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A市干县出现儿童铅中毒事件，造成615名儿童血铅超标，其中166名儿童中、重度铅中毒。A市环保部门已认定东岭冶炼有限公司废水、废气、废渣排放是造成儿童血铅超标的主要成因，但同时又称该公司的排放“符合国家标准”。该公司2008年总产值11.8亿元，2006年—2008年的工业总产值达64亿元，年上缴总财税额占整个总财政收入的17%，被确定为县、市、省政府扶持的重点企业。
　　2009年2月20日B市因自来水源污染而导致全城大面积断水。这是近七年来的第五次。事故频发与水源地上游大量化工厂偷排污染物有关。实际上，B市对来自水源地上游化工企业的污染威胁并非没有预见，也制定过《建设B市“清水走廊”三年行动方案》，还在饮用水源整治方案中明确提出：2008年底前关闭或搬迁所有计划关闭或搬迁的化工企业，其中也包括此次特大水污染事件的肇事者标新化工有限公司。
　　C县M村的大街小巷开满了服装店铺，经营从国外走私来的被擦去污渍后熨烫、未经任何消毒处理的“洋垃圾”服装。每天这里的上万件“洋垃圾”服装流向全国各地市场，村民从中每月能获利几千到几万元不等。这些“洋垃圾”服装，沾满了污渍，没有相关保障措施，存在各种病菌，传染性很强，可能导致大量病毒的传播感染，给环境和人民健康带来巨大危害，多年来当地政府采取了数百次专项行动。有村民对此振振有词：“我们又不是打劫贩毒，只是小生意！”
较在D县招商会上，该县领导对外地企业宣传：到他们县投资，只要能出效益，什么污染都不怕，环保过不了关由县政府出面解决。“这样置国家环保法律和人民健康于不顾的宣传，在一些地方并不少见，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一旦发生污染事件，政府就承担起治疗和赔偿的责任，这相当于‘企业污染，政府买单’，这样是否有纵容污染的嫌疑？招商引资引进有毒工厂的官员是否应被追责？”一位环保专家质疑道。
　　我国政府环境行政部门主要采取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环境执法监管。2005年—2007年每年环境行政处罚均近10万起。然而，一些排污企业并不怕调查、曝光、罚款。以XX造纸厂为例，如果不购置治污设备，一个日产百吨的小型造纸厂日均降低成本近15000元。根据环保法规定，环保部门一次处罚款10万元（且每月只能罚款一次，一年不超过120万元），他们10天不到就挣回来了。而2007年10月9日，美国电力公司（美国最大的煤炭电子公司）因排放的废气长期污染一事被民间环保团体起诉8年后，与司法部和环保署达成和解，同意支付高达46亿美元罚款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近七成。
2009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体条例》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应当分析、预测和评估规划实施可能对环境和人群健康产生的长远影响。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污染物对人群健康损害的判定标准及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损害事件调查处理的技术规范。当前做环保影响评价的单位主要依据已有的工业和环保专业上的排放标准来评价规划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往往并没有将其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充分考虑在内。有调查显示，我国有超过2.7亿的城市民生活在空气质量不达标的环境中，约有2.3万人死于各种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由空气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失约占GDP的1.8%。在我国污染严重河流流域已出现癌症、智商降低以及孕妇流产的高发状态。随着环境的不断加剧，我国公害病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
　　公害病是环境污染公害造成健康损害引起的疾病，其特征是污染物长期作用于人体的一种地域性疾病。公害病诊断不仅仅是一个医学上的诊断，还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须经严格鉴定和国家法律的正式认可。世界上最早开始研究公害病的日本在1974年颁布的《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规定了有关公害病的诊断标准及赔偿办法。在美国，污染损害通常是通过法院来确定双方责任，并针对环境污染的损害结果不能马上发现的特点，将环境损害案件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调整到受害人发现损害时（称为“发现损害原则”）以便保障受害人的权利，目前我国尚没有指定相关专门法律来规定公害病的诊断标准。
江苏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九成的群众认为，一个地区要达到小康水平环保必须先达标。事实上，生态环境比GDP更显著地影响到百姓的生活质量。过去说“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实际上，“有了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浙江省安吉县曾经是一个污染大县，1998年国家环保总局就对其发出“黄牌警告”。之后，安吉县以“生态为县”改变了传统的“工业立县”模式，投入8000万元，治理了74家水污染企业，关闭了33家严重污染企业。经过十年经营，建起以毛竹和白茶作为支柱产业的生态经济：种植竹林108万亩，开发出7大系列近6000种产品，成为“中国十大竹乡”之一，让农民人均增收6500多元；白茶获得“中国名牌农产品”和“中国驰名商标”荣誉，使农民人均增收1857元；“农家乐”等各项生态旅游收入平均增幅在40%以上。2008年，农民人均收入均10343元，高出浙江全省平均1042元。据权威预测算安吉的绿色GDP已达1400多亿元。
2007年底，国际统计局某省调查总队对800户家庭开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专项抽样调查显示，80％以上公众认为环境污染对现代人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影响，39％的公众认为环境污染给本人和家人的健康与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一个由国家各部委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调查淮河流域污染情况时，一位70多岁的老渔民对他们说，河水污染使他家贷款养殖的两万多斤鱼遭到灭顶之灾，血本无归，“今后咱们还能养鱼吗？真的不能了，政府得找个工作，给大伙一口饭啊!”一位老干部说：“污染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已经动摇了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生活奔小康，身体要健康”就是当前农村群众的呼声。有关调查显示，我国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占其贫困原因的40％左右，列第一位。无论是改善农民体质，还是丰富农村文化生活，都需要满足广大农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需求。中国有近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我国现有健身场地85万多个，仅有8.18％分布在乡（镇）村。而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一些新建的大型居民小区也没有规划、建设体育场地。E市市民张大妈自从搬到新楼后就一直闷闷不乐，因为她发现高楼密集的小区内空地小，又多被私家车占用作停车位，已没有可供她健身锻炼的地方了，要想锻炼身体需换乘两次公交车才能到她常去的一个公园。
据世界银行测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年中世界经济发展中8％～10％的增长应归功于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亚洲经济增长的30％～40％也源于人民健康素质的改善。每年我国城乡居民因疾病、损伤和过早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8.2％，相关医药费用消耗相当于GDP的6.4％。为一个病人看病所花的钱，如果用在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上，可以使20～26个人受益。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在影响个人健康和寿命的四大要素中，生物学要素占了15％，环境要素占了17％，保健设施要素占了8％，生活方式要素占了60％。可见，健康是管理的结果，既包括政府对公共健康的管理，也包括个人对自身健康的管理。
健康是人体的一种状态，体现为强健的体魄、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我国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自1914年起执教清华大学，长期担任学校体育部主任，在校工作了52年。他倡导“体育是激发爱国热情和养成健全人格的重要手段”的体育思想，提出著名的“运动迁移规律”，指出运动场上得来的各种可贵的精神品质，可体现在人生的诸多领域中。在清华，他严把锻炼关，一到锻炼时间，他就说服那些躲起来读书的学生一起出来锻炼，并随时加以指导；他还经常深入到厂矿、机关、学校等宣传、指导各种体育活动。他不仅践行了“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也教导、激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清华人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用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为祖国努力工作。
　　某厂机修车间高级锻工、技术标兵杨××，因长期带病工作、致使肝病恶化住进了医院一事受到违纪处分。他所在车间的负责人也受到严厉批评。“该不该带病坚持工作”引起了该厂员工的热议。一种观点：带病坚持工作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表现，是以工作和事业为重的好员工，应大张旗鼓地表扬和宣传。另一种观点：带病坚持工作注意力很难集中，行动变得迟缓，工作质量大打折扣，极易造成安全事故；还容易将小病拖成大病，给自己、家庭及企业带来损害，绝不应提倡！
当前，我国实行国民体质监测制度，由国家体育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开展公民体质监测，旨在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素质状况，提供科学健身的原则和方法。目前，该项工作应以一套什么样的管理制度来组织、管理、运作、协调，以提高管理效率，仍是需要不断探索解决的问题。
　　2006年我国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国民体质存在四个主要特征和变化趋势：国民体质总体水平比2000年略有提高：成年男性肥胖率较高并比2000年有所增长；20～69岁所有年龄段的乡村人群体质水平比同年龄段的城镇人群要差；国民体质水平呈“东高西低”状态。其中，青少年耐力、速度、爆发力、力量等体能指标持续下降，视力不良检查率也居高不下，城市的青少年超重和肥胖比例明显增加，部分农村青少年营养状况亟待改善。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不容乐观，2007年全国有3.4亿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仅为28.2％（含在校学生），这一数据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已达70％多；在各年龄段人口中，20岁～29岁、30岁～39岁年龄段的人“经常锻炼”者分别为6.2％和6.1％；60岁～69岁“经常锻炼”的人最多，为11.7％，其余年龄段均在8％以上。我国居民具备健康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基本技能等健康素养的人口比例分别是14.97％、6.93％和

1.A市独墅湖科教创新区近几年来快速发展，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里之所以具有较强的吸引力，除了城市环境、产业氛围、政策体系等显性要素，还借助了隐形的“文化力量”。
A市工业园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党工委书记S认为，硅谷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化，硅谷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硅谷文化”，而这种文化又吸引了全球优秀人才投身硅谷。“我们要在全球打造‘东方慧湖’，就必须重视文化的力量，形成契合自身发展需求的‘慧湖文化’，从而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一个“湖畔论坛”，让人感受到“东方慧湖”的文化张力。它创办于2006年，至今已推出100多期，迎来150多位主讲人，其中各国院士8人，诺贝尔奖得主4人，他们围绕“学术百家”“文化聚焦”“商界纵横”“政坛风云”四大主题发表见解。“论坛在创办之初，就确定了‘高端性’的定位。通过整合优质资源，满足区内高校师生对于文化交流的需求。”A市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管委会副调研员Y说，历经11年的发展，“湖畔论坛”已成为区内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公共平台，营造了浓郁的区域文化氛围，形成了文化特色。
美国冷泉港实验室被称为“分子生物学的摇篮”，名列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研究学院之首，在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内设立了亚洲唯一的分支机构。经过8年多的运营，美国冷泉港实验室亚洲会议中心已被公认为亚太地区学术质量最高、涵盖领域最广、年会务量最大的生命科学交流平台，带动了一大批生物医药企业的落户。外界曾经对园区费力引进冷泉港十分不解，如今却对这个“神来之笔”赞叹不已。
“西有硅谷，东有慧湖；硅谷有斯坦福，慧湖有西交利物浦。”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说，“我们希望以大学为平台，吸引更多国际技术、人才和创新理念在此落地，从而服务社会。”独墅湖科教创新区成立了文化工作共享平台，29所院校加入，轮流办活动，其他院校一起响应。草坪音乐节、国学文化讲座、中外文化嘉年华、慧湖之夜文艺汇演……每年，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内举办的大大小小的文体活动多达200余场，不仅密切了高校间的联系，还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如纽带，带来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城”。2015年4月，区内高等院校共同发起成立“A市独墅湖高校发展联盟”，推进区域高校资源共享。
2017年7月，第三届A市独墅湖大学生创业夏令营开幕，吸引了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32所院校的95名学生参加，他们慕名前来是因为这里有着不一般的创业文化。2015年，独墅湖科教创新区整合区域内高校、科技孵化器、科技企业、科技人才等诸多要素，成立独墅湖创业大学，为有意愿创业的创业者提供培训与服务。这个大学不寻常，知名教授、行业专家与优秀企业家共同构成了优质的导师队伍；学生来自校内外，既有大学生，也有广大社会创业者；课堂不局限于校园，企业、咖啡厅，乃至广阔的公共空间，都是学员们的“教室”；教学也不止于现场授课，情景模拟、职业测评、案例讨论、小型沙龙等形式应有尽有。2016年，创业大学开设各类课程101场，培训学生7200余人；举办各类创新创业活动37场，参与活动的国内国外创业者超过14000人。
“持续的文化建设，带来了一个多元融合、文明和谐的区域人文环境，全面提升了人文向心力、文化竞争力和文明感召力。”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W表示。
2.2017年，关于“二线城市人才争夺战”的讨论很多。2017年我国有750万大学毕业生，一线城市以北京、上海为代表，户口指标不断收紧；二线城市以武汉、西安、长沙等为代表，纷纷提出吸引百万大学生就业创业的计划。一场人才争夺战正进入白热化状态。
5月22日，武汉“户籍新政”实施：18项户口迁移政策调整，留在武汉创业就业的大学生，毕业3年内无需买房即可申请落户，博士、硕士可直接落户。一个月后，6月23日，又发布“支持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政策。
5月26日，济南发布“人才新政30条”：对企业新引进入户的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按照每月1500元、1000元的标准连续发放三年租房补贴；在市人才服务局设立“人才集体户”，来济创业或就业的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毕业生，凭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依法注册登记就业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可申请落户。
7月1日，南京《人才安居办法》施行：对当地无房且5年内无住房登记信息和房屋交易记录的六类人才，给予每月最少600元的租房补贴，最大可提供150平方米的共有产权房。
几个月内，几乎所有二线城市，包括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西安等，都出台了优厚的人才政策，加入人才争夺战。
一线城市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它们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遇。北京、上海现在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大都市。但是，经济规律终究要起作用。一线城市在获得大发展机会的同时，“大城市病”显现，生活成本显著增加，尤其是住房成本。其实，在2017年的人才争夺战之前，已经出现了“逃离北上广”的现象，只不过不像2017年二线城市抢人才这么惹眼而已。此外，雄安新区的设立，也标志着制度层面的分流大城市人才开了先河。
过去，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的是廉价劳动力、高投资的基础建设和低端制造业。现在这种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转型升级成为必然选择，人才发展面临重大机遇。
对于想在创新创业和转型升级方面取得较大进步的二线城市来说，缺乏大量新型人才是目前最大的短板。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些城市抓住一线城市高生活成本给他们带来的机会，不失时机“抢人才”，是绝对明智的选择。但也要尊重市场供求规律，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城市间的合作竞争关系。
在新一轮人才争夺战中，实施一些带有“人才特区”性质的政策，只是第一步。城市政府应重在提供公共服务，营造优越创业环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人才结构升级，城市政府要“抓住经济调整的窗口期”，迎合转型升级的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在人才配置过程中积极有为，种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在高新技术产业上，一线城市仍然具有绝对的优势。很多人才因为工作选择，只能到一线城市。所以，对于二线城市来说，如何让高新技术产业更好地发展，对吸引、留下人才至关重要。“人才引进过程中，企业应发挥主体作用，政府要扮好服务角色。”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某说，“人才只有落到企业（包括生产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因此，应该明确政府与企业的分工，确立企业作为引进人才主体的地位。政府作为服务者，主要负责解决人才落地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为其免除后顾之忧，切实解决‘引才容易守才难’的问题。”
3.城市竞争的本质是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竞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功能也开始发生转换，对外经济联系日益扩大与紧密，集聚与扩散的程度不断提高，逐渐朝着中心城市的方向发展。
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仍处在功能较大幅度调整之中，还没有真正调整到位；在调整中必然出现各类服务功能发展不平衡，带来较大的摩擦与内耗；各类服务功能相互之间的整合，势必有一个过程。可以说，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实际发挥程度还是比较低的。
城市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保险、商贸、房地产等服务行业规模迅速扩大，但总体上尚未达到足够充分的规模边界，特别是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社会服务业等行业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大。
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发展过程呈现严重的不平衡性，一些服务功能迅速增强，而另一些服务功能发展滞后，如社会服务业、教育、文艺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其发展相对滞后导致某些服务功能较薄弱，并严重制约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发挥。
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在商贸、旅游服务方面的功能相对强一些，在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处于更高层级的金融、管理、技术服务功能仍相当薄弱，有的还只是刚刚萌芽。
经过近年来城市的大发展，许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娱乐文化设施都得到较大的改善。但城市的软环境改善相对滞后，特别是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和信息资源开发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有机整合。
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的经济活动仍以“非基本服务功能”为主，服务范围为城市实体地域，大多是用于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转和满足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及本市的生产企业营运需要，对外服务功能仍然较弱。
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需要有相应的产业载体才能实现的。虽然这种产业载体是广义的，也包括制造业等，但最直接的是服务业。服务业是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主要产业载体，其发展规模与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有较高的相关性。
信息是服务功能实现的重要条件。没有大量的信息集聚与扩散，服务功能就无法实现。因此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重要基础性依托之一，就是城市的信息化水平。
从我国现阶段情况来看，区域的经济异质性较高，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发挥的潜力相当大。但问题在于，各城市之间如何发挥组合优势，以避免出现服务功能同质性高而带来的职能层次下降，特别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带中更是如此。经验表明，城市服务功能的增强与充分发挥，往往是与城市带内部的分工、合作相联系的，并以此为基础的。
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形成的首要前提，是各种资源的自由流动，而不是让各种资源在城市中沉淀下来。在此过程中，要进一步破除各种影响劳动力流动、资金流动、产品与服务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特别是要打破各种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垄断。
4.城市化带来的变化有喜有忧、有利有弊，既能极大地改善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品质，也有可能引发历史文化遗产破坏、城市个性与特色消亡、“千城一面”、中国式“贫民窟”显现、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其中，最为人诟病、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千城一面”。
“一座没有特色的

材料1
　　2011年2月，科技部和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发布通告，经调查核实，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奖项目“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的推荐材料中存在代表著作严重抄袭和经济效益数据不实的问题。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核同意，并经国务院批准，决定撤销“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项目所获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科技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日前发布通告，撤销西安交通大学原教授李某等200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决定，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这是中国首例因学术造假被撤销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
　　2006年以来，包括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在内的一些高校接连身陷“造假门”事件，国内顶尖高等学府的学术风气遭遇信任危机。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某，因在个人履历、学术成果材料中把他人论文作为自己的成绩，涉嫌学术造假，被撤销教授职务。上海同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杨某，因申报评奖材料中将他人论文列入自己的成果清单，被免去同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职务，6月，又被免除教授资格，终止聘用合同。
　　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某，因“汉芯”系列芯片造假骗取国家上亿元经费，被撤消学院院长职务，教授聘用合同也被解除。据调查，陈某负责的汉芯团队所研制的成果，其实结构简单，并不能单独实现指纹识别和MP3播放等复杂演示功能。
　　韩国胚胎干细胞研究带头人黄禹锡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论文被调查有涉嫌造假。首尔大学决定撤销他的首尔大学教授职务。韩国政府决定，取消黄禹锡“最高科学家”称号。检察部门以诈骗、侵吞研究经费、非法买卖卵子等罪名向黄禹锡提出指控。韩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黄禹锡有期徒刑一年6个月，缓期2年执行。
　　王某于上世纪90年代就获得了杰出青年基金，被公认为是最能不顾其他杂事只管埋头做科研的人，因为要做意义非常重大的课题，到青年基金三年期结束的时候，这位年轻的数学家没有发表一篇论文，他用这三年的全部精力做了一项非常杰出的研究，但当杰出青年基金三年期验收的时候，因为没有论文，很难通过。最后，迫于验收的压力，他把本可以发表的长达100多页的关于他三年里所做的那项杰出研究的论文生生拆成了五篇来发表，就为了能凑够论文数量以通过验收。
　　有权威机构公布了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80位博士学位获得者中，60%的人承认他们曾经花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相当比例的人承认曾抄袭过其他学者的成果。
材料2
某报记者小S，就最近几年我国学术浮躁，采访了一位教育界的评论家刘某。刘某说：“近几年来，我国学术浮躁事件曝光日益频繁，民众对学术浮躁的质疑、举报和批评之声日益激烈。”刘某认为目前学术浮躁呈现多样化，他举例说：“请人代劳抄袭造假是中国大专院校中流行的学术造假手段。大专院校的领导干部平时工作繁忙，自然要请人代劳。让研究生代劳抄袭，成为各科专业有些导师、教授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潜规则。在学校里大学生帮助主管老师撰写学术论文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刘某还说，拼凑编辑造假也是当今常用的手段。一篇用拼凑编辑手段造假完成的文章或者著作表面看上非常完整，也非常有条理，有数据案例，还有历史上名人名家的经典思想观点佐证，文笔文法基本上也没有大的错误。可是仔细阅读研究就可以清楚发现，作者根本没有自己创新的思想观点，所有看上去比较重要的思想观点不是引用历史名人的，就是抄袭民间大众的。
刘某告诉记者小S，几年前一位回国的朋友揭露，曾经在中国畅销的欧美名家撰写的经营管理著作，绝大部分是中国内地的编辑出版机构杜撰造假的。就连所谓欧美名家的姓名、个人履历、所在机构名称等都是假的。
　　在今年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记者听到委员们最多的发言就是：目前，科技界浮躁虚假之风大肆盛行，学术腐败、泡沫论文、虚假奖项等现象泛滥，许多科技工作者不能够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浮躁虚假之风已经严重地侵蚀了整个科技界，更成为阻碍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最大绊脚石。
专家学者认为，近年来出现的学位论文抄袭事件，共同的原因是在平时培养中，老师对学生的指导很少，在审阅学生的论文时，导师放宽要求，甚至有的老师根本就没认真审阅。现行制度下的中期答辩、论文盲审等，都很难真正避免论文质量不高、学术不端问题。不改革制度想避免学术不端，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防治学生论文抄袭，导师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某大学副校长朱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也指出，导师不仅要在知识传授和方法训练上指导学生，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同时，也应加强对学生的道德引导，帮助学生提高诚信素质和学术品德。
某省人大代表、医学院研究生处处长赵某分析，现在的职称评定体制存在问题，很多行业评聘都要求发表论文，这就给造假“行业”的存在提供了土壤。目前造假团伙已成行成市，只要愿意出钱，可以包写论文，还可以包发表，不同级别的杂志都可以，只要你愿意出钱。他建议，政府应严厉打击学术造假背后的“造假产业”。
某省人大代表也是大学校长的胡某表示，对学术造假，法律上很难界定，国内也曾有几例因学术造假告到法院的，但论文毕竟不是专利，怎么算造假不好说，也没对他人造成直接的危害，最终都不了了之。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我国每年发表的科研论文是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长；书越出越多，而且越来越厚。但在重要科技领域具有开拓性和原创的成果却很少很少，科研在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大量存在。
材料3
　　前不久，湖南岳阳市人民政府宣布，经过当地有关部门两个多月的奋战，成功破获一起涉及福建、湖南、浙江三省的瘦肉精生产、销售案件。采访发现，与以往类似事件不同的是，这次竟从饲料中检测出以前从未出现过的苯乙醇胺A。同时，从浙江大学教授邹某处查获含苯乙醇胺A的饲料1500公斤，并对其实施刑事拘留。
如果说此前的瘦肉精等食品安全事件，抓抓利欲熏心的销售商家源头，问责一下管理不严的监管部门，尚还算一种对食品安全的把控。可此次冒头的新型瘦肉精事件背后，竟赫然站着个浙大教授的身影，这又让对科学怀着无比景仰之情的公众情何以堪？原来，这些严重损伤公共利益与公众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事件背后，竟还有所谓专家学者与之共谋的魅影。这些“天才的发明”让人叩问，究竟是什么让学界人士堕落如斯？
浙大教授究竟在这起瘦肉精事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仔细分析，不难想象。早在几年前，就曾有报道揭示，绵延多年的“瘦肉精中毒”事件本可在源头上避免。在西方早已发现瘦肉精的危害，并禁止使用时，国内一些学者却因为课题经费、职称、地位、技术转让费等利益诱惑，集体屏蔽瘦肉精负面信息，最终造成后期一系列瘦肉精中毒事件。
长期以来，科研人员与利益靠得太近，又缺少相关规范制约。当学者将科研建立在贪婪的基础上，则公众安全必然被科技反噬；当科研成果缺乏监管，则“科学无禁区”就必然演变成“科学道德无禁区”。科研精神最核心的理念理应是公共精神与社会责任。倘若科学研究无视公共道德，藐视法律与科学伦理，则不仅会对社会造成可怕的伤害，更会让科学工作者个体陷入道德与法律的挞伐漩涡。有鉴于此，浙大教授涉案瘦肉精事件，理应成为公众乃至学界反思科研道德与科学伦理的契机，不仅需建立详细的规范与细则来规范科研，更要让食品监管深入科研领域，让科研走在合乎道德伦理与法律的轨道上。
　　材料4
有学者指出，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倾向。高校扩招本来是为了通过普及高等教育来提高民族的竞争力，但片面追求规模和数量增长、急于求成的扩招是一种高等教育的“虚胖”，各高校的软硬件配套设施根本无法满足突然拥进校园的膨胀数倍的莘莘学子们的需要。扩招使师资大量缺乏，高校不得不以降低招聘“门槛”来充实老师队伍。一些大学教授把赚钱当作正业，而把教学和科研当作副业。另外，学校把学术成果作为了评价教师职业能力的绝对标准，教师如果在2～3年内没有发表文章或者申请到课题，便要被解聘或者降级。这导致许多教师不潜心研究，而是抄袭他人论文予以发表；有的则在别人的研究成果中挂个名；有的则出钱请别人写文章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有的靠胡拼乱凑，学术垃圾成批从这些人手中生产出来。
某报曾经对当今大学生的学习情况开展了一次专门的调查，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求职仿佛已经成为大学生的首要任务，而学业似乎沦为副业。目前很多高校的专业课出勤率很低，而学生们对此早已就习以为常。一位大四学生说：“我们可不是玩儿，好多人都是参加实习或是找工作去了，老师也都是支持的。说实话，现在学费这么贵，上大学还不是为了找工作，这些专业课可以不上，找工作才最重要。”在谈到毕业论文时，另一位大四学生告诉记者，自己正忙着面试、实习，刚“东拼西凑”了一篇开题报告，“论文到下学期再说吧，写论文不仅对找工作没有帮助，还要花费不少精力，我看不少学长一周就能搞定论文，这已经算认真的了。”大学生小王告诉记者，对做学问、搞研究我一点没有需求感，考试嘛，“60分万岁”，平时自己拿谈恋爱来消磨时光。
　　材料5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从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至今，中国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为改革开放、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建设者。但放眼当下中国教育界，的确如钱老所发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

材料1：
　　今年3月，浙江省台州市政府与该市9个县(市、区)签订了食品安全责任状，首次将食品安全责任由地方政府负总责落到了实处。
　　“1％的不合格产品，到了消费者手里就是100％的不合格产品。所以，企业必须做到每一个细节都要合格，这样才能确保消费者的食用安全。”伊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刚对记者说。据介绍，为了确保奶制品安全，伊利对牛奶的检测是从奶牛开始的。集团每个月都要对散养的奶户进行一次培训，对奶牛进行一次体检，原奶进厂以后要进行20多项检测，以确保原奶质量。
记者了解到，伊利为了确保产品安全，在日常生产中严把“四关”：一是严把原料入口关；二是严把生产过程质量跟踪检验关，坚持“质量零缺陷”；三是严把产品出库关，所有产成品出库前都要再次接受卫生指标和理化指标的检测，检测合格后才能出库投放市场；四是严把售后质量跟踪关。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近期市食品办加大食品的检测力度，一周共抽取样本939个，不合格样本6个，并决定对6种不合格食品停止销售。
近日，安徽省淮南市政府下发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以保障百姓饮食用药安全为中心的“食品药品放心工程”被正式列为淮南市2008年七大民生工程之一，这是淮南市首次将食品药品安全列入民生工程内容。围绕全面提高老百姓对食品药品的安全消费满意度，市政府强调在实施该项民生工程中各县区政府和监管部门必须严格履行职责，加强食品药品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坑民害民的违法行为。在市政府的牵头下，淮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积极会同有关部门编制食品药品放心工程项目，以具体的量化目标来推动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的深入开展。
4月9日，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共有203人出现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截至记者发稿时，中毒患者中，除一名心血管重症患者当日下午死亡外，其他患者情况平稳。据介绍，中毒事件发生后，医院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
2007年4月2日上午，徐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的事。3月30日，他在安宁费家营附近的一家饭店预订了5桌宴席为儿子办满月宴，宴会结束后，50人中有16人陆续出现呕吐腹泻等不良反应，情况严重的10名患者已到附近诊所打点滴治疗。
2007年9月21日，北京市卫生局发布防病公报，称近期本市建筑工地连续发生多起食物中毒事件，卫生局遂与市建委联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施工总承包单位必须建立工地食堂。通知要求，各工程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须将农民工的饮食卫生安全纳入安全管理责任范围，督促施工总承包单位建立工地食堂，在取得卫生许可证后方可供餐。
由于我国餐饮业的进入门槛较低，大量企业涌入，导致业内某些企业运作欠规范，服务质量较低，卫生是一大问题。中国烹饪协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当前，我国餐饮业存在五大卫生安全问题：一是资质问题。餐饮企业无证经营现象普遍，一些小型餐饮店、街头商贩和社区网点在没有办理任何证照的情况下就开业经营，也没有为接触食品的生产人员办理“健康证”；单位食堂因不对外营业，不用办工商执照和许可证，成为卫生问题的空白点。二是原材料问题。进货渠道混乱，不到卫生部门指定的定点单位进购放心原材料，甚至是用变质的原材料加工食品，如坑渠油、私宰猪等，掺假造假，使用非食用原料添加剂等。三是包装运输问题。一次性包装做二次使用，一次性餐具或旧包装回收再用等。四是生产问题。许多小型餐饮企业生产场地的卫生情况令人担忧，没有凉菜间，生熟混放，共用砧板造成交叉污染等。五是监管问题。由于餐饮业发展迅速，而监管部门的力量远远不够，导致出现管理真空。餐饮业涉及的范围较广，负责卫生管理的政府部门不少，但政出多门，容易出现管理不到位的情况。在处罚上，除了发生较为大型的卫生安全事故，一般的处罚手段都是以责令整改和罚款为主，不足以对违规者构成威慑力。
材料2：
　　记者：辽宁抚顺老虎台煤矿被煤矿专家列为煤矿安全隐患最为严重的煤矿之一，且排名第一。你们对这个矿的安全非常重视，没想到还是出了透水事故。
　　李毅中(国家安监总局局长)：老虎台矿是一个地质灾害很严重的矿。发生透水事故主要是因为思想麻痹。因为它历史上没有发生过透水，对水患轻视了，对采空区积水情况不清楚，更没有落实防范措施，在作业中存在缺陷。
记者：这个事故必然会发生吗?
　　李毅中：是能够避免的。这说明一些国有重点矿在安全生产上还有薄弱环节，还有明显漏洞，教训是很沉痛的。我们对国有重点矿再次提出要求，全面排查隐患，彻底整改。一时不能彻底整改的，要压产减人，停产整顿。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已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查处力度会越来越大。
记者：官商勾结往往是一些小煤矿发生重特大事故的重要原因，有多起煤矿事故查出背后有腐败。
　　李毅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也是逐步深化的。在查处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时，我们发现有些事故背后不仅存在着工作人员的失职渎职，也存在着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现象。通过专门调查，发现有几种表现形式：一是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负责人在煤矿非法入股；二是自己或支持亲友办煤矿；三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如审批权等发生权钱交易，成为违法违规行为的保护伞；四是参与瞒报事故或庇护事故责任人；五是袒护生产经营中的非法违法行为。
记者：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李毅中：这些问题引起了中纪委的高度重视。2005年8月份开始，中纪委牵头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非法入股煤矿，共有5356人登记入股煤矿资金755亿元，有709亿元已经清退了。我认为，清纠煤矿入股要制度化、经常化。与此同时，国家层面有法律，国务院层面有法规，加上司法机关的严惩，还有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举报，查处事故背后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力度会越来越大。
记者：安全生产在具体工作中，有没有形成一套理论体系?也就是说，靠什么理论来指导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具体实践?安全生产有没有规律可循?
　　李毅中：近两年，我们通过探索初步形成了以“安全发展”为核心的安全生产理论框架。这个理论，首先源于中央的决策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五中全会提出安全发展的科学理念和指导原则，六中全会把安全生产作为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之一，纳入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布局。其次，安全生产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综合反映。我们安全生产理论框架是借鉴国内外经验，总结了安全生产的规律提炼出来的。建国以来一直到2003年，每年GDP的增长率和死亡指数呈现相关吻合。这就是规律。经济发展不仅要建立在资源环境能够承受的基础上，也要建立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础上。
记者：具体突破和创新之处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毅中：“十一五”规划纲要第一次设立了安全生产的专篇，第一次出现了两个约束性指标：亿元GDP事故死亡率，十万工矿商贸从业人员事故死亡率。国家统计局第一次把这两个指标加上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共计4个指标纳入国家统计公报。这就使安全生产成为全社会的工作，纳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总体战略。以期进一步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这是推动安全生产状况好转的精神动力、理论支撑。
记者：搞好安全生产，必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小煤矿关闭不了，有人说是由于经济政策没有到位。您认为应该制定什么经济政策？
　　李毅中：2005年底国务院第116次常务会议确定的安全生产的12项治本之策，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经济政策。
我回忆了一下，这两年已有7项经济政策在实施：第一是高危行业提取安全生产费用。从试点来看，效果很好。第二是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以往，小煤矿出了事故，矿主跑了，政府“埋单”。实行风险抵押金，办矿首先根据煤矿的规模交钱，万一发生了事故，用这个钱来处理事故。第三是国债资金支持煤矿还历史欠账。今年就可还清国有煤矿历史欠账。这样国有煤矿的安全保障能力就会有较大的提升。第四是山西省煤矿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包括4个内容：煤矿资源有偿使用、提取煤矿可持续发展基金、环保基金、转产基金。第五是煤矿资源有偿使用。这是近几年反映最强烈的一个最治本的政策。也就是说，你办一个煤矿，要先花钱买资源，这样才会珍惜，你就要提高回采率，就要投入，就要保障安全。这个政策现在8个省试点，希望尽快推广。第六是煤炭价格的市场化，国有重点矿收入多了，就有更多资金投入到安全生产中去了。第七是煤矿和高危行业的安全商业保险。
材料3：
　　2006年8月7日，齐二药假药案余波未消，安徽华源生产的欣弗注射液又造成重大用药不良事件。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统计，已有3人因使用欣弗死亡，81人出现不良反应，涉及范围扩大到10个省份。虽然卫生部8月3日紧急叫停使用欣弗，但这一严重事件可能给公众带来的心理阴影，在短期内显然难以消除。
从齐二药到华源，相隔不过三个月时间。药品安全问题如此频繁地爆发，表明我们在相关领域积累的隐患不少。为此，公众必然要谴责责任者，主管部门也应当采取紧急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但这都只不过是治标之策。
　　接连出现药品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当然还在于我们的医药管理体制和市场竞争规则并不完善，执法力度不够，相关领域的改革深化还不尽如人意。因此，才会有国家级的正规药品制造企业造假，有医药生产环节的漏洞百出，药品安全管理顾此失彼。以至于市场上来路各异的假药出现，劣质医疗器械登堂入室，公众用药安全身陷诸多不确定的威胁困扰之中。
药品质量关乎人命，事情的出现，说明行业监管缺乏有效性，执法缺乏

1．某市居民对几年前的一场暴雨记忆犹新。那天是周六，市民们入网后舱的周末一样逛街、聚会、休闲。张艺谋大片《十面埋伏》的首映式正在这天举行，大批倒票的“黄牛”憋足了劲要大赚一笔。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让所有在外面的人狼狈不堪。那天下午16时左右，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顷刻之间降下瓢泼大雨，不到两个小时的降雨让全市交通陷入瘫痪，立交桥下积水深达2米，公交车、小汽车变成了船。类似的事件，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曾出现过。市政建设与城市改造不同步的现象至今仍然是个不小的问题。有专家表示，以应有功能来衡量，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市政公用事业连“健康”都算不上。
　　截至2009年4月，中央的4万亿投资已经带动了地方30多万亿元的投资。从4万亿到30多万亿，这些保经济增长的投资都流向了哪些领域？资料显示，铁路、公路、航空、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医改、住房保障等民生工程都是投资的主要流向。例如某市新增投资60亿元，主要用于轨道交通、中小企业和农业，其中20亿元用于高铁的征地拆迁。某省拨付90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和基础设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某省组织了3300亿元投资，主要投向千亿基础网络工程、千亿产业提升工程和千亿惠民工程。其中惠民工程主要指配备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本服务设施。但有专家指出，各地似乎都缺少了对城市公用事业的关注，而中国仍处在市政设施相对不足且市政设施需求迅速增长的阶段。尽管投资中有用于城市公用事业的部分，但比例很小、规模不大，尚不足以体现城市公用事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作用。这位长期研究城市公用事业的专家说，城市公用事业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公益性，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市政公用事业包括城市供水、集中供热、垃圾处理、市政道桥、公共交通、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管道燃气八个方面的市政设施建设。在城市基础设施中，城市公用事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初期，讲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讲得比较多的是改善投资环境。路桥、通讯、水、电、气、热等设施有了，投资者就愿意去投资，没有就没有人愿意去投资。市政公用事业对经济发展具有先导、基础的作用。作为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载体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建设并管理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引导人们自觉爱护、维护这些设施，对促进城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对城市功能、质量的提高和城市现代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据统计，目前全国的城市市政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在1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的比例在2%以上。某专家指出，因为城市道路、供水、燃气、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建设任务仍然艰巨，在目前的投资规模基础上，投资扩大1倍，达到2万亿元的规模，也很难说就能完全解决问题。我国城市化进程仍处在迅速上升阶段，公用事业的资金缺口仅仅依靠政府单一的财政投入显然难以填上，公用事业的供给严重滞后社会的需求，成为经济起飞的瓶颈。因此，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城市市政投融资机制。这要求进一步放开市场，积极推进城市公用设施的市场化改革。现在全国有五亿多城市人口，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全国城市人口将达到9亿多，这对城市公用事业将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对投资者来讲，也是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摸索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的道路，一些吃皇粮的城市公共事业单位开始断奶，2002年12月，原建设部颁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在市政公用事业逐渐放开的过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据南方某省统计，城市公交40%的产权，城市供水50%的产权，城市燃气80%的产权，已经转让给民营资本或外国资本。
　　从2002年开始，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型外资水务集团开始进入中国，以巨资收购水厂。这些跨国公司的收购举动一度让国人困惑不已。例如2002年5月，为例雅水务集团斥资近20亿获得S市自来水工资50%的股权，经营期限50年，而转让评估价为7.6亿元，威立雅的报价超过评估价近两倍。2007年8月，Y市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招标，中法水务集团以8.95亿元中标，报价为资产价值的5倍左右。外资这种溢价收购手段，让国内很多地方政府兴奋不已。然而，国内水厂真的这么值钱吗？有学者指出，外资这样的溢价收购意味着将来要成倍地赚回去，负担最终会不同程度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随着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开始出现。2008年1月，某市300多辆公交车停运，致使全市70多玩市民出行困难。造成停运的原意在于公交民营化运转不良。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在原建设部文件出台后，很多地方政府就开始卖水厂，要门是跟外资合作，要么干脆一卖了之。他认为，公交线路、水厂卖出去，本身没有错，但基础分析巩固中欧没有做透，只想到有人买，政府还能有些收徒，卖完后却没有人管，这样一来损失的是国家，伤害的是消费者。很多地方在打开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大门之前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位人士说，特许经营，就是在市政公用行业中，由政府授予企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某项市政公用产品或服务进行经营的权利，政府通过合同协议或其他方式，明确政府与获得特许权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国外开展这类经营一般先要立法，而我国则跳过了这样的程序，而且政策法规、标准、管理措施、管理能力都不配套。公用事业中有一部分注定是没有效益的，这就不能打包全卖出去，而需要政府投入才能搞起来。不能都交给社会资本经营，更不能放任其赚钱，不对其进行管理。
　　3．2009年7月31日，L市举行“城市供水价格改革调整听证会”，参会的18名听证代表中，17名代表同意水价调整，只有1人提出“最好不要提价”。消息一出，社会哗然。有网站展开了“如何看待L市水价上涨”的调查，超过80%的网友投出了反对票。8月4日，L市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消息，邀请网民参加一场“关于供水价格改革调整”的座谈会。会上，L市发改委拿出了2套水价调整方案，但无论是哪一套，基本水价的上涨幅度都超过了40%，这让很多人感到接受不了。有的市民说：“L市不缺水，为什么还要涨这么高？6年不调价不代表可以随时上调40%。”
　　记者进行了统计，实际到会的网民代表59人，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讨论中，39人发言。其中9人鲜明地反对涨价。与网民调查超过80%反对水价上涨形成发差的是，现场有16人明确表示赞成有条件地调整水价。反对涨价的主要理由，一是认为L市不缺水，没有涨价的必要；二是认为水务集团的账目不够透明。L市水务集团负责人建议政府以后建立新的价格监审机制。他说，一些用水大户会由于水价上涨减少水的用量。那么这一次水价上涨会如何影响居民生活呢？
　　记者来到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访问了74岁的卢奶奶和她的老伴儿。
　　记者：“卢奶奶，你家里一共用对少水？”
　　卢：“用4吨、3吨。”
　　记者：“几口人？”
　　卢：“5口人”
　　在卢家，记者看到很多盆子和桶。老人告诉记者这都是用来存水的，存下来的水要用来冲厕所、拖地、浇花，为了节约水，家里还特别改造了抽水马桶的开关。卢奶奶和老伴儿加起来每月有2000元多一点的退休工资，但是由于儿子、媳妇没什么收入，所以一家五口人主要靠这2000多元，税费每月9块多钱。
　　记者：“要是以后每月花个12/13块钱水费，承受得了吗？”
　　卢：“俺俩仔细着呢，俺俩可在乎。”
　　居委会的肖大姐告诉记者，这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是这样节约用水的。水费涨一点也许还行，就怕连环涨价。
　　在L市另一家用水大户企业，记者了解到，他们已经在近几年对设备进行了节水改造，凡是工业上的用水都可以回收再使用，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7%左右。
　　尽管L市的谁家还没有上调，但从企业到普通居民，大家已经都在精打细算省着用水。这也给出了一个答案，为什么1995年L市每天要用50万吨水，而现在城市扩大了，经济发展了，每天用水量却反而下降到30多万吨。
　　在这次L市水价上涨的文件中，有一组数字很触目惊心：L市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450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5、世界的1/20，属于极度贫水区。L市水文部门负责人说：“附近两个水库的水，基本上不算L市的水权，属于过境水，是上游的水资源。即使是流经L市的几条河，水量也并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多。大家看到的L河的水面比较宽，实际上因为橡塑坝把水蓄起来了，真正来水，就是坝体上面流的那一点点水，那才是真正的来水。”
　　4．2006年12月起，Q市市区综合水价调整，污水处理费由5元/吨上调为8元/吨，居民水价格1.3元/吨上调为1.55元/吨，特种行业用水由21元/吨上调为28元/吨。很多人认为Q市地处南方，降雨量丰富，没有必要节约用水。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Q市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办公室高级工程师王先生说，Q市处于水资源紧张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100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005年为1330立方米，其中沿海县市低于730立方米，属“贫水区”。全国人均占有水资源2200立方米，但Q市远低于这个平均水平。此外，Q市70%的水资源量分布在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较低的山区，人均资源占有量为3595立方米。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水资源较少。Q市降雨量季节性强，时空分布不均，年降雨量、年径流量约60%-80%集中在4-9月份，特别是梅雨和台风雨，时间段，数量大，极易产生洪水。由于现有蓄水工程对河川径流的拦蓄调节能力偏低，弃水现象严重。这种水资源年内分配的不均匀性，造成水资源年内供需不平衡。此外，入海损失严重。天然来水量丰富的晋江西溪流域由于淹没耕地、移民等客观原因，无法兴建大、中型水库，大量的水资源直接奔腾入海，损失的水量约占全市水资源总理的30%。
　

资料1
　　2013年3月22日晚，暴雨突袭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城区不少地方瞬间涨水。21岁的女孩杨某不慎掉入一个没有井盖的深井，长沙市出动数十只消防、民警队伍进行搜救，长沙市海事局也在该下水道通往湘江的排污口和江面上搜寻，截止24日晚杨某仍下落不明。众多热心市民和网友纷纷为女孩祈祷，期待奇迹发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坠井女孩生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据报道，出事的下水道口直径约1米，井盖不见踪影，里面的水流声十分湍急。下水道扣正对着过街天桥的台阶，相距10多米，距离人行道不到1米，周围看不到任何提醒路人注意的相关标识。
　　与杨某同行的女同学称，杨某就走在她前面几米，她眼睁睁看着杨某突然不见了。事发后赶到现场的另一名同学说，如果没有探照灯完全看不清路。落井女孩的朋友哭着问警察：“为什么这里没有井盖？”有警察回答称：“可能是地下水暴涨，从下面冲开了井盖，地面上湍急的水流直接将井盖冲走了。刚刚我们在赤黄路旁边的报刊亭那里找到了被冲走的井盖。”也有人猜测，当晚雨势很大，地面积水近50厘米，而事发地点有个30度左右的斜坡，过多过急的雨水把下水道井盖冲开了。围观的几位市民称，这种情况在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里的井盖经常被冲开，很不安全。
　　有评论认为，长沙女孩的悲剧，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更是这座城市的悲剧。在为女孩的不幸遭遇而痛心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仅仅是城市排水管网建设严重滞后？难道真的是城市发展必须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作为城市管理者，在预知到危险之时是否尽到了养护与防范风险的责任？为什么总要等到悲剧发生了才去反思、才去补救？我们在面临可预见到的危险时是否忘却了必要的警惕？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庞某：井盖事件，并不只是一个井盖这么简单，用我们的话说，这是一个小的舆情事件，叫“井盖舆情”。这个事件，已经逐步发展成一个全民的恐慌，同时“井盖”问题也多次面临拷问：2010年5月，广州一个女孩坠入下水道身亡，2011年6月，北京两名男青年在暴雨中推车时，不慎坠井，双双殒命；2012年3月16日，大连，一女子坠入热力井身亡；2012年4月，北京，一位年轻的妈妈在人行道上遇到路面突然塌陷，不幸掉入热水井中，全身99%被严重烫伤，最终不治身亡；2013年3月12日，广西，一名5岁男孩不幸掉入排污井而遇难……一次次类似的悲剧提醒我们：如果说高楼大厦是城市“面子”的话，深埋于地下的排水系统无疑是城市的“里子”。当突如其来的大雨掀开城市的“里子”时，既会有全城瘫痪的尴尬，也会有举步维艰的窘迫，甚至还会有下水道“吃人”。一个城市发展不能只重面子，不顾里子。一些看不见的基础建设工程，有时比看得见的项目更关乎民生利益。如果说这次的不幸只是偶然事件，那么这些一个一个的偶然事件叠加起来，就为我们摆出了一个城市管理漏洞的拼图。在这个拼图里，我们每个人都行走其中，人人自危，步步惊心。
材料2
　　2013年1月18日，人民网：
　　杨先生生活在北京，在朝阳区的小庄附近工作，每天上下班经过小庄路口，那密密麻麻、高低不平的井盖总是让驾驶技术尚不娴熟的他犯愁：又要一阵颠簸了，那些井盖又多又分散，很多就在行车线上，想绕过几乎不可能。他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在我们的城市道路上，要有这么多井盖呢？为什么不但数量多，而且星罗棋布到处都是呢？为什么不能规划在一条线上，或者隐藏在绿化带里呢？带着杨先生的疑惑，记者分别实地调查了西安市和北京市的部分道路井盖密度情况。钟楼，是古城西安在地理、区域和文化意味上的中心。从这里辐射南北的一条主干道，是西安人常说的“中轴线”。
　　14日下午，记者从钟楼出发，沿着南大街一路南行，穿过古城墙的南门，上了长安北路，最后到达南二环与长安路立交交叉口。当记者走进老城区的街巷，东起端履门、西至南大街的东木头市双向两车道的路面上，不到700米的路程，密密麻麻的井盖却有近60个，一路驶过，少不了一番颠簸。
　　机动车道如此，人行道又如何呢？记者来到咸宁西路与东二环交叉口，在西南角的一段人行道上，两个一列、东西并排的一连串密密麻麻的井盖构成了一组“奇观”——短短50米的人行道竟然有29个井盖。
　　17日中午，记者又来到了北京市朝阳区红庙十字路口，往东、南、西、北各走了100余米，发现这个路口竟然有475个井盖。
　　记者又从红庙路口向西出发，开始数人行道、辅路和主干道上井盖的数量。前行500多米走到小庄路口后，发现我们已被无数的井盖包围了。井盖上印着“污”、“电”、“雨”等各种各样的“身份”。有的是十多个依次排列开来，有的是大小不一、没有规则地聚集在一起。记者又来到金台路，发现这里井盖数量和排列杂乱的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此密集且分布毫无规律的井盖，影响市容是小事，关键是带来了极大的管理难题和安全隐患。由于井盖丢失、破损、翘起等造成的事故屡见不鲜。
　　资料3
　　华北某省会城市，遍布大街小巷的约15万个井盖分别属于供水、排水、热力、电力、通信等五大部门，由20多个单位负责管理。据统计，每年因各种原因丢失的井盖约两三千个。如果不能确认产权单位，要修复一个“无盖井”最快也需15天。“部分单位只管建，却不管后期养护。”
　　华南某省会城市有各类井盖约100万个，主要属于通讯类、供水类、排（污）水类、燃气类、供电类、省（市）有线电视、供热、监控设施等八大主要行业、数十家权属单位及众多使用单位，市城管委一位工作人员坦承：现在对于城市窨井井盖的管理“有点乱”。
　　东北某市市民刘先生租了一间门市房，门市房前的一口窨井半个月前井盖坏了，刘先生四处联系管理单位，结果联通、电信、电力、供暖公司等单位均称与己无关，这让刘先生很无奈。“这口井应该不是下水井，但也看不出是哪个部门的井盖。”刘先生说。由于这个井口处在自己门市房的正门前，井盖坏了影响了自己生意，所以他才想到要找有关部门来维修。“可从3月15日开始到现在，前后打了不下20个电话，这些部门都说不是自己的井。”据刘先生讲，其中联通和电信公司接到他的投诉后，先后派人到现场进行了检查，最后确定不是自己部门的井，而其他几个部门根本就没有派人来看过。“晚上的时候那么黑，谁走到这儿万一掉里头咋整，到时算谁的责任啊！”刘先生想问问。无奈之下，3月24日上午，刘先生只好自己掏钱买了个井盖，找朋友帮忙安装上了。刘先生说，他买井盖花了120元钱，钱倒是不多。但他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出台一些规定，是哪个部门的井，那么在井盖上就应该有哪个部门标志，这样责任分明，出了故障，市民可以尽快找到责任单位。
　　资料4
　　2013年3月2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专门就3月22日长沙女孩落井事件进行了讨论。
　　白岩松：发生在湖南长沙的这起事件不是孤立的，往回倒几年的话，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的事件发生，累加在一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同时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个小小的井盖却非常复杂，一个井盖有市政、供电、煤气、自来水、热力、电、网通、移动、电信、交警、公交、园林等15家责任产权单位，这还是一个媒体报道的，有的地方可能会略多或者略少，但是“多龙治井”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某：长沙的“3?22事件”我一直在关注。据估计，井盖有可能存在设计的问题，如排水能力的预测不足，也可能成为施工过程监理、验收不力，井盖移位、丢失，不能第一时间发现和补救处理。从前窨井坠人事件，包括时有发生的其他地下管线安全问题，我认为更能够进一步地暴露我国城市地下管线管理层面上存在的严重缺失或问题。我曾多次呼吁加强监管和责任落实，采取必须的技术措施，改变传统落后的管理方式，不至于出现事故陷阱、隐患。
　　白岩松：李秘书长，现在很多人说，我们的面子越来越漂亮了，我们地上的建筑也来越漂亮，但是里子和地下非常的让人担心，老化、欠账很多，您最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您害怕不害怕、担心不担心？
　　李某：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跟大家一样，我一直在行业内呼吁，我们不应该只关注我们看得见的工程，更应该关注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城市安全、城市人民生活，生产安全的地下管线问题。
　　白岩松：其实简单的一句话就是面子的事能不能慢一点，里子的事能不能快一点；地上的事能不能慢一点，地下的事能不能快一点。不过长沙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很多城市在想办法，我们首先应该去解决什么样的事情，应该从哪儿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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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新社报道，自2012年2月份以来，美国纽约的布朗克斯、布鲁克林、皇后区等地共有30多个井盖遭窃，在路当中留下乌溜溜的黑洞，甚是危险，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的一句负责人表示，估计窃贼将这些井盖当作废金属出售了。该公司引述一些目击者的话说，一些身穿工作服模样但无明显标志衣服的人员用千斤顶将井盖撬开后装车带走。报道同时指出，在纽约地区可能有个有关井盖的黑市存在。3月份，纽约警方就曾经拦截了一辆车，车内2人涉嫌盗窃8个井盖被起诉。
　　2013年3月28日大河网：去年3月份，许昌市文化路一窨井盖丢失，导致一路人被摔伤。许昌市及周边县市接连发生窨井盖被盗案。一夜之间，原本好好的窨井盖消失得无影无踪。许昌警方接连接到群众报案后，决定将盗窃窨井盖系列案定为督办案件，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全力侦破。专案组民警经过排查，最终锁定嫌疑人作案用车为一辆黄色面包车。3月23日，民警将嫌疑人蒋某抓获。在证据面前，蒋某如实供述了伙同王某、李某等人多次在许昌市区及周边县市交叉作案。疯狂盗窃窨井盖的犯罪事实。许昌市魏都区法院审结了这起盗窃窨井盖案：该团伙在短短3个月内，先后盗窃200套窨井盖，涉案价值14万余元。法院认定，首犯蒋某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