管理部门没有执法权,成为当前城市水系管理工作中的一块“短板”。由于缺少必要的执法权限,水系管理人员即使发现占绿、毁绿行为,也只能劝说、教育,而没有有效手段进行制止和处罚。
“如果人家听,还好一些,如果人家不听,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一位水系基层管理人员感到很无奈。由于一些违法行为不能及时得到制止和处理,水系执法陷入了“管不了、管不住”的尴尬局面。
为解决这一难题,今年,S市成立了城市水系巡查大队,对侵占绿地、烧烤、破坏设施设备、私自下河游泳、河道排污等不法、不文明行为加大执法力度。
尽管水系管理部门不断通过各种举措加强安全管理,但仍无法完全阻止人们下河野游的行为,而随之发生的那些溺亡事故则让人揪心。
对此,S市水系管理部门大力强化安全体系建设,在水系河道易出现私自游泳等情况的不安全地段加装防护栏,并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目前,已加装防护栏的河道达到15公里。
日前,记者在太平河城市广场南岸看到,岸边已安装了一排绿色防护栏。城市水系管理处监察安保科科长对记者说,这一段河道长3.5公里,现已全部完成护栏安装,装了护栏后,在这里游泳的人明显减少了。
今年秋季,水系管理部门还将在连心河等易下河游泳地段,加栽绿篱、灌木等植物1.1万米,并安装监控,及时发现、制止游泳行为。
在加装防护栏的同时,水系管理部门还在水系河道沿线安装800块警示牌、悬挂700条警示标语,提示严禁游泳;并配备100名保安,维护水系河道安全秩序,保护群众生命安全。
材料2:
某代表团考察国外城市水系建设情况,以下是代表团团长所做的考察笔记: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一些著名河流,大多数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的曲折历程。人们在遭受大自然的报复后,开始更加审慎地思考对河流水系的管理,并在不断实践及摸索过程中,逐步形成较为先进的河流水系规划理念及成熟的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英法两国的水管理体制不尽一致,但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值得我们学习。英法两国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水事法律法规体系,社会各界都能够严格遵守,一切水事活动都依法办事。法律明确规定国家、地方等各级管理机构的责任、权力和义务;同时把参与水事活动的各政府机关、部门、企业的职责明确分开,各自在法律赋予的权限范围之内充分发挥作用。两国都对违规排污等违法事件进行严管重治。
英法两国在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针对供水和水污染问题,通过立法不断改进水资源的取水许可权属管理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工作,逐步完善管理体制,现已由过去的多头分散管理基本上统一到以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性集中管理。一切与水有关的活动均由流域水管部门统一管理,具体可再按政、事、企分工合作,互相配合。
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起,一些城市化程度很高的欧美发达国家,开始重视对城市河流湿地的保护,并着手对部分已经被破坏的城市河流湿地进行回归自然的修复。广泛采用“多自然型河流”的理念建设城市生态河堤,构筑近、亲水的城市滨水空间景观等,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基础上,恢复城市河流湿地的自然生态和环境功能。上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进行了关于自然的保护与创造的尝试,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拆除被混凝土渠道化了的河道,将河流恢复到接近自然的状态。
早在1903年,美国著名设计葛里芬在澳大利亚新首都堪培拉设计方案中,提出了一个人与自然融合一体的城市规划方案:在位于市中心的地带开凿一个人工湖,它将首都一分为二,湖的东、西两端各有一座横跨湖面的大桥,又将全城连成一体。这座人工湖为堪培拉城市整体空间的优美格局奠定了基础。
“人水共存”理念改变了传统的把洪水逐出城市的抗洪策略,提出城市水系应结合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和楼宇结构技术,通过不断提高区域水面率,调整雨水径流的下渗和蒸发比例,逐步恢复水系自然循环之路。在维持水体生态平衡的同时,允许部分低洼地区作为洪水期的滞洪区,把洪水纳入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了人水之间的和谐共存。
“健康工作河流”理念既强调了保护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也承认人们适度开发水资源的合理性,力图在河流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取得平衡。其关键点是,确保被管理的河流既处在一种合适的工作水平上,又处在一种合适的健康状态中。“健康工作河流”理念既强调保护和恢复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也承认了人类社会适度开发水资源的合理性;既划清了与主张恢复河流原始自然状态、反对任何工程建设的绝对环保主义之间的界线,也扭转了“改造自然”、过度开发水资源的盲目行为,力图寻求开发与保护的共同准则。
“动态河流管理”是从区域河流水系角度把流域作为一个系统进行考虑、分析。动态河流管理吸取河道水系建设管理中以往的经验教训,在管理过程中依据河流生态、公众反馈和新的信息,不断改进、调整管理方法。
在流域管理过程中,一些国家的合作分为两个层次,即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协作机制包括信息的交流,定期的会晤、协调,增加了双方认同和合作的机会。
英法两国的河道管理费用除来自防洪保安税、城市居民生活和工厂的污水排放费、特殊工业污染费、罚款收费外,其余全部由政府拨款,为流域河道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在英法两国,水管理活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能,也是沿河工厂、企业、农场主和居民共同的利益所在。投资者或投资者集体,在参与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类水务理事会参加重要的决策讨论,充分发表意见,使得决策具有广泛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对污染情况的监督,则主要依靠民众举报。
英法两国十分重视建立和健全各种监制网站。沿河的监测点,除了常规的水文监测,更重要的是监测水质变化,并实时公布,供各界查询。完善的监测体系已成为管理部门决策及执法的重要依据。
材料3: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儒,柔也”。一个“柔”字,切中要义,味道全出。宋词专家叶嘉莹先生在一档节目中就特地提到了中国文化的“弱德之美”。她由“儒”字的“柔”这一本义出发,加以阐释,把儒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性格多维度地彰显出来了。
“儒”字中含一个“需”字,“需”有“等待”之义。孔子就说过:“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孔子这里说的其实就是“需”的意思,它体现的显然是一种等待的姿态。
华裔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描述一位华侨时说:“他是个中国人,有极好
材料一
  从2008年8月12日起,北京、天津、杭州、深圳作为第一批试点城市,率先启用2002式机动车号牌。个性化车牌一经推出,立即受到有车一族的热烈追捧,不少人连夜排队,选择自己喜爱的号码。
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天津交管局等单位就这次新车牌申领改革进行了探讨。并预言个性化车牌有可能推动汽车市场的繁荣,加快轿车家庭化的步伐。
  
新中国成立后,机动车号牌的发放方式大致经历了按序发放、电脑选号这两个阶段,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按顺序排号发放,大概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沿用到90年代后期,这种发放方式在80年代后期因为吉祥号的出现引发了很大的矛盾。
公安部:改革开放以后,百姓可以买车了,都想给自己的爱车选个好好吗,比如6、8、168等,这种趋势从广东逐步延伸到全国各地,这给我们车辆管理带来巨大的压力。
  北京市公安局:因为号牌都掌握在民警手里,发给谁,民警说了算,因此不少人托人情、找关系要牌号,交管局、车管所领导对此也很无奈。
北京市车管所:有些群众直接说拿个尾号是8的,给500、1000元,最高甚至炒到四五万元万。比如有一个新加坡籍先生,因拿到尾号为4号的号牌,从上午10时半到12时半,一直在大骂。
整天被熟人围着,整天接无数个要号牌的电话,一方面是车管部门的有苦难言,一方面却是老百姓的不满意。有群众反映说,为了弄到好的车号牌,还得拉关系再去花钱,这样无形中给管理部门制造出腐败的机会。
正是为了解决车管部门和群众之间因为车牌号码而产生的矛盾,北京、天津等很多城市采取了电脑选号的方式,就是把50个或者100个号牌为一段,输入微机,群众当场随机抽取。新推行的2002式车号牌,同样是微机管理,但因为组合方式多,允许车主自行选择编排车号,可以充分体现车主的个性特点。
北京局:这在管理上是一个进步,既堵塞了号牌发放的个人主观随机性,同时,又满足了车主的爱好需求。
  有群众说,这好像给人更多选择空间,自由度更高一点,具有趣味性在里面,更多地尊重了老百姓选择的权利。这个看似简单的办法,却圆了爱车族的个性梦。
每一次换发牌照都和车辆的增容有关系,目前,中国机动车保有量正以每年15%左右的速度迅猛增长。截止到去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7398万辆车,北京市的机动车保有量为182万辆。
  北京局:今天2002号牌资源扩大到了3600万,而北京城现在才182万辆车,要发展多少年才到3600万,是完全可以满足需要的。
由此可见。公安部这次换发新的机动车牌照是充分考虑到了老百姓的购车需求。事实上,目前在全国很多城市,汽车交易十分火爆。以北京的一家汽车交易市场为例,7年前这个市场刚开业时,一年的汽车销量为1万辆,现在一年的销量是5万辆。
今年汽车销量从1月开始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数量。一位购车者说:没想到车市这么火,我想买辆帕萨特轿车,现在马上交定金也要3个月后才能提车。据了解,目前北京汽车市场上私车的购买量已经超过了公车,占整个汽车销量的60%。从北京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看,个人比例更高,去年在80%左右,今年在90%以上,可以说绝大多数在市场买车的人都是私车消费者。
正因为私人购车者的大量增加,使得他们对汽车销售及管理部门的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望:一个是快捷,一个是服务好。
  8月12日这一天,4个城市的新车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车牌,这对很多的消费者来说还是第一次。
  天津市交管局武局长:这些所谓的好号、吉祥号,过去大部分都是通过关系,通过找一些领导,找我们管理部门的一些同志办出去的,这一次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以前,为了要一个好号,一天总得有10几个电话打来,车管所所长压力比我更大,为了躲避关系户所谓的好号、吉祥号,晚上都不敢回家。
《经济日报》“汽车天地”周刊的主任张恒:这实际上是一种车牌价值、地位的一种回归。以前应该说车牌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识别标志。但是由于它变成了一个紧缺资源,因为它有所谓的吉祥号是有限的,这样它就已经异化成另外一种东西,已经不仅是一个标志,而且变成了一种象征,一种身份、能力、地位的象征。
车牌申领的这种改革过程和汽车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武局长:车牌申领个性化的实施,肯定会极大地推动小汽车走进家庭,也就是说我们机动车的增长速度将会加快,特别是私人拥有小汽车的速度将会加快,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张恒:我认为城市的汽车容量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80年代或者是90年代初北京70、80万辆机动车也已经接近饱和了,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道路的增加,现在180万辆机动车容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汽车容量,而现在的交通状况与当时相比还有所改善。现在车牌的改革至少从一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发展小汽车的空间。
材料二
  “浙C·88888”吉祥车牌拍出166万创下国内纪录。现代金融报:一张号码为“浙C·88888”的吉祥车牌,居然拍出了166万元的天价!目前温州举办的一场小型客车特殊号牌拍卖会,让世人再次见识到了温州人的“有钱”,而166万元的车牌号码,也刷新了类似拍卖价格的新记录。
吉祥号码从不缺追求者。现代金融报:以一部车甚至一套房子的价格,换取原本只需300元工本费的车牌号码,如此狂热的举动,在民间资金充裕的温州甚至浙江其他地区却是屡有发生。在此之前,温州第2期小型客车特殊号牌拍卖会上,“浙C·88888”就曾拍出37万元的高价。温州某媒体在此次拍卖会后曾对近年来发生的特殊号码拍卖作出一份粗略统计,据显示,1990年号码为9008888的手机号码拍出了12.8万元,到了2005年和2006年,浙C.69996的车牌号码与浙C·77777的车牌号也以40万元和39.6万元的高价被购走。
材料三
  温州小型客车特殊牌号拍卖会的槌声犹在耳边:那是经历了30多轮竞价后,以166万元“天价”成交的“浙C·88888”机动车号牌,得主是一位姓陈的先生,他上周刷新了此前40万元的车牌号拍卖“全国纪录”。就在这位陈先生风光无限、沾沾自喜之时,相隔300多公里外的浙北某县一富商林军(化名),却因为他那“88888”的车牌引来了麻烦,有歹徒两次给他寄匿名敲诈信。迫不得已,林军摘下了这个吉祥车牌,换上了普通车牌。
浙江省日前施行的一部地方法规规定.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公开拍卖受民间追捧的机动车“吉祥牌号”,并将拍卖款纳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浙C·88888”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拍出“天价”的。拍卖“吉祥牌号”,用于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本是件好事,但“吉祥牌号”得主的安全保障难题却凸显出来。
据《今日早报》报道,林军40岁出头,自办企业,去年财运不错,生意红火。今年年初,林军换了坐骑,花了1OO多万元买了辆宝马车。好车配好牌照,那阵子,林军做梦都想有个吉祥车牌,给自己增添些好运。托朋友.走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前后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颇有点“神通”的林军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非常吉祥”的“浙C·88888”牌照。
林军所在的县城本来高档车就不多.更别说这“5个8”的“吉祥车牌”了。牌照刚挂上去那几天,林军果然春风得意,他的车一上街,就会吸引无数眼球。
  有道是树大招风。那吉祥车牌挂上不到一个月,一封匿名敲诈信寄到了林军家:林军,你拿点钱出来,破财消灾,不然就……
  “88888”号牌的宝马车,整个县城找不到第二辆,想要找到林军的车非常容易。因为怕车被弄坏,林军每次在外开车、停车都格外小心,特别是停车,他专找有人管理的停车场,即使这样他还是不放心,每天提心吊胆的。
  一个星期后,林军又收到一封匿名敲诈信,这次信里的措辞更加激烈。更恐怖的是,写信人掌握了林军一天的行踪,就连他出去买包烟的时间、地点都了如指掌,林军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接下来的几天,林军已不敢开着宝马车出门,只能重新用原来的一辆本田车。但林军又不愿将宝马车闲着。无奈之下,林军只好再次托朋友将这块“88888”的牌照摘下”重新到车管部门上了一块极为普通的车牌,打眼一看不一定能记得住。不让人轻易记住自己的车牌,也正是林军此次更换车牌的目的。
毫无疑问,在浙江经济发达城市,汽车牌照几乎和轿车一样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看到车牌中有4个、5个“8”,就知道车主非贵即富,对一些渴望超越中产阶层生活的人来说拥有一辆轿车还远远不够,为了炫耀财富,富人争着花大钱买幸运号码已经形成一股风气。
材料四
  这种汽车牌照号码出卖谁是“始作俑者”,笔者不得而知。但所知道的是,这种出卖早已成为一种规则了。笔者所居的首善之区,一些所谓吉利的号码,一些特殊的号码,一些易记的号码,是不是通过竞拍我不知道,但这些号码好像都不是随便什么人可得到的,也不是“抓阄”可得到的,而都是一些有“背景”的人物的专利,至少前些年是这样。
不独汽车牌照号码,电话号码也同样有过这种竞卖的纪录。吉利的号码,特殊的号码,易记的号码,你若不是有面子的人物又想得到,就得多拿银子。就是那些登不了拍卖大雅之堂的号码,也按号论价。原则当然是,有所谓不吉利数字的号码便宜,没有不吉利数字的号码就相对贵一些。这已经成了被社会所接受的不言而喻的规则。
前不久又从媒体上获悉,某市把一些人行道地段出售,买到者即可在此设摊摆点。
1.2006年8月,在襄樊市总工会与该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开展的“金秋助学”活动中,19位女企业家与22名贫困大学生结成帮扶对子,承诺4年内每人每年资助1000元至3000元不等,帮助这些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入学前,总工会给每名受助大学生及其家长发了一封信,希望他们抽空给资助者写封信,汇报一下学习生活情况。但到2007年夏天,一年多来,三分之二的受助学生未给资助者写信,也没有采用其他的联系方式。当襄樊市总工会再次组织企业家们资助时,部分企业家表示“不愿再资助无情贫困生”。无奈之下,宣布5名贫困大学生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
湖北襄樊5名贫困大学生因为在受助的一年多时间内没有任何“感恩”表示,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此事一经报道,评论纷至沓来,社会舆论的热情关注颇有点出人意料。
小事情引起大讨论,往往就说明人们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多有歧见。2007年8月28日《光明日报》报道:截止8月27日,新浪网就“贫困生受助资格被取消”展开的讨论,已有210729人参与。其中,83%(174898票)的网友认为“应该取消”,感恩是做人的底线,不知感恩的人很难期望他们将来回馈社会,认为“不应该取消”的占8.9%(18790票)和“不好说”的占8.1%(17041票)。
2.有的人认为,不能因为大学生没写信就简单地认定他们不感恩,企业家不应就此撤销资助。“虽然我不是贫困生,但我能够理解他们为何不给捐助者写信。”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说,“我认为多数贫困生并不是心中不知感恩,只是他们不愿意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认为上学期间好好学习,做好本分的事情将来回报社会,才是更好的感恩方式。”
对于资助者来说,来自被资助者的感谢,无疑是一种鼓励。温州资助者李先生说,每次收到被资助的贫困学生发来的慰问短信,都会让他流眼泪。北京的宋女士是一位机关工作者,她和她的朋友们每年都会通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向边远地区学生提供助学金捐助。她向记者坦言,自己从未要求孩子们定期联系、汇报情况。“去年,我们捐助的10个孩子中有几个孩子刚好是在同一个学校的,年底,他们一起寄来封信,告诉我们收到了多少钱,并介绍了他们在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宋女士说,“付出的爱心有了回应,这让我们都觉得很开心。但我们也不强求捐助的所有孩子都给我们写信。毕竟他们还都是孩子,好好学习,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汇报了,我想,这也是对他们自己最好的‘汇报’”。
在这场讨论中还有人认为,怜悯、善良和同情尽管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但平等、自由和尊严,也是与生俱来的人格。只要你有那么一点强势,给弱者半分“恩惠”,人家就要感恩戴德。感恩中的“恩”是报不完的,就算报完了,你也是一辈子都欠他的,一辈子都不会与他是平等的地位、平等的人格。四川有的老板,资助了几个贫困学生,由于受助的学生年底没有向“恩人”汇报,老板就取消了他们受助资格,对不知去向的学生还动用律师将其告上法庭。
一位从事公益事业多年的人士认为,家境贫困的孩子们本身已经面临生活上的很多困难,以居高临下的心态要求受助学生以低姿态的“感恩、亏欠”来面对捐助者和社会,对于年轻的他们有可能造成另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很多捐助者本人也承认,自己爱心的付出,并不是为了这些受捐助的孩子对捐助者有多大的回报,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温暖、充满关爱的环境中茁壮成才,将来能够以同样的社会责任感去回馈社会。
3.2008年2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哈尔滨铁路国旅集团职工资助黑龙江兰西县30多名贫困学生的事迹。两年来,这些孩子受到哈铁国旅集团叔叔阿姨们“一对一”的资助,得以继续学业。尽管孩子们盼望,但和自己的资助人在两年间却未曾见过面,只是书信往来。孩子们或许不理解,但叔叔阿姨们确有良苦用心。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加入“爱心助学”的队伍,是他们点燃起一盏盏希望的烛火,照亮一个个苦难少年的前程。在很多人看来,受助者心怀感恩,是对爱心人士最大的安慰。在这种心理期许之下,受助者与献爱心者见面表达谢意,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哈铁国旅人却想得更深一些。帮一个寒门子弟继续学业,可能从此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这份情义往大了说,是一种恩德,一生一世都会被铭记。但就受助者当前境况而言,除了感激,没有更多表达谢意的能力和方式。面对资助者,过分强调“感恩”,只会增加他们的自卑感。为了避免给孩子们造成不必要的“刺激”,哈铁国旅人选择了“见面不如鸿雁”。他们在信中鼓励孩子们安心读书,把对某个人的感激化为对全社会的关爱。这是一份怎样的情怀!
那么,是不是就不要感恩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有一个故事让人不能释怀。一位在山中修路的农民工,为阻止一辆即将坠崖的大巴车受了重伤,等他在医院醒来时发现少了一条腿。面对“后不后悔”的疑问,他陷入了苦闷:他救了一车人的性命,可在住院的日子里,那一车人没有一个来探望过他。其实,哪怕只是一声“谢谢”,他也就无怨无悔了。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没有感恩,爱心之树就失去了成长的沃土,爱心之舟也必将搁浅在心灵的荒漠。不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美好的情操和品德永远鲜亮。一个让崇高坠地、爱心落空的社会是多么让人失望啊!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我们需要倡导形成一种知辱明耻、互相关爱的社会氛围,培育一种尊重奉献、褒扬崇高的价值追求。农民工兄弟未能从被他救了性命的人那里得到应有的感恩回馈,那么社会就要把最高的礼赞献给他,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不能让他流血、流汗又流泪。
每个人对这个社会都有一份责任,当我们更多关注自己对他人的责任,而非他人对自己的;常怀感恩之心,而不是认为别人对自己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那么,爱心和感恩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形成大的互动,社会和谐也就大有希望。
4.有人认为,资助乃高尚之善举,不应求取回报,若附加任何感恩条件,就是“道德要挟”、“道德绑架”,就是满足道德虚荣心的假仁假义。以“附加条件”的有无为标准,划分慈善的真伪,这一简单做法陈义甚高,但实际可能徒增纷扰、于事无补。
有人做善事,不图回报,不事张扬,只是默默奉献,以此为乐。这无疑是纯粹而真诚的仁爱,自然应当受到社会的称颂。不过,假如还有人在行善的同时要求受益人作出某种回应,是否就会造成道德虚伪和慈善变质?恐怕未必。可以设想,如果慈善必须是不可附带任何条件的爱心付出,那么那些附有一定条件的献爱心活动就会被当成假慈善,那些献爱心者就会被认作道德虚伪之人。如此,奉献者就可能因为害怕“不道德”的恶名而缺乏动力去行善,长此以往,必定害及爱心的传播。在广东,有一个成功的案例:被资助者必须签《道义契约》。契约要求,受助学生进入社会后,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偿还助学金,并比照学生贷款支付利息,以帮助其他大学生。令人欣喜的是,第一批受助学生毕业后,半个月里,即有21人偿还16450元。在襄樊这一案例中,资助者和受助者事前未曾就“助学”活动约定条件,因而活动组织者取消受助资格的决定显得有些突兀。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此次“助学”就是一场虚伪的“道德秀”。事实上,将“附加条件的有无”看成道德问题,是道德上的一种“洁癖”。
5.去年,华东师范大学首批师范生收到一封校长写的亲笔信。信中,校长叮嘱即将入学的免费生“一定不要忘记感谢父母和家人,不要忘记感谢老师。希望你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走出家门,怀着一颗自信的心走进校门”。
感恩这种情愫在社会情商体系中愈来愈珍贵了,以至有论者指出“感恩意识的匮乏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上述大学校长致函新生一事竟遭到包括网络舆论在内的诸多质疑甚至指责,认为是“多余”、“多管闲事”等等。对此,有些学者认为,某些制度层面上的不公,不该影响学生对父母、家人、老师应有的感恩情怀,也不能遮蔽一位校长督促学生回首感恩的善意。
在感恩上,我们常常感叹世风日下今不如昔,也往往由此反思教育的弊端。诚然,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中,包括感恩在内的情商教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甚至被严重地忽视着——高考以及就业的压力,使得教育染上了愈来愈功利的色彩,由此而生的培养目标的嬗变,也让教育的功利性渐渐向自利转变,学校过多地着眼于有利于自身需要的学生能力的培养,而罔顾其他。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华东师大校长这封“多余”或者“多管闲事”的亲笔信,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就算它只是庞大的既有教育体制中一个带有个人色彩的节点,出于对公序良俗构架的公共诉求,也应该将其视为学校在学生情商教育上的意识觉醒和责任回归。希望这样的谆谆教诲能够多一些,形成一个逐渐完善系统的学校情商教育体系,来救赎我们心中遗失太多的感恩情怀。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形式表露了感恩教育所必需的宽容和细节原则。很多时候,感恩是一种心灵独语,需要宽容的平台和细节的积累来培植孕育。
6.2007年8月27日《解放日报》载文:某校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讲述了一个“沉痛教训”:一位学生家庭突遭变故,陷入贫困。学生身边的一群老师坚持每月给他三四百元资助,直到他毕业。逢年过节,老师们还轮流请他来自己家吃饭。这名学生要毕业了,老师们筹划着开个欢送会。谁知,他跟谁都没打招呼,收拾完行李独自离校了。失望之余,老师们反思:我们给贫困学生的关爱中是否还缺失了哪一块?答案是:缺失了心灵扶助。
文章认为,初进校时相当一部分贫困学生感到自卑、心态不平衡,人际交往不顺畅,他们需要“润物无声”的心灵呵护。高校需要不断健全心理健康教育网络,鼓励贫困学生参加社团组织,锻炼能力,获得自信。当他们的心灵充满阳光时,感恩意识与能力也会不断提高。
贫困大学生无论接受国家还是民间资助,学校都要为他们搭建一个感恩与回报的平台,除了对资助者表示感谢外,更重要的是在更大范围回报社会,使爱心得以“接力”。华东大学每年有6名学生接受一位老先生的捐助。学校除了开年会,让受助学生和老先生见面交流外,还组织学生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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