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农村要互补发展，”某官员日前指出，“有些经济学家总是简单地认为，只要把农村的人口搬到城市里来，就完成了城镇化，生产效率会自动提高、社会分工会自动推进，这其实是有问题的。”该官员特别强调了一个误区，即将城乡一体化变为城乡“一样化”。当前，村庄大量被拆，数量急剧减少，部分基层干部梦想一步就把农村变成城市。其所造成的后果不是城乡互补发展，而是城乡“一样化”，这不仅可能导致宝贵的乡土旅游资源的丧失，也不利于现代化农业的建设。
据此，该官员认为，未来的城镇化发展应该坚持“两条腿”并行，城市、农村协调统一，宜城则城、宜乡则乡，统筹区域发展、体现地方特色、做好产业支撑、保证公共服务、保护生态环境，让农村和城市同样美丽。
有专家指出，我们在城乡关系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他认为，不是城市文明高于农村文明，也不是农村文明高于城市文明，两者是相互依存、功能互补的关系，所以既不能把城市文明凌驾于乡村文明之上，也不能把乡村文明凌驾于城市文明之上。
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人造文明和自然文明，都是应该而且可以互补的；理想的生活状态可能还是在城、乡之间自由游走。
（五）“给定资料5”结尾写到，“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人造文明和自然文明，都是应该而且可以互补
的；理想的生活状态可能还是在城、乡之间自由游走。”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自选角度，联系实际，自
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观点明确，见解深刻；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思路明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1000～1200字。

首次把《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编在一起的学者是：
A.朱熹
B.程颐、程颢
C.董仲舒
D.颜之推

1.下面是某网站最近发表的谈关于公共文化教育的文字：
　　当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城市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城市生命线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一场不太大的雨雪就能让城市半瘫痪，居民的家也不再是安全的港湾，劣质建材散发着致癌的毒气，劣质缆线成为埋在家里的地雷，泄露的燃气就象身边的火药库，噪音公害仿佛幽灵般游荡的杀手；热岛效应闷得我们大汗淋漓，沙尘暴刮得我们泪眼迷离；逢雨必涝正成为中国大城市的通病；一向被视为“最安全交通工具”的电梯也频出事端，社会上甚至将其作为“凶器”的代名词……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城市灾变几如脱缰之马。
　　对大自然的愤怒我们应该心存敬畏，但对这些人为的城市灾难，我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灾难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
　　安全感是生活质量的刻度，是人们心理需要中的第一需要，是人格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成分。一旦这最重要的东西缺失了，人们还能放心地去哪里？还能放心地乘坐什么出行？还能放心地吃什么？尤其是城市突发性危机事件，凸显了当今社会缺乏综合应急系统的软肋。
　　在诸多涉及公众生命的问题中，首要问题之一是公共应急资源需要整合。一方面不少部门总在强调自己的救援力量如何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分明有庞大而名目繁多的救援队伍，地震救援、城市消防、交通救援、工程抢险、城市危险品救援等等，这些队伍都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可问题在于这些救援力量往往仅是行业自己的，在条块分割的情况下，力量相当分散，很难形成合力。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呼唤构建一个城市综合减灾应急系统，公众则需要培养必要的危机意识，要“伤后知痛”。现在很多事故灾害都直接波及城市中无辜的公众。在不少情况下，传统观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的灾难与危机。
　　因此，对相关公共文化教育的呼唤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井喷、火灾、爆炸、踩踏事故、地铁追尾、游船翻沉、文物烧毁等，被媒体通天热炒，显示出一种防灾预警意识的觉醒。但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主要表现在文化自律性、生命化、安全技能观等方面。有学者认为：西方人对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往往表现出一种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利；中国人从古至今则更多的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很难完全适宜于现代城市化的生活状。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却过多的宣传“国家财产第一原则”，这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似乎相悖，美国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还只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环节，暴露在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存在的诸多不足。这一切，都告诫我们必须系统地、更加完善地开展公共文化教育。
　　2.如果地铁站台或者行驶中的地铁列车失火了，大量乘客如何有效疏散？如果12级台风登陆上海，那些高层建筑上的玻璃幕墙顶得住吗？……这一个个“如果”，都是上海某大学防灾救灾研究所的一个个科研课题。
　　上海某记者报道：最近在全市开展的“我为城市安全献一计”活动，引起研究所专家们的密切关注。一方面，他们为市民居安思危意识的增强和多防灾好点子欣喜；另一方面，专家们很想提醒：“防灾不能只考虑技术手段——给城市打造‘金刚罩’，更得在‘人防，上多下工夫，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大有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城市公共交通若都能配备全程监控，运行和安全系数就更高了”；“上海越江隧道已经有10多条针对可能遭遇淹水事故的危险，不妨装上安全阀门，需要时可用来挡水”；“预防高楼玻璃幕墙掉落，应该对建筑做整体风洞试验”……这些意在为城市套上一个水火不侵“金刚罩”的设想，很有道理，提出这些建议的专家中不乏院士。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一座城市不可能为了防范一些小概率的灾害事故，不计代价地增添防灾设施”该研究所专门研究城市地下建筑安全与灾害的H博士，对地铁渗水和隧道渗水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对于一些学者提出为越江隧道增设“挡水阀门”的建议，并不完全认同。他说，“据我了解，国内有个别隧道安装过这样的阀门，但可以想象，常年用不上；后来有一次搞演习时决定用一下，却发现阀门由于年久失修，机械失灵，根本没法动。”
　　H博士想用这个安全说明两个道理：第一，为了小概率事故而砸重金设防，心理安慰作用远远大于实际作用，要不要这么做，应全面考量；第二，如果装备上了，则怎样保养维护，工作人员能不能熟练操作，都是必须重视的“人防”环节，否则，当有朝一日预想中的特大灾害真的发生，“金刚罩”极有可能派不上用场。
　　“防灾设施，从理论上说总是不足的，因为它们应对的往往是适当程度的、发生概率较高的灾害事故。”研究火灾防范的C研究员力挺H博士的观点，这位研究员对轨道交通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关注的焦点是地铁点和车厢里的消防设施，他注意到，站台和车厢里的屏幕会经常播放视频，告诉市民一旦发生火灾险情如何紧急疏散，强调必须做到的一些要领。
　　当被问道“地铁里有没有专门的消防逃生通道的问题时”。C研究员回答：上海地铁的逃生通道，其实就是我们平时上上下下的那些楼梯，并没有其他的特殊通道，他说：一旦有险情发生，要减少人员伤亡，最关键的是工作人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有序的疏散人群，，工作人员需要定期演练；我们现在似乎更看重灭火器数量够不够、是不是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但险情出现时现场肯定乱，工作人员能不能及时顺利地拿到灭火器？会不会熟练使用？这些都是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或许有乘客就在灭火器旁边，但又有几个人会用？
　　“老实说，怎么用灭火器，我还真不知道。”说这话的，是另一位年轻的研究员Y博士。防灾专家也不会用灭火器？她坦率承认，并随即以此为例指出了城市公众教育的许多薄弱环节。
　　“无论社区里的大爷大妈，还是写字楼里的白领，防灾知识都是从小册子、展板、讲座或者网络上看来的。且不说所知有限，即使认为不少人一无所知，也并不为过。而且就算有人并非一无所知，也未必有用，因为没有转化为能力。”Y博士说，济川大地震、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很多单位都搞过安全演练，可很大程度上是“演戏”。大楼里有消防箱，但如何打开？消防箱里有灭火器，但如何操作？应急避难场所在哪里，怎样利用？这些关键的内容，演练过吗？再说，演练一次肯定不行，就算学到点东西，很快便会淡忘，必须定期训练。日本人应付地震有一套，那是在定期、再三的演练中练出来的。
　　在这些专家看来，“人防”的漏洞和缺陷，远比“技防”不足更可怕。
　　专门研究风灾防控的Y博士曾多次去浦东陆家嘴，这一地区有几十栋玻璃幕墙大楼，且不止一次发生过玻璃掉落事故。这些玻璃幕墙建筑能不能抵抗12级以上大风，这正是她的科研课题。她告诉记者，大风常被认为是玻璃幕墙掉落的“元凶”，但实际上，在建筑工作安装玻璃时可能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安装时，把螺丝拧得过松固然不行，但过紧也会使玻璃幕墙受力失衡，从而出现细小的裂缝。”她说，如果把大楼玻璃幕墙的掉落视作对城市安全的一种威胁，那么减少威胁的关键同样在“人防”。如果在定期清洗幕墙的同时，增加一道“体检”关，绝大多数玻璃掉落事故就可以避免。
　　3.2010年，S市一公寓大楼失火，造成一百多人死伤，这起特别重大的火灾事故，凸显于现代运行中的脆弱性。
　　“脆弱性”是吉尔伯特*怀特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的概念，之后被广泛应用于灾害学、生态、金融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许多方面，大大拓展了“脆弱性”的内涵。
　　现代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是人口、财富和各项社会活动高度密集的地方，然后也是各类风险和突发事件最密集的地区，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社会影响很恶劣。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可以理解为城市生活运行中受到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和敏感性，涉及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程度，涉及相关防范系统对致灾因素的抵抗力以及对这种系统抗透力的某种衡量。
　　调查报告显示，S市特别重大火灾较典型地反映了现代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问题，此次火灾，大楼维修时由无证的电焊工违章作业所产生的火花，引燃了不能阻燃的“安全网”，然后蔓延到大楼易燃的装修材料，从而酿成大祸，该大楼维修工程存在层层分包和转包等违法违规问题，日常管理缺乏有效的规范化监督，致使维修施工过程中存在管理松懈、秩序混乱及安全措施不到位的情况，结果超出了建筑工程系统脆弱性的承受度，电量变转造成质变，脆弱性痪变成严重的危机，最后致此次惨剧。
　　这次火灾，尽管S市启用了现代化的警用直升飞机用于紧急救援，但在如此严重的高楼火灾面前，无法有效发高空消防灭火和救援的功能。同时，部分常规的消防云梯及消防设施难以满足高层建筑灭火的需要，影响了救援的速度和效率。
　　“自救优于互救，互救优于公救”，早已是降低灾害损失的经验之谈。但部分市民依然习惯于等等以为主导的公共救援，而这类救援往往因为需要一定时间，不够及时，而影响救援效果。S市火灾的确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市民自救，应急疏散能力的明显不足，部分居民耽误了宝贵的逃生时间。事后发现，连居住在二楼的有些居民都没有及时撤离，而窒息在家中浴室里，令人痛惜。
　　S市火灾发生前，政府主管部门对建筑工程监督不到位，民众的力量又没有被动员，致使工程的建设监督事实上处于真空状态，为火灾发生埋下隐患。在火灾发生后，由于市民市场保险意识不强，火灾给市民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部分由政府买单，而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加重了政府的负担。
　　在现代城市工程建设规划设计中，由于片面追求建设速度或追求经济效益，对工程未来可能存在的意外事故考虑不足，或者相关投入不足，致使工程的安

注意事项
请认真阅读下面的注意事项，这对你获得成功非常重要：
1.本套申论试题分题本和答题卡两部分，题本提供有关材料及问题，答题卡供你作答时使用。
2.考生姓名、准考证号务必填写（涂）在答题卡指定位置，答题卡上不准做与答题无关的标记符号。
3.请务必使用答题卡上要求的书写工具作答，书写清楚，卷面整洁。严禁折叠答题卡。
4.本套申论试卷共有3个问题，总时限为120分钟。
注意：所有作答都必须按题号顺序填写在答题卡指定区域，否则无效。
二、给定材料
材料1
早上刚上班，北京的白领王梅就赶紧打开电脑查询空气质量，家里老人正等她回电话，看能否带孩子出去活动。看到PM2.5浓度在300微克/立方米以上，王梅不由地叹了口气。
下午才下班，广州的公务员龚翔一出单位就遇到了大堵车，10分钟的车程竟然开了1个多小时，踩刹车踩到脚软。一看手机，拥堵级别为深橙色的“严重拥堵”。
晚上回到家，在上海打工的李小柱推开出租屋房门，一股方便面的味道扑鼻而来。20平方米的小屋住了8个人，每张床铺每天租金19元。为了这19元，“蚁族”们省吃俭用，有人甚至一天三顿都吃方便面……
资料显示，美国人上班平均单程花费25.1分钟，其中纽约34.6分钟，为全美最高。而北京通勤时间平均为1.32小时，单程约为40分钟，上海单程约为36分钟。美国最出名的“污染城市”洛杉矶，其PM2.5年均浓度也仅20多微克/立方米；日本东京则在20微克/立方米以下。而2014年我国北京、上海、广州PM2.5年均浓度分别高达89.5微克/立方米、62微克/立方米、53微克/立方米。
“我国北上广等特大城市的‘城市病’状况，比发达国家严重，比一些发展中国家则要好些”，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陆铭说，在泰国首都曼谷，由于车速过慢，甚至出现过3个月内有900名孕妇因堵车被迫在轿车中分娩的情况。曼谷的交通警察不但会指挥交通，还会替孕妇接生！
材料2
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有6个，超过400万人口的城市为21个，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已达127个。
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规律，当城镇化率在30%—50%时，“城市病”处于显性阶段；城镇化率为50%—70%时，“城市病”可能集中爆发。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率为30%—70%的快速发展阶段，又在短短30多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城市化进程，因此，我国的‘城市病’往往是‘急症、慢症、并发症’共现”，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
在一般人印象中，北京堵车似乎是因为人口大量涌入、机动车增长过快造成的。于是，北京出台了限牌、限行等措施，但收效不明显。“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并不必然导致交通拥堵，东京市区汽车保有量早已突破800万辆，但因出行需求少、管理规范，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拥堵状况”，陆铭说，长期以来，北京将政府部门、商业中心、公共服务机构集中在市中心，而把人口分流到郊区居住，这种“职住分离”的规划布局导致城市建设“摊大饼”以及居住点、工作点、活动点分离，使人们的出行需求倍增，必然会加大交通压力。最为典型的例子：距离北京30公里的河北燕郊，对于住在这里的30万人来说，家只是一张供晚上睡觉的床，他们工作在北京，每天都要“跨省上下班”。
曾经，我国城里人过的是“工作在前院，睡觉在后院，上学看病一个院”的生活，许多机关大院、企业大院成为人们最主要的活动范围，几乎不会给社会带来出行压力。如今，这种被我国大多数城市抛弃的生活模式，却被一些发达国家重新拾起。在新加坡，政府大力倡导“垂直城市”的规划理念。一个大的楼宇群，楼上居住，中间是商圈、服务加餐饮，底层是地铁和公交，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生活。要出门时，电梯坐到一楼，公交地铁就来了。
材料3
我国许多城市的发展定位太高，想承担的功能太多，使城市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不堪重负。截至2012年，全国有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设金融中心，这个数量几乎涵盖了主要的省会城市，其中也包括金融基础薄弱的西部城市。有意思的是，东北三省省会和大连市都提出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西北的乌鲁木齐、兰州和西安也都提出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
“我国香港人口稠密，人均道路仅一尺左右，但在高峰期却不会大堵车，奥妙就在于精细化管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说，内地一些城市红绿灯的时长固定不变，而在香港，政府经常调查每个路口在高峰期的车流量、每个灯放行的车辆数，进而灵活调整红绿灯时长；内地一些城市路面上很少见到交警，而在香港，不仅电子摄像设备密布，1700多名交警还骑着摩托车四处巡视；香港还提高汽车的牌照费、停车费、燃油税和环境税，只有不足10%的香港市民每天开着私家车出行。
在过于看重GDP指标的考核“指挥棒”下，一些城市重“项目”轻“承载”，争抢大型项目，拒绝产业外移；一些城市重“面子”轻“里子”，宏伟的摩天大楼与脆弱的下水道并存，一遇暴雨就会造成内涝和交通瘫痪；还有一些城市“亲商”有余“亲民”不足，商业地产开发往往超出规划强度，致使周边基础设施容量不足。城市华丽而羸弱，“城市病”也就不请自来了。
“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不合理财税体制，是一些城市房价高起的重要因素”，蔡继明说，一些地方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卖地收益，想方设法人为推高地价；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房地产税费，则对房价上涨听之任之，对中央政策消极敷衍。
材料4
《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显示，北京因交通拥堵使人均上班出行比正常时间多耗时14分钟，在全国最堵城市中排名前茅。然而，接下来的排名让人颇感意外，常住人口只有760万人的河北唐山市以人均上班出行多耗时13分钟，位居第二。
据环保部监测，2013年我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十大城市是：邢台、石家庄、邯郸、唐山、保定、济南、衡水、西安、廊坊和郑州，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均不在其列。
“打个比方，一个20名学生的班需要1个老师，一个40名学生的班也只需要1个老师。换句话说，同样的公共服务支出在大城市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不仅如此，有些公共服务的提供必须在大城市才可行”，陆铭说。
比如，只有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时，发展地铁才是经济上比较有效率的，而只有建成大规模的地铁网络，人们才可能摆脱对小汽车的依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从而缓解交通拥堵。再如，服务业的发展有条“进门人口数量”法则：开店要装修、要租金，只有进门消费的人达到足够数量，才能抵消这些成本进而盈利。因此服务业往往更多集中在人口集聚的大城市。大城市通过提高服务业比重，不仅能吸纳大量就业，还能降低单位GDP的排污量。
“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如此预言。大城市的出现是市场的选择，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模式，发展大城市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既然“城市病”不是因为“大”造成的，我们就不应因噎废食、因“病”废“大”，而应在发展中小城市的同时，重视大城市的发展，同时治理其“城市病”，使整个城市化进程科学健康，形成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的合理结构。
材料5
每年到了夏季汛期，不少城市都会陷入内涝窘境。而“海绵城市”则能在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这是近年来国家在城市建设中大力倡导的新模式。
一个资源按800万人口配置的特大城市，如何应对一系列大城市病？成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成都明确将指导天府新区做好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规划编制，力争纳入住建部试点城市。若成功纳入全国试点，不仅可获得每年5亿元专项补贴，更将为治理城市内涝和“马路拉链”等大城市病开出一剂良方。具体要求已经出台，如各区域在城市新区道路建设中，可渗透地面面积比例不得低于40％。目前，海绵城市的雏形已经随处可见：比如城市建成区范围内新建的人工湿地、水塘、人工湖，大片植草沟、下凹式绿地的种植，地面停车场铺设的多孔砖，人行道上的透水铺装，都在满足城市居民使用功能之余，具备了内涝防治的“海绵”功能。
随着城市发展壮大，各类供水、排水、燃气、电力通信管网日益密布，这些蜘蛛网般的城市“血管”隐身在市民视线之外，一旦发生险情就像城市发生“血栓”，路面开挖不可避免，更对城市生活带来不便。综合管廊的规划建设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难题。目前在天府新区新川科技园内，已规划了一条超过3公里的综合管廊。据了解，这条管廊内部足足有两层楼高，横向又被分为南北两个独立舱室，每个舱室都有一间普通房子大小。今后，电力、通讯、给水、热力、能源等所有管道和线缆都将收入其中。如果从空中透视的话，管廊东至成自泸赤高速，西至天府大道，横穿新川创新科技园，整体位于新川大道下方。而这条大道所经之处，正是园区规划中最繁华的中央商务区。“将来，这条道路上看不到‘蜘蛛网’，避免因施工造成的‘拉链路’。要维修更换，进入地下管廊就可以了。”园区工作人员如是描述。
在2015年规划重点中，成都提出“双中心”格局，按照“一轴双核六走廊”的整体格局构建新型城镇体系。未来成都城镇体系将由1个特大中心城（中心城区和天府新区直管区）、8个卫星城（龙泉驿、青白江、新都、温江、都江堰、双流、郫县、新津）、6个区域中心城（彭州、邛崃、崇州、金堂、大邑、蒲江）、10个小城市、169个特色镇、约2800个农村新型社区构成。
针对城镇化

下列对文章最后两段的内容分析，确切的一项是：
A春秋时期，贝币在流通领域的统治地位被取代而逐步成为有钱人的殉葬品
B各种金属货币纷纷进入流通领域，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C秦始皇用统一货币的法律手段，促使贝币逐步退出流通领域
D金属货币取代实物货币，从而使贝币又重新成为人们的“器饰宝藏”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报告认为，烟草使用是首要的可预防死因，每年全世界有500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其中每年死于二手烟额人数也高达60万，四分之一以上位儿童。
以下各项如果为真，哪项最不能质疑上述观点？
A每年全世界有500多万人死于因运动不足而引发的疾病
B每年全世界有500多万人死于因生活不规律而引发的疾病
C每年全世界不低于1405万人的可预防死因并非烟草相关疾病
D每年全世界因心理调试不当引发的疾病成为人类首要的可预防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