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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某教师关于《梁生宝买稻种》一课所编制的问题系列,回答问题。①“几乎全部旅客都进入了这个或那个旅馆……““几乎”和“全部”怎么能够放在一起呢?②这个年轻的庄稼人,是怎样站在破帝栅底下的呢?最吸引你注意的是哪几个动词?③“他并不怎么着急地思量,到哪里去过一夜……”那他思量什么呢?④走进一家小饭铺,有什么好高兴的?为什么要加上“满脸笑容”四个字?⑤吃完汤面和馍馍,为什么要带一句“打着饱嗝”?这与文章中心有什么关系?⑥梁生宝是怎样拿出一张五分票的?文章为什么要把这一细节写得这么详细?⑦梁生宝“要了五分钱的一碗面,喝了两碗面汤”是不是太“抠门”了?⑧如果你是小饭铺的服务员,站在一旁,会怎么看待梁生宝?现在你读了全文,又是怎样看待这一人物的?⑨“他想,在这里甜美地睡上一夜,明日一早过渭河,到太白山下的产稻区买稻种呀”,买了稻种以后,梁生宝会怎样返回汤河?对以上问题设计意图的说明,不正确的一项是()。

A、①②③三个问题体现了认知性问题特点,从词、句子人手,从“小”处着眼,引导学生从课文中找到答案

B、④⑤两个问题是“课文阅读理解式”,旨在让初步学生熟悉课文,了解故事情节

C、⑥⑦⑧三个问题是评价性问题,让学生站在评价者的立场上进行比较与评判,对梁生宝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全面分析

D、问题⑨是创造性问题,需要学生根据对课文的理解进行回答,还需要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发挥创造能力解决这一问题

阅读吴伯箫小说《化装》,结合作品实际,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评论文章。

要求:(1)简要阐述作品的主题思想。(2)简要分析作品的艺术特色。(3)观点鲜明、分析细致、条理清楚、语言通顺、书写整洁。(附《化装》原文)化装吴伯箫太阳早已落山。大刘庄吃饭最晚的人家也都收拾了碗筷准备闩门睡觉了。这天晚上比较平静,连喂好了奶的小孩子都乖乖地抱在母亲怀里,听不见半点哭闹的声音。村里唯一还在外面走动的是徐家姑嫂。她俩在街东头正映了朦胧的月光推碾。碾轴发着吱幽吱幽单调深长的声音,显得这乡村的夜晚更加寂静。月亮是一弯黄金梳样的上弦月。星稀稀的。透过碾盘旁边的槐树枝叶,地下有斑斑驳驳散乱的阴影。偶尔踏过槐影“踢橐踢橐”走过的是贺二叔。他在替炮楼里的敌人.敲梆子。贺二叔是老实人,又是无妻无子的老绝户,敌人看中了他的忠厚,就硬要派定他专门值夜打更。村里隐蔽的抗日政权,也完全同意;为了村里大家的安全和更机密的斗争,都怂恿他干。于是他就夜夜在村里到处转着,每走几步,就“剥,剥,剥”很匀称地敲三下梆子,意思告诉敌人说:“这村里平安无事,‘太君’们安安稳稳地睡觉吧。”若梆子一停被炮楼发觉了,敌人不敢下来也会朝村子里放枪。一一炮楼就在村子西边,离村西头的人家不到半里.贺二叔碰见徐家姑嫂,便问道:“还推碾呀?”两姑嫂回答着:“二叔,操心啊!”像招呼又像叮咛。“反正大家都是一样。”说着,梆子的声音就慢慢走远了。可是,忽然村东传来了一阵嘁嘁喳喳的说话声。像什么风吹来的一样,小路上涌现出九个幢幢的人影。“同志,这是大刘庄吗?”里边有一个走近碾盘,喘嘘嘘地,开口就这样称呼,这样探问。嫂嫂徐凤,一一村里能干的妇救主任,凭她的机灵和细心,一听陌生人的口音,再打量一下他的身份,心里一亮就完全明白了。注意端详端详那九个客人的装扮,倒一律穿的是八路军崭新的夜行衣。走来问话的那一个还从腰里掏出火链家什来打火抽烟,也满像庄稼人出身的模样。徐凤一眨眼,不禁惊慌地叫起来:“哎呀!怎么你们八路军敢到这里来?可不得了……”“我们和鬼子打了一仗嘛!你看看。”客人说着摸一摸身上。徐风跟着客人的手指看去,的确,月光下的夜行衣上,又是露水又是泥。两条腿竟都像从泥坑里才拔出来似的,裤子被泥水沾污了半截。“啊,累坏了,给咱们做点饭吃吧。”客人说得很亲切,很像自家人的口吻。“可不敢,”徐凤很担心的样子.“要是叫村子里自卫团知道了,非把你们都捆起来不可!你们还是赶快走吧,这里不能停!”“这一次无论如何要麻烦您了。”客人仿佛很固执.“那怎么成?我们不能不要命啊!”徐凤更感到为难。说着,两方面几乎引起争执.“我们吃完了就走,又不是白吃你们的!”徐凤看看摆脱不了,才缓了缓口气说:“好,那么你们跟我家去吧。可是你们别声张,一声张我们可就都没命了。”回头她使一个眼色,吩咐她妹妹说:“二妹,你看着把碾收拾收拾,我陪客人家去。”走了两步,又着重说一句:“箩是刘家的,可别忘了给人家送去”。一一刘家是游击小组长的家。妹妹从嫂子的眼色里知道送箩以外,还应当干些什么。那任务是比收拾碾盘更重要的。这个并不太笨的丫头,等客人刚刚转弯,这里她就先悄悄地到刘家去了。客人是满意的。进门还再三声明:“绝对不连累你们就是!”徐凤领着客人,一进门就嚷:“娘,来了客人啦。”老太太正坐在炕上做针线呢。听见媳妇的声音,就赶快从炕上下来。透过黯淡的灯光,她看见踏进屋来的客人穿的是一色八路军的夜行衣。她就亲热地说着:“同志,您来啦。”伸手就去拿板凳,招呼让坐。“娘,”徐凤叫一声,眼睛一转:“客人要吃饭呢。”“怎么?”听语气,看神情,老太太心里也明白了。“咱可不敢招待八路军。三四个月了,这里连八路军的影子都没有,你们怎么敢到这里来?”“难道你们不抗日吗?”客人像沉不住气,这样故意追问。“好我的天,抗日?也得要命呀!”老人家回答的很严正。“娘,我在碾上已经答应人家做饭了.”徐凤说。“你答应的你就快做去!”老人家似乎生气了,“不管死活!”一一转过脸来,她又对客人说:“你们吃了饭可要快走,呆在我们家不是玩的。村里报告了楼予上,咱全家可就都完了。”这家终于招待客人吃了一餐夜饭。在吃夜饭的时候,外边贺二叔还在继续着敲他的梆子。声音还是一连三下。但是从那九个人进村以后,他敲的已不再那么匀称,“剥,剥一一剥,”声音变成两短一长了。这差别粗听是听不出来的,但村里的游击组员却都懂得。意思是说:“村里有敌人来了,你们赶快到那里集合吧。”徐凤家里的客人,一顿饭足磨菇了两顿饭的时间。临走徐凤再三告诉他们:“要走,出村东往北拐,走树林旁边那条小路,可不要乱走,附近都是炮楼。”说话就快下半夜了。大刘庄的游击小组在村北二里地的树林里,已等了很久。但他们没有白等。正像游击小组长所预料的,他们在那里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得了八条枪,活捉了七个俘虏,里边还有两个朝鲜兵。游击组员都是化了装的,穿的是黄绿色的军衣。快鸡叫了,徐凤家又有人敲门。“大娘,开门吧。”徐风的丈夫是游击组员。刚刚回来,正脱着黄绿色军衣,和老婆、妹妹在谈论伏击的经过呢。老太太一下跑进来,对着儿子的耳朵说:“又是那一伙回来了!”徐凤在旁边听了一愣。丈夫却已经一下跳到了靠近大门的屋顶上。只听有两个人在门外嘟哝:“我说会吃亏吧,你不信。”抱怨的是中国人口音.“八格!”骂人的是一个鬼子。屋顶上就大声问道:“谁?”“八路军。”是门外的回答。“八路军,”屋顶上一砖头打下去,“九路军我也打!”只听“哎呀”了一声,又仿佛说了一句:“大大的好的!”一一踉踉跄跄的脚步声就慢慢向大刘庄西头炮楼的方向逃去了。第二天,大刘庄炮楼里死了一个夜里来的鬼子。那鬼子头部受了重伤。而村北五里外的一个敌人据点里透露出风声:说有一个日本鬼子带着两个朝鲜兵,六个伪军,第一次化装了八路军出去巡夜,探访这一带八路军的活动,和它跟老百姓的关系,准备清剿烧杀。可是天色大亮,只回来了一个伪军。那伪军报告说:“这一带三四个月都没有八路军的影子了。老百姓不敢私通八路,八路军在老百姓家里吃顿饭都不容易……”敌人小队长听了很高兴。“可是,”伪军继续的报告,又把小队长的高兴打回去了。“我们从大刘庄往回走,却遭了突然的伏击;丢了八条枪,七个人被俘了。我和‘太君’逃出来,想再回大刘庄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动静,不想村里依旧静悄悄的,‘太君’却叫人家当八路打死了!”小队长听了很气愤,一下子跳起来:“不要说啦!打伏击的穿的是什么衣裳?”“月亮地里看得清楚,”伪军没敢迟疑,也没敢编造,就据实地说,“穿的和我们队伍一模一样,是黑绿色军装。”“奇怪,是哪个碉堡的呢?”小队长纳闷了,像在葫芦里,又像在鼓里。“皇协军’打了八路的埋伏。”大刘庄一带,口头传说;但到底谁打了谁,老百姓的心里却和徐凤的心里一样,大家都是雪亮雪亮的。(1944年11月l0日《延安小说卷》下册)

(二十)  【给定资料】  1.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2.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存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3.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吗?”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4.“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问题】  请根据给定资料,概括总结大量外来人口集体“逃离北上广”,却又最终重新“逃回北上广”的原因。  要求:准确、全面。不超过300字。

(二十四)  【给定资料】  1.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2.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存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3.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吗?”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4.“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问题】  请根据给定资料,概括总结大量外来人口集体“逃离北上广”,却又最终重新“逃回北上广”的原因。  要求:准确、全面。不超过300字。

一、给定资料

材料一

如何保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某周刊对话种粮大户老郑、基层干部郭书记和“三农”专家叶教授,分享他们的观察和思考。

主持人: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关于实现乡村振兴,我们从不同侧面,邀请三位嘉宾来讨论三个问题,倾听你们的期盼。

对第一个问题的讨论:

老郑:现在种地,不换个种法不行。对普通农户来说,每亩地的毛收入也就1500元上下,但农资、机械等各项成本就超过1300元。大户收益靠规模,但风险也更高。今年我们市遭遇自然灾害的日子,比往年足足多了两个月,对稻米产量影响不小。另外,现在我们市稻米价格每斤1.6元上下,比其他地方好些,但与去年相比,还是降了1角多。农民种粮,要面对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真希望政策能给我们撑起更强的保护伞。

郭书记:我们县是农业大县。作为基层干部,我经常与农民打交道,深知一亩三分地对农民的重要性。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饭碗”问题,是发展问题,更是民生问题。尽管今年我们县遭受了自然灾害,但在全县干部群众努力下,小麦总产量还是达到34.73万吨,略高于去年水平。

叶教授:总体来说,当前农业结构调整有序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大步迈进,农村改革稳步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得益于新世纪以来,中央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先后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等重大方针,先后采取了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直接补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重大举措。

对第二个问题的讨论:

叶教授:实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要把“重中之重”落到实处。抓“三农”,对做大地方GDP、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难有明显贡献,导致一些地方不愿意把精力放在“三农”工作上,不愿意把稀缺资源投向农业农村。比如,我们在基层调研时经常发现,尽管农产品储藏、加工项目有利于带动当地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但由于产生的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生产总值、税收有限,一些地方不愿意为这类项目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一些产业园区不愿意引进这类项目。

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于转变政绩观。衡量一个地方工作的好坏,要看工业,更要看农业;要看城市,更要看农村;要看经济总量,更要看民生改善。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领导决策拍板、财政资金分配、重大项目安排时真正做到向农业农村倾斜。

老郑:这些年合作社日子好过,得益于党的政策好。拿农机来说,国家给补贴,我们合作社里有51台“大铁牛”,今年秋收,接了周边区县不少收割的活儿,没闲着。再说科技,我们种有机水稻,每个生产流程都要技术,没有农技部门专家常年在田间指导,肯定干不成。

这几年种地规模越来越大,对硬件条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地多了得用大型农机,但我们这里丘陵多,还有不少泥土路,过去大农机根本进不去,多亏县里修了不少“农机路”。我们发展生态农业,要安装杀虫灯,原来山里不通电,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后,帮我们解决了用电难题。农田水利设施也逐渐完善。种地条件越来越好,就是给我们吃了“定心丸”。

郭书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就是穿针引线的人,要把党对“三农”的重视切实传递到田间地头。虽说粮食连年丰收,农民生活越来越好,但“三农”问题历史欠账多。就我们县而言,农业基础设施的短板还要补,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不高,农业的结构性矛盾还未完全破解。

对第三个问题的讨论:

老郑:这些年,村里道路越来越宽,房子越盖越好,娱乐活动越来越多。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愁事儿,有的村里还没垃圾桶、垃圾站,满地垃圾影响村容村貌。有些偏远的地方,没有路灯,晚上村民不敢出门。现在,不少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大家都关心以后谁来种地,留在村里的老人娃娃谁管。

郭书记:补齐“三农”发展短板,增强农业农村活力,关键要促进资源要素在城乡间流动。我们县积极引进资本,吸引农民工、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创意农业,实现“科技+”“教育+”“健康+”等新业态,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提升农业的附加值。

叶教授:实现国家现代化,必须补“三农”这个短板。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也不能平均发力,而应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主持人:实现国家现代化,短板在农业,难点在农村。三位访谈嘉宾从各自角度谈了自己的思考。非常感谢!

材料二

茉莉花香扑鼻而来,村屯道路干净整洁,一派山水田园风光——这是H县石井村的新景象。

“这风光来之不易呀!”村书记老李感叹。村头屯尾越来越多的垃圾,曾让他头疼不已。“乡亲们腰包鼓起来了,消费向城里看齐,垃圾也与城里‘接轨’,包装袋、农药瓶、农膜、塑料袋等‘难消化’的垃圾越来越多。”老李说,不讲究的,随意丢在房前屋后;讲究些的,扔到偏僻角落。依山傍水的清秀小村,被垃圾搞得邋里邋遢。蚊蝇满天飞、污水遍地流,石井村一度被县里通报批评。

省里启动“美丽桂乡”乡村建设活动,以此为契机,H县垃圾分类开始从城区走向农村。

县城里垃圾分类的经验,被石井村改进成“乡村版”分类法:厨余类垃圾,给沼气池“喂饭”;可燃烧类,由村里统一集中焚烧;可回收类,由保洁员拣出卖废品;危险垃圾如电池、旧灯管等有毒有害类,则集中送垃圾处理中心处理。

乡村垃圾分类,H县打的是有准备之仗。县委牵头成立“高规格”项目实施小组,谋篇布局,制定出工作路线图,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开,不管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如何变,对垃圾分类工作的人、财、物支持始终如一。

从老人到小孩,如今都能遵守分类“规矩”。一开始,收完垃圾要花三四个小时;现在可以直接拉走,一两个小时就能做完。

垃圾分类,也让村民小路看到了商机。“农村垃圾越来越多,总要有个去处。”认准这个理,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小路,屡败屡战。历经几十次试验,成功研发出实用型生态垃圾焚烧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及环保专家的肯定。“配上除尘设备,每台价格从30多万到50多万不等。除了我们村在用,还向外卖出了100多台。”小路自豪地介绍。

从无到有、从街道到乡村,垃圾分类,已成为H县一张新名片,国内不少城市前来考察取经。国际组织的专家考评组实地考察后,也称赞H县为“中国小城市村居垃圾回收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典范”。

材料三

在Z市农村,一般管厕所叫“栏”或“圈”,数尺见方,放块木板或者水泥板就成了方便之处。农民家里养猪,厕所还与猪圈相连,污物直接排入猪圈,也就是连茅圈。夏天如厕,周围全是蝇蚊,咬得浑身是包;冬天如厕,寒风刺骨,让人瑟瑟发抖。“上个厕所浑身味儿,晚上还得带手电。”北坪村党支部石书记抱怨。

石书记在这个位子上已经干了10年。这些年,村里为民好事一件一件地干,石书记却年年都有一样的愁:这个位于仙台镇的小山村,有125户人家,村民们大部分以务农为生,“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大粪可是庄稼人的宝。”不过,石书记也说,村里多是连茅圈,攒土肥,不仅味儿大,还占地方。“连茅圈都是以前村民自己盖的,根本没有防渗措施,还有可能污染地下水哩。”

石书记愁了10年,仙台镇西单村的孙大年却愁了两个10年。20多年前,孙大娘的儿子娶了城里的漂亮媳妇,村里人都羡慕她。一开始,孙大娘挺乐呵,可往后每次过年她心里就堵,原来,儿媳妇不习惯连茅圈,每年回来过年,儿子一家吃完午饭就往城里赶。小孙女童言无忌,直言奶奶家不如城里的外婆家楼房干净。孙大娘无奈感慨,卫生环境不好,留不住年轻人。

“农村土茅房、旱厕和连茅圈,污染空气、地下水,还成为蚊蝇滋生地、病菌传播源。据统计,80%以上的传染病是由厕所污染和饮水不卫生引起的。”Z市农工办调研科汪科长说。

从2014年10月开始,Z市启动农村厕所改造,将其列为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内容,这可解了石书记和孙大娘多年的愁。

可是厕所虽小,改造却是大工程,虽然只有几平方米,却牵扯到方方面面。

钱从哪里来,每家每户出多少?这是农民群众非常关心的问题。Z市专门出台农村改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村民改建一个旱厕可享受省、市、县三级补贴,各镇、村根据财力状况也制定了相应的扶持奖励政策。“改造一间水冲厕所,基本不用农民群众自己花钱。”汪科长说。

“趁着政府包改厕,俺也给厕所来个升级换代。”村民小钱翻新房子时买了瓷砖,贴了地面和内墙,还在厕所装配了淋浴设施,放上了洗衣机,加装了暖气片。“既干净又整洁,跟城里的一个样。

在改好的厕所外面,都竖着一根白管。“化粪池发酵产生沼气,加根管让它排出,防止爆炸着火等意外发生。”汪科长说。

为保证改造效果,Z市严把改厕入口关,采取“统一招标耗材、统一施工队伍、统一施工规范、统一检查验收”的方式,从物料准备、厕所改造、便器安装等方面实行全程服务。改厕后,每家每户都有编号,这些农户和对应的编号都会记录在册并上网,为以后清淘、修理打下“大数据”基础。

“改厕要因地制宜,我们几乎把全国的改厕模式、厕具都拿来研究了一遍,最后选择了几种符合Z市农村实际的。”汪科长坦言,具体到每个村的情况还不一样,村里就召集村民开大会,商量村里具体采用哪种方式。

在双林镇辛庄村,每五户就有一个小型生物一体化处理设备。“粪便污水经过化粪池沉淀过滤,通过管道流入这个设备。”村民委员会李主任说,经过处理后,排放出来的水可以作为绿化用水,“村集体收入比较多,我们就改得更彻底、更环保一些。”

“在我们农村,厕所大部分都在室外,冬天易结冰,便盆到化粪池的管道就得由弯取直,防止结冰。”汪科长说,

材料一
如何保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某周刊对话种粮大户老郑、基层干部郭书记和“三农”专家叶教授,分享他
们的观察和思考。
主持人: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关于实现乡村振兴,我们从不同侧面,邀请三位嘉宾来讨论三个问题,倾听你们的期盼。
对第一个问题的讨论:
老郑:现在种地,不换个种法不行。对普通农户来说,每亩地的毛收入也就1500元上下,但农资、机械等
各项成本就超过1300元。大户收益靠规模,但风险也更高。今年我们市遭遇自然灾害的日子,比往年足足多了两个月,对稻米产量影响不小。另外,现在我们市稻米价格每斤1.6元上下,比其他地方好些,但与去年相比,还是降了1角多。农民种粮,要面对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真希望政策能给我们撑起更强的保护伞。
郭书记:我们县是农业大县。作为基层干部,我经常与农民打交道,深知一亩三分地对农民的重要性。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饭碗”问题,是发展问题,更是民生问题。尽管今年我们县遭受了自然灾害,但在全县干部群众努力下,小麦总产量还是达到34.73万吨,略高于去年水平。
叶教授:总体来说,当前农业结构调整有序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大步迈进,农村改革稳步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得益于新世纪以来,中央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先后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等重大方针,先后采取了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直接补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重大举措。
对第二个问题的讨论:
叶教授:实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要把“重中之重”落到实处。抓“三农”,对做大地方GDP、增加
地方财政收入难有明显贡献,导致一些地方不愿意把精力放在“三农”工作上,不愿意把稀缺资源投向农业农村。比如,我们在基层调研时经常发现,尽管农产品储藏、加工项目有利于带动当地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但由于产生的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生产总值、税收有限,一些地方不愿意为这类项目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一些产业园区不愿意引进这类项目。
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于转变政绩观。衡量一个地方工作的好坏,要看工业,更要看农业;要看城市,更要看农村;要看经济总量,更要看民生改善。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领导决策拍板、财政资金分配、重大项目安排时真正做到向农业农村倾斜。
老郑:这些年合作社日子好过,得益于党的政策好。拿农机来说,国家给补贴,我们合作社里有51台“大铁牛”,今年秋收,接了周边区县不少收割的活儿,没闲着。再说科技,我们种有机水稻,每个生产流程都要技术,没有农技部门专家常年在田间指导,肯定干不成。
这几年种地规模越来越大,对硬件条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地多了得用大型农机,但我们这里丘陵多,还有不少泥土路,过去大农机根本进不去,多亏县里修了不少“农机路”。我们发展生态农业,要安装杀虫灯,原来山里不通电,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后,帮我们解决了用电难题。农田水利设施也逐渐完善。种地条件越来越好,就是给我们吃了“定心丸”。
郭书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就是穿针引线的人,要把党对“三农”的重视切实传递到田间地头。虽说粮食连年丰收,农民生活越来越好,但“三农”问题历史欠账多。就我们县而言,农业基础设施的短板还要补,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不高,农业的结构性矛盾还未完全破解。
对第三个问题的讨论:
老郑:这些年,村里道路越来越宽,房子越盖越好,娱乐活动越来越多。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愁事儿,有
的村里还没垃圾桶、垃圾站,满地垃圾影响村容村貌。有些偏远的地方,没有路灯,晚上村民不敢出门。现在,不少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大家都关心以后谁来种地,留在村里的老人娃娃谁管。
郭书记:补齐“三农”发展短板,增强农业农村活力,关键要促进资源要素在城乡间流动。我们县积极引进资本,吸引农民工、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创意农业,实现“科技+”“教育+”“健康+”等新业态,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提升农业的附加值。
叶教授:实现国家现代化,必须补“三农”这个短板。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也不能平均发力,而应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主持人:实现国家现代化,短板在农业,难点在农村。三位访谈嘉宾从各自角度谈了自己的思考。非常感谢!
材料二
茉莉花香扑鼻而来,村屯道路干净整洁,一派山水田园风光——这是H县石井村的新景象。
“这风光来之不易呀!”村书记老李感叹。村头屯尾越来越多的垃圾,曾让他头疼不已。“乡亲们腰包鼓
起来了,消费向城里看齐,垃圾也与城里‘接轨’,包装袋、农药瓶、农膜、塑料袋等‘难消化’的垃圾越来越多。”老李说,不讲究的,随意丢在房前屋后;讲究些的,扔到偏僻角落。依山傍水的清秀小村,被垃圾搞得邋里邋遢。蚊蝇满天飞、污水遍地流,石井村一度被县里通报批评。
省里启动“美丽桂乡”乡村建设活动,以此为契机,H县垃圾分类开始从城区走向农村。
县城里垃圾分类的经验,被石井村改进成“乡村版”分类法:厨余类垃圾,给沼气池“喂饭”;可燃烧类,
由村里统一集中焚烧;可回收类,由保洁员拣出卖废品;危险垃圾如电池、旧灯管等有毒有害类,则集中送垃圾处理中心处理。
乡村垃圾分类,H县打的是有准备之仗。县委牵头成立“高规格”项目实施小组,谋篇布局,制定出工作路线图,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开,不管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如何变,对垃圾分类工作的人、财、物支持始终如


从老人到小孩,如今都能遵守分类“规矩”。一开始,收完垃圾要花三四个小时;现在可以直接拉走,一两个小时就能做完。
垃圾分类,也让村民小路看到了商机。“农村垃圾越来越多,总要有个去处。”认准这个理,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小路,屡败屡战。历经几十次试验,成功研发出实用型生态垃圾焚烧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及环保专家的肯定。“配上除尘设备,每台价格从30多万到50多万不等。除了我们村在用,还向外卖出了100多台。”小路自豪地介绍。
从无到有、从街道到乡村,垃圾分类,已成为H县一张新名片,国内不少城市前来考察取经。国际组织的专家考评组实地考察后,也称赞H县为“中国小城市村居垃圾回收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典范”。
材料三
在Z市农村,一般管厕所叫“栏”或“圈”,数尺见方,放块木板或者水泥板就成了方便之处。农民家里
养猪,厕所还与猪圈相连,污物直接排入猪圈,也就是连茅圈。夏天如厕,周围全是蝇蚊,咬得浑身是包;冬天如厕,寒风刺骨,让人瑟瑟发抖。“上个厕所浑身味儿,晚上还得带手电。”北坪村党支部石书记抱怨。
石书记在这个位子上已经干了10年。这些年,村里为民好事一件一件地干,石书记却年年都有一样的愁:这个位于仙台镇的小山村,有125户人家,村民们大部分以务农为生,“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大粪可是庄稼人的宝。”不过,石书记也说,村里多是连茅圈,攒土肥,不仅味儿大,还占地方。“连茅圈都是以前村民自己盖的,根本没有防渗措施,还有可能污染地下水哩。”
石书记愁了10年,仙台镇西单村的孙大年却愁了两个10年。20多年前,孙大娘的儿子娶了城里的漂亮媳妇,村里人都羡慕她。一开始,孙大娘挺乐呵,可往后每次过年她心里就堵,原来,儿媳妇不习惯连茅圈,每年回来过年,儿子一家吃完午饭就往城里赶。小孙女童言无忌,直言奶奶家不如城里的外婆家楼房干净。孙大娘无奈感慨,卫生环境不好,留不住年轻人。
“农村土茅房、旱厕和连茅圈,污染空气、地下水,还成为蚊蝇滋生地、病菌传播源。据统计,80%以上的传染病是由厕所污染和饮水不卫生引起的。”Z市农工办调研科汪科长说。
从2014年10月开始,Z市启动农村厕所改造,将其列为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内容,这可解了石书记和孙大娘多年的愁。
可是厕所虽小,改造却是大工程,虽然只有几平方米,却牵扯到方方面面。
钱从哪里来,每家每户出多少?这是农民群众非常关心的问题。Z市专门出台农村改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村民改建一个旱厕可享受省、市、县三级补贴,各镇、村根据财力状况也制定了相应的扶持奖励政策。“改造一间水冲厕所,基本不用农民群众自己花钱。”汪科长说。
“趁着政府包改厕,俺也给厕所来个升级换代。”村民小钱翻新房子时买了瓷砖,贴了地面和内墙,还在厕所装配了淋浴设施,放上了洗衣机,加装了暖气片。“既干净又整洁,跟城里的一个样。
在改好的厕所外面,都竖着一根白管。“化粪池发酵产生沼气,加根管让它排出,防止爆炸着火等意外发生。”汪科长说。
为保证改造效果,Z市严把改厕入口关,采取“统一招标耗材、统一施工队伍、统一施工规范、统一检查验收”的方式,从物料准备、厕所改造、便器安装等方面实行全程服务。改厕后,每家每户都有编号,这些农户和对应的编号都会记录在册并上网,为以后清淘、修理打下“大数据”基础。
“改厕要因地制宜,我们几乎把全国的改厕模式、厕具都拿来研究了一遍,最后选择了几种符合Z市农村实际的。”汪科长坦言,具体到每个村的情况还不一样,村里就召集村民开大会,商量村里具体采用哪种方式。
在双林镇辛庄村,每五户就有一个小型生物一体化处理设备。“粪便污水经过化粪池沉淀过滤,通过管道流入这个设备。”村民委员会李主任说,经过处理后,排放出来的水可以作为绿化用水,“村集体收入比较多,我们就改得更彻底、更环保一些。”
“在我们农村,厕所大部分都在室外,冬天易结冰,便盆到化粪池的管道就得由弯取直,防止结冰。”汪科长说,但是取直后容易反味,所以就在管道中间加了一个皮阀,冲水的时候随水流冲击力方向打开,水流完就自
二、给定资料
  1.一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在他们对城市作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的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数里,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还有“蚁族”,大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如果在大城市打拼五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这样的十五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提前十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刘寅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r那是一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比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这也就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ll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远处和阳光,心忽然沉了沉。
  2.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问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3.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地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于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4.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嘛?”?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食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

二、给定资料  1.一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在他们对城市作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的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数里,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还有“蚁族”,大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如果在大城市打拼五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这样的十五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提前十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刘寅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r那是一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比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这也就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ll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远处和阳光,心忽然沉了沉。  2.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问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3.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地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于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4.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嘛?”?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食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5.“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