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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A市干县出现儿童铅中毒事件，造成615名儿童血铅超标，其中166名儿童中、重度铅中毒。A市环保部门已认定东岭冶炼有限公司废水、废气、废渣排放是造成儿童血铅超标的主要成因，但同时又称该公司的排放“符合国家标准”。该公司2008年总产值11.8亿元，2006年—2008年的工业总产值达64亿元，年上缴总财税额占整个总财政收入的17%，被确定为县、市、省政府扶持的重点企业。
2009年2月20日B市因自来水源污染而导致全城大面积断水。这是近七年来的第五次。事故频发与水源地上游大量化工厂偷排污染物有关。实际上，B市对来自水源地上游化工企业的污染威胁并非没有预见，也制定过《建设B市“清水走廊”三年行动方案》，还在饮用水源整治方案中明确提出：2008年底前关闭或搬迁所有计划关闭或搬迁的化工企业，其中也包括此次特大水污染事件的肇事者标新化工有限公司。
C县M村的大街小巷开满了服装店铺，经营从国外走私来的被擦去污渍后熨烫、未经任何消毒处理的“洋垃圾”服装。每天这里的上万件“洋垃圾”服装流向全国各地市场，村民从中每月能获利几千到几万元不等。这些“洋垃圾”服装，沾满了污渍，没有相关保障措施，存在各种病菌，传染性很强，可能导致大量病毒的传播感染，给环境和人民健康带来巨大危害，多年来当地政府采取了数百次专项行动。有村民对此振振有词：“我们又不是打劫贩毒，只是小生意！”
较在D县招商会上，该县领导对外地企业宣传：到他们县投资，只要能出效益，什么污染都不怕，环保过不了关由县政府出面解决。“这样置国家环保法律和人民健康于不顾的宣传，在一些地方并不少见，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一旦发生污染事件，政府就承担起治疗和赔偿的责任，这相当于‘企业污染，政府买单’，这样是否有纵容污染的嫌疑？招商引资引进有毒工厂的官员是否应被追责？”一位环保专家质疑道。
我国政府环境行政部门主要采取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环境执法监管。2005年—2007年每年环境行政处罚均近10万起。然而，一些排污企业并不怕调查、曝光、罚款。以XX造纸厂为例，如果不购置治污设备，一个日产百吨的小型造纸厂日均降低成本近15000元。根据环保法规定，环保部门一次处罚款10万元（且每月只能罚款一次，一年不超过120万元），他们10天不到就挣回来了。而2007年10月9日，美国电力公司（美国最大的煤炭电子公司）因排放的废气长期污染一事被民间环保团体起诉8年后，与司法部和环保署达成和解，同意支付高达46亿美元罚款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近七成。
2009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体条例》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应当分析、预测和评估规划实施可能对环境和人群健康产生的长远影响。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污染物对人群健康损害的判定标准及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损害事件调查处理的技术规范。当前做环保影响评价的单位主要依据已有的工业和环保专业上的排放标准来评价规划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往往并没有将其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充分考虑在内。有调查显示，我国有超过2.7亿的城市民生活在空气质量不达标的环境中，约有2.3万人死于各种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由空气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失约占GDP的1.8%。在我国污染严重河流流域已出现癌症、智商降低以及孕妇流产的高发状态。随着环境的不断加剧，我国公害病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
公害病是环境污染公害造成健康损害引起的疾病，其特征是污染物长期作用于人体的一种地域性疾病。公害病诊断不仅仅是一个医学上的诊断，还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须经严格鉴定和国家法律的正式认可。世界上最早开始研究公害病的日本在1974年颁布的《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规定了有关公害病的诊断标准及赔偿办法。在美国，污染损害通常是通过法院来确定双方责任，并针对环境污染的损害结果不能马上发现的特点，将环境损害案件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调整到受害人发现损害时（称为“发现损害原则”）以便保障受害人的权利，目前我国尚没有指定相关专门法律来规定公害病的诊断标准。
江苏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九成的群众认为，一个地区要达到小康水平环保必须先达标。事实上，生态环境比GDP更显著地影响到百姓的生活质量。过去说“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实际上，“有了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浙江省安吉县曾经是一个污染大县，1998年国家环保总局就对其发出“黄牌警告”。之后，安吉县以“生态为县”改变了传统的“工业立县”模式，投入8000万元，治理了74家水污染企业，关闭了33家严重污染企业。经过十年经营，建起以毛竹和白茶作为支柱产业的生态经济：种植竹林108万亩，开发出7大系列近6000种产品，成为“中国十大竹乡”之一，让农民人均增收6500多元；白茶获得“中国名牌农产品”和“中国驰名商标”荣誉，使农民人均增收1857元；“农家乐”等各项生态旅游收入平均增幅在40%以上。2008年，农民人均收入均10343元，高出浙江全省平均1042元。据权威预测算安吉的绿色GDP已达1400多亿元。
2007年底，国际统计局某省调查总队对800户家庭开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专项抽样调查显示，80％以上公众认为环境污染对现代人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影响，39％的公众认为环境污染给本人和家人的健康与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一个由国家各部委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调查淮河流域污染情况时，一位70多岁的老渔民对他们说，河水污染使他家贷款养殖的两万多斤鱼遭到灭顶之灾，血本无归，“今后咱们还能养鱼吗？真的不能了，政府得找个工作，给大伙一口饭啊!”一位老干部说：“污染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已经动摇了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生活奔小康，身体要健康”就是当前农村群众的呼声。有关调查显示，我国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占其贫困原因的40％左右，列第一位。无论是改善农民体质，还是丰富农村文化生活，都需要满足广大农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需求。中国有近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我国现有健身场地85万多个，仅有8.18％分布在乡（镇）村。而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一些新建的大型居民小区也没有规划、建设体育场地。E市市民张大妈自从搬到新楼后就一直闷闷不乐，因为她发现高楼密集的小区内空地小，又多被私家车占用作停车位，已没有可供她健身锻炼的地方了，要想锻炼身体需换乘两次公交车才能到她常去的一个公园。
据世界银行测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年中世界经济发展中8％～10％的增长应归功于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亚洲经济增长的30％～40％也源于人民健康素质的改善。每年我国城乡居民因疾病、损伤和过早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8.2％，相关医药费用消耗相当于GDP的6.4％。为一个病人看病所花的钱，如果用在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上，可以使20～26个人受益。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在影响个人健康和寿命的四大要素中，生物学要素占了15％，环境要素占了17％，保健设施要素占了8％，生活方式要素占了60％。可见，健康是管理的结果，既包括政府对公共健康的管理，也包括个人对自身健康的管理。
健康是人体的一种状态，体现为强健的体魄、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我国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自1914年起执教清华大学，长期担任学校体育部主任，在校工作了52年。他倡导“体育是激发爱国热情和养成健全人格的重要手段”的体育思想，提出著名的“运动迁移规律”，指出运动场上得来的各种可贵的精神品质，可体现在人生的诸多领域中。在清华，他严把锻炼关，一到锻炼时间，他就说服那些躲起来读书的学生一起出来锻炼，并随时加以指导；他还经常深入到厂矿、机关、学校等宣传、指导各种体育活动。他不仅践行了“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也教导、激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清华人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用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为祖国努力工作。
某厂机修车间高级锻工、技术标兵杨××，因长期带病工作、致使肝病恶化住进了医院一事受到违纪处分。他所在车间的负责人也受到严厉批评。“该不该带病坚持工作”引起了该厂员工的热议。一种观点：带病坚持工作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表现，是以工作和事业为重的好员工，应大张旗鼓地表扬和宣传。另一种观点：带病坚持工作注意力很难集中，行动变得迟缓，工作质量大打折扣，极易造成安全事故；还容易将小病拖成大病，给自己、家庭及企业带来损害，绝不应提倡！
当前，我国实行国民体质监测制度，由国家体育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开展公民体质监测，旨在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素质状况，提供科学健身的原则和方法。目前，该项工作应以一套什么样的管理制度来组织、管理、运作、协调，以提高管理效率，仍是需要不断探索解决的问题。
2006年我国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国民体质存在四个主要特征和变化趋势：国民体质总体水平比2000年略有提高：成年男性肥胖率较高并比2000年有所增长；20～69岁所有年龄段的乡村人群体质水平比同年龄段的城镇人群要差；国民体质水平呈“东高西低”状态。其中，青少年耐力、速度、爆发力、力量等体能指标持续下降，视力不良检查率也居高不下，城市的青少年超重和肥胖比例明显增加，部分农村青少年营养状况亟待改善。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不容乐观，2007年全国有3.4亿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仅为28.2％（含在校学生），这一数据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已达70％多；在各年龄段人口中，20岁～29岁、30岁～39岁年龄段的人“经常锻炼”者分别为6.2％和6.1％；60岁～69岁“经常锻炼”的人最多，为11.7％，其余年龄段均在8％以上。我国居民具备健康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基本技能等健康素养的人口比例分别是14.97％、6.9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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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年10月10日为第22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约有4.5亿精神健康障碍者，其中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某心理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表明，我国城市劳动力人口中亚健康人群的比例呈现增长趋势，其中城市无业人员的心理亚健康问题尤为突出。
该心理研究所的Z博士说：”人的内心不稳定、不平衡会造成个人负荷加重，并累及社会适应能力，无形中拖累了社会发展的步伐。”某社会学家也指出，社会的浮躁与焦虑，不仅易引发有害的聚合行为，而且可能因之导致社会的某种断裂，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多发，竞争压力加大，工作节奏加速，使得部分国民心理疾患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开始凸显。
心理问题涉及面广泛，从发育的儿童、成长的青年，到空巢老人；从校园内的大学生、工棚里的农民工，到政府官员、企业精英，各阶层的人都可能面临各式各样心理问题的困扰，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对人们的危害绝不亚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及恶性肿瘤等。有统计显示，每年约有160万人因心理问题导致行为失常，甚至构成犯罪，给社会造成很大危害。
有观察家指出，破解这一问题，政府应承担营造“大环境”的责任。改革开放30余年，在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妥善解决心态失衡等社会问题，让民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过“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社会学研究员Y认为“制定政策时，政府还应充分考虑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和社会影响，减少因政策的不连续性等因素导致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减少对个体造成刺激和重大挑战”，“尤其是对于城市边缘人群和农村贫困人群，提高他们的积极情感、帮助其消解负面情绪，对于缓解社会冲突、减少人际间的矛盾与仇视，促进家庭和睦、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2.某网站发表文章指出，目前社会问题日渐增多，造成社会心理方面的若干“缺失”，并具有相应的表现形式。
一项针对100万在职人员工作现状的网络调査显示，近三分之二的人感到压力较大，产生职业倦怠。尤其在警务、医护人员、高层管理者等职业群体中，70%—80%的人都感到压力大，表现为失眠，记忆力衰退，容易紧张、蕉虑和抑郁。许多人感到调整自己原有的心理定式和行为模式越来越困难，心理放松、宣泄郁闷的机会和渠道越来越少。
由于当前各种体制机构还不够完善，人们在资源占用、机会获取、成果享用等方面出现事实上的不公平，一部分人往往在比较中产生了心理失衡。加之现代社会信息化程度高，各种不平衡、不公平信息迅速大量地传播给公众，造成了更多的心理失衡。这种情绪积累时间过长，势必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和社会矛盾。
在社会转型期，传统的价值观、就业模式、保障体系等，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人们对未来缺乏安全预期、对未知充满担忧恐惧、对变化心理准备不足、对多元化心理认同不够，易产生焦虑、恐惧、迷茫心理，出现信任和诚信危机。
一项对“白领阶层”的社会调查显示，在被调查者中，认为与过去5年相比，生活幸福指数略有下降和下降很多的占36%；快乐正悄然离一些人远去，焦虑已渐渐占据某些现代人的心理。有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农民工整体的47%，他们因为收人较低，难以承受较高的生活消费，融人城市生活困难重重，更容易滋生心理问题。同时，人口流动范围加大，生活环境变化加快以及各种自然灾害频发，都会使人们增加社会陌生感，带来归属感的降低，进而导致孤独感、无助感。特别在一些发展较快的城市，生活着一些被高就业门槛和高生活成本边缘化的“社会隔离”人群，或称心理“无根”人群，这种现象得不到消解，易使一些负面情绪蔓延，甚至危及社会秩序和安全。
某些心理精神疾病患者常因“羞耻感”而不及时就医，延误了诊治。而患者的亲友和同事也没有及时表现出该有的同情，社会对心理疾病还存有偏见和歧视。精神疾病康复者不能顺利回归社会大家庭，则又成为导致心理精神疾病复发率增高的一个诱因。
3.为了全面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S大学举办了以“迎校庆、健心灵、献爱心、促成长”为主题的第六届心理健康节活动。
2013年4月26日下午，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J到校作了题为“中国曲艺的魅力”的讲座，讲座现场气氛异常火爆，能容纳300人的音乐厅座无虚席，很多学生一直站着听完整场讲座，J说学逗唱，惟妙惟肖的表情和幽默的言语让全场师生捧腹大笑，充分领略了相声的艺术魅力。4月28日晚，第四届校园相声大赛如期举行，共吸引了1000多名师生参加。有同学以充满诗意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感受：“相声通向笑声，笑声连接大家的心声。笑帮人宣泄喜怒哀乐的情怀，笑伴人应对酸甜苦辣的人生！顺利时会笑，困难时能笑，失败时敢笑，我们笑着同昨天告别，又笑着迎接新的黎明！”
S大学是较早创办心理运动会的单位之一。5月12日下午，第五届心理运动会拉开帷幕，活动精彩纷呈，创意无限。“漫天飞舞”项目要求参赛选手中女生蒙住眼睛抛毽子，而男生站在女生身后5米的圆圈内用篓子接毽子。规则看似简单，却需要女生恰到好处的抛毽力度和男生辨识毽子飞行方向的全神贯注。漫天飞舞的彩毽和同学们的欢笑声飘扬在操场上空，其乐融融。“心灵感应”环节要求参赛者一人蒙住眼睛，背着另一位同学，在他的指引下绕过障碍。背者失去方向、小心探索道路的迷茫，被背同学的指点迷津、化险为夷的喜悦，使得比赛充满刺激和快乐，全场气氛渐人高潮。“齐心协力”“铁人三项”“背对背拥抱”的比赛模式也都突破常规，不仅强调个人的体能展现，更考验团队的默契配合。参与的同学活力四射，乐在其中，观战的同学呐喊助威，激情澎湃，让整场活动都洋溢着喜悦和乐趣。
举办讲座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传统方式，深受师生欢迎。组委会针对辅导员、心理保健员、普通学生等不同群体组织了若干场精彩讲座。
5月21日下午，学校党委副书记带着各院系辅导员听取S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D教授作的《如何应对心理压力》的讲座。D教授是国家首批注册心理督导师，她的精彩讲解有助于辅导员们应对职场与生活压力，享受健康人生。
4月28日下午，S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W老师为全校各班班长、心理保健员作了一场题为《常见的心理问题》的讲座；5月7日晚，W老师又作了一场《与大学生谈人生规划》的讲座。师生们表示要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学习、工作、生活中，调节自我，服务大家。
健康节筹备期间，四川雅安发生7级地震，给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深深牵动着师生的心。健康节组委会迅速把给灾区募捐的爱心奉献活动也列为心理健康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试图使学生们在募捐活动中体认到爱心与向善是心理健康的真正底蕴。
4月23日，几位学生连夜制作了募捐箱和祈福授带，发起“天佑雅安、心系灾民”捐资赈灾活动。在“生者坚强、逝者安息、祈福雅安、重建家园”的条幅上，同学们写下了真挚的祝福，并将所筹善款汇往灾区。
一衣一物皆心意，一元一分总关情。有同学说，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就是一座爱的堤坝：我们的手牵在一起，就是一座情的长城。
4.暑期来临，日益升温的“报班热”让孩子们本该无忧无虑的假期变得紧张而忙碌。不少家长“跟风”，给孩子报了特长班、兴趣班、课外辅导班，等等。
荧屏上的相亲交友类节目大战愈演愈烈，多家卫视相继播出相亲或者交友类节目，一轮“相亲热”席卷荧屏。
近年来，媒体选秀节目从未冷却。从“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到各行各业、各种角色纷纷“选秀”，“选秀热”进人了全面开花阶段。
一股“全民养生”的热潮炙浪逼人。五花八门的养生学说见诸各种媒体，名目繁多的养生书籍充斥图书市场。养生，已成为人们时下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并以一股强大的磁力影响着百姓的日常生活。
此外还有集资热、股票基金热、买房热、文凭热等，常常是一风未止一风又起。
据某网站问卷调查显示：七成以上的受调查者认为时下跟风程度“非常严重”，表明随大流、跟风已成为一种普遍心态，跟风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专家认为，跟风现象折射了社会转型期的浮躁心态，在一定程序上构成了社会群体心理“亚健康”的表征。
有研究者撰文指出，如果说跟风来自于人们对各类专家的依赖，那么，不难想象，这种“依赖”恰好凸显了当前人们的一种‘‘预先失败”的窘况。文章中引用了英国学者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的相关阐述，试图把现代人所面临的心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人。
吉登斯指出：“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在吉登斯看来，规代社会中任何个人的行为都必须参照一种专家系统才可以实现。换言之，人们越来越相信现代社会的专家指导系统，在做任何活动之前，总要去参考各种各样的指导意见，并找到行为的依据，离开了这个专家系统，个人将迷失在社会当中，一事无成。
比如，我们去买衣服。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纯粹的个人行为。买什么衣服，选什么品牌，完全由个人的爱好所决定。但是，在今天，任何购买行为，都已经深深地和各种各样的广告连接在了一起。广告，无形中就成为了现代人生活中重要的“指导系统”。事实上，广告无意于担当这个功能，但是在纷繁复杂的商品世界中，它确实为现代人提供辨别和追寻自己需要的物品的中介——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告也成为现代人自我辨认的一种曲折的形式。
这无疑会对人们自主选择能力带来巨大的冲击。在任何属于个人的行为当中，都隐藏着一个他人的选择、他人的要求、他人的想象。因此，它会使相当一部分人成为脱离了庞大的文化系统而难以生存的族群。
隐藏在这种生存的想象性对抗背后的，则是人们期待权威的心态。当人们无法获得真实世界的全部信息，就只能想象性地获得这种信息——这就有了对于大众文化
该心理研究所的Z博士说：”人的内心不稳定、不平衡会造成个人负荷加重，并累及社会适应能力，无形中拖累了社会发展的步伐。”某社会学家也指出，社会的浮躁与焦虑，不仅易引发有害的聚合行为，而且可能因之导致社会的某种断裂，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多发，竞争压力加大，工作节奏加速，使得部分国民心理疾患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开始凸显。
心理问题涉及面广泛，从发育的儿童、成长的青年，到空巢老人；从校园内的大学生、工棚里的农民工，到政府官员、企业精英，各阶层的人都可能面临各式各样心理问题的困扰，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对人们的危害绝不亚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及恶性肿瘤等。有统计显示，每年约有160万人因心理问题导致行为失常，甚至构成犯罪，给社会造成很大危害。
有观察家指出，破解这一问题，政府应承担营造“大环境”的责任。改革开放30余年，在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妥善解决心态失衡等社会问题，让民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过“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社会学研究员Y认为“制定政策时，政府还应充分考虑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和社会影响，减少因政策的不连续性等因素导致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减少对个体造成刺激和重大挑战”，“尤其是对于城市边缘人群和农村贫困人群，提高他们的积极情感、帮助其消解负面情绪，对于缓解社会冲突、减少人际间的矛盾与仇视，促进家庭和睦、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2.某网站发表文章指出，目前社会问题日渐增多，造成社会心理方面的若干“缺失”，并具有相应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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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前各种体制机构还不够完善，人们在资源占用、机会获取、成果享用等方面出现事实上的不公平，一部分人往往在比较中产生了心理失衡。加之现代社会信息化程度高，各种不平衡、不公平信息迅速大量地传播给公众，造成了更多的心理失衡。这种情绪积累时间过长，势必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和社会矛盾。
在社会转型期，传统的价值观、就业模式、保障体系等，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人们对未来缺乏安全预期、对未知充满担忧恐惧、对变化心理准备不足、对多元化心理认同不够，易产生焦虑、恐惧、迷茫心理，出现信任和诚信危机。
一项对“白领阶层”的社会调查显示，在被调查者中，认为与过去5年相比，生活幸福指数略有下降和下降很多的占36%；快乐正悄然离一些人远去，焦虑已渐渐占据某些现代人的心理。有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农民工整体的47%，他们因为收人较低，难以承受较高的生活消费，融人城市生活困难重重，更容易滋生心理问题。同时，人口流动范围加大，生活环境变化加快以及各种自然灾害频发，都会使人们增加社会陌生感，带来归属感的降低，进而导致孤独感、无助感。特别在一些发展较快的城市，生活着一些被高就业门槛和高生活成本边缘化的“社会隔离”人群，或称心理“无根”人群，这种现象得不到消解，易使一些负面情绪蔓延，甚至危及社会秩序和安全。
某些心理精神疾病患者常因“羞耻感”而不及时就医，延误了诊治。而患者的亲友和同事也没有及时表现出该有的同情，社会对心理疾病还存有偏见和歧视。精神疾病康复者不能顺利回归社会大家庭，则又成为导致心理精神疾病复发率增高的一个诱因。
3.为了全面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S大学举办了以“迎校庆、健心灵、献爱心、促成长”为主题的第六届心理健康节活动。
2013年4月26日下午，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J到校作了题为“中国曲艺的魅力”的讲座，讲座现场气氛异常火爆，能容纳300人的音乐厅座无虚席，很多学生一直站着听完整场讲座，J说学逗唱，惟妙惟肖的表情和幽默的言语让全场师生捧腹大笑，充分领略了相声的艺术魅力。4月28日晚，第四届校园相声大赛如期举行，共吸引了1000多名师生参加。有同学以充满诗意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感受：“相声通向笑声，笑声连接大家的心声。笑帮人宣泄喜怒哀乐的情怀，笑伴人应对酸甜苦辣的人生！顺利时会笑，困难时能笑，失败时敢笑，我们笑着同昨天告别，又笑着迎接新的黎明！”
S大学是较早创办心理运动会的单位之一。5月12日下午，第五届心理运动会拉开帷幕，活动精彩纷呈，创意无限。“漫天飞舞”项目要求参赛选手中女生蒙住眼睛抛毽子，而男生站在女生身后5米的圆圈内用篓子接毽子。规则看似简单，却需要女生恰到好处的抛毽力度和男生辨识毽子飞行方向的全神贯注。漫天飞舞的彩毽和同学们的欢笑声飘扬在操场上空，其乐融融。“心灵感应”环节要求参赛者一人蒙住眼睛，背着另一位同学，在他的指引下绕过障碍。背者失去方向、小心探索道路的迷茫，被背同学的指点迷津、化险为夷的喜悦，使得比赛充满刺激和快乐，全场气氛渐人高潮。“齐心协力”“铁人三项”“背对背拥抱”的比赛模式也都突破常规，不仅强调个人的体能展现，更考验团队的默契配合。参与的同学活力四射，乐在其中，观战的同学呐喊助威，激情澎湃，让整场活动都洋溢着喜悦和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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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几位学生连夜制作了募捐箱和祈福授带，发起“天佑雅安、心系灾民”捐资赈灾活动。在“生者坚强、逝者安息、祈福雅安、重建家园”的条幅上，同学们写下了真挚的祝福，并将所筹善款汇往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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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撰文指出，如果说跟风来自于人们对各类专家的依赖，那么，不难想象，这种“依赖”恰好凸显了当前人们的一种‘‘预先失败”的窘况。文章中引用了英国学者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的相关阐述，试图把现代人所面临的心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人。
吉登斯指出：“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在吉登斯看来，规代社会中任何个人的行为都必须参照一种专家系统才可以实现。换言之，人们越来越相信现代社会的专家指导系统，在做任何活动之前，总要去参考各种各样的指导意见，并找到行为的依据，离开了这个专家系统，个人将迷失在社会当中，一事无成。
比如，我们去买衣服。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纯粹的个人行为。买什么衣服，选什么品牌，完全由个人的爱好所决定。但是，在今天，任何购买行为，都已经深深地和各种各样的广告连接在了一起。广告，无形中就成为了现代人生活中重要的“指导系统”。事实上，广告无意于担当这个功能，但是在纷繁复杂的商品世界中，它确实为现代人提供辨别和追寻自己需要的物品的中介——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告也成为现代人自我辨认的一种曲折的形式。
这无疑会对人们自主选择能力带来巨大的冲击。在任何属于个人的行为当中，都隐藏着一个他人的选择、他人的要求、他人的想象。因此，它会使相当一部分人成为脱离了庞大的文化系统而难以生存的族群。
隐藏在这种生存的想象性对抗背后的，则是人们期待权威的心态。当人们无法获得真实世界的全部信息，就只能想象性地获得这种信息——这就有了对于大众文化
资料1
每周五晚，某乐团二胡首席小杨准时进入她开设在某直播平台的“民乐坊”直播间，开始与粉丝互动。这一次，她请来了同事小琳，为“民乐坊”近3万粉丝进行一个半小时的箜篌演奏直播。许多粉丝对箜篌这个古老的乐器感到陌生，小琳在演奏的同时，还耐心地向观众介绍了箜篌的历史和特点。整个直播过程中，实时弹幕不时从屏幕上闪过，“我的天啊！太好听了！”有人送“蛋糕”“火箭”等虚拟礼物，还有人录下了直播视频分享到微信朋友圈。直播结束后小琳感叹道：“这么多人感兴趣啊！真没想到！直播让我对继续从事箜篌表演工作有信心啦，直播可以是我的另一个舞台，以后我还要多多尝试一些新方法，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且喜欢箜篌。”
直播是什么？小杨以前并不了解，在被朋友邀请参加一次现场演奏直播时，她被21.5万的网上观看人数惊着了。她平时在国家大剧院的大剧场演出时，每场观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000人左右。小杨说：“国家大剧院已经算非常大了，而直播平台的观看人数没有封顶的概念，我每次都会被惊到。”乐迷还自发地利用小视频录制功能把小杨的表演片段放到微博微信上，也获得了百万播放量。贵州某地的一位观众对小杨说，他很喜欢二胡，可是从来没有机会进入国家大剧院这样“高大上”的艺术殿堂，在线观看小杨直播时，他觉得自己已经置身国家大剧院了。
一个小时的直播，小杨至少要准备5个小时。虽然很辛苦，但她还是乐此不疲：“观众的反应很真实，喜欢不喜欢都会说，第一时间就有反馈，连我每次表演效果不一样都能听得出来，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她说观众还会点曲子，“更直接，很好玩，这就是直播的魅力。”
资料2
晚上刚吃完饭，小夏手机里收到了某直播平台推送的一条消息：“国粹来袭，快来看直播！”进行直播表演的是两位京剧新生代演员小白和天帅。在近2小时的直播中，他们彩唱、清唱了多首经典京剧和昆曲曲目，期间穿插介绍京剧行当和一些梨园掌故。将近15万人围观了这场直播，还听他们回答了网友们的“凤冠为什么这么重”“妆容要化多久”等问题，看他们现场给大家普及表演了“唱念做打”等基本功。直播结束时，平台还设置了曲艺直播的推送信息，提醒意犹未尽的观众注意下一场直播的时间和内容。
作为京剧圈里的偶像派，以往小白演出或者跟粉丝见面都要花不少功夫，得找演出场地、办活动，花钱又费力。现在他随时随地能用手机举办“见面会”，还经常在排练厅、剧场后台展示一些排练、备场、化装或者精彩场次的表演片段，与观众顺畅聊天。“原来舞台表演之外的京剧有这么多门道，不得不说，年轻艺术家直播曲艺很酷，上直播听讲戏也很酷。”一名粉丝说。
社会学家W评论说，现在的事实就是，一些握着游戏杆和鼠标的手在拂拭已经传承千年的古琴，一些品着单麦芽、听着慢摇的CafeRacer青年在审视着延袭百代的文化。不考虑他们的视听习惯和审美需要，还怎么谈传统文艺的传承和发展？推广才是当务之急。艺术生产者不能孤芳自赏和自娱自乐，要演给大家看，要通过商业接近大众，这才有持续性。
文化学者Z认为，什么时候中国人能真正不卑不亢地以平常心对待一切新的文化表现形式，既懂得保持传统文化精华，又能以开阔的胸怀和视野对待新的思想和文化，吞吐自如，那就是我们民族真正在精神上健康成熟的时候了。
资料3
某直播平台副总贾先生认为，直播是商业化行为，但其实更早的时候，没有电视也没
有广播，大家怎么表演呢？就是在剧场，甚至是在天桥，观众围成一圈看表演，觉得不错就打赏。我觉得这个形式没有变化。平台现在能为传统艺术做的，是提供流畅的传播渠道、减少剧场租用等高额成本支出这些困扰传统艺术发展的外在因素。至于传统艺术如何借助直播获得更好的发展，还得靠从业者自己来探索。
某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C教授表示，在规模效应的推动下，通过直播平台进行表演，扩大了演员的知名度和曝光量，同时也提升了演员们的商业价值。既然选择了直播，就要与网络经济做伙伴，这是传统艺术表演者在转型之路上应当形成的观念。商业化运作也有鉴别“真材实料”的能力。让传统艺术深得人心，就要主动告别传统和体制的保护，在市场中找回生命力。
直播的主流盈利模式是广告和虚拟道具。在直播平台上，粉丝们打赏送虚拟礼物需要花费“星币”，而“星币”则能通过平台转换为实际的金钱。在某直播平台打赏里，最便宜的礼物需要一颗虚拟钻石购买，在充值界面，最低充值是60元人民币购买60颗钻石。正在直播的一位主播收到了粉丝送的虚拟“豪华邮轮”，算下来需要花费人民币1300余元。
主播们以收看量和打赏数定“胜负”，想要得到更多的礼物和点赞，主播就要有意迎合粉丝们的口味：有的主播用二胡拉了一首热播剧的曲目，就很受观众欢迎；要是演奏古典乐曲《春江花月夜》，就反响平平。有的书法直播也不是只靠一张宣纸一支笔，主播会为观众设计签名，或者用毛笔为观众画像。而谁给的礼物更大，主播们就要优先满足谁的要求，哪怕这些要求有时有些过分。
较早尝试京剧直播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王女士认为，直播对于演员来说，面对的不是台下真实的观众而是摄像机，习惯了剧场或舞台表演氛围的演员需要适应不同的表演场景。但包括京剧在内的传统艺术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还“活”着，必然有其存在的当代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传统艺术应该坚持的东西，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形式传播，利用什么样的创新手段，都不能破坏京剧特有的属性和基因。对京剧来说，“唱念做打”“一弦一柱”还是要有匠人的范儿。
郑女士不做直播已经半年多了。她也是位京剧演员，曾在同事的带动下做过一段时间的京剧直播。直播时，同事对粉丝提出的各种要求几乎不拒绝，比如，直播中应粉丝要求用京剧唱腔演唱流行歌曲、用现代乐器为京剧演唱伴奏，甚至连京剧演员的吃饭、健身都要直播……几次直播下来，同事的粉丝数量见长，收入也日渐增加。
但郑女士直播时从不向粉丝求点赞求礼物，也不为“吸粉”搞新花样，所以她的粉丝群体比较固定。她认为，“直播”这种传播形式与京剧这种表演艺术还是有距离的。“京剧这个行当真的不能过分商业化，直播中多数人只看到京剧的皮毛和八卦而忽略了京剧艺术本身。”
资料4
在当前的博物馆行业，有一种和“直播”一样时髦的传统文化传播方式——文化创意
产品。文化创意产品（以下简称“文创产品”）是通过发掘文化器物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并将其转化成设计要素，使其与符合现代生活形态的新形式相结合，创制出的满足使用者物质和精神需求的设计产品。
我国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故宫走在了前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认为，馆藏文物是博物馆的心脏和灵魂，但传播文化未必只能通过展览馆藏文物来进行。一枚书签、一个手机壳，都可以作为故宫文化的载体。截至2016年底，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共有9170种，为故宫带来10亿元左右的收入。事实证明，这些文创产品对于故宫的文化影响力、文化传播力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目前，市场上文创产品的设计类型通常分为：“复制型”，直接拷贝馆藏形成产品；“素材型”，将文物的形态、纹样用在产品上；“卡通型”，将文物元素卡通化转成产品；“创意型”，对经典藏品寓意进行研发的产品。但这些文创产品的内涵仅局限于产品本身，几乎等同于“小商品”。“这些工艺和内涵都缺乏保证的所谓‘文创产品’能承载博物馆文化吗？能承担普及教育的任务吗？能算得上是文物的‘周边’吗？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北京的博物馆专家S认为，做好文物的深度解读，用深层次的文化感染观众，这是最重要的。“文创产品应该是‘有形加无形’的。有形的方面指功能需求，就是现在的文创产品；无形方面是精神的需求，是文物的核心故事。博物馆是个讲故事的地方，要通过故事做文化品牌，发展无形的文创才是博物馆正确的路。”
故宫博物院用了7年时间清理院藏文物，25大类180余万件（套）精美绝伦的文物藏品得以呈现并成为开发文创产品最宝贵的文化资源。故宫博物院经营管理处Y说：“故宫最吸引人的，是它厚重的文化底蕴。故宫出品的文化创意产品，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把‘文化范儿’融入设计之中。文创产品应该是博物馆思想的延伸，通过它，让大家参与到博物馆的精神生活中去，让某种精神深入到观众的心，这才是成功的文创产品。在欧美国家，文创产品在博物馆商店出售，博物馆商店也因此被称作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在这里，观众对展品的兴趣和认同可以通过文创产品实物化，进而转化为文化消费。”Y介绍说，故宫已经创办了故宫网上商城，用来销售文创产品，神武门外的文创商店也已开业。
资料5
故宫在红墙外的东长房区域开设了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体验馆。文化创意体验馆分为
丝绸馆、服饰馆、生活馆、影像馆、木艺馆、陶瓷馆、展示馆和紫禁书苑等8间各具特色的展厅。
展示馆是故宫博物院集中展示新款文创产品的区域。馆内有针对普通观众制作的大量便于携带且物美价廉的故宫文化纪念品，比如朝珠耳机、手机壳、钥匙扣、行李牌、书签等创意独特的时尚生活用品，兼具趣味性和功能性；也有针对部分观众的特殊需求研发的品质优良、做工精细的文化产品，如采用故宫藏龙袍纹饰设计的“海水江崖”系列桌旗、餐垫、纸巾盒、电脑包、钱包、护照夹等。其中一款故宫顶戴花翎官帽伞打开后，撑伞的人远远看上去就像戴了一顶顶戴花翎官帽，别致有趣。
故宫特别针对孩子们推出了《皇帝的一天》APP：在这款应用中，一只乾清门前的小狮子带着由贫民儿童扮演的皇帝，体验皇帝一天的生活，以此了解故宫文化与传统文化。“5点就要起床？皇帝不能偷懒多睡一会儿吗？”“一天两顿饭？堂堂的皇帝竟然得饿着！”“一天射了300多只兔子？文武双全啊！”……孩子们七嘴八舌地问着问题。
在书画馆，参观者可以看到一些书面类文创产品，喜欢哪件书画作品可以在一刻钟之内完成复制，将复制品带回家；在陶艺馆，参观者看到故宫的陶艺品如同家庭摆件一
每周五晚，某乐团二胡首席小杨准时进入她开设在某直播平台的“民乐坊”直播间，开始与粉丝互动。这一次，她请来了同事小琳，为“民乐坊”近3万粉丝进行一个半小时的箜篌演奏直播。许多粉丝对箜篌这个古老的乐器感到陌生，小琳在演奏的同时，还耐心地向观众介绍了箜篌的历史和特点。整个直播过程中，实时弹幕不时从屏幕上闪过，“我的天啊！太好听了！”有人送“蛋糕”“火箭”等虚拟礼物，还有人录下了直播视频分享到微信朋友圈。直播结束后小琳感叹道：“这么多人感兴趣啊！真没想到！直播让我对继续从事箜篌表演工作有信心啦，直播可以是我的另一个舞台，以后我还要多多尝试一些新方法，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且喜欢箜篌。”
直播是什么？小杨以前并不了解，在被朋友邀请参加一次现场演奏直播时，她被21.5万的网上观看人数惊着了。她平时在国家大剧院的大剧场演出时，每场观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000人左右。小杨说：“国家大剧院已经算非常大了，而直播平台的观看人数没有封顶的概念，我每次都会被惊到。”乐迷还自发地利用小视频录制功能把小杨的表演片段放到微博微信上，也获得了百万播放量。贵州某地的一位观众对小杨说，他很喜欢二胡，可是从来没有机会进入国家大剧院这样“高大上”的艺术殿堂，在线观看小杨直播时，他觉得自己已经置身国家大剧院了。
一个小时的直播，小杨至少要准备5个小时。虽然很辛苦，但她还是乐此不疲：“观众的反应很真实，喜欢不喜欢都会说，第一时间就有反馈，连我每次表演效果不一样都能听得出来，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她说观众还会点曲子，“更直接，很好玩，这就是直播的魅力。”
资料2
晚上刚吃完饭，小夏手机里收到了某直播平台推送的一条消息：“国粹来袭，快来看直播！”进行直播表演的是两位京剧新生代演员小白和天帅。在近2小时的直播中，他们彩唱、清唱了多首经典京剧和昆曲曲目，期间穿插介绍京剧行当和一些梨园掌故。将近15万人围观了这场直播，还听他们回答了网友们的“凤冠为什么这么重”“妆容要化多久”等问题，看他们现场给大家普及表演了“唱念做打”等基本功。直播结束时，平台还设置了曲艺直播的推送信息，提醒意犹未尽的观众注意下一场直播的时间和内容。
作为京剧圈里的偶像派，以往小白演出或者跟粉丝见面都要花不少功夫，得找演出场地、办活动，花钱又费力。现在他随时随地能用手机举办“见面会”，还经常在排练厅、剧场后台展示一些排练、备场、化装或者精彩场次的表演片段，与观众顺畅聊天。“原来舞台表演之外的京剧有这么多门道，不得不说，年轻艺术家直播曲艺很酷，上直播听讲戏也很酷。”一名粉丝说。
社会学家W评论说，现在的事实就是，一些握着游戏杆和鼠标的手在拂拭已经传承千年的古琴，一些品着单麦芽、听着慢摇的CafeRacer青年在审视着延袭百代的文化。不考虑他们的视听习惯和审美需要，还怎么谈传统文艺的传承和发展？推广才是当务之急。艺术生产者不能孤芳自赏和自娱自乐，要演给大家看，要通过商业接近大众，这才有持续性。
文化学者Z认为，什么时候中国人能真正不卑不亢地以平常心对待一切新的文化表现形式，既懂得保持传统文化精华，又能以开阔的胸怀和视野对待新的思想和文化，吞吐自如，那就是我们民族真正在精神上健康成熟的时候了。
资料3
某直播平台副总贾先生认为，直播是商业化行为，但其实更早的时候，没有电视也没
有广播，大家怎么表演呢？就是在剧场，甚至是在天桥，观众围成一圈看表演，觉得不错就打赏。我觉得这个形式没有变化。平台现在能为传统艺术做的，是提供流畅的传播渠道、减少剧场租用等高额成本支出这些困扰传统艺术发展的外在因素。至于传统艺术如何借助直播获得更好的发展，还得靠从业者自己来探索。
某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C教授表示，在规模效应的推动下，通过直播平台进行表演，扩大了演员的知名度和曝光量，同时也提升了演员们的商业价值。既然选择了直播，就要与网络经济做伙伴，这是传统艺术表演者在转型之路上应当形成的观念。商业化运作也有鉴别“真材实料”的能力。让传统艺术深得人心，就要主动告别传统和体制的保护，在市场中找回生命力。
直播的主流盈利模式是广告和虚拟道具。在直播平台上，粉丝们打赏送虚拟礼物需要花费“星币”，而“星币”则能通过平台转换为实际的金钱。在某直播平台打赏里，最便宜的礼物需要一颗虚拟钻石购买，在充值界面，最低充值是60元人民币购买60颗钻石。正在直播的一位主播收到了粉丝送的虚拟“豪华邮轮”，算下来需要花费人民币1300余元。
主播们以收看量和打赏数定“胜负”，想要得到更多的礼物和点赞，主播就要有意迎合粉丝们的口味：有的主播用二胡拉了一首热播剧的曲目，就很受观众欢迎；要是演奏古典乐曲《春江花月夜》，就反响平平。有的书法直播也不是只靠一张宣纸一支笔，主播会为观众设计签名，或者用毛笔为观众画像。而谁给的礼物更大，主播们就要优先满足谁的要求，哪怕这些要求有时有些过分。
较早尝试京剧直播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王女士认为，直播对于演员来说，面对的不是台下真实的观众而是摄像机，习惯了剧场或舞台表演氛围的演员需要适应不同的表演场景。但包括京剧在内的传统艺术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还“活”着，必然有其存在的当代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传统艺术应该坚持的东西，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形式传播，利用什么样的创新手段，都不能破坏京剧特有的属性和基因。对京剧来说，“唱念做打”“一弦一柱”还是要有匠人的范儿。
郑女士不做直播已经半年多了。她也是位京剧演员，曾在同事的带动下做过一段时间的京剧直播。直播时，同事对粉丝提出的各种要求几乎不拒绝，比如，直播中应粉丝要求用京剧唱腔演唱流行歌曲、用现代乐器为京剧演唱伴奏，甚至连京剧演员的吃饭、健身都要直播……几次直播下来，同事的粉丝数量见长，收入也日渐增加。
但郑女士直播时从不向粉丝求点赞求礼物，也不为“吸粉”搞新花样，所以她的粉丝群体比较固定。她认为，“直播”这种传播形式与京剧这种表演艺术还是有距离的。“京剧这个行当真的不能过分商业化，直播中多数人只看到京剧的皮毛和八卦而忽略了京剧艺术本身。”
资料4
在当前的博物馆行业，有一种和“直播”一样时髦的传统文化传播方式——文化创意
产品。文化创意产品（以下简称“文创产品”）是通过发掘文化器物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并将其转化成设计要素，使其与符合现代生活形态的新形式相结合，创制出的满足使用者物质和精神需求的设计产品。
我国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故宫走在了前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认为，馆藏文物是博物馆的心脏和灵魂，但传播文化未必只能通过展览馆藏文物来进行。一枚书签、一个手机壳，都可以作为故宫文化的载体。截至2016年底，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共有9170种，为故宫带来10亿元左右的收入。事实证明，这些文创产品对于故宫的文化影响力、文化传播力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目前，市场上文创产品的设计类型通常分为：“复制型”，直接拷贝馆藏形成产品；“素材型”，将文物的形态、纹样用在产品上；“卡通型”，将文物元素卡通化转成产品；“创意型”，对经典藏品寓意进行研发的产品。但这些文创产品的内涵仅局限于产品本身，几乎等同于“小商品”。“这些工艺和内涵都缺乏保证的所谓‘文创产品’能承载博物馆文化吗？能承担普及教育的任务吗？能算得上是文物的‘周边’吗？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北京的博物馆专家S认为，做好文物的深度解读，用深层次的文化感染观众，这是最重要的。“文创产品应该是‘有形加无形’的。有形的方面指功能需求，就是现在的文创产品；无形方面是精神的需求，是文物的核心故事。博物馆是个讲故事的地方，要通过故事做文化品牌，发展无形的文创才是博物馆正确的路。”
故宫博物院用了7年时间清理院藏文物，25大类180余万件（套）精美绝伦的文物藏品得以呈现并成为开发文创产品最宝贵的文化资源。故宫博物院经营管理处Y说：“故宫最吸引人的，是它厚重的文化底蕴。故宫出品的文化创意产品，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把‘文化范儿’融入设计之中。文创产品应该是博物馆思想的延伸，通过它，让大家参与到博物馆的精神生活中去，让某种精神深入到观众的心，这才是成功的文创产品。在欧美国家，文创产品在博物馆商店出售，博物馆商店也因此被称作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在这里，观众对展品的兴趣和认同可以通过文创产品实物化，进而转化为文化消费。”Y介绍说，故宫已经创办了故宫网上商城，用来销售文创产品，神武门外的文创商店也已开业。
资料5
故宫在红墙外的东长房区域开设了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体验馆。文化创意体验馆分为
丝绸馆、服饰馆、生活馆、影像馆、木艺馆、陶瓷馆、展示馆和紫禁书苑等8间各具特色的展厅。
展示馆是故宫博物院集中展示新款文创产品的区域。馆内有针对普通观众制作的大量便于携带且物美价廉的故宫文化纪念品，比如朝珠耳机、手机壳、钥匙扣、行李牌、书签等创意独特的时尚生活用品，兼具趣味性和功能性；也有针对部分观众的特殊需求研发的品质优良、做工精细的文化产品，如采用故宫藏龙袍纹饰设计的“海水江崖”系列桌旗、餐垫、纸巾盒、电脑包、钱包、护照夹等。其中一款故宫顶戴花翎官帽伞打开后，撑伞的人远远看上去就像戴了一顶顶戴花翎官帽，别致有趣。
故宫特别针对孩子们推出了《皇帝的一天》APP：在这款应用中，一只乾清门前的小狮子带着由贫民儿童扮演的皇帝，体验皇帝一天的生活，以此了解故宫文化与传统文化。“5点就要起床？皇帝不能偷懒多睡一会儿吗？”“一天两顿饭？堂堂的皇帝竟然得饿着！”“一天射了300多只兔子？文武双全啊！”……孩子们七嘴八舌地问着问题。
在书画馆，参观者可以看到一些书面类文创产品，喜欢哪件书画作品可以在一刻钟之内完成复制，将复制品带回家；在陶艺馆，参观者看到故宫的陶艺品如同家庭摆件一
一、给定材料
材料一
2017年以来，浙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前三季度经济运行延续上半年稳走向好态势，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好于全国，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前三季度，全省生产总值3695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1%，增速比上半年快0.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快0.6个百分点，高于全国（6.9%）1.2个百分点。
全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2017年前三季度，新设企业28.4万家，同比增长25.4%；新设个体工商户55.7万家，同比增长15.2%。平均每天新设企业1040家、个体工商户2040家。至9月底，浙江省有各类市场主体575.3万户，同比增长12.5%，其中，企业188.8万家，同比增长16.7%，这些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
2016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小微企业实现增加值5802.6亿元，同比增长6.0%；规模以下工业小微企业实现增加值4263.45亿元，同比增长6.2%；小微外贸企业出口总额累计2354.9亿元，同比增长19.43%。多年来，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拉动力，它们贡献了浙江60%的税收、70%的经济总量、80%的外贸出口、90%的社会就业，为约占全国人口4%的浙江人，在全国1%的土地上，创造全国7%的经济总量作出了巨大贡献。
材料二
1969年，25岁的鲁冠球凭着东拼西凑的4000元钱，带领6名农民白手起家，在萧山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厂”。为求生存，他千方百计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各种配套，“人家要什么就做什么”。凭着鲁冠球超凡的经营能力和敏锐的市场嗅觉，企业越做越大，到1978年，全厂已有400多人，年产值300余万元，厂门口也先后挂上了“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和“宁围万向节厂”等七八块牌子。就在一切看上去都顺风顺水的时候，鲁冠球却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把挂在厂门口的几块厂牌一一拆了，只留下一块“萧山万向节厂”--他决心今后只把精力投放到一个产品中，那就是汽车的易耗配件“万向节”上。鲁冠球后来说，他从1978年开始考虑一些问题，“做工厂不能有什么就做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小而专、小而精”。自此，这家“身份低微”的企业从当时的“冷门”行业一跃发展成为今天营收超千亿、利润过百亿的现代化跨国企业集团，被誉为“中国企业常青树”。
浙江义乌S日用品有限公司创始人楼某14岁时就随父走街串巷，鸡毛换糖，收过农药瓶、摆过地摊、搞过养殖……15年间干过20多个行当，但积蓄寥寥。1993年底，已是而立之年的楼某慢慢意识到，什么都尝试便什么也做不好，他决定抓住手中的吸管生产设备，一门心思做吸管，从此不再换主业。“吸管这东西，一次性、几厘钱、低门槛、低技术、低利润，在餐桌上都是白送，还没人关注，只能挣一点辛苦钱。”楼某说，“家庭抱怨、员工怀疑，但我仍然坚持原定的路径，未来五十年只做一根吸管。”20多年来，S公司坚持专业化发展道路，坚守实业，不多元，不浮躁，不急功近利，将一根吸管做精、做强、做到极致。目前，S公司拥有各类塑料吸管生产流水线200多条，企业员工600余人，年生产各类塑料吸管近万吨（200多亿支），已成为全球质量最好、品种最全、创新最多、市场覆盖面最广的塑料吸管生产企业，是当之无愧的“行业领导者”。
材料三
浙江经济是“千家万户”的草根经济。改革开放初期，个体工商户以其准入简便、成本低廉、经营灵活的特点，实现了浙江人创业做老板、发家致富的最初梦想，带动了浙江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产业发展，造就了民营经济大省和强省的地位。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工商户自身的发展空间在逐步萎缩，尤其是2008年以来，浙江经济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发展面临的困难剧增，大量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为此，浙江省陆续出台《浙江省个体工商户转企业及小微企业规范升级工作意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意见》《关于制定“个转企”行业标准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个转企”扶持政策文件，以政府有形之手推动市场主体自觉提升。自2013年以来，全省累计完成“个转企”20.2万家，市场主体中个体工商户比重由2012年底的71.7%下降到2016年的66.7%，减少了5个百分点。创业者越过个体户模式，“一步到位”直接设立企业渐成潮流，以杭州为例，2016年新设市场主体中个体工商户比例仅占50.9%。
“说起个体户，对方就会觉得你信誉度不高，很多要求有一定资质的招投标活动参加不了，还无法出具增值税发票，损失了不少订单。”在温州瓯海郭溪街道从事五金加工的杨某告诉记者，前年的“个转企”，使他完成了从个体户“小老板”向公司“企业主”的华丽转身，突破了以往的发展瓶颈。在他看来，“个转企”更像是一道平衡大账与小账的“考题”。转企前，杨某也有顾虑：原来赚的钱，只要放进自己的口袋就行，而转企后，所有的成本开支，都要纳入公司规范的财务体系中。除此之外，经营成本的增加才是对他最大的考验：转企前，他每月只需要缴纳1500多元的定额税，转企后，按照目前的产量，他每月所缴的税费至少要5000元，再请一个兼职的会计，每年至少还要增加2万元的额外开支。即使原材料采购、电费等发票可以进行部分成本抵扣，加上政府还有部分财政返还奖励，每年的实际经营成本也要增加5万元左右。但杨某更愿意把“个转企”视为一种倒逼机制。“个转企”后，他拿到50万元的贷款，陆续添置两台先进机器，聘用三名设计师，专门从事新产品开发。尽管经营成本增加不少，但杨某更看重的是转型后企业发展空间和口碑的提升。他认为，“个转企”后如果不自我加压，不做好企业发展规划，再沿袭以前的“小富即安”或“小打小闹”的思维，很难说企业会走多远。
材料四
在浙江嘉兴众多小微企业中，不乏成功转型升级的样本。海归创二代徐某通过不断创新，将一个传统的图文打印部变成了融信息化与数字化于一体的档案管理有限公司。徐某的父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承包了一家村办企业，1995年开办了D文体用品店；到2002年，在全市已拥有4家大型文体办公用品店，并在市、县大型商场设立了多家专柜；2006年，又增加图文经营项目，并在2009年将图文业务独立开设成为一家企业，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着“转型基因”的企业。2010年，从新加坡留学回国后，徐某从图文业务开始做起，迈上了商海之路。经过一年多的历练，徐某发现，公司要发展，必须有先进的技术引领行业。为此，他引进日本先进机器，将传统打印业务转向了数字化印刷。2012年，经过结构调整和技术提升的D文体商行已经在行业内崭露头角，并在2013年获得浙江省数字印刷经营许可证，成为嘉兴市惟一拥有此经营权的企业。同时，D数字印刷有限公司也成为嘉兴市政府定点印刷单位。这一次成功转型后，有着国际视野的徐某发现，越来越多的客户不仅对印刷业务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很多人对原始文件的数字化加工要求越来越迫切。“一些人的档案都是纸质的，没法满足现代社会电子化的需求。”徐某从客户需求中看到了商机。2013年，徐某再次引进先进技术，在数字化印刷的基础上，增加了数字化加工。此后，徐某又走遍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经过认真考察后，他建起了嘉兴第一座民营档案馆--浙江W档案管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数字化档案馆的建设突破了传统的、封闭的档案管理模式，实现了档案工作以手工管理为主向以计算机管理为主、以管理档案实体为主向以管理档案信息为主、以档案存储保管为主向利用服务为主的转变。
材料五
2016年浙江省小微企业成长指数上升趋势明显，综合贡献力、核心竞争力、成长活跃度、制度供给力指数等方面均有不俗表现。蓬勃向上是浙江省小微企业成长的主旋律，但是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受内需不足、外围经济增长乏力，原材料、劳动力、物流、资金使用等成本逐年攀升及企业产品价格难以上涨的影响，小微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风险有所增加；“成本高、税费高、融资难、招工难”等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许多企业依然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业的小微企业在产品经营定位上大多采取低成本、低价格、低回报的策略，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力量薄弱，产品低端化、同质化现象严重，常以低廉价格为市场竞争主要手段；政府资金扶持力度、企业融资便捷程度、税收减免和用房用地优惠政策、政府机构办事效率等制度供给仍需加力，企业政策获得感需要进一步增强。
材料六
浙江产大民企，也产“小巨人”，从打火机大王、吸管大王，到袜子大王……这些“小巨人”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湖州M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家企业。“我们主要研发、生产和销售交流接触器的铁芯。”企业负责人沈某介绍，在空调、高铁、发电设备上，都会用到交流接触器，铁芯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虽然成立时间只有7年，作为行业领头羊，M公司已成为这个领域的隐形冠军，其合作伙伴中，更不乏ABB、西门子、HCC、格力、正泰、德力西这样的知名企业。“这是一个细分领域，早前市场呈现空白状态，我们瞄准并提早介入，就有了先发优势。”沈某表示，“小小一块铁芯，从外观上看没有什么特别，可其实对精度、硬度等要求都很严格。”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显示，一个小小的铁芯生产，要经过冲压、插铆钉、铆压、放置短路环、压紧短路环、磨削等十多个环节。不过由于生产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目前产品的生产效率非常高。沈某说：“以前的冲床需要手工送原材料、脚踩冲压，卡尺量厚度，现在都一体成型了，快捷而省力；以前的磨床都是人工手动操作，一个人管一台，现在电脑控制，一个人可以管两台，精密而省力；以前的成品包装环节需要人工刷油防锈，现在采用机器自动雾化喷油，均匀而省力……”在这些生产环节的前世今生介绍中，沈某的语气里难掩骄傲：“每个工艺环节我们都在不
材料一
2017年以来，浙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前三季度经济运行延续上半年稳走向好态势，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好于全国，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前三季度，全省生产总值3695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1%，增速比上半年快0.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快0.6个百分点，高于全国（6.9%）1.2个百分点。
全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2017年前三季度，新设企业28.4万家，同比增长25.4%；新设个体工商户55.7万家，同比增长15.2%。平均每天新设企业1040家、个体工商户2040家。至9月底，浙江省有各类市场主体575.3万户，同比增长12.5%，其中，企业188.8万家，同比增长16.7%，这些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
2016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小微企业实现增加值5802.6亿元，同比增长6.0%；规模以下工业小微企业实现增加值4263.45亿元，同比增长6.2%；小微外贸企业出口总额累计2354.9亿元，同比增长19.43%。多年来，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拉动力，它们贡献了浙江60%的税收、70%的经济总量、80%的外贸出口、90%的社会就业，为约占全国人口4%的浙江人，在全国1%的土地上，创造全国7%的经济总量作出了巨大贡献。
材料二
1969年，25岁的鲁冠球凭着东拼西凑的4000元钱，带领6名农民白手起家，在萧山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厂”。为求生存，他千方百计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各种配套，“人家要什么就做什么”。凭着鲁冠球超凡的经营能力和敏锐的市场嗅觉，企业越做越大，到1978年，全厂已有400多人，年产值300余万元，厂门口也先后挂上了“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和“宁围万向节厂”等七八块牌子。就在一切看上去都顺风顺水的时候，鲁冠球却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把挂在厂门口的几块厂牌一一拆了，只留下一块“萧山万向节厂”--他决心今后只把精力投放到一个产品中，那就是汽车的易耗配件“万向节”上。鲁冠球后来说，他从1978年开始考虑一些问题，“做工厂不能有什么就做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小而专、小而精”。自此，这家“身份低微”的企业从当时的“冷门”行业一跃发展成为今天营收超千亿、利润过百亿的现代化跨国企业集团，被誉为“中国企业常青树”。
浙江义乌S日用品有限公司创始人楼某14岁时就随父走街串巷，鸡毛换糖，收过农药瓶、摆过地摊、搞过养殖……15年间干过20多个行当，但积蓄寥寥。1993年底，已是而立之年的楼某慢慢意识到，什么都尝试便什么也做不好，他决定抓住手中的吸管生产设备，一门心思做吸管，从此不再换主业。“吸管这东西，一次性、几厘钱、低门槛、低技术、低利润，在餐桌上都是白送，还没人关注，只能挣一点辛苦钱。”楼某说，“家庭抱怨、员工怀疑，但我仍然坚持原定的路径，未来五十年只做一根吸管。”20多年来，S公司坚持专业化发展道路，坚守实业，不多元，不浮躁，不急功近利，将一根吸管做精、做强、做到极致。目前，S公司拥有各类塑料吸管生产流水线200多条，企业员工600余人，年生产各类塑料吸管近万吨（200多亿支），已成为全球质量最好、品种最全、创新最多、市场覆盖面最广的塑料吸管生产企业，是当之无愧的“行业领导者”。
材料三
浙江经济是“千家万户”的草根经济。改革开放初期，个体工商户以其准入简便、成本低廉、经营灵活的特点，实现了浙江人创业做老板、发家致富的最初梦想，带动了浙江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产业发展，造就了民营经济大省和强省的地位。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工商户自身的发展空间在逐步萎缩，尤其是2008年以来，浙江经济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发展面临的困难剧增，大量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为此，浙江省陆续出台《浙江省个体工商户转企业及小微企业规范升级工作意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意见》《关于制定“个转企”行业标准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个转企”扶持政策文件，以政府有形之手推动市场主体自觉提升。自2013年以来，全省累计完成“个转企”20.2万家，市场主体中个体工商户比重由2012年底的71.7%下降到2016年的66.7%，减少了5个百分点。创业者越过个体户模式，“一步到位”直接设立企业渐成潮流，以杭州为例，2016年新设市场主体中个体工商户比例仅占50.9%。
“说起个体户，对方就会觉得你信誉度不高，很多要求有一定资质的招投标活动参加不了，还无法出具增值税发票，损失了不少订单。”在温州瓯海郭溪街道从事五金加工的杨某告诉记者，前年的“个转企”，使他完成了从个体户“小老板”向公司“企业主”的华丽转身，突破了以往的发展瓶颈。在他看来，“个转企”更像是一道平衡大账与小账的“考题”。转企前，杨某也有顾虑：原来赚的钱，只要放进自己的口袋就行，而转企后，所有的成本开支，都要纳入公司规范的财务体系中。除此之外，经营成本的增加才是对他最大的考验：转企前，他每月只需要缴纳1500多元的定额税，转企后，按照目前的产量，他每月所缴的税费至少要5000元，再请一个兼职的会计，每年至少还要增加2万元的额外开支。即使原材料采购、电费等发票可以进行部分成本抵扣，加上政府还有部分财政返还奖励，每年的实际经营成本也要增加5万元左右。但杨某更愿意把“个转企”视为一种倒逼机制。“个转企”后，他拿到50万元的贷款，陆续添置两台先进机器，聘用三名设计师，专门从事新产品开发。尽管经营成本增加不少，但杨某更看重的是转型后企业发展空间和口碑的提升。他认为，“个转企”后如果不自我加压，不做好企业发展规划，再沿袭以前的“小富即安”或“小打小闹”的思维，很难说企业会走多远。
材料四
在浙江嘉兴众多小微企业中，不乏成功转型升级的样本。海归创二代徐某通过不断创新，将一个传统的图文打印部变成了融信息化与数字化于一体的档案管理有限公司。徐某的父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承包了一家村办企业，1995年开办了D文体用品店；到2002年，在全市已拥有4家大型文体办公用品店，并在市、县大型商场设立了多家专柜；2006年，又增加图文经营项目，并在2009年将图文业务独立开设成为一家企业，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着“转型基因”的企业。2010年，从新加坡留学回国后，徐某从图文业务开始做起，迈上了商海之路。经过一年多的历练，徐某发现，公司要发展，必须有先进的技术引领行业。为此，他引进日本先进机器，将传统打印业务转向了数字化印刷。2012年，经过结构调整和技术提升的D文体商行已经在行业内崭露头角，并在2013年获得浙江省数字印刷经营许可证，成为嘉兴市惟一拥有此经营权的企业。同时，D数字印刷有限公司也成为嘉兴市政府定点印刷单位。这一次成功转型后，有着国际视野的徐某发现，越来越多的客户不仅对印刷业务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很多人对原始文件的数字化加工要求越来越迫切。“一些人的档案都是纸质的，没法满足现代社会电子化的需求。”徐某从客户需求中看到了商机。2013年，徐某再次引进先进技术，在数字化印刷的基础上，增加了数字化加工。此后，徐某又走遍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经过认真考察后，他建起了嘉兴第一座民营档案馆--浙江W档案管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数字化档案馆的建设突破了传统的、封闭的档案管理模式，实现了档案工作以手工管理为主向以计算机管理为主、以管理档案实体为主向以管理档案信息为主、以档案存储保管为主向利用服务为主的转变。
材料五
2016年浙江省小微企业成长指数上升趋势明显，综合贡献力、核心竞争力、成长活跃度、制度供给力指数等方面均有不俗表现。蓬勃向上是浙江省小微企业成长的主旋律，但是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受内需不足、外围经济增长乏力，原材料、劳动力、物流、资金使用等成本逐年攀升及企业产品价格难以上涨的影响，小微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风险有所增加；“成本高、税费高、融资难、招工难”等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许多企业依然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业的小微企业在产品经营定位上大多采取低成本、低价格、低回报的策略，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力量薄弱，产品低端化、同质化现象严重，常以低廉价格为市场竞争主要手段；政府资金扶持力度、企业融资便捷程度、税收减免和用房用地优惠政策、政府机构办事效率等制度供给仍需加力，企业政策获得感需要进一步增强。
材料六
浙江产大民企，也产“小巨人”，从打火机大王、吸管大王，到袜子大王……这些“小巨人”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湖州M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家企业。“我们主要研发、生产和销售交流接触器的铁芯。”企业负责人沈某介绍，在空调、高铁、发电设备上，都会用到交流接触器，铁芯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虽然成立时间只有7年，作为行业领头羊，M公司已成为这个领域的隐形冠军，其合作伙伴中，更不乏ABB、西门子、HCC、格力、正泰、德力西这样的知名企业。“这是一个细分领域，早前市场呈现空白状态，我们瞄准并提早介入，就有了先发优势。”沈某表示，“小小一块铁芯，从外观上看没有什么特别，可其实对精度、硬度等要求都很严格。”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显示，一个小小的铁芯生产，要经过冲压、插铆钉、铆压、放置短路环、压紧短路环、磨削等十多个环节。不过由于生产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目前产品的生产效率非常高。沈某说：“以前的冲床需要手工送原材料、脚踩冲压，卡尺量厚度，现在都一体成型了，快捷而省力；以前的磨床都是人工手动操作，一个人管一台，现在电脑控制，一个人可以管两台，精密而省力；以前的成品包装环节需要人工刷油防锈，现在采用机器自动雾化喷油，均匀而省力……”在这些生产环节的前世今生介绍中，沈某的语气里难掩骄傲：“每个工艺环节我们都在不
1、黑熊被活体取胆汁的现象引起社会极大关注。有网民披露：“熊肚上有一道永远无法痊愈的刀口，一个瘘管直通熊的胆囊，外连一根透明的塑料软管，平时用一种粘性很强的敷料把软管和创面包扎起来，抽取胆汁时打开包扎，将针筒插入塑料软管，在抽吸墨绿色的胆汁时，熊张大嘴，两眼暴凸，肝区颤个不停。最要命的是，那针筒为了等候胆汁而时抽时停，熊的哀叫也就呈现一种间歇性的上滑颤音和下滑颤音……”
在某医药协会2012年2月16日召开的媒体沟通会后，协会有关人士F关于“熊在无管引流过程中很舒服”的表达，已在网上广为流传。F一再表明：“如今活熊取胆是自体透管，无痛引流，并未对黑熊产生影响。”
但世界保护动物协会项目委员向记者表示，实际上从熊第一次做手术准备取胆起，对熊的疼痛的“虐待”就存在，因为手术对专业要求是相当高的，而目前并不知道手术的成功率、引发的疾病及并发症等数据。
在一次相关研讨会上，某医科大学J教授介绍了人工熊胆的坎坷历程。
此前，F曾表示：“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替代品出现，更不能简单地根据主治功能用草药代替。”也有专家表示，熊胆没有替代品。
但J教授介绍说，人工熊胆于1983年经卫生部批准立项，相继由某药科大学单位共同承担。科研人员经过几十次配方选择，最终使人工熊胆的化学组成、理化性质、稳定性等均与优质天然熊胆一致，主要有效成分相同、含量接近，而且质量稳定。并由上海某医院完成了二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治疗急性扁桃体炎已经肝火亢盛型高血压，人工熊胆与天然熊胆的疗效无显著性差异。
J教授说，到2007年，人工熊胆完成了研制、试验等全部工作，一直在等待国家批准。
J教授还介绍说，“我们研制的人工熊胆的主要成分的含量和优质天然熊胆一致，且质量稳定”，而活熊取出的胆汁和优质天然熊胆相差甚远，因为引流熊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与真正的天然熊截然不同，引流熊的胆汁在肝肠循环不足，加之长期引流使引流口发生了生理变化，所以质量很不稳定。
广州一家医院的丁医师日前表示，活熊取胆肯定有创伤，创口长期不愈合就容易发炎，而为避免发炎，多半会给熊使用抗生素，那么取胆制药的药效就因此会打折扣，亚洲动物基金会负责人表示，在养熊场的黑熊胆汁中曾多次发现抗生素残留。
此前，亚洲动物基金中国区Z先生曾说，熊取胆伤口长年不愈，且插入导管取胆时很难彻底消毒，所以熊的取胆口常常发炎溃疡，肝胆病变也十分常见，导致胆囊感染、肝脏感染甚至癌症，“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健康威胁”。
有关某公司G公司“活熊取胆是保护中医”的借口，目前看来难以自圆其说。
2月15日，有记者报道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资料显示，在G公司目前生活的熊胆产品中，除了“熊胆粉”和“熊胆胶囊”获得批号外，其他30多种产品均未获得熊胆药品或含熊胆药品批号，主要为熊胆茶，清甘茶等保健产品。不过，G公司还没有一种产品获得任何保健品批准字号。
中国保健协会表示，尽管国内目前尚未取消活熊取胆，但其根本原则是“熊胆入药”，如果厂家并非把熊胆“入药”而是挪作他用，毫无疑问应予以严格限制。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对外事务总监也曾表示，以G公司的一款产品为例，仅仅1克熊胆粉被包装在50厘米见方的盒子里，包装得很豪华，售价也高达400多元，“大部分的熊胆消费都是礼品消费，而不是药品消费。而这些礼品消费都是建立在黑熊的痛苦之上的。”G公司的这种做法，在全国医药业具有某种普遍性。
“活熊取胆汁存废”问题也引起了舆论界的热议，一种声音认为：很多人吃牛肉、吃羊肉，这比插管取胆残忍多了，活熊有为人服务的义务，而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我们应该明白，人类不过是自然界中普遍而年轻的物种，就像我们不能剥夺他人的生命一样，我们也不能随意作践自然，作践动物，对自然与生命以仁爱心对待，以敬畏心对待，这从人性要求的情操和素质，也是我们必须履行的义务。”
2、某大报2012年2月27日发表了一篇学者著名文章，内容概要如下：
放在“熊胆入药以治病救人”的前提下探讨“黑熊在被取胆汁的过程中是不是舒服”这样一个破有点小资情调的话题，好像迂腐得很：全球人口每天吃掉的动物难以计数，无论饲养还是屠宰，人类难道问过动物舒不舒服？哪个动物不愿意活得自由自在且顺乎自然地“终其天年”？但人不吃肉行吗？“君子远庖厨”不过是说“吃的人不杀，杀的人不吃”而已。
当代西方环境伦理主张赋予一切生命体包括动物平等的“伦理权利”，就像人类人人平等一样。这一“动物的平等伦理权利”的设想立意是高尚的，胸襟是开阔的，情怀是利他的，但其基本理论依据始终是成问题的，这一理念建立在生态平衡的概念之上：每一物种都在生态系统中有其地位，每一物种都是生态链中的重要一环，起着相互平衡的作用，而每个物种都是由个体组成的，所以，每一动物个体都有平等的伦理权利。
如此论证看似严谨，实际上存在看不见的“伦理悖论”。因为在环环相扣的生态系统中，某个特定物种所履行的生态功能恰恰是或者给其他物种做食物，或者以其他物种为食物，所以物种的伦理权利应该建立在该物种的个体牺牲自己的基础上，个体的牺牲往往构成了物种生存以及繁衍下去的基本前提。
将物种与个体的这层关系放到生活场景中来认识，就是说动物的伦理权利只是物种层面的权利，而不是个体层面的权利，保护物种不等于保护该物种的每一个个体。相反，人吃鸡越多，鸡这一物种繁衍得越多。同样道理，支持活熊取胆汁的人士提出，“对一部分黑熊抽取胆汁，可以避免猎杀更多的野生黑熊；自从有了活熊取胆汁技术之后，野外黑熊种群增加，数量增多，所以此举客观上保护了黑熊物种”。对此说法，倒也不能完全斥之为狡辩。
然而问题在于，站在环境伦理的立场上，即使动物个体“应该为种群做出牺牲”，也仍然享有自己的伦理权利。首先，在乱杀滥捕的情况下，个体的牺牲并不能换取种群的生存，此时，该物种中剩下的任一个体的生存都具有生态意义上的伦理地位，否则，动物伦理就变成了对生态重要性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保护生态也便名存实亡了。在中国，如有人猎杀大熊猫等国家法定的保护动物，要处以刑罚，相关法规的伦理依据就在于此；在此情形下，有人无论以救急、救穷，还是救命为理由自辩，都不可能得到法院和公众的同情。
其次，在动物为其生态功能，比如供人食用、制作裘皮或者入药治病而牺牲的时候，个体的伦理权利表现为不应遭受无谓甚或无度的痛苦。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一些可以追求感官刺激、不顾动物痛苦的内容，如“鱼炸熟了，嘴还在动”和“活割驴肉”、“活吃猴脑”之类，这些都属于严重侵犯动物伦理权利的行为--因为如此吃法与获取营养这一生物学的必要性完全不相干，纯粹为了满足某些个人以残害动物取乐的变态心理。现在，这类“菜肴”在素来好吃的国人中日渐式微，说明尽管眼下支持活熊取胆汁的人还为数不少，但一些基本的动物伦理观念确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国人，这是民族心智进步的表现。
3、有网民公布了一组虐猫视频截图：一女子用尖尖的高跟鞋鞋跟对一只小猫肆践踏，手段极其残忍，这就是轰动一时的M县女子虐猫事件。“虐猫事件”一夜之间成为在各大网站的热帖，评论成千上万，数天内席卷了国内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网友们愤慨万分，对虐猫女子声讨谴责，誓言要揪出凶手，网上掀起“缉凶”狂潮，经过网友狂潮，经过网友收集信息、搜索、排查，“疑犯”身份陆续曝光--除了虐猫女，M县有关单位工作人员也参与了虐猫的拍摄过程。
虐猫视频中的关键人物被披露后，引起了M县的高度重视。县政府当即派出工作人员对虐猫事件当事人开展了调查，并召开了紧急专题会议，纪检、宣传、检察、法制、监察、公安、文化等部门参加了会议，对虐猫事件调查处理处理情况作了汇报。从调查情况看，虐猫时间拍摄现场为M县一沿江风景区，参与者有一个名已经主动承认了事实。虽然参与者参与的原因、动机以及是否被其他组织引诱，利用还有待进一步查证，但此事在M县发生并有M县多人参与，县政府对此表示愤慨、谴责和遗憾。“考虑到参与者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德，其行为与其从事的职业极不相乘，所以，从即日起由当事人所在单位立即停止其工作，接受调查。建议其中一名可能参与事件的嫌疑人不知去向，责成其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采取多方面、有关部门汇报道。据称，在这次会议上，M县人民政府还对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细致，并向上级主管机构和法律权威部门请求协助，为今后对参与者进行处理提供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最后责成相关部门依照党纪、政纪和法律作出严肃公正的处理，给社会、媒体和网名一个满意的交代。
4、法治报道了某市H区暴发狂犬病疫情以及随后的处理情况。具体报道如下：
进入3月以来，某市H区暴发狂犬病疫，情截止目前，有11人患狂犬病死多人被狗咬伤，这些数字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随后，当地部门为控制疫情，捕杀了三万多只狗，遭到众多爱狗人士的激烈批评，使H区一度陷入”屠狗风波“的舆论漩涡。
H区许多群众有养犬的习惯。全区拥有各类犬37万多只，这意味中平均每10个人就拥有一只狗。部分群众认识不足，管理不善，随意遗留造成大量流浪犬。犬只随意流动是导致狂犬病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
H区连续召开狂犬疫防控紧急会议，指出狂犬病已严重危害到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一场为期30天的集中整治犬类活动在全区紧急开展。
政府强调：所有犬只必须进行免疫并办理相关证件，一律实行拴养和圈养。严格携犬进入商场、市场、学校、公园等公共场合，一经发现一律予以强制捕杀，记者在政府发布的通告上看到如下条文：”各乡镇实施组织有由公安、农业、城管等部门组成的专业队伍对未免疫的犬只进行捕杀，犬主不得进行阻拦，不得要求赔偿，群众也可以自行组织捕杀犬只。“
需要养狗人惶恐不安：以前H区对犬类实行挂牌管理
在某医药协会2012年2月16日召开的媒体沟通会后，协会有关人士F关于“熊在无管引流过程中很舒服”的表达，已在网上广为流传。F一再表明：“如今活熊取胆是自体透管，无痛引流，并未对黑熊产生影响。”
但世界保护动物协会项目委员向记者表示，实际上从熊第一次做手术准备取胆起，对熊的疼痛的“虐待”就存在，因为手术对专业要求是相当高的，而目前并不知道手术的成功率、引发的疾病及并发症等数据。
在一次相关研讨会上，某医科大学J教授介绍了人工熊胆的坎坷历程。
此前，F曾表示：“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替代品出现，更不能简单地根据主治功能用草药代替。”也有专家表示，熊胆没有替代品。
但J教授介绍说，人工熊胆于1983年经卫生部批准立项，相继由某药科大学单位共同承担。科研人员经过几十次配方选择，最终使人工熊胆的化学组成、理化性质、稳定性等均与优质天然熊胆一致，主要有效成分相同、含量接近，而且质量稳定。并由上海某医院完成了二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治疗急性扁桃体炎已经肝火亢盛型高血压，人工熊胆与天然熊胆的疗效无显著性差异。
J教授说，到2007年，人工熊胆完成了研制、试验等全部工作，一直在等待国家批准。
J教授还介绍说，“我们研制的人工熊胆的主要成分的含量和优质天然熊胆一致，且质量稳定”，而活熊取出的胆汁和优质天然熊胆相差甚远，因为引流熊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与真正的天然熊截然不同，引流熊的胆汁在肝肠循环不足，加之长期引流使引流口发生了生理变化，所以质量很不稳定。
广州一家医院的丁医师日前表示，活熊取胆肯定有创伤，创口长期不愈合就容易发炎，而为避免发炎，多半会给熊使用抗生素，那么取胆制药的药效就因此会打折扣，亚洲动物基金会负责人表示，在养熊场的黑熊胆汁中曾多次发现抗生素残留。
此前，亚洲动物基金中国区Z先生曾说，熊取胆伤口长年不愈，且插入导管取胆时很难彻底消毒，所以熊的取胆口常常发炎溃疡，肝胆病变也十分常见，导致胆囊感染、肝脏感染甚至癌症，“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健康威胁”。
有关某公司G公司“活熊取胆是保护中医”的借口，目前看来难以自圆其说。
2月15日，有记者报道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资料显示，在G公司目前生活的熊胆产品中，除了“熊胆粉”和“熊胆胶囊”获得批号外，其他30多种产品均未获得熊胆药品或含熊胆药品批号，主要为熊胆茶，清甘茶等保健产品。不过，G公司还没有一种产品获得任何保健品批准字号。
中国保健协会表示，尽管国内目前尚未取消活熊取胆，但其根本原则是“熊胆入药”，如果厂家并非把熊胆“入药”而是挪作他用，毫无疑问应予以严格限制。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对外事务总监也曾表示，以G公司的一款产品为例，仅仅1克熊胆粉被包装在50厘米见方的盒子里，包装得很豪华，售价也高达400多元，“大部分的熊胆消费都是礼品消费，而不是药品消费。而这些礼品消费都是建立在黑熊的痛苦之上的。”G公司的这种做法，在全国医药业具有某种普遍性。
“活熊取胆汁存废”问题也引起了舆论界的热议，一种声音认为：很多人吃牛肉、吃羊肉，这比插管取胆残忍多了，活熊有为人服务的义务，而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我们应该明白，人类不过是自然界中普遍而年轻的物种，就像我们不能剥夺他人的生命一样，我们也不能随意作践自然，作践动物，对自然与生命以仁爱心对待，以敬畏心对待，这从人性要求的情操和素质，也是我们必须履行的义务。”
2、某大报2012年2月27日发表了一篇学者著名文章，内容概要如下：
放在“熊胆入药以治病救人”的前提下探讨“黑熊在被取胆汁的过程中是不是舒服”这样一个破有点小资情调的话题，好像迂腐得很：全球人口每天吃掉的动物难以计数，无论饲养还是屠宰，人类难道问过动物舒不舒服？哪个动物不愿意活得自由自在且顺乎自然地“终其天年”？但人不吃肉行吗？“君子远庖厨”不过是说“吃的人不杀，杀的人不吃”而已。
当代西方环境伦理主张赋予一切生命体包括动物平等的“伦理权利”，就像人类人人平等一样。这一“动物的平等伦理权利”的设想立意是高尚的，胸襟是开阔的，情怀是利他的，但其基本理论依据始终是成问题的，这一理念建立在生态平衡的概念之上：每一物种都在生态系统中有其地位，每一物种都是生态链中的重要一环，起着相互平衡的作用，而每个物种都是由个体组成的，所以，每一动物个体都有平等的伦理权利。
如此论证看似严谨，实际上存在看不见的“伦理悖论”。因为在环环相扣的生态系统中，某个特定物种所履行的生态功能恰恰是或者给其他物种做食物，或者以其他物种为食物，所以物种的伦理权利应该建立在该物种的个体牺牲自己的基础上，个体的牺牲往往构成了物种生存以及繁衍下去的基本前提。
将物种与个体的这层关系放到生活场景中来认识，就是说动物的伦理权利只是物种层面的权利，而不是个体层面的权利，保护物种不等于保护该物种的每一个个体。相反，人吃鸡越多，鸡这一物种繁衍得越多。同样道理，支持活熊取胆汁的人士提出，“对一部分黑熊抽取胆汁，可以避免猎杀更多的野生黑熊；自从有了活熊取胆汁技术之后，野外黑熊种群增加，数量增多，所以此举客观上保护了黑熊物种”。对此说法，倒也不能完全斥之为狡辩。
然而问题在于，站在环境伦理的立场上，即使动物个体“应该为种群做出牺牲”，也仍然享有自己的伦理权利。首先，在乱杀滥捕的情况下，个体的牺牲并不能换取种群的生存，此时，该物种中剩下的任一个体的生存都具有生态意义上的伦理地位，否则，动物伦理就变成了对生态重要性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保护生态也便名存实亡了。在中国，如有人猎杀大熊猫等国家法定的保护动物，要处以刑罚，相关法规的伦理依据就在于此；在此情形下，有人无论以救急、救穷，还是救命为理由自辩，都不可能得到法院和公众的同情。
其次，在动物为其生态功能，比如供人食用、制作裘皮或者入药治病而牺牲的时候，个体的伦理权利表现为不应遭受无谓甚或无度的痛苦。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一些可以追求感官刺激、不顾动物痛苦的内容，如“鱼炸熟了，嘴还在动”和“活割驴肉”、“活吃猴脑”之类，这些都属于严重侵犯动物伦理权利的行为--因为如此吃法与获取营养这一生物学的必要性完全不相干，纯粹为了满足某些个人以残害动物取乐的变态心理。现在，这类“菜肴”在素来好吃的国人中日渐式微，说明尽管眼下支持活熊取胆汁的人还为数不少，但一些基本的动物伦理观念确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国人，这是民族心智进步的表现。
3、有网民公布了一组虐猫视频截图：一女子用尖尖的高跟鞋鞋跟对一只小猫肆践踏，手段极其残忍，这就是轰动一时的M县女子虐猫事件。“虐猫事件”一夜之间成为在各大网站的热帖，评论成千上万，数天内席卷了国内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网友们愤慨万分，对虐猫女子声讨谴责，誓言要揪出凶手，网上掀起“缉凶”狂潮，经过网友狂潮，经过网友收集信息、搜索、排查，“疑犯”身份陆续曝光--除了虐猫女，M县有关单位工作人员也参与了虐猫的拍摄过程。
虐猫视频中的关键人物被披露后，引起了M县的高度重视。县政府当即派出工作人员对虐猫事件当事人开展了调查，并召开了紧急专题会议，纪检、宣传、检察、法制、监察、公安、文化等部门参加了会议，对虐猫事件调查处理处理情况作了汇报。从调查情况看，虐猫时间拍摄现场为M县一沿江风景区，参与者有一个名已经主动承认了事实。虽然参与者参与的原因、动机以及是否被其他组织引诱，利用还有待进一步查证，但此事在M县发生并有M县多人参与，县政府对此表示愤慨、谴责和遗憾。“考虑到参与者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德，其行为与其从事的职业极不相乘，所以，从即日起由当事人所在单位立即停止其工作，接受调查。建议其中一名可能参与事件的嫌疑人不知去向，责成其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采取多方面、有关部门汇报道。据称，在这次会议上，M县人民政府还对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细致，并向上级主管机构和法律权威部门请求协助，为今后对参与者进行处理提供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最后责成相关部门依照党纪、政纪和法律作出严肃公正的处理，给社会、媒体和网名一个满意的交代。
4、法治报道了某市H区暴发狂犬病疫情以及随后的处理情况。具体报道如下：
进入3月以来，某市H区暴发狂犬病疫，情截止目前，有11人患狂犬病死多人被狗咬伤，这些数字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随后，当地部门为控制疫情，捕杀了三万多只狗，遭到众多爱狗人士的激烈批评，使H区一度陷入”屠狗风波“的舆论漩涡。
H区许多群众有养犬的习惯。全区拥有各类犬37万多只，这意味中平均每10个人就拥有一只狗。部分群众认识不足，管理不善，随意遗留造成大量流浪犬。犬只随意流动是导致狂犬病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
H区连续召开狂犬疫防控紧急会议，指出狂犬病已严重危害到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一场为期30天的集中整治犬类活动在全区紧急开展。
政府强调：所有犬只必须进行免疫并办理相关证件，一律实行拴养和圈养。严格携犬进入商场、市场、学校、公园等公共场合，一经发现一律予以强制捕杀，记者在政府发布的通告上看到如下条文：”各乡镇实施组织有由公安、农业、城管等部门组成的专业队伍对未免疫的犬只进行捕杀，犬主不得进行阻拦，不得要求赔偿，群众也可以自行组织捕杀犬只。“
需要养狗人惶恐不安：以前H区对犬类实行挂牌管理
1．4月1日，国务院制定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正式实施，诉讼费交纳标准降低，优惠了普通公民的同时，人们也担心任何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可能到法院。山西一读者为了讨要因换书花费的一元公交费进行诉讼，北京宣武区一居民，弟弟起诉哥哥因为父亲去世没有得到通知，而讨要“追悼权”。由于诉讼增长过快导致的司法资源不足，也让中国法院处于奥尔森所说的“诉讼爆炸”的环境中，纠纷一起，即成诉讼，法院不堪其累，许多民事纠纷一拖多年，小事变成大事，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法院的大门之处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柔性缓冲力量，那就是人民调解员，他们依靠道德公约，民间智慧，以及熟人之间的唇齿相依的情感和利益权衡，一次次介入中国社会的家长里短，起到了“息讼”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人城乡大迁徒，以及体制外人员的激增，传统熟人社会正在解体，城市逐渐成为陌生人社会，着让依附于熟人社会土壤上的人民调解员面临日渐尴尬的处境，曾有统计表明，上个世纪80年代调解依然是中国人解决纠纷的主要手段之一。从1980年—1985年的6年间，全国人民调节组织调解矛盾纠纷4200多万件，平均每年700多万件，相当于同一时期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数量的10倍，但到2005年通过人民调解的民事纠纷仅为448万件，与人民法院一审受理的民事案件总数436万件基本持平，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的纠纷，呈现下降的趋势，调解员制度是否还能够发挥其作用实在令人怀疑，但若不打官司，民间纠纷谁来解决？从长远的法制社会要求来看，人民调解员制度，该何去何从？
2．个人态度、能力、素质等都影响着调解的效果与质量。山西省交口县司法局下设有人民调解员，而在各乡镇还有司法助理，但由于调解工作都是义务的，他们在进行调解时缺少主动性，并不真正热心于这个工作，这就影响了工作的效果。在当地，直接介入百姓纠纷调解的，通常是各村委会中的民调治保员，民调治保员通常是由村委会主任任命的，但有些人愿意有村干部身份，可并不愿意干这个工作。一天，红星村村民王赢因自家的小鸡刨了同村村民李伟家的菜地，发生了口角，正好被村里的民调治保员遇上，他本应该上前进行调解，但他想对一事不如少一事，李伟拿起院子里的铁锹砍伤了王赢造成了人身伤害被公安局带走。
3．杨荣新自1950年就开始研究人民调解员的工作。有一年他到了广西，一个调解委员会主任告诉了他一个案例，当地有两个村民谈恋爱，已经生活在一起了，后来女方怀孕，但南方却怀疑并非己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男女主动分居，女方则找到调解员请求帮助，并声称如调节失败自己就跳江，无奈之下调解员找到男方，但男方提出要求，除非女方赶在正月十六中午十二点跪在村中神庙前赌咒，调解员为了劝和，要求女方照此办理，女方果然答应并做了，两人最终和好。调委会主任询问杨荣新这样做调解到底对不对，杨荣新回答，结果好，但做法不提倡。很难要求每一个调解员都具备足够的法律知识，实际上，在全国500万的调解员中，具备专门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士寥寥无几，统计显示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调解员近200万，而低素质的调解员也正是导致调解质量难以保证的原因之一。一份有关人民调解员的调研报告曾列举了一个案例，当地村庄两户人家打架其中一户被打伤，花费500元医药费，调解员居中调解，原两户都不同意和解，调解员对被打者说，对方愿意100%赔款，而对打人者说医药费花去了1000元，你只需付一半即可，在这样调解下，双方同意和解，但随后双方得知真实情况后又起纷争。近年来调解这一解决纠纷的古老机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乡土社会的解体，调解威信的缺失，调解质量的下降，使得人们对这种做法渐渐丧失信心，很多人发现调解协议对当事人的约束并不强，只要有一方反悔随时可以再提起诉讼，而之前的调解则是白白浪费精力，缺乏响应的约束效力已成为人民调解员制度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4．在传统中国大多数从事调解的人都有一定的“身份”或是家族长辈或是地方士绅，在一个“熟人社会”，当时尽管产生矛盾，但是顾虑到日后交往的需要，多数人不愿意就此决裂，而双方都熟识并认可的中间人，则成为调解得以成功的实施者和保障人，但现在随着流动性的增大，“熟人社会”不复存在，这样的权威人士也变的越来越罕见．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地区民间纠纷调解联合接待室的调解员欧阳明琪，从2005年4月至今已经调解了300多起纠纷，但在涉及纠纷的数百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原来认识的，他感慨的说要调解别人的纠纷，最难的事情是让双方都来相信一个陌生人。调解员面临的不仅仅是纠纷对象的巨大变化，就是他们所依赖的组织机构也同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项统计表明，1990年，中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有102万个，到了2005年只剩下84万个左右，仅仅是因为一些企业改制破产10年间减少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就有4万个。古代的那套自发性纠纷解决机制受到严重削弱，单位、集体所提供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覆盖面积又大幅度萎缩，这其中有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调解协助效力问题，也有调解员无薪酬、无办公经费保障等原因。但重要的是，人们逐渐忽视了人民调解的价值及其所起到的作用。
认真阅读给定材料，概述我国人民调解员制度的现状
要求：概述全面、条理清晰、文字简洁，字数不超过600字。
2．个人态度、能力、素质等都影响着调解的效果与质量。山西省交口县司法局下设有人民调解员，而在各乡镇还有司法助理，但由于调解工作都是义务的，他们在进行调解时缺少主动性，并不真正热心于这个工作，这就影响了工作的效果。在当地，直接介入百姓纠纷调解的，通常是各村委会中的民调治保员，民调治保员通常是由村委会主任任命的，但有些人愿意有村干部身份，可并不愿意干这个工作。一天，红星村村民王赢因自家的小鸡刨了同村村民李伟家的菜地，发生了口角，正好被村里的民调治保员遇上，他本应该上前进行调解，但他想对一事不如少一事，李伟拿起院子里的铁锹砍伤了王赢造成了人身伤害被公安局带走。
3．杨荣新自1950年就开始研究人民调解员的工作。有一年他到了广西，一个调解委员会主任告诉了他一个案例，当地有两个村民谈恋爱，已经生活在一起了，后来女方怀孕，但南方却怀疑并非己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男女主动分居，女方则找到调解员请求帮助，并声称如调节失败自己就跳江，无奈之下调解员找到男方，但男方提出要求，除非女方赶在正月十六中午十二点跪在村中神庙前赌咒，调解员为了劝和，要求女方照此办理，女方果然答应并做了，两人最终和好。调委会主任询问杨荣新这样做调解到底对不对，杨荣新回答，结果好，但做法不提倡。很难要求每一个调解员都具备足够的法律知识，实际上，在全国500万的调解员中，具备专门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士寥寥无几，统计显示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调解员近200万，而低素质的调解员也正是导致调解质量难以保证的原因之一。一份有关人民调解员的调研报告曾列举了一个案例，当地村庄两户人家打架其中一户被打伤，花费500元医药费，调解员居中调解，原两户都不同意和解，调解员对被打者说，对方愿意100%赔款，而对打人者说医药费花去了1000元，你只需付一半即可，在这样调解下，双方同意和解，但随后双方得知真实情况后又起纷争。近年来调解这一解决纠纷的古老机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乡土社会的解体，调解威信的缺失，调解质量的下降，使得人们对这种做法渐渐丧失信心，很多人发现调解协议对当事人的约束并不强，只要有一方反悔随时可以再提起诉讼，而之前的调解则是白白浪费精力，缺乏响应的约束效力已成为人民调解员制度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4．在传统中国大多数从事调解的人都有一定的“身份”或是家族长辈或是地方士绅，在一个“熟人社会”，当时尽管产生矛盾，但是顾虑到日后交往的需要，多数人不愿意就此决裂，而双方都熟识并认可的中间人，则成为调解得以成功的实施者和保障人，但现在随着流动性的增大，“熟人社会”不复存在，这样的权威人士也变的越来越罕见．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地区民间纠纷调解联合接待室的调解员欧阳明琪，从2005年4月至今已经调解了300多起纠纷，但在涉及纠纷的数百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原来认识的，他感慨的说要调解别人的纠纷，最难的事情是让双方都来相信一个陌生人。调解员面临的不仅仅是纠纷对象的巨大变化，就是他们所依赖的组织机构也同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项统计表明，1990年，中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有102万个，到了2005年只剩下84万个左右，仅仅是因为一些企业改制破产10年间减少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就有4万个。古代的那套自发性纠纷解决机制受到严重削弱，单位、集体所提供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覆盖面积又大幅度萎缩，这其中有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调解协助效力问题，也有调解员无薪酬、无办公经费保障等原因。但重要的是，人们逐渐忽视了人民调解的价值及其所起到的作用。
认真阅读给定材料，概述我国人民调解员制度的现状
要求：概述全面、条理清晰、文字简洁，字数不超过6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